地区差异、收敛路径和经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路径论文,差异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09)02-0129-08
一、引言
在区域经济增长的经验性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相当的关注，那就是落后地区是否比发达地区倾向于更快的增长。如果这种状况存在，就是人们所期望的经济增长的“收敛性”。但是对此问题的认识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索洛(Solow)、斯旺(Swan)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呈现递减趋势，经济的发展最终将趋于稳定状态，发达地区增长趋缓，落后地区增长速度加快，这种速度的差异会使落后地区赶上发达地区。[1-2]鲍默尔(Baumol)研究了16个工业化国家1870年至1978年的收敛性，结果发现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特征显著，模型的检验十分完美。[3]然而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并未出现增长的收敛性，反而是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增长，落后地区更加落后。德·朗格(De Long)证明鲍默尔的研究存在样本的有偏性和度量误差两大问题，结论并不可信。[4]以罗默(Romer)和卢卡斯(Lucas)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工作而积累，并在国际贸易环境下被强化，形成专业化生产，从而降低成本，促进经济增长。[5-6]新经济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下，专业化和分工必然导致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增，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因素推动的，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罗默、卢卡斯、杨和巴洛的研究均支持新经济增长理论。[6-9]
就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而言，大多数学者研究发现：1978年至2004年，以1990年为界，我国地区差异先减少后增加，并且这种变化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具有较高的相关性。[10-11]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我国特有的地区差异状况下，是否存在某种形式的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包括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三种类型。国内学者宋学明、魏后凯、蔡昉、刘强、沈坤荣、王铮、林毅夫、刘夏明、傅晓霞等人从我国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并不一致。[12-20]可以归为三种情况：第一，不存在收敛性；第二，存在条件β收敛；第三，存在俱乐部收敛。造成研究结论不统一的原因和如下因素有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数据质量、地区差距测算指标的选取、样本时期确定以及研究方法。[19]德·朗格指出“收敛性”的研究应该着重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4]第一，是否收敛(发散)？第二，为什么收敛(发散)？第三，怎样收敛(发散)？从过去学者的研究来看，他们主要回答前两个方面的问题，尚没有正面回答第三个问题。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公布的区域经济数据，结合俱乐部收敛和条件β收敛的假设，设计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发散)路径。
二、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
由于学者对中国经济是否收敛认识不统一，所以在研究收敛路径之前有必要对其进行检验。需要说明的是，大多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蔡昉、沈坤荣已经验证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俱乐部收敛，因此本文在模型选择上将俱乐部收敛和条件β收敛结合起来，根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征，探讨三大经济带经济增长的收敛路径。条件β收敛认为不同经济系统间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所以本文采用如下模型：
＜0表明经济增长是收敛的，＞0表明增长是发散的。从表1的计算结果得到如下结论：(1)无论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因为
小于0.5，说明模型整体解释能力在50％以下，模型不显著。再由于绝对β收敛是σ收敛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所以σ收敛也不存在，这个结论与多数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2)三大区域均存在条件β收敛。当模型加入人力资源、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等初始条件后，模型的整体解释水平提高，
通过9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条件β收敛的假设下，俱乐部收敛特征是显著的。(3)根据条件β收敛模型，三大区域的初始条件对模型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例如：中部地区受人力资本的影响要比东部和西部显著得多，这并不是说在东部和西部人力资本要素不是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而是因为在东部地区内部人力资本的流动以及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流动要比中部地区显著得多。三大区域也存在相近的方面，那就是工业化进程均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初始条件。这方面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不再赘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进程中，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收敛速度在1.3％～2.2％之间。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讨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路径，来回答德·朗格的第三个问题：怎样收敛？
三、建模、数据和变量
研究收敛路径最常用的方法是目前计量经济学中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空间计量模型”，该方法可以研究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具有地缘关系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Tobler)：任何事物都与其他周围事物存在联系，但与之相近的事物与其联系更紧密。[21]几乎所有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或空间自相关特征，一个区域单元上的某种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是与邻近区域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相关的(Cliff)。[22]研究收敛路径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通过计算Moran's Ⅰ来检验变量是否具有空间相关性；第二，设计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收敛路径的显著性。
