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的细节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细节论文,艺术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影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它吸收了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多种艺术元素，互相融合、渗透，形成自身新的艺术整体。电影借助了文学中描写、叙述、结构诸手段，但它之塑造形象、叙述故事、阐述哲理、抒发感情，则必须依靠活动的画面形象。
电影以活动的画面形象作为基本表现手段，而细节描写则是构成电影画面形象的重要因素，它为电影艺术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关于电影的细节描写，许南明主编的《电影艺术词典》有如下说明：细节描写是指“对客观表现对象的某些局部或微小变化所进行的细腻描写，分人物细节描写、物件细节描写、事件细节描写等。作品中人物性格、事件发展、典型环境、主题思想，都是通过许多有机联系的细节描写来表现的。”①电影中的细节虽属细枝末节,但它与读者、观众的审美体验密切相联。人们有时不易记住电影的整个故事情节,但往往会津津乐道其中的某些震撼心灵的细节，以至直接影响人的行为方式与性格表现。在电影理论中，无论研究其艺术基本规律和特性的电影美学，或电影心理学、电影社会学等，都不可能离开具体的细节例证.研究电影的艺术细节,对了解艺术各门类间相互渗透、汇合、补充的普遍规律，有其相当的意义。
一
在电影所有细节描写中，人物的细节描写至关重要。人是电影造型艺术形象的主体，编导往往藉此反映生活、评价人生、发表感想、寄托情怀。尤其是影片的主角，是影片着重刻划的中心人物。主角贯穿全片，是影片矛盾冲突的主体，是影片主题思想的重要体现者，往往也是使故事情节展开的主线人物。塑造鲜明、生动、深刻、独特而具体的人物形象，尤其对主角的塑造，是电影艺术的根本任务。为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编导均在影片的细节艺术上狠下工夫。
影片中的“外部动作”，“是电影艺术用以塑造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内心动作的重要形式”②。影片“外部动作”的细节可用各种手法来表现。在《我的九月》里，影片塑造了北京大榆树小学四年级学生安建军的形象。该片以亚运会开幕前十天为背景，该生怯懦、自卑、笨拙，受欺负不反抗，遭诬陷不表白，初看起来，实在令人沮丧。但他却是个识大体、爱祖国的孩子。他省吃俭用，购买亚运会的奖券，尤其是那些百折不挠地苦练功夫的细节，用的是写实手法，朴实，自然，体现了他的性格的核心。他终于在金色的九月里，踏上了他久已向往的绿茵之地，在亚运少儿武术表演中，表现出炎黄子孙自尊自强的风采，他的形象也就站了起来。《开天辟地》是一部史诗性全景式的历史文献片，该片在“五四”到中共“一大”召开期间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运动的背景中展开，场面恢宏，气势磅礴，具有深沉的历史感。作为纪实的历史片，对陈独秀形象的塑造，没有以人物后期的变化与最后的归宿，否定他前期的历史功绩，而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影片通过一个个细节，以纪实手法描写了陈独秀主编《新青年》、反对封建传统、反对专制独裁，鼓吹民主科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活动，表现他在探求真理、振兴中华的道路上所作的历史性贡献。众多的细节中，有两个细节十分动人，一是在警察押解下，他打向警察的一记耳光的动作；二是在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艰苦劳动锻炼时，他默默地窥看的面部表情；这两个细节展示了他的风格与人品，增添了全片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生动性。《天涯怪客》是一部魔术艺术片，全片正义势力与邪恶势力的斗争，贯穿在主角路不平的魔术表演中。那解包术、去头术、断臂术、分身术、变桃术等细节，均用了荒诞的手法，不仅表现了这位魔术表演家的精湛魔艺，而且表现了他那旷达、风趣、傲岸不羁的个性风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武侠作风，为正义而演、为光大中华魔术艺术而演的开阔胸怀。这里，路不平形象的光彩耀眼，无疑是由细节的张力促成的。
