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教士论文,近代论文,报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接踵而来，从事旨在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间接传教是采取创办报刊、翻译出版书籍、兴办学校、举办慈善事业（医疗、慈幼、救济）等方式。在间接传教中，创办报刊是传播迅速、影响较广的一种传教方式。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先后创办了近百种报刊，发行范围扩及全国各省及沿海和内地各主要城市，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就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作一探讨。
一
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以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的1842年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815年到1842年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第一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初创时期。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中文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此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澳门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23年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英国传教士纪德于1828年创办的《天下新闻》、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1832年创办的《中国丛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于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38年创办的《各国消息》。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外国人在华传教。因此外国传教士无法在中国内地立足，其创办报刊的活动也被限于南洋一带的华侨聚居区和广州、澳门等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当时传教士所办报刊大多是中文报刊，主要以华侨为发行对象，多为普通平民，发行范围主要是在民间，目的是想通过华侨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内地。只有少数外文报刊才以侨居中国的外国商人、外交官及传教士为发行对象，目的是让这些来华外国人了解中国国情，如《中国丛报》即是。而此时期报刊的发行方式则是以免费赠送为主。
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之初，为使其所办报刊能在中国广泛发行和流传，使基督教能为中国人所接受，传教士在中文报刊编辑上采取了一些缓和中国人抵触情绪、适应中国国情及迎合中国人心理、思想和习惯的方式和方法。首先是以“友善”的面目出现，宣传“中外友好”，鼓吹外国人来华及传教士创办报刊是为中国人谋福利，如报刊的编者用化名“博爱者”（米怜）、“尚德者”（麦都思）、“爱汉者”（郭士立）等署名封面，像“中外雍睦”、“百姓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等词句常见于当时的中文报刊；再者是用基督教附会儒学，或用儒学来论证基督教，以儒学为招牌来宣传基督教。为此，报刊的封面上常印有孔子的语录，文章中更是牵强附会地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和程朱著作的言论，以此来阐释和宣传基督教义；为适应中国读者的趣味爱好和阅读习惯，传教士还采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也即是入境随俗，使报刊中国化。如报刊式样仿照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线装书款式，在文体上广泛采用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章回体，篇末还常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这一中国古典章回小说中悬念结尾的套式。另外还有意用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来写作，但由于作者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修养不高，以至于写得不伦不类，四不像。
当时大多数中文报刊是以宣传基督教为宗旨，宗教色彩浓厚，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宣称该刊“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注：米怜：《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马六甲英华书院1820年版。）其内容也大都是讲解《圣经》、宣传基督教义。但外文报刊的宗旨和内容却与中文报刊不同，如《中国丛报》的办刊宗旨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的情报，其内容也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伦理、风俗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和研究。
从1842年到19世纪末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活动的第二阶段，也是教会报刊在中国迅速发展时期。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长期对外关闭的大门，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传教士取得了在华传教和办报的特权和立足点，教会报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其数量较前大为增加。据统计，到1890年，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已达76种（注：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其中主要的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编的《遐迩贯珍》、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主编的《六合丛谈》、美国传教士玛高温主编的《中外新报》、英国传教士湛约翰主编的《中外新闻七日录》、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中国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办的《中西闻见录》、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办的《格致汇编》、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益闻录》、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中西教会报》等。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所办报刊与前期相比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首先从报刊的创办地点看。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割让给英国和五口通商口岸开放，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由战前的南洋及中国华南沿海一带迅速扩展到香港及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等中国沿海城市，并逐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乃至清朝首都北京，如《中西闻见录》就是在北京创办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成为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的集中地和出版中心，《中国教会新报》、《益闻录》、《中西教会报》等有影响的教会报刊大都是在上海创办的。
其次从报刊发行对象和方式看。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日益扩大和清政府对外实行妥协政策，另外传教士看到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及广大士大夫阶层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绝对影响力和统治力，逐步认识到中国封建统治阶层是基督教能否在中国生存和传播的决定因素。因此西方传教士把报刊宣传由鸦片战争前面向中下层人士、以普通平民为对象，转为面向中上层人士、以清政府各级官员及广大士大夫阶层为对象，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影响和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从而达到使基督教在中国生存和传播的目的。随着读者范围的扩大和发行量的不断增加，此时期报刊的发行方式为出售与赠送并行。
