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金[1]2006年在《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指出小城镇发展战略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对要不要发展小城镇和如何发展小城镇的认识却存在巨大分歧，以至于中国至今没有一个系统的小城镇发展的国家战略，来对小城镇的功能与地位、发展的目标与原则、发展的重点与路径、以及制度和政策等保障措施进行统筹安排。整体发展战略的缺失导致我国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中产生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使人们进一步质疑发展小城镇的意义。面对即将到来的小城镇发展的机遇期和转型期，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和国情的需求与限制，迫切需要对小城镇发展的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本项研究以全国1800多个中心镇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作者近3年主持和参与的数十个小城镇规划实例和十余项有关城镇化、小城镇领域的重大科研课题所积累的文献、实地调查资料及理论思考成果为基础，首先对小城镇发展的历史、现状、问题和国内外实践经验及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进而在深入分析了国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资源、环境、人口、就业压力和经济与城镇化转型等国情演变，以及小城镇自身由量化扩张到综合功能提升为主的转型阶段特征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构建了理解和把握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城乡二元分析框架，提出了2大功能、24字方针、5个战略重点的小城镇发展总体战略，并对5个战略重点及其实施的政策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小城镇发展战略。全文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导言。主要讨论了为什么要进行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以及研究的意义，重点论述了中国小城镇目前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和战略转型期，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急需对全国小城镇发展的宏观战略进行研究，以回答中国小城镇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导言第二部分主要总结了小城镇发展当前面临的4个方面的背景情况，即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紧缺的资源环境、转型的经济和城镇化、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导言的第叁部分主要介绍了本研究中小城镇的基本概念和研究的基础材料情况。 第二章，小城镇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和理论评述。通过分析国内外小城镇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了国际发达国家的小城镇在城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有关小城镇发展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综合分析；通过对国内小城镇研究文献的阅读，从小城镇地位和发展模式、小城镇经济发展、小城镇社会转型、小城镇制度创新等方面对小城镇研究的成绩和问题进行了剖析。 第叁章，一个基于城乡二元关系演变的多维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特殊城乡二元结构生成机理及其与小城镇关系的分析，认为乡村对城市的投资和发展红利的回馈乡村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只有把小城镇放在城乡二元框架下，从
郑涛[2]2013年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大量失地农民,同时出现了严峻的失地农民问题。在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的中国需要严肃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今天,对这一庞大群体予以关注,系统研究其利益诉求,探寻其利益诉求表达不畅的成因,寻求畅通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有效途径,推动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及时有效回应,无疑是紧迫和必要的。本文以城镇化为研究背景,以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为研究主线,以城镇化理论、物质利益理论和人民主权理论等作为研究的理论支撑,以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与成因、基本构成与特点、表达方式的选择与成因为叙事脉络。因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属于失地农民问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导论部分对失地农民问题包括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的现状、背景、基于本文研究相关视角下值得关注的研究空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考察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学术谱系,并简要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假说、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本文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关系,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产生,描述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规模、增速与分布,闸述了城镇化何以成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直接推手。同时,勾勒了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存在的普遍性与严重性,对城镇化进程与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关系的考察是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工作。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身份认同的视角,论文全面阐述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基本构成与主要特征。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主要内容包括失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诉求、政治利益诉求、教育文化利益诉求、身份认同利益诉求。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导、多元利益诉求并存的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格局已经形成,并已成为当前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构成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制度供给为视角,本文考察、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顶层设计成因。研究认为,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和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缺陷是造成我国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制度原因,也是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制度成因,是顶层设计的缺陷。权利贫困是我国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产生的根源。在这一视角上,本文探讨了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权利拥有和行使的实际状况,认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利贫困。具体表现为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自主选择权以及失地农民获得救济权利贫困。以利益相关者困境为视角,本文对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格局下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缺席进行了成因探讨。认为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村委会、基层政府、基层人大、政党以及大众传媒都身处利益相关者困境,造成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缺席,这些理论上的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代言人的普遍“不在场”,既无法阻止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又把失地农民推向了利益维护和争取的亲历亲为者处境。