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中的市场与政府关系——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府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中国论文,主导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和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理解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问题。基于此，要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实质，就必须深入剖析中国模式中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中国模式的核心在于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它是市场经济与中国国情、社会制度等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具有明晰的产权、市场竞争、价格机制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更因其社会主义特色而富有活力和魅力。同时，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主要体现在政府与市场二者的地位和关系上。中国模式中的市场与政府关系本质上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保证国家性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现阶段，中国这种模式因其较为正确地处理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增强了经济活力，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因此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一、基本经济制度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1.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国家社会性质的本质体现，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基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保证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必然要求。同时，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但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为资本家企业主的利益服务，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进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赋予政府拥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没有的诸如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整体规划、通过各种手段引导市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经济职能，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政府实现上述经济职能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利于政府实现其确定的国家经济发展整体目标。基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政府要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整体规划、确定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目标，从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公有制经济并确保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可以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办大事，促进石油、天然气、煤炭、军事工业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基于儒家文化和家族血缘关系或宗族、同乡、同学等准血缘关系的民营经济尽管具有决策效率高、凝聚力强等优势，但就目前来看，由于它很难突破血缘纽带成长为可以和西方国家巨型跨国公司抗衡的企业，因此无法承担起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任。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可以克服民营经济的缺陷，集中社会优势资源发展国民经济中亟待发展的产业，并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突破家族血缘关系的束缚，建立高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一批可以与西方国家巨型跨国公司竞争的大型企业，进而有实力实现自主创新，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推动国家工业化进程，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第二，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等有着更高的要求。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助于政府更为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目前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大部分行业是竞争性的，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民营经济可以自由进入，政府管得太多反而会影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正常竞争秩序的形成。但是有一部分带有公共属性的行业，如天然气、自来水、电力等，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居于基础地位，具有自然垄断属性，有的是其他行业正常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有的关系到社会公众的生存、发展和福利。如果这些行业被私人资本控制，行业发展仅仅依靠市场调节，势必出现这些行业为了谋求垄断利润，凭借其垄断地位制定较高价格，损害其他行业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况，导致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催生两极分化，破坏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甚至还会因为这些行业缺乏限制的大幅度价格变动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的动荡。因此，这些行业的发展不适合完全采用市场调节的办法，最适合公共行业运营的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公有制属性决定其在兼顾企业赢利目标的同时，可以承担起按照社会目标为整个社会提供高质量服务和产品的责任，甚至当赢利目标和社会目标冲突时优先实现社会目标。 冷战结束后，当俄罗斯、捷克、乌克兰等原社会主义国家承受着因国家转型过程中公共行业大规模私有化导致的国家政治经济生活被少数寡头控制、社会高度不公等不良影响时，中国的国有经济牢牢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基础资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在石油、天然气、煤炭、钢铁、电力等行业均占据主导地位，为中国经济协调、稳定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助于政府抵御经济危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经济危机多次出现，不同程度地损害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严重时甚至导致一国经济的崩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危机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在市场的调节下，以几次工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经历了由初级阶段以劳动密集型的采矿业和轻工业为主，到中期阶段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业为主，再到现阶段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应该看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工业化过程在促进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成为私人资本逐利的工具。为了谋求利润最大化，资本家企业主不断采用先进技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率，使得利润率较低的行业部门逐渐萎缩，利润率较高的行业部门迅猛发展。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占据国民经济较大比重的产业结构，这些产业本来只有与重化工业、制造业等产业相结合才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只是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的，现在却因为可以带来较高利润而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和产业空洞化。相较于资本家企业主通过把资本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获取暴利，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本来是解决就业的重要的行业，现在却因为行业的衰落导致这些行业的工人陷入失业或实际工资降低的窘迫境地，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有效需求不足。另外，市场自发调节下金融业等虚拟经济的繁荣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衰落同时发生，导致二者发展脱节，虚拟经济的发展没有实体经济作为支撑，必然成为空中楼阁，抵御不了风险，当资金链条断裂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因此，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国才成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重灾区。 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1949年时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之后，中国建立起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部门，并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时间里，逐步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资金密集型产业为骨干、技术密集型产业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格局①。