(一)Moran's Ⅰ指数
在统计学上，通过相关分析可以检测两种现象之间的变化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某一空间单元与其周围单元存在空间相关性，是可以通过空间自相关(Spatial Autocorrelation)指标反映出来的。最常用的空间自相关指标就是Moran's Ⅰ，其计算公式如下：
(二)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是将地区或机构间的相互关系引入模型，对基本线性回归模型(3)通过一个空间权重矩阵W进行修正：
y=Xα+ε(3)
根据模型设定时对“空间”的体现方法不同，空间计量方法中存在三种重要的模型：空间滞后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交叉回归模型(GSM)。空间滞后回归模型(SAR)主要用于研究相邻机构或地区的行为对整个系统内其他机构或地区的行为都有影响的情形：
y=λWy+Xα+μ(4)
其中，W是n×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也就是n个机构或地区之间相互关系网络结构的一个矩阵，Wy为空间滞后因变量，λ是空间自回归系数。
空间误差模型(SEM)是误差项具有相关性的回归特例，其中，协方差矩阵的非对角线元素表示空间相关的结构。空间自相关存在于误差之中，所以空间误差的相互依存可以解释为“干扰项”，将空间自相关引入条件β收敛模型(1)式中，那么误差项将表示为如下：
空间交叉回归模型(GSM)是空间滞后回归模型(SAR)与空间误差模型(SEM)的结合。它不仅适用于修正因空间自相关的存在使原模型产生的误差，还可以研究空间模型的自回归问题，能够揭示变量收敛路径的空间传递效应。
经济增长的收敛路径存在于λ和η中。λ反映的是直接路径，η反映的是间接影响。
最终，本文的空间计量模型确定为：
(三)指标说明
在研究收敛路径时，本文将考察六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关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知识溢出(R&D)。这六个因素均被认为是外生变量，它们直接表现为空间权重矩阵。以下对这六个空间权重矩阵的设计做简单说明。
1.地缘关系：是指省份之间的相邻关系。如果两个省份直接相邻，设定为1；不相邻，设定为0。例如，安徽与江苏相邻，在矩阵中为1；安徽与上海不相邻，在矩阵中为0。
2.经济关联：反映各省份之间的经济联系。将中国划分为八个大经济区：东北区域、京津区域、北部沿海区域、东部沿海区域、南部沿海区域、中部区域、西北区域和西南区域。在区域内部的经济关联定为1，区域间的经济关联采用区域间的贸易系数。
3.财政政策：地方财政支出可以反映财政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本文选取地方财政决算本级支出、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中企业挖潜改造资金和地方财政决算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等四个指标来衡量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4.货币政策：选取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作为衡量货币政策的指标。该类指标包括：工业企业贷款余额、商业企业贷款余额和农业贷款余额三个指标。
5.外商直接投资：选取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对外借款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等四个指标来衡量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6.知识溢出：知识溢出通常被认为是具有外部性的，从事知识创造的主体不可能完全独占知识所产生的全部收益。本文选取每10万人年均专利申请量和每10万人年均专利授予量两项指标作为知识创造活动的度量标准。
后四个空间权重矩阵的具体设计方法为：使用SPSS统计软件对该类指标进行聚类，共分两个类别，同一类别的省份，在矩阵中为1；不同类别的省份，在矩阵中为0。
(四)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经济关联的数据来自2003年国家信息中心编制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财政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来源于中经数据库，货币政策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四、收敛路径
(一)空间相关性描述
计算空间Moran's Ⅰ和进行GSM的参数估计时，本文使用了Matlab7.0软件中Spatial Econometrics工具箱。Moran's Ⅰ值介于－1和1之间，大于0表示空间正相关，切值越大表明空间分布的相关性越大，即空间上有集聚分布的现象，反之，值越小代表空间相关性越小。而当值趋近于零时，即代表空间分布呈现随机分布的情形。从表3的计算结果来看：在东部地区，地缘关系的Moran's Ⅰ无法通过α=0.0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基于地缘关系的经济增长并不存在空间上的依存关系，即在东部，经济增长速度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大。其他五项指标均通过了α=0.0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空间关系受制于经济关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和知识溢出，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而且还会影响区域经济的收敛性。在中部地区，基于地缘关系、经济关联和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存在空间上的依存关系，通过了α=0.05的显著性检验，但是另外三项指标均不能通过。在西部地区，只有基于FDI的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空间上的依存关系，通过了α=0.05的显著性检验，但是另外五项指标均不能通过。可以看出，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的相互依赖路径较中部地区来得多，中部又比西部来得多。说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已经形成了多种纽带，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则彼此独立，尚未形成区域经济之间的互相渗透。值得注意的是，Moran's Ⅰ所给出的仅仅是区域经济增长依靠某种媒介形成相互之间的空间依存关系，并不能回答这种空间依存关系是直接的经济溢出呢，还是通过某种未知的因素形成空间的关联性，进而来影响经济的增长呢？以下将对该方面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二)收敛路径分析
从表4的计算结果看，加入了六种路径条件的空间权重矩阵后，模型的拟合水平较前者有显著的提高，说明加入六种路径条件的空间权重矩阵增强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即经济增长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某种路径条件强化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
1.地缘关系。东部地区