本文探讨了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方式选择的现状和利益诉求表达方式选择的成因。研究认为,失地农民之所以更经常地选择非正常渠道进行利益诉求表达,寻求利益诉求回应,其直接原因在于利益诉求表达不畅,制度化表达低效或无效,非制度化表达具有“相对有效性”,根本原因在于权利贫困境遇下,失地农民无法对相关机构作出及时有效回应产生压力。我国政府面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有效回应机制不仅远未建立,而且缺乏强大的压力使之逐步建立和完善。论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解读了一个村庄的利益诉求问题。通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解读乌坎事件,对一个村庄的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与回应作出了描述。一方面从本研究的逻辑理路对乌坎事件进行审视,把乌坎事件放在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产生、表达与回应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比对,以印证本文在失地农民利益诉求方面的研究是否符合逻辑进路；另一方面,通过对乌坎村利益诉求现象的研究,回应本研究的一个核心结论：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将虚置的公民权利回归于公民,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在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对于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讨论。具体表现为有序推进城镇化,完善土地产权制度和征用制度以构筑减少失地农民利益诉求的基础,赋予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自主选择权,保证失地农民获得权利救济,促进体制改革,推动利益相关者走出困境,实现失地农民利益诉求代言人身份的回归,畅通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回应渠道,提高失地农民利益诉求表达的有效性。
雷培梁[3]2016年在《人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镇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国梦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以质量提升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叁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城镇化的根本追求。人的城镇化关键在教育,教育作为城镇化的“绿色引擎”,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集聚、支撑、塑造、引领及示范等方面作用。人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发展问题,既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事关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发展,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促进“四化”同步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与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遵循“从问题到对策、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到具体,国内与国外相结合、历史与当前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思路,综合运用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对人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发展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提出了人的城镇化与教育发展的逻辑关系和理论分析框架。以福建省为个案,综合分析了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特点,深入探讨了城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教育特征与变化趋势。基于福建省8个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县市的具体实践,对不同主题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不同主题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差异性特点、共性特征及对教育的影响和启示。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社区教育、高等教育四个方面剖析了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发展现状与主要问题,积极借鉴英国、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教育制度内、外部两个层面,提出了促进福建省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发展的路径取向和体制机制改革建议。
李勋[4]2002年在《关于我国农村小城镇化的思考》文中研究说明随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村小城镇化的问题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再次提出。论文结合历史的、统计的、数学的方法，探讨了小城镇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了小城镇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困难。文章建立了一个以政府和农民为局中人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在其纳什均衡解和约束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了小城镇建设中各种问题的成因，并给出在有限投入情况下发展小城镇的政策建议，最后对模型的有效性做了补充说明。
刘利[5]2010年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理论分解·现状评判·对策思考》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虽然在高速增长,但城乡差距也在逐渐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制约整个经济运行和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就具有了重大战略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与西方收入差距理论为基础,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了详细比较。在此基础之上,从历史文化积淀、二元经济机构制约、体制改革推进、经济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影响等方面阐释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继而针对近些年来在收入分配领域所出现的分歧与争议,本文也给予了解答与澄清。最后,结合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缩小城乡差距所获得的启示与思考,基于我国城乡差距现状、发展趋势与致因索解,提出了缩小城乡差距的必要条件、主要路径和治本之策。同时,本文在对收入差距“合理论”、我国“倒U”假说的存在性以及照搬“国际通用标准”等方面所存在的模糊认识实现了突破;对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多样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以及推动乡村组织建设等尝试地进行了创新。
何念如[6]2006年在《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化或称城镇化(urbanization)，其基本内涵即为人口向城市及其郊区集中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大量产生，这个过程同工业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整个国家经济基础也由乡村农业转向城市工业。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认为是由工业化所引起的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分化过程，其生成机制及发展演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结构。基于上述考虑，本论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在系统考察和总结了中国城市化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城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思维逻辑，力求客观真实地刻画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的演变过程，这是第一要务。