再者从报刊的编辑策略和方法看。这一时期的教会报刊除了仍不断宣传对华“友好”、为中国人“造福”外，为了迎合当时中国人为救亡图存“师夷长技”、“西学为用”而学习西学的需要，大量地介绍西学，以此来吸引中国读者，把介绍西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另外针对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思想特点，传教士采用了“孔子加耶稣”的宣传方针和策略，即把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利用儒教来宣传基督教。为使报刊更为中国人喜闻乐见以吸引读者，有些教会报刊开始聘用中国人担任编辑甚至主笔，如王韬任职《六合丛谈》、沈毓桂和蔡尔康等任职《万国公报》，还有《益闻录》的主编李杕、主笔邹弢。
最后从报刊的宗旨和内容看。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传教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教会报刊除了一些旨在传教的纯宗教性报刊外，有些中文报刊不再单纯地阐释基督教义、宣传基督教思想，而是增加了大量的非宗教性内容，成了以时事新闻为主的综合性报刊，其办刊宗旨也改为“增闻见”和宣传“格物致知”了。如《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中外新闻七日录》、《中西闻见录》等报刊都是以报道时事新闻为主，兼及科学、文化、宗教等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报刊。而《格致汇编》则是专门宣传介绍西学知识和技艺并以“格致”命名的刊物。还有原为专言基督教的宗教性报刊《中国教会新报》，也在创办后不久逐渐变为以刊载中外时事政治为主，兼言科学、文化、历史、地理、思想、宗教等的综合性刊物，最后连刊名也改为《万国公报》而面目全非了。
二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其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是企图用“文字播道”来实现“中华归主”，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但这些企图大都只是一厢情愿，到1918年，中国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总共也不过只有225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全国人口的0.5%，且多数是因经济原因而入教的“吃教者”（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基督教并没有取代儒教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主宰。而教会报刊在中国报刊业的强大势力也逐渐减小，最终被外国商办报刊和中国人自办报刊所取代。然而，传教士为传教采用各种策略和方法而进行的宗教以外内容的宣传，却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下面就其主要影响作一简要分析：
（一）搜集中国情报，传递政治、经济、军事等信息，出谋划策，为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殖民侵略服务。
在近代中国，西方传教士是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对华殖民侵略才取得了在中国传教和办报的特权和立足点，并随着殖民势力的不断扩张，其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一时占据了中国新闻报刊业的主导地位，另外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在物力、财力和人力等方面与本国相联系。这就使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外国政治势力，于是他们所办报刊也就往往为外国对华殖民侵略服务，为本国政府服务，从而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喉舌和传递情报的工具。
早在鸦片战争前，传教士主办的《中国丛报》就鼓吹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政策，煽动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公开宣称：“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注：《中国丛报》1835年1月；1936年2月。）并公开提出用武力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注：《中国丛报》1835年1月；1936年2月。）教会报刊还登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政治体制、对外关系、经济贸易、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介绍文章，为外国殖民者侵华提供了有关情报资料。更有甚者，有的报刊还直接参与了刺探、搜集和提供中国军事情报的活动，刊载了许多有关中国军队调防、兵力配备、军事设施及沿海军事布防的调查情报。《中国丛报》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由于它代表了当时在华英、美商人的意见，因而它所提供的有关中国国情的介绍、军事情报及有关对华政策的建议对当时英、美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有一定的影响。该刊还直接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中美《望厦条约》中的许多条款就是据它所提供的建议而拟定的，其主编裨治文还亲自参加了《望厦条约》的谈判签订活动。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也往往站在西方殖民列强的立场上，通过报刊对不断扩大的外国列强对华殖民侵略进行辩护，而对日益高涨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却加以反对，教会报刊就成了为西方列强侵华服务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宣传工具。有的教会报刊把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反诬为“不以不德，反以为仇”，污蔑太平天国革命军是“发逆”、“贼党”、“红头贼”，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是“孙逆”，说他“鼓煽狂言”，一经“拘获”应“明正典刑”。在这方面，《万国公报》是其中的代表，它发表了大量的时论文章，极力为西方列强对华殖民侵略辩护和出谋划策。该刊曾连续发表了其主编林乐知写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一文，文中在列举了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有“十二益”之后，公然提出中国也应“借镜于印度”，像印度那样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保护国”，由英国来统治中国，“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注：《万国公报》1896年10～11月；1896年4月。 ）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该刊发表的《新政策》一文，则公开提出了中国在外交、内政、铁路、财政、新闻、教育、军事等方面由外国人主管或由中外共管的改革方案。（注：《万国公报》1896年10～11月；1896年4月。 ）以上这些主张和建议的实质是控制中国的主权，变中国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这是对中国主权和内政的公然干涉。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殖民侵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也即是抢占中国这一广阔市场，倾销其商品。对此方面，教会报刊也必然要有所反映，其所提供的有关经济信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货价行情，这主要是外国向中国倾销工业品及收购中国农产品的有关行情，如《六合丛谈》几乎每期都登有“进出口货价与交易单”，而中国近代报刊刊登中外贸易货价行情表始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二是各地的贸易行情动态，如《万国公报》曾连续登载“上海各货行情”和“伦敦各货行情”；三是中外贸易的航运信息，特别是鸦片战争后，随着新的通商口岸的逐步开放，航运信息的报道逐渐增多，《遐迩贯珍》几乎每期都登有航运信息；四是商业广告，这多为外国商品的介绍，而中文报刊刊登广告是从《遐迩贯珍》开始的。以上这些经济信息的报道和传布，客观上迎合了西方殖民列强抢占中国市场、倾销其商品的需要。