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有企业的支撑下，中国建立起了门类齐全、规模庞大、竞争力强的重化工业生产体系，重化工业的许多指标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例如，2000年以后，中国钢、煤、水泥的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发电量居世界第二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达到19.8％，220余种工业产品产量都位居世界前列。同时，尽管高新技术产业利润率较高，中国产业升级也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撑，但是国有企业需要实现政府制定的整体经济发展目标，并承担社会责任，不会把资金过度地投入到高新技术产业，而是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产业发展和变迁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这样就能够杜绝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严重失衡现象的发生。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3左右的水平。正是基于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产业结构才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比例严重失衡。而且，当面临国际经济危机的侵扰时，公有制经济还为政府抵御危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支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尽管也波及中国，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虚拟化程度相对不高，产业结构也维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第一、第二产业仍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再辅之以政府四万亿元的刺激计划，经济很快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走出来，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公有制经济的支撑。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优良表现证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助于政府抵御经济危机。 2.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如果说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中国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调控作用、为社会提供必要公共物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的话，那么，在现阶段，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则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作用的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塑造了平等交换的市场主体，有利于增强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有利于调动各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②。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在坚持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着力推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动力和活力，方便了居民生活。现阶段，我国在社会制度许可的范围内，支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为不同所有制经济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是让公有制经济参与竞争并不断提高运营效率的必由之路，是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力。另外，在公有制经济控制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的基础性经济部门及产业的同时，在服装、食品、加工制造、零售等行业引入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规模小、经营机制灵活、市场触觉灵敏、适应性强等优势，可以丰富社会物质资源，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重要形式，它是现阶段中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并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物，反映了生产高度社会化以及当前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之间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私人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在其中占主体位置，从而决定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方面是通过引入私人资本投资参股的方式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企业日常经营决策中的决定作用，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自主决策水平，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从而增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是通过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交换关系内化在一个企业中，降低交易费用，取长补短，提高运营效率。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只有与市场上的其他所有制经济竞争并努力降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才能继续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作生产，否则非公有制经济就会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取需要的产品。 外资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而且在吸收就业、扩大出口、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2014年吸收外资规模达到1196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014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4％，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6.1％。根据国家统计局和税务总局数据，2014年1月至11月，规模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7万亿元，增长10.3％，高于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幅5个百分点；2014年1月至9月，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税收1.9万亿元，增长8.6％，比全国企业税收增幅高1个百分点，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9.4％，比2013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④。可见，鼓励外资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活力，强化了市场竞争，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宏观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需要在关税、补贴制度等方面与国际接轨才能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微观上，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企业要与外资企业竞争，需要不断创新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不断提高运营效率。 二、经济运行中坚持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让市场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在经济运行中，中国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政府的主导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像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制定和实施市场规则，提供平等竞争环境，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平衡市场总供求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是国家经济建设和市场化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承担着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任。 中国政府通过控制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主导经济运行方向。中国是后发国家，起点低、基础差，即使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仍面临着偏远地区、广大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不高、产业升级任重道远、城镇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难题，这些难题因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无法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需要政府依据国民经济发展的情况以及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确定重点投资领域和投资项目，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中社会资源发展关系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关系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追赶先进国家打下坚实基础。中国的经济总量尽管自2010年起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按照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根本途径是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起点在于资本积累，而要实现资本积累就需要扩大投资。