笔者将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分为叁种类型：一是基本属于独创的中国城市化理论；二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评价；叁是受到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启发或者是借鉴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有关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之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更有说服力，即西方传统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但笔者的思路不局限于此，还要探讨西方城市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换言之，西方城市化理论为何会经历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城市化理论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异同点以及隐藏在差别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论文试图解答的问题。“导论”部分对中国和西方城市化理论作了初步的梳理工作，并得出结论：国内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是从1979年才开始的，从而将论文的写作范围划定为1979年至2005年这段历史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内部阶段的划分，即以国家政策调整为依据，1980，1990，2000年成为城市化研究阶段划分的基本时间点，同时考虑到不同阶段城市化研究的侧重点有着相互继承性和时间上的交错性，故阶段划分可模糊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0年代末；第二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第叁阶段，1990年代末至2005年。此外对现有的中国城市化理论给以评价并提出了尚待解决的四个方法论问题。第二章对四个方法论问题一一作出阐释，奠定整部论文的基调和立论基础。通过界定城市化的内涵，提出划分城市化理论的标准。同时寻求新的研究方法，确立论文主体部分的行文规范。第叁章以1979年吴友仁先生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的发表作为中国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开端，虽然当时的城市化理论尚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以费孝通的“小城镇论”为代表的独创性理论已经在激烈地争论中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了当时城市化研究的主流观点。城市化理论的活跃不仅是因为学术环境的转变，同时也得益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传入。传入之初，学术界以客观引进为主，评论为辅，还不可能很快应用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因而独创性的城市化理论仍占主导地位。第四章在整部论文中所占的篇幅最长，不仅仅因为时间跨度大，单就城市化理论本身来讲也发展成为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其研究框架已初具雏形。本期城市化理论具有两点突破：一是对中国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包括对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和特点进行归纳和在总结的基础上把中外城市化进行比较分析。从初期的单纯介绍进而拓展到总结和评价，不能不说是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飞跃。二是随着大量的西方传统理论的引入，开拓了思路，特别是随着理解的深入，中国学者普遍发现西方传统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于是他们在借鉴相关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即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较多地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讨论城市化相关道路的选择以及拓展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范畴，与上一时期的研究态度相比，这一时期的大量借鉴和中西合璧不亚于一次大的进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对待西方经济理论态度的转变。第五章的城市化理论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在原有基础上对城市化实践进行重新思考、动力机制研究全面展开、城市化道路的新思考以及对城市化制度层面的研究。对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城市化自身发展的回顾，而是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大背景出发。有关动力机制的研究明显地带有全面展开的架势，同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强调中国城市化的特殊动力相比，这一时期的“共性”研究(基本动力)恰到好处地填补了相关理论体系的空白，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将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成为动力机制研究的视角。对于城市化道路的确定，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对原有观点的重复讨论，而是跳出了“城市化道路之争”的框框，开始在借鉴国外城市化成功经验和联系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都市圈模式。尤其可喜的是，这一时期对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了制度层面。第六章作为整部论文的结束语，除了总结前五章的理论框架之外，笔者重新审视了城市化及其理论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其实就是在中国城乡二元关系下面对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的现实，政策力试图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两者不同成本和效益之间做出妥协与选择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这与传统的西方城市化理论有着显着的区别。笔者从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力求描述更为精确的动态过程：初期的低成本工业化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随着中国进入非必需品消费的阶段，城市化的投资拉动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城市化的高成本以及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基于以上理解，论文认为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最后，总结全文，对形成的结论进行了概括。
王建芬[7]2007年在《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各项社会事业正逐步走向正轨,然而“叁农”问题仍是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顺利实现的一大主要因素。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中指出:“叁农”问题的解决,除了农业方面的努力,从根本上说,要从“叁化”即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找出路。农村城镇化作为其中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已引起我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把加快城镇化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城镇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原因,城镇化进程相对比较缓慢,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发展地域差异大、空间布局不合理、筹集资金渠道单一、城镇建设质量差、配套设施不齐全等,城镇发展不能更好的起到连接大中城市与农村的桥梁纽带作用,难以实现其对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合理解决,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为我国农村城镇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农村城镇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互相交融、互相促进,以共同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本文通过回顾我国农村城镇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城镇发展缓慢的原因,在借鉴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农村城镇建设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坚持统筹发展,合理规划;二是坚持以工业化为主要支撑,调整产业结构;叁是坚持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引导为辅;四是坚持适度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五是坚持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针对我国目前的农村城镇发展状况,笔者认为应在制定相关政策和推进具体工作措施两大方面促进城镇化发展。