“内心动作”，“是以人物的外部动作和言语动作”为表现依据的。“内心动作”的细节虽不是直接地“再现人物内心生活中的回忆、想象、幻象和梦境”③但在间接地揭示特定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内心世界很有震撼力。影片《热恋》中的细节，所用对比的技法十分明显。该片表现青年们在海南潮中的行动，也可以说是青年对海南的一种热恋。片中年轻、漂亮的师范学院高材生文洁非，与海华中学教师张恕，原是一对恋人。洁非带着闯世界的理想，与他共创事业，本可以结合的。但现实是冷酷的，洁非最后却选择了百万富翁范继原经理。影片有不少细节弹奏着抑郁的衷曲，回荡着时代的深沉的袅袅余音。如戒指的细节，从戒指的索取、传递与回收的一系列动作中，尽管彼此沉默不语，却表现了洁非对纯情的眷恋、选择的痛苦，也表现了张恕的犹豫、绝情、狠心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清高、自尊的心态。双方内心活动同中有异，异中对比鲜明。范继原是商品大潮中涌现的人物，在他征婚与洁非应征见面时，范带的是《企业管理》一书，表明他的身份与理想；洁非带的是《彷徨》一书，表明她在选择上的痛苦与彷徨，也表明她并未完全拜倒在金钱足下，在理想与现实冲突中的困惑。接着，洁非与继原在思想、情感、素养上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影片以一组细节表现这一差异。婚后，洁非在豪华寝室的床上默默流泪、伤感，继原则在沙发上微笑、舒畅；产后，洁非在高级产房的床上暗自落泪、痛苦，继原则热烈地亲着婴儿，沉浸于无知的幸福中。这里，失落者凄怆、迷惘，获得者欣喜若狂。在强列的对照中，显示各自的性格，尤其是洁非那种高知识层次的优越感与经济上却依附范继原的遗憾，构成自身的一种反差。这反差，不仅应激发洁非本人去寻求心理平衡或另觅新路，也激起观众深沉的思考：物质生活上的满足能同时带来心灵上的充实么？
作为物件细节的道具，对展示人物个性、渲染生活气息、体现时代气氛等均有显著作用。道具在功能上分“陈设、戏用、效果、市招、动物与贯串道具等”，在影片的场景中，“直接体现人物的职业身份、社会地位，习气情趣”等④。《热恋》中张恕要收回的那个戒指，洁非与继原婚事洽谈中所带的书籍，都属道具，对塑造片中三个不同的人物颇起作用。《龙年警官》中的警官傅冬，身边有个“BP机”。这个“戏用道具”经常嘟嘟作响，闹得他不能安心吃饭睡觉。他忠于职责，一听机响，立即外出破案，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侧面也反映了开放改革年代的社会并不平静。然而，他心爱的妻子不能忍受这种分离过多的生活状态，竟至提出离婚。影片没有把傅冬塑造成“高大全”式的可望不可及的“工作狂”他在工作上有挫折，生活上有麻烦。在一次离婚谈话时，他痛苦地激动地把“BP机”摔在地上。通过这一细节，表现了他性格中急躁、粗鲁的一面。从珍视与忽视“BP机”的前后对比中，增添了傅冬这一银幕形象的立体感。《斗鸡》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喜剧片，内有动物道具黑公鸡与铁嘴花。当两鸡厮打咬扑激战时，围观者大声叫绝，赌徒们心惊胆战。在这一斗鸡场景的背后，一个朴实、忠厚的农村青年田来福越来越堕落了。他赌场得胜时，人格大变。当孙老倔与黑公鸡都患了肚疼病时，他上镇只给鸡配药，根本不考虑人。一旦赌场受挫，他利欲薰心，人性丧失，竟至把未婚妻孙喜喜也押到了赌场上。全片人与鸡配戏，同时采用了夸张技法，娱乐中蕴含深刻的思想，促人探求革除农村恶俗陋习的精神力量。
影片中具体的生活场所和自然景物的细节描写，是表现或烘托人物的思想、性格、行动、情绪等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影片《骆驼祥子》中，祥子因虎妞难产而外出借钱，那急促的脚步声、喘息声、敲门声、焦急的对话声与急骤的三弦拨奏声，一个个声音细节，营造并渲染了一种环境气氛，反映了祥子情绪上的紧张感。前苏联影片《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去探监时，许多探监人与犯人同时说话，形成一种乱哄哄的令人不安的环境气氛，烘托出聂赫留道夫内心深处的负罪感。影片《本命年》的环境细节富有寓意，尤为深沉。该片主角是青年个体户李慧泉，一个与法律、道德相对立的离轨者，一个苦闷、迷惘与日渐沉沦的人。开头，他出狱后走在曲曲折折的甬道上，是以明喻手法揭示他今后生的艰辛与寂寞。