科学的做法是既要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量扩大投资规模解决更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革新制度、控制投资方向等方式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让更多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才能够促进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协调发展。但是，上述做法的实现需要在公有制条件下由政府主导来完成。 中国政府通过加强供给管理，统筹和协调经济运行。所谓供给管理，就是政府基于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状况和趋势的分析，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在此基础上，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参与投资活动来实施产业发展规划，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来引导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经济主体的投资活动，使各个经济部门之间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稳定地运行⑥。加强供给管理必须由政府主导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因为只有政府运用国家的力量才能掌握大量客观、翔实的关于经济运行中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方面的数据，了解市场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并根据掌握的情况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规划，统筹协调各产业、各地区的发展，通过引导或强制的手段确保规划的落实，最终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在结构和总量上的平衡。市场主导供给管理的结果必然是市场主体为了自身利益把资本投入到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多利益的产业和地区，从而导致产业部门间、地区间的畸形发展。因为市场主体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从全局上考虑经济运行结构的平衡以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市场在供给管理中的作用是盲目的。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导供给管理并不是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要让市场在政府的主导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分别发挥各自优势，弥补各自缺陷，相互补充。 中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克服市场缺陷。市场是有缺陷的，“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事后性等特点，它对于保证经济总量平衡，防止经济剧烈波动，对于合理调整重大经济结构，对于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对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等等，所有这些，市场调节或者是勉为其难的，或者是无能为力的”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又要强调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来克服市场缺陷。在宏观调控方面，政府通过宏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防止经济剧烈波动；通过制定侧重公平的再分配政策、增加转移支付等，防止贫富差距扩大；通过促进加工制造业等，吸纳劳动力较多的产业发展，保持社会的相对充分就业等等。在微观规制方面，政府要引导不能产生即时经济效益却可以提升相关产业未来竞争力的战略性领域的微观主体，做出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经济行为，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要规制金融行业、战略资源产业等行业中微观主体的短视行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或产业安全；政府要规制垄断行业以及某些外部性较强行业的微观主体的行为，保证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切身利益等等。具体来说，中国政府需要从全局上统一规划，调控石油、煤炭等与经济发展、经济安全紧密相关的地下资源和地上资源的配置；需要在文化、教育、医疗等关系民生、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非物质资源配置领域，坚持国家主导和公益性、普惠性原则；需要更充分发挥国家在再分配中的作用等等。 三、收入分配中坚持市场初次分配与政府再分配相结合 收入分配是实现效率和公平的主要手段。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不同，收入分配的形式和内容就会不同。目前，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要追求效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要求中国扩大再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就需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同时，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也要追求公平，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制度要尽可能地减少居民的贫富差距。实践中，中国坚持市场初次分配与政府再分配相结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特色。 中国坚持市场初次分配，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初次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市场机制调节初次分配，是通过价格机制在全社会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让资源流入最急需的生产部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做大收入分配的蛋糕，同时贯彻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实现提供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市场主体收益最大化，并形成收入差距，进一步激励市场主体更为高效地配置资源。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实存在资本等要素收益高于劳动收益的现象，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初次分配原则还未能得到充分体现，这也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效率和公平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初次分配中，因个人天赋、劳动能力、劳动努力程度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距是天然的、合理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做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⑧这种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助于实现初次分配对于经济效率的追求，它可以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优化资源配置，进而增加社会产出。但是，如果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脱离了合理界限，不仅不能激发劳动者积极性，还会因损害了社会公平而降低经济效率，例如：因现行体制、制度中的不合理规则而造成的诸如东部地区居民收入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城市居民收入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明显高于非垄断行业职工收入等现象；因腐败行为的存在而造成的收入差距等等。这些情况下，政府调节对于克服明显有失公平的收入差距至关重要。具体来说，中国政府正在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要素市场，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逐步消除东西部地区间、城乡间在要素价格、劳动力就业、择业上的差别；正在逐步打破行业垄断，清除市场准入壁垒，消除因行业垄断而产生的个人额外收入；正在不断完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打击非法牟利的行为；正在严厉打击腐败，以更大力度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加强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制度建设，切实规制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避免因“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导致的分配不公等。总的来说，中国初次分配以市场调节为主，侧重追求效率；初次分配中的政府调节是对市场调节的补充，重点在于克服影响效率的不公平。 再分配是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再分配要兼顾效率和公平，但更注重公平。目前，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9；2014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8844元和10489元，前者是后者的2.75倍；2013年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2472元和22710元，前者是后者的1.43倍；2014年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最高，达到10827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92倍，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为28356元，最高行业是最低行业平均工资的3.82倍。贫富差距过大不仅显失公平，更会影响经济运行效率，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为了实现社会收入分配最终结果的公平合理，中国政府对收入再分配采取多项举措：在税收方面，中国对居民征收个人所得税，尤其是对工薪收入施行超额累进征收，完善财产税，从而实现“抽肥补瘦”式的再分配⑨。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国在推进侧重于扶助低中收入阶层并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保体系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退休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安全阀”和“减缓器”作用，缓解居民因失业、年老、疾病导致的收入降低，避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⑩。