就相关政策的制定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建立合理规划、协调城镇区域发展的制度体系;二是要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投资机制;叁是要改革城镇土地利用与管理制度;四是要深化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就具体工作措施而言,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树立科学发展观,加深对农村城镇建设的认识;二是确定重点发展的小城镇,寻求城镇发展突破口;叁是以大城市的经营理念,发展农村城镇;四是统筹城乡发展,强化规划管理;五是壮大乡镇企业,大力发展服务业。这五个具体工作措施,是按照工作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的,对各级政府在促进城镇化发展中的工作开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武小龙[8]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叁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叁,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叁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叁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着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叁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叁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叁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叁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叁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叁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叁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叁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叁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岳文海[9]2013年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我们党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新命题和新战略。党的十八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一步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新表述和新任务。特别是近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叁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再次阐释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这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①这说明,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5-10年综合发展结构的核心主题之一,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持久动力,是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无疑是我们党立足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现阶段突出矛盾的一次求解。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他们深刻阐述了城乡关系对社会快速、良性发展的全局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城乡关系改变,整个社会也会相应跟着改变。”②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城乡之间必定会走向一体化,实现融合发展,“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③。从而为我们展现出了城乡一体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的重要地位。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俄国城乡关系如何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考察。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俄国,要想从根本上消灭城乡对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项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任务,必须“把消灭城乡差别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④同时,“为了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还必须使千百万农村人口加强学习,改变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⑤。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思想。斯大林认为城乡对立的性质和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城乡这种对立关系是利益上的对立,根本在于制度上的对立安排”①。斯大林强调,要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结合,必须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进行经常交换”②。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城镇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城市文明,源远流长,极具丰富的内涵,对当代中国城镇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不断被解放出来,工业化取得了较大成绩,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的历史任务也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开始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征途。依托各地区位优势、主导产业、动力机制、空间范围等,我国城镇化进程展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探索各种不同城镇化的模式,可以为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积累丰富的经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以来,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在2011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这昭示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由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变的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我国新型城镇化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体系的理论构成之一。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逾越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社会、文化等发展因素、条件的不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的过程和道路也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今受信息化、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影响,世界城市化发展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显现出信息化、生态化、国际化等后现代特征。通过分析欧美、东亚及拉丁美洲等一些典型国家城市化的道路,总结其发展经验和特点,剖析其教训和弊端,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再现,将使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走的更加健康。当代中国,把发生在中国的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强调为新型城镇化。这主要是因为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西方城市化及一些第叁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根本不同。新型城镇化的“新型”二字,既有性质和道路的“新”,也有具体方式和实现手段的“新”。性质的“新”表现为道路、制度和指导思想的独特性,凸显了我国新型城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领下的新型城镇化。