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档案学研究方法述评_档案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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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意为沿着(正确的)道路行进,在近代,黑格尔把“方法”表达为人能动地把握客体的手段和工具,他在《逻辑学》一书中写道:“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任何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都必须讲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无例外地要注重研究方法的研究。

一、档案学研究方法意味着什么

档案学理论研究,是一个科学认识的过程,这个科学认识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深入到档案工作实践揭示档案和档案工作客观规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科学方法,才能透过现象,探索其本质,否则就会停留在表面,作一些肤浅的经验之谈。从档案学研究方法本质上讲,我们加强研究方法的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一)档案学研究方法与档案学研究内容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科学方法与科学认识是相互渗透并融为一体的。因为科学认识是要回答科学知识的来源、真理性、获得科学知识的途径,即科学理论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关系是什么,人们是否能够认识客观事物,怎样获得科学知识等基本问题。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科学认识方法。这一点已经而且也正在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所证实,在科学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科学认识产生质的飞跃,都必然伴随着认识手段、认识工具的更新,呈现出一种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同步发展、相互映应的特征。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也指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1 〕尽管在档案学研究中,关于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势头,而档案学早在此研究开展以前就形成体系并逐步完善了。但这并不说明研究方法在档案学理论研究和档案学体系形成中没有发挥作用。事实上档案学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的一致性在我国档案学的发展进程中已经明显地得到了反映。许多经验认识方法和理性思维方法,如实验方法、抽象方法、比较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分析—综合方法等等,都能在我国档案学各个不同发展时期的理论研究中找到痕迹,找到落脚点。建国以来,我国的老一辈档案学者和档案工作者,已成功地运用了许多方法探讨了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种种问题,推动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现有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及其基本内容,是以往档案学研究方法运用的结果,是它们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一种映射。

(二)档案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体现出研究主体的知识背景

研究方法是有结构的,从构成上看,它由目的、知识、程序、格式和规则等要素组成。其中,目的是方法的灵魂,它决定着程序、格式和规则,其他要素为目的服务;而知识是方法的基础和依据,它为目的、程序、格式和规则提供经验和理论,并直接转化为方法。在组成方法的诸要素中,“知识”是影响和决定方法运用的重要因素。

研究方法中的“知识”因素,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指方法的知识含量;另一是指主体本身的知识背景。这说明研究方法一是与人们的实践水平相适应的,若研究方法的知识含量超过了实践水平,就不可能被发现,遑论被人们运用;二是说明研究方法是“主体能够运用已有的知识概念对经验材料进行思维的加工,从而获得新的知识的创造过程,以此来揭示客体的本质及发展变化的规律。”〔2 〕因而研究方法是受主体的知识结构和理论背景影响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由其来决定的。

档案学研究方法中的“知识”因素,也是指档案工作的实践水平和主体对档案、档案工作的认识水平和程度。任何超越这一因素谈论研究方法的运用问题,都是一种无视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态度。比如,在档案学体系创立之初,我国老一辈档案学者就运用分析方法,对比研究档案与文书、档案与资料等的区别,在档案管理这一行为上创建档案理论。而在八十年代之后,档案学研究出现了运用“三论”原则研究问题的方法,这都是研究方法“知识”因素和背景的体现。从这方面考察,我们一方面要提高实践水平,另一方面又要提高自身的理论研究水平。

二、档案学研究方法之研究重点

“档案学研究方法”这一说法,尽管稍欠准确,但也已明白地表明它是“研究档案学的方法”的意思。从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组成层次上看,它应该由档案学研究的哲学方法、档案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档案学研究的专门方法等组成。第三层次即档案学的专门方法,事实上并没有形成,而第一层次即哲学方法又往往是一种指导性理性思维方法,因而不直接对档案学研究本身起作用。因而,关于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即是对档案学一般方法的认识。这一层次的方法往往是从其他学科中转植过来或者与其他学科共有的,但其类型是多样的,成多元性的特点。因而,我们研究档案学研究方法,重点在于研究这两个问题:

(一)研究档案学研究方法多元性的问题

档案学研究方法具有多元性的特点,是以下两个方面因素决定的:

首先,它是由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对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内容和不同载体的各类档案的研究,在具体方法的运用上必然有着不同的要求。档案研究对象的其他构成方面,如档案工作、档案学等,也都具有复杂性。档案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多元性。”〔3〕这一方面是客体方面存在的因素。