在转移支付方面，中国从较为富裕的地区、个人征收大量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又把财政收入进行转移支付，用于扶助欠发达地区和一部分低收入、困难人群。当前，中国正在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大在教育、扶贫方面的支出，并向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倾斜，加强对残疾人、鳏寡孤独等困难群体的救助和帮扶，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等。这些转移支付方式的运用是“抽肥补瘦”式再分配的体现，有效缩小了贫富差距，维护了社会公平，客观上也提升了经济效率(11)。 四、对外经济中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相结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最为重要的时代特征并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的面貌。生产全球化以水平型国际分工为基础，以资本、技术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为前提，以跨国界组织生产为核心，使世界各国的生产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贸易全球化以及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为标志建立起来的全球一体化贸易体系使得一国的产品可以销往世界各地，全球市场正在形成；企业经营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使生产、资本和商品的国际化不断深化；金融全球化通过资本在国家间以存借、投资、援助等形式流动，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世界经济孤立地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盟区域的影响就是典型的例子。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只有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引进外资，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在促进自身经济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206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一，所占比重达到11.05％。中国逐步建立了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体系，在坚持独立自主、依靠本国力量的基础上，形成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涉及三大产业，包含商品、服务、资本、技术，覆盖东中西地区的多方位、多层次、多区域开放格局，较为正确地处理了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与高效利用本国资金、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实现开发国际市场与扩大内需并重，促进开放模式从追求引进数量向追求引进质量转变(12)。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相结合。一方面，中国鼓励竞争性行业全面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一是支持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自身竞争优势，把握行业技术、产品变化及发展趋势，占领国外市场。通过与国外同类企业竞争，倒逼本国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创建自主品牌，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通过参股控股、投资合作、资源开发、高科技研发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对外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协作，顺应全球市场发展方向，促进产业升级；二是坚持“引进来”，引进国外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引进有利于促进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外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于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经济安全的行业和部门予以保护，鼓励自主创新，自力更生谋发展。 当然，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例如：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较低，在对外贸易中缺乏行业标准的制定权、产品的定价权，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贸易顺差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能耗、加重污染为代价获得；中国在享受引进国外现成先进技术带来生产力提高的好处的同时，自主创新能力亟须加强；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2014年达到41.5％，高于日本的32.7％、美国的23.2％，不利于抵御各种经济风险；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且结构不合理；中国大规模引进外资且缺乏对外资质量的监管，使得中国成为国外高能耗、重污染产业的转移目的地，同时也加剧了外商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不利于中国经济安全等等。对此，中国正通过政府调节来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加快产业升级，积极发展以新能源、新材料、低碳产品等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并结合我国实际，兼顾劳动密集型产业，避免“产业空洞化”带来的经济风险；二是鼓励自主创新，打造自主品牌，通过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参与到国际产业链中具有高附加值的设计、销售等产业中，进而在行业标准的制定、产品定价方面增加发言权；三是通过培育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内需，降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增加抵御国际经济危机的能力；四是平衡对外贸易中的收支，稳定汇率，通过增加非美元货币的持有量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拓宽对外投资渠道，降低美元汇率变动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五是调整利用外资的政策，促进利用外资由引进数量向引进质量转变，利用外资以满足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的需要为目的，并在涉及国家战略资源开发、国家安全的行业或部门中坚持利用自有资金独立自主谋求发展，确保经济安全。 总之，市场经济没有姓“资”姓“社”之分，也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所独有。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都可以利用市场经济。同时，市场经济也不能脱离特殊的社会形态、历史环境而独立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自然条件等因素导致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在性质、内容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政府干预，也不是计划经济体制独有。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要健康运行，离不开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或者说二者之间的组合，会因每个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而不同。正如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所说：“政府与市场二者间需要一个平衡，但这种平衡在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各不相同，因此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结论”，“政府如何作为会因国家而异”(13)。目前，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市场与政府的组合是完美的、普适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市场与政府关系只要符合一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能够促进该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它对于这个国家就是合理的。中国模式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本质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阶段，这一模式较为正确地处理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证明它是适合中国的，是合理的，需要坚持下去。 注释： ①何自力：《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反思——基于西方和拉美国家教训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1期。 ②张宇：《中国模式的含义与意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年第1期。 ③何自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求是》2014第18期。 ④《2014年中国吸收外资规模首居世界第一》，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501/31/t20150131_4480545.shtml。 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⑥何自力：《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反思——基于西方和拉美国家教训的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1期。 ⑦刘国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 ⑨贾康：《强化再分配机制加强收入分配调节》，《人民日报》2013年2月7日。 ⑩贾康：《强化再分配机制加强收入分配调节》，《人民日报》2013年2月7日。 (11)贾康：《强化再分配机制加强收入分配调节》，《人民日报》2013年2月7日。 (12)程恩富：《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2期。 (13)姜红：《不平等现象加剧是新兴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28日。标签：初次分配论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经济论文; 市场调节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非公有制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国民经济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