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的“新”,除表现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四城”并举之外,还体现为新型城镇化是强调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农村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带动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并存的城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理论体系,应该着眼于“八大支柱”的建设和相互作用,即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服务业是城镇化的后续动力,产业结构是城镇化的枢纽动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规划城镇化等级体系,“市场+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因地制宜探索城镇化模式,走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城镇化无论是水平、速度、空间分布和城镇体系,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迄今已经初步形成城市群、大中小城镇城镇等级体系和东、中、西不同的城镇化空间分布格局。但是总体上,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仍然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的前期。在我国农村人口向大中型城市和小城镇转移的浪潮当中,已经遇到了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难题或因利益攸关冲突产生,或因体制机制不适应出现,涉及到就业、融资、环境等多方面问题,使得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和挑战。为了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本文提出了直面难题的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即：坚持正确思想的指导,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总体规划和构建新型城镇化度量体系；加快城镇化产业支撑建设和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加强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探索融资体制机制：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和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坚持民生型和环保型城镇化导向。
许玲[10]2004年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学科、专业：农业经济管理 研究方向：农村小城镇建设与管理博士研究生：许 玲 导 师：陈宗兴教授 在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水平加速提高的背景下，小城镇作为城乡之间的中转站和联系的纽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小城镇处在一定的经济区域中，受到大城市的辐射、扩散和周围农村腹地的双重影响，加之其自身的农村城市化发展过程，它们的发展，对区域城镇化进程、区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城乡一体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出现了诸如人口管理、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严重问题。本文基于区域经济学及城镇化理论对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小城镇及其发展机制进行了探讨，利用系统及区域的观点，将小城镇放进大城市——小城镇——农村腹地共同构成的经济区域中，研究了这些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对策和途径。全文由八章主体内容构成。一、导论首先介绍了论文研究的国际和国内的现实背景、理论背景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进而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和动态作了较为全面、客观的综述和评价，明确了研究的重点；最后，就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创新之处和文章的框架结构进行了说明。二、相关概念界定首先对小城镇概念进行界定。在分析讨论小城镇的内涵、几种有关小城镇的概念、小城镇的经济特征、地位与作用、国外小城镇建设的经验与发展趋势等的基础上，本文中小城镇概念界定为：小城镇包括四类，县城（县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其他建制镇和有一定规模的集镇以及大中城市郊区的卫星城镇。然后进行了大城市周边地区的界定。探讨了大城市周边地区的概念、主要特点和地域范围。叁、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发展相关理论本章介绍了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学这两大对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发展影响较大的理论。在城镇化理论中阐述了城镇化的含义、进程与特点、主要形式和动力机制及相关因素，在对世界、中国城镇化发展分析基础上明确了中国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道路。在区域经济学理论中论述了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前者包括区域空间结构模式、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机制和空间近邻效应，后者包括区域增长极和点轴开发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辐射理论。最后，对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郊区化的理论和发展模式进行了论述。四、小城镇的特点、发展模式、动力及其存在问题<WP=6>本章对我国小城镇发展的现状、发展特点、发展的类型（包括区位发展类型和基本职能类型）、发展模式进行了总结，研究了我国小城镇的两个发展动力：外因和内因，总结了我国小城镇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五、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的分析研究首先考察了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的发展背景、社会经济及空间发展特征、发展存在的问题及难点分析。进而分析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发展的机制，包括外在因素（大城市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的变化对这一区域内小城镇的影响）、内在因素（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自身发展的动力因素）和控制因素（相关政策、制度的影响）。然后，进行了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区位分析，包括城乡网络区位分析、宏观经济区位、微观经济区位和市场区位分析、交通区位分析和生态位分析。六、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发展研究本章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是周边小城镇的产业发展与经济分析，包括经济发展模式、小城镇产业发展、主导产业的选择、周边小城镇特色经济。第二是周边小城镇的职能研究，包括周边小城镇功能的形成和发展、职能演变的条件、职能的模式对比、职能变化带来的相应要求、功能定位分析。第叁是周边小城镇的性质分析，包括确定小城镇性质的依据、定小城镇性质的方法研究。第四是周边小城镇空间结构分析，介绍了城镇空间发展的结构、城镇群体空间结构和周边小城镇的空间层次整合。七、实例研究——西安都市圈周边地区小城镇发展探讨了西安都市圈发展设想、西安都市圈周边城镇职能定位和西安中心城区与周边小城镇的功能整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西安周边小城镇发展的实例研究（包括新丰镇、灞桥镇、东大镇、引镇）。八 、大城市周边小城镇的发展对策讨论了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的协调发展思考、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D]. 袁中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2].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诉求问题研究[D]. 郑涛.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3]. 人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发展问题研究[D]. 雷培梁.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4]. 关于我国农村小城镇化的思考[D]. 李勋.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5].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理论分解·现状评判·对策思考[D]. 刘利. 吉林大学. 2010
[6]. 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D]. 何念如. 复旦大学. 2006
[7]. 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研究[D]. 王建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8]. 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9].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D]. 岳文海. 武汉大学. 2013
[10]. 大城市周边地区小城镇发展研究[D]. 许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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