结尾，他倒在废纸纷飞的剧场里，是以比拟手法表现他死的孤独、渺小与微不足道。他该像垃圾似的被清扫么？不。他在十年浩劫中没有受到应有的基础教育，低下的文化层次与智力限制了他，使他不能开阔地审视人生，树立起远大的理想。在这环境背景中的李慧泉的形象，实质是向一部分青年呼吁，在物欲横流之际，应在心灵中建立起坚定的精神支柱。大自然的景物细节也有利于刻划人物形象。取材于台湾现代化都市的《落山风》与故事发生在唐代皇城的《皇家尼姑》，两片主角都是尼姑，都以如诗似画的自然风光为背景。《落》片中风姿绰约的尼姑素碧，本已看破红尘，以修来世。文祥的出现，使她冲破戒律，对抗世俗，但天下之大，竟无一弱女栖身之地。结局凄婉，青山、绿树、清泉与强劲的落山风，从反面衬托素碧命运的悲凉。《皇》片中美丽的尼姑郭妃，深谙治国之道，心系尘世，凡心依然。年轻的国君宠幸于她，给她的命运带来转机。雄伟壮丽的山峦、郁郁葱葱的丛林，从正而衬托郭妃光明的前景。群山、丛林仿佛为她拉开了政治生涯的帷幕，结局充满了亮色。
银幕的人物形象离不开具体、生动、鲜明、准确的细节，以上所论各类细节，以写实、夸张、荒诞、衬托、对比、明喻、比拟等各类表现手法相配合，为各类形象增添了异彩。
二
用细节显示并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常为叙事性艺术作品所采用，一般以重复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凡经过艺术提炼的景物细节、生物或无生物的道具细节、人物性格化的语言或动作细节，按一定的呼应关系多次反复使用，并从不同角度描写，就能使作品各部分联系起来，展示故事情节的全貌。细节的重复必须以生活为根据，并提炼成具有艺术概括力的情节元素；发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最近在荧屏上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地藏王》，那定婚信物半爿铜镜的反复出现，那“难行成行，难忍能忍”话语的多次表述，成功地展示了金乔觉与贞姬的悲剧故事，表现了金大师追求理想与事业的顽强毅力。显然，多次重复具有特征性的物件与典型化的语言细节，能使全剧开头结尾、中间穿插，脉络分明。
在电影中，细节的重复化为贯穿性的情节元素，有时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台湾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情节单纯，无非是老题材老模式、抹上一些现代化色彩的影片。它比起情节紧张的惊险片、武打片、枪战片、恐怖片或情节曲折的言情片，是缺乏诱惑力的。然而，它拥有很高的卖座率，片中“世上只有妈妈好”这一歌曲震撼了无数大大小小的观众的心。歌声的细节多次反复，溶入情节的发展之中，渲染出令人神往的母子真情的境界，符合两岸共同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追求精神，表现了两岸人民共同的审美心理。细节的重复手法使影片故事化平凡为非凡，如日本影片《绝唱》，也有一种不同凡响的魅力。该片故事简单，不过描写了地主少爷顺吉和婢女小雪的恋爱悲剧而已。然而，片中三次脚步声、四次歌声的细节前后呼应，逐步递进，展示了一个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小雪第一次听到顺吉的脚步声，是在她心慌意乱之际，紧接是顺吉向她表白真挚的爱情。小雪第二次听到脚步声，是在她迫于老爷的压力而离去之际，紧接是两人共同与豪富园田家决裂。小雪第三次听到脚步声，是在她生命垂危之际。歌声与脚步声互为照应。第一次歌声出现在顺吉出征的晚上，小雪唱了《伐木歌》，表达自己的深情。第二次歌声出现在遥远的山头，彼此对唱，传达深浓的思念之情。第三次歌声出现在小雪的病榻上，即使听到顺吉变心的谣传，小雪仍按相约的时间，用微弱的声音，为顺吉而唱。第四次歌声出现在黑沉沉的夜晚，顺吉的《伐木歌》为小雪的葬礼伴奏，也为他俩的婚礼伴奏。这歌是爱情的绝唱，回荡在山谷之中。脚步声、歌声的多次反复，不仅成为剧情的组成部分，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起到了强调内容的作用，高尚、纯洁、忠贞的爱情，决不因尊卑、贫富、生死而有所改变。