（二）宣传西学，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近代科学、文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近代来华传教士为传教，重新采用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学术传教”的办法，把宣传西学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企图通过对西学的宣传，以显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以取得中国人对传教士的尊重和信任，以此来弱化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抵触情绪，最终使基督教能在中国传播开来，被中国人所接受。但教会报刊为此而刊载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在客观上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早在鸦片战争前，来华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就曾发表《论行星》、《论月》、《论彗星》、《论日食》、《论月食》等有关天文学的科普文章，解释了诸多天文现象的科学道理。而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则刊载《火蒸车》、《推务农之会》、《救五绝》等文，介绍西方近代科技成就，它发表的《新闻纸略论》一文，是中文报刊最早介绍西方报纸有关情况的新闻学专文。鸦片战争后，教会报刊更是大力宣传西学，“天文”、“地理”、“格致之学”几乎成为中文报刊的必备栏目和必载内容。《六合丛谈》曾连载《西国天学源流》，该刊是西方“康德星云学说”和近代高等数学微积分在中国的最早介绍者。《中西闻见录》则大量登载了介绍西方天文学、地理学、铁路、电报、蒸气机、钢铁冶炼、照相术及防治河患水灾等方面的文章，而继其后出版的《格致汇编》则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专门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另外还有《西医新报》和《博医会报》，专门介绍西方近代医学。教会报刊中影响最大的《万国公报》更是大力宣传西学，从其前身《教会新报》起，就设有“格致近闻”、“格物入门”等栏目，专载科普知识及世界各国科技信息。易名后更加大了西学宣传的力度，扩充了内容，发表了《格物探源》、《电报节略》、《天文图说》、《天文地理》、《生命大律》、《铁路略述》、《美国学校志》、《格致进化论》、《格致新法》、《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论堂解》、《列国政治异同考》等大量专论文章，介绍了西方近代科技成果和科学知识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等，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出版言论自由、君民一体、男女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
尽管教会报刊所介绍的西学大多是较粗浅的，且零碎不全、不成系统，但它必竟是近代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和学习西学的最早来源，中国人也正是通过这些报刊，初步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了解了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开始认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特别是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一代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大都是通过这些报刊“放眼看世界”，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思想的洗礼，进而思考探索救国之路的。而且西学中所带有的资本主义因素必然会冲击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传统思想，如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和自由平等思想对中国封建统治的君权和封建伦理纲常，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和制度对中国封建科举制，西方近代科技和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重道轻器”、“重本抑末”、“重理义轻技艺”的传统价值观等方面都将发生碰撞和冲击，这对开社会之新风气、瓦解中国的封建制度、促进社会变革都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19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把报刊宣传对象转向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企图“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这样就加强了教会报刊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加强了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从而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思想解放，并激发起他们为救亡图存而进行社会变革的要求。
教会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对维新变法的鼓吹和推动。在这方面，《万国公报》是其中的代表，该刊发表了大量的时论文章，批判时政，鼓吹变法，倡导新政，成为当时传教士干预和影响中国政局的政治宣传工具。尽管西方传教士通过《万国公报》等报刊鼓吹变法维新是为了传教和外国殖民列强的利益，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改良派维新思想的产生，促进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如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和梁启超的《变法通议》都明显受《万国公报》所宣传的有关思想和主张的影响，而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中外纪闻》则不仅主要内容大都是转载《万国公报》的，就连报纸最初之名称也与之相同。另外当时的光绪皇帝也购阅《万国公报》，该报还为其特别推出《帝王初学》，向光绪皇帝灌输西学和维新思想。到1898年，《万国公报》的发行量高达3.8 万多份（注：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3页。）， 大大高于同时期维新派所办报刊中发行量最大的《时务报》的发行量，这足见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在科学技术方面，教会报刊对西学的宣传促进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促进了近代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中国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方面于19世纪取得较大进步。同时也促进了西方先进的制造技术引入中国，并应用于社会生产，这主要表现和反映在某些制造业和医疗领域。在文化方面，教会报刊的影响主要是促进了近代化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的过程中，将西方先进的铅字、印刷机等印刷设备和石印、铅印等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为中国人自办报刊提供了物质条件；教会报刊将西方近代化报刊形式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古代邸报的原始形态，为中国人办报提供了新的现代模式；教会报刊聘用中国人从事报刊的印刷、发行和编辑工作，为中国人办报培养了人材、积累了经验；而教会报刊所具有的社会性、公开性和新闻性及其所宣传的言论、出版自由的观念，突破了中国古代邸报为官方文书汇编的传统模式，为中国人创办新式报刊解除了种种限制。也正是在教会报刊的示范效应下，并应时代的需求，中国人自办的近代化报刊伴随其后陆续创办出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传教士所办报刊不仅向中国人宣传西学，与此同时还向西方介绍中国，介绍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这方面，《中国丛报》是其代表，该报的宣传发行对象是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来华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它详细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20年间中国社会的有关情况，大量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情况，如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国妇女缠足的习俗等，甚至还全文译载了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千字文》、《名贤集》，这些都有助于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学西渐”。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毕竟是有限的，况且它只是传教士间接传教的方式之一，也只是西学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再就其具体影响来看，如前所述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尽管如此，它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产生及维新变法运动、对中国近代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和封建社会的瓦解及中西文化交流都曾产生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今天面对这一段历史，有必要给以客观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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