的λ值不显著，η值显著，说明地缘关系在东部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收敛路径，而是被置于随机误差项之中，是通过某种未知因素间接地对经济收敛产生影响；中部地区的λ值和η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地缘关系在中部是经济增长的直接收敛路径，并且除了这种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某种未知的因素产生间接影响；西部地区的λ值和η值均无法显著性检验，说明地缘不是该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或间接收敛路径。地缘关系的空间权重矩阵的显著性在我国东、中、西部表现出了差异性，其实质归结为区域间的经济溢出和反馈效应。溢出效应是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对另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单向影响，而反馈效应表现一地区经济的变化对另一地区经济产生影响的同时，另一地区经济变化反过来对该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潘文卿等认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内陆地区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甚至于还不及内陆地区对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当然，内陆地区的反馈效应也就不及沿海地区大。[23]陈安平将我国进一步划分为八大经济区，研究发现：东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的经济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而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不显著。[24]潘文卿和陈平安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原因是他们采用的方法不同，前者使用的是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后者使用的是VAR模型。另外，他们对经济区的划分也不一样。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给出我国经济增长区域间的溢出和反馈效应的认识，结论是：东部和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市之间经济的溢出和反馈效应不明显，而中部地区的溢出和反馈效应是显著的。
2.经济关联。东部和中部地区
的λ值显著，η值不显著，说明经济关联是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收敛路径；西部地区的λ值和η值均不显著，说明经济关联不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收敛路径，同时也不存在间接的影响。根据表5，东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52.3％)比中部(49.16％)高，中部比西部(44.58％)高。也就是说，从东向西，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依次下降。在东部和中部，经济发展的产业分工已经细化，形成产业之间的相互补充和支撑，导致区域内部经济关联性强。吴玉鸣认为：在空间分布上，东部沿海地区增长的空间集聚效应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25]由于经济集聚和地区差距是相互伴生的，要素集聚和产业集聚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区内的经济差距在逐渐缩小，形成经济收敛的直接路径；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低，产业结构雷同，没有形成产业之间的补充和支撑，反而有可能导致彼此之间的竞争，也就没有成为经济收敛的直接路径。
3.财政政策。东部地区
的λ值显著，η值不显著，说明财政政策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收敛路径；中部地区的λ值不显著，η值显著，说明虽然财政政策不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收敛路径，但可能通过某种未知因素产生间接影响；西部地区的λ值和η值均不显著，说明财政政策不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直接或间接收敛路径。根据陈安平的研究，我国财政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效应，投资冲击和贷款冲击对东部的作用相对较大，对西部的影响相对较小。他甚至认为财政政策的区域效应是形成东西部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24]我们的结论是：虽然财政政策可能促使了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增大，但在东部地区的内部却使经济趋于收敛，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内部这种影响并不大。区域财政政策的目标具有多样性。英国区域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通过保护受援地区既有的就业并创造新就业机会，使受援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更趋于平衡。郝寿义指出，我国现阶段财政政策主要是补充欠发达地区财政能力的不足。[26]事实果真如此，中西部地区对财政政策不敏感就不足为奇了。
4.货币政策。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在最优货币区内部，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而在最优货币区以外则存在着要素流动性障碍。宋旺等参照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标准、产品多样化标准、经济开放度标准和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初步判断我国离“最优货币区”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存在的可能性较大。[27]表4显示：东部地区
的λ值显著，η值不显著，说明货币政策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收敛路径；中部地区的λ值和η值均显著，说明虽然货币政策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收敛路径，同时也会通过某种未知因素产生间接影响；西部地区的λ值和η值均不显著，说明货币政策不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的直接或间接收敛路径。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进行传递，[28]货币供应量增加→利率下降→净现金流和资产价格上升→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银行贷款量增加→投资增加→产出增加。[27]此渠道存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货币政策的波动不仅影响了市场利率，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借款者的财务状况。利率的变化对一个国家不同的产业影响是有差异的。许多研究表明，制造业相对服务业、农业来说对利率更加敏感。如果一个区域产值的较大比例来自于利率敏感产业，这个区域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就相对较大，即货币政策对利率敏感性产业相对集中的区域的影响较大。[29]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上述观点，即东部、中部对货币政策要比西部更加敏感。