其次,档案学研究方法主体的差异性,也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档案学研究对象虽提供了档案学的研究基础,但这些研究对象,“只有内在于人的头脑中,并转化为思维活动的内在规律,它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才变成人们思考问题的规则和手段。”〔4〕有鉴于此,“不同的研究人员,尽管他们所研究的是同一问题,具有共同的客观基础,但由于各自的立场、认识、科研能力、兴趣爱好、情感意志、利益需要等方面的不同,从而造成研究方法运用上的差异”。〔5 〕档案学研究方法既有多元性的特点,为此我们就要研究不同的研究对象对应的不同研究方法的问题,这也因此带出我们要重点研究的如何正确地选择和运用档案学研究方法的问题。

(二)研究如何正确选择和运用档案学研究方法的问题

研究方法既然是联接主、客体的中介和“桥梁”,是科学认识的手段和工具,而就意味着一旦正确地选择并运用了某种研究方法,那么就能对某一现象、某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事半功倍的作用;而反之,则可能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甚至获得错误的结论。一个长期工作在实际部门的同志,他对某一问题的研究、某一现象的判断,会明智地选择和运用经验认识方法;一个不长于数理计算的同志绝不会轻易地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来研究事物;而一个工于思维推理的理论工作者,他往往可能对研究对象不作感性判别。因而,对研究方法的取舍,体现的是一种趋长避短的心态。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对档案学理论加以深入研究,就必须培养起这种心态,切忌不顾自身的工作经历、自身的知识结构而盲目地“跨行作业”。

三、关于我国档案学研究中研究方法研究的思考

对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研究,虽然近年来有所开展,但至今尚没有形成一个热点。对档案学研究中方法的运用和选择,也没有一个全面的、通盘的考虑,以至于档案学理论研究,连同档案学研究方法,都处于一种“单打一”、书斋式的研究之中。从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研究方法研究中,可以看出,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一,在档案学研究对象整体的系统研究上把握不足,新方法的运用,多数尚停留在档案工作中的局部“点”上。所谓“点”,就是指某一个具体现象、具体问题,没有系统研究。对于档案工作实践和理论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许多研究人员往往就事论事,没有把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关系和其他方法联系起来考察。比如对档案定义、全宗理论、档案馆网与馆藏建设等等问题的探讨,由于只在档案工作中打转,没有充分地把与档案管理有关的现行文件管理综合起来,以致于探讨争议很激烈,事实上并没有进一步达成共识。

第二,许多新方法的运用,是一些不成功的“移植”。档案学研究移植方法是指在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寻求某些共同相关的因素或机制,并将这些共同相关的因素或机制移植到档案学中,使之生存、发展的科学方法。移植法在国内外学者眼中有着很大的魅力,认为“移植是科学研究中最有效、最简便的方法,也是在应用研究中运用最多的方法。”但是在档案学研究中的“移植法”,有些成功的,有些则是失败的、或是成效不大的。比如有些论著在论述档案学一般问题的时候,先套用一些新名词、术语作一番解释,最后才回到原来本可直接论述清楚的问题上来,“削足适履”或画蛇添足,等等,此种情况,不一而举。

第三,研究方法的运用往往具有片面性。尽管方法与“知识”因素有关,与研究主体的智力背景有关,但是并不意味着研究方法的运用绝对是由“知识结构和智力背景”所决定的。然而要突破这种束缚,显然需要研究主体拓宽知识面和接触面,需要收集大量材料,这种工作是艰苦的,工作量是十分巨大的,许多学科中的研究人员就在这方面获得成功。然而,纵观我国档案界,这方面做得成功的同志并不是很多。往往是这种情况: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做文章,大抵是经验总结之类的,缺乏理论分析;而理论界的同志则常常是概念推导,搞抽象思维,结果这两方面的文章很少有相通之处,“理论”轻视“实践”或“实践”忽视“理论”的现象比较严重。

第四,对某些研究方法的认识有误解,具体表现在近年来档案学研究中对系统方法和定量方法的过于推崇,以至于有些同志认为,一旦运用了系统方法,就意味着档案学理论真正成为严密的体系了;运用了定量方法,档案学也就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学科了。但是我们认为,尽管系统方法的确符合注重联系多样性和事物整体性的现代思维方式,对于定量方法,马克思也的确说过“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完善的地步”的话,然而运用了系统方法和定量方法,并不等于成功地运用了系统方法和定量方法。我国近年来档案学研究,关于系统方法的运用,有不少只是搬用了一些新名词、新术语,并没有比原来传统方法论述的内容更深刻一些;而定量方法的运用,大多数只不过是把以往辅以定性说明的一些简单数值计算罗列了一通,并且把它们与以往的定性分析相隔离开,热衷于玩弄数字游戏。“出现了用一些数字算式或列成多种图表来解说档案学的一般问题的现象,其结果既没有得出新的结论,也没有获得比原结论更精确的结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综上所述,档案学研究方法是关乎档案学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的重要方面。任何轻视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研究行为,以及不加区别滥用研究方法的行为,都可能导致档案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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