5.外商直接投资。被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的一种观点是，在一定的条件下，FDI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Blomstrom等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引资地区的发展水平，发展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作用越大。[30]Bala-subramanyam等认为，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引资地区的开放水平很重要。[31]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流行，人力资本的作用受到学者的重视。Borensztein等认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外溢效应越大，越能促进引资地区的经济增长。[32]Alfaro等发现金融发展的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引资地区的经济增长。[33]上述研究均支持“FDI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特别是对于那些发展水平好、开放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高、金融状况好的地区。武剑计算了我国三大区域FDI的投资效率：对东部每投资1元钱，可增加0.366元国民收入，而对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投资1元钱仅能获得0.133元国民收入的增量。在FDI上，这种区域差距就显得更加突出，东部地区FDI的投资效率为1.517，而在中西部地区仅为1.305和1.174。[34]从我国现阶段吸引外资的状况来看，由东向西依次递减。我们的研究结果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的λ值和η值均显著，说明FDI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收敛路径；中部地区的λ值和η值均不显著，说明FDI不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收敛路径。这种“两端突起，中间凹陷”的状况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吻合。杨胜刚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优先发展、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形成了东部大繁荣和西部发展加快的新格局，造成了中部经济“凹陷”。[35]FDI受区域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而中部的政策“凹陷”也是导致FDI对中部经济增长收敛性影响不显著的主要原因。
6.知识溢出。Griliches使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研究了知识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36]Bayoumi、Coe和Helpman首次将内生增长模型的因素应用于MULTIMOD经济模型中，发现一个国家的R&D支出对其他国家的产出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37]我们的研究结果为：东部地区
的λ值显著，η值不显著，说明知识溢出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收敛路径；中部地区的λ值不显著，η值显著，说明知识溢出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收敛路径，但有可能通过某种未知的因素对其产生间接影响；西部地区的λ值和η值均不显著，说明知识溢出不是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收敛路径。东部地区的知识产权数量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而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东部也比中西部明显，所以知识溢出在空间上是局部有界的。知识溢出的效果不仅依赖于占优势的处于“送”地位的地区条件，而且还依赖于处于“接受”地位的地区条件。只有创新水平低的地区才能受益于来自跨地区的溢出，而且还会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而衰减。在这方面，东部地区的条件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
五、结论和讨论
我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表现为“俱乐部收敛”；东部地区的收敛路径有经济关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FDI和知识溢出；中部地区的收敛路径有地缘关系、经济关联和货币政策；西部地区的收敛路径仅有FDI；东部地区的收敛路径较中西部地区来得多。
根据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理论，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稳态不是唯一确定的，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趋向不同的稳态，经济增长存在多重平衡增长路径(Multiple Balanced Paths)，这样初始条件不同的经济体，可能会选择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从而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国东、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但区域内部的经济有显著的收敛趋势。与此同时，收敛路径在东、中、西部也表现出差异性。在六种收敛路径中，地缘关系是无法改变的，经济关联和知识溢出是难以改变的，对此我们不作讨论。以下我们针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一些看法。
当前我国实行财政分权的管理体制，各地的经济独立性较强。由于财政政策效应存在空间上的差异性，如果中央财政仅仅是解决贫困地区的财政赤字，是很难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的。因此，必须改变财政政策目标，可以参考英国的做法，由“货币救济”转向“就业救济”。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要求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采用有差别的货币政策，但是目前中央银行采取“一刀切”式的全国统一的调控政策，东部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高，东部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国的经济走势，从而影响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局部着火，全面泼水”，与落后地区不相适宜的货币政策被认为是导致区域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要求选择货币政策时，须对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对待。一种可以考虑的做法是，在我国实施统一货币政策的部分差别化操作。具体包括：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实行有所差别的存贷款利率；加强再贷款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给予中西部地区再贴现的政策优惠。我国地方为吸引FDI经历了规制性政策、激励性政策和综合配套性政策等三种不同的政策转变，这种转变随着FDI引进的深化而不断升级。在空间上，FDI地区流动的主要趋势是从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和由沿海地区发达城市向本地区内陆和周边地区转移；中部地区比重有所上升，但对西部的转移速度仍较慢。结合起来，为了吸引FDI，对东部不适用的政策，在中西部地区可能还是合适的。以吸引FDI的优惠政策为例，通常认为给予FDI更多的优惠政策将会损害国内投资者的利益，是不可持续的，应该更多地重视改善投资软环境和放宽对外来企业的市场准入。但是考虑到东、中、西部的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较差，发展资金短缺，要引入外部资金还必须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中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存在差异性，只有有差别的经济政策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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