细节的重复运用，能使影片剧情线索清晰、明朗，能引导观众揣摩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以至尾声，并领悟片中深刻的思想内涵。《伤逝》中的叭儿狗细节出现四次。花白的叭儿狗是影片主角爱情幻灭的见证者，曾使子君沉浸在宁静的幸福中，这是悲剧的开端。涓生在社会压力下失业、困窘，子君却把饭先喂了叭儿狗，性格的冲突使悲剧向前发展。涓生把狗放逐后，子君为此而神情凄惨，涓生则怪她浅薄。悲剧逐渐推向高潮，离异终于到来。叭儿狗第四次出现，是在一个阴沉的上午，子君已离开人间，涓生枯坐寓所。小狗瘦弱的、半死的、满身灰土的模样，烘托涓生在人生道路上困顿、疲乏的身心，也交代悲剧已到了结尾。
细节不仅贯穿于电影的情节之中，还能表现并深化主题。主题是编导对生活、现实、历史的认识和评价，也是编导言志、述怀、抒情的体现。主题发掘越深则作品越深刻，反之，则浮浅、平庸。主题在电影中占主宰地位，细节不管多么生动、奥妙，若不是为了最完善地表现主题，对电影的艺术性是有害的。细节虽细，却与影片的深浅有密切联系。印度影片《义警神威》的主角为维贾警长。他洞察社会罪恶势力盘根错节，腐败的统治集团与社会犯罪集团狼狈为奸，致使警察徒有救援百姓的责任心与正义感，事实上只能作为统治者的“工具”与“摆设”。为此，他脱下警服，装扮成佐罗式的义侠，取名为“沙亨沙”。“沙亨沙”以其神威的力量，惩治以杰克为代表的黑暗势力，成了被压迫者心目中的救星。维贾化名为沙亨沙这一细节，不仅歌颂了义警的神威，而且还揭示了人们对黑暗势力的痛恨和对和平美好生活的追求。
音乐作为一种声音细节，和人物的语言一样，对揭示影片的主题有同等作用。主题乐曲或主题歌，可以概括影片的主题思想、基本内容或揭示人物的性格。乐曲或歌曲有的贯穿全片，成为表达主题的一种手段。主题歌《世上只有妈妈好》确切地表现了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的主要内容、基本情调，为古老而永恒的“母爱”主题生色不少。乐曲或歌曲有的片未点题，对全片起画龙点睛的作用。《热恋》片未借徐志摩的诗《我不知道风从哪一个方向吹》谱曲点题，旋律凄凉、哀婉。这一细节渲染了文洁非沉思、困惑、失落、彷徨、追求、期待等多种复杂的心绪，还弹奏出深沉的思想内涵：在变革时代的大潮中，青年们努力翻波涌浪、定向勇进，还是自甘沉沦？只是沉湎于卑微、粗俗的物质泥潭，还是追求崇高、清逸的精神境界？如何用真正的现代化观念去认识、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一细节的张力还不止于此，不少弦外之音还有待观众去品味。
细节有利于表达并深化电影的主题思想，但因细节的含蓄性，又因接受者层次不同与体验各异，对电影的主题思想可作出多种解释与结论。影片《地狱天堂》的故事发生在海峡彼岸，主角是年轻貌美的静玲。她跳楼自杀了，死前还弄死了亲生的小女儿，给她之死抹上了更为悲凉、凄惨的色调。这自杀与杀人的两个细节相互烘托，令人思考不尽。或云影片是鞭挞畸形社会的三种人：坏人、伪君子、卫道者，并揭示弱女自身的不足。元凶是继父马龙，他的野蛮、丑恶的兽欲戕害了她。帮凶是养父文清，虽曾从烈火中拯救过她，却充满一种文明的隐蔽的人性之爱，使她动心，折磨了她。另一帮凶是男友乃川，囿于世俗偏见，先狂热后冰冷的虚伪的爱撕破了她的心。她怯于抗争，未能摆脱错不在她的“过去”。她的死是“他杀”，她是受侮辱的善良者。小女孩虽是孽种，却是无辜的，她有生的权利；对孩子下毒手这一细节，是影片的赘笔或败笔。或云影片是表现人的恶中之善与善中之恶，也表现什么是犯罪和人怎样犯罪。显然，这是把静玲的犯罪、愤世自杀与马龙的犯罪、赎罪自尽相提并论，论调折中、公允，似无可疵议。或云对静玲的身世与遭遇应持悲悯态度，影片是揭露社会的封建意识，凶手正如鲁迅所云，是“无主名杀人团”。静玲被继父玷污而种下恶果，不幸的“过去”粉碎了她美好的梦，断绝了她的任何一条生路。她本人既不被容于社会，私生的小孩当更难生存。其实出身、经历与贞节、纲常等封建社会意识对女人尤为苛求，并非只是乃川一家的思想意识。《画魂》中的潘玉良，少女时被迫坠入青楼。但当她成为有国际影响的画家、被聘为南京大学美术系教授时，小人们仍在议论她的“过去”。从娼、妾、模特儿到艺术家，潘玉良在坎坷的道路上挣扎前进，腐朽的封建意识到处骚扰她，最后只落得客死异邦的结局。由此可见，静玲自戕并杀小孩这两细节，大大深化了影片的主题思想。细节的多义与歧义，说明它蕴含比较广阔的思维空间与人文背景，贮存了不少的社会信息量，能把观众推向更高的审美层次。
三
电影是以“逼真性”为其重要特性之一，具有其他艺术无法企及的反映对象的能力。电影塑造人物形象、编织故事情节、反映社会与自然，都离不开准确、真实、生动的细节。影片《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神情木讷，举止笨拙，挺着大肚子，一口陕北腔，这些细节活灵活现地显示出陕北农妇的“外在真实”。村长王善保踢伤了她的丈夫，傲慢地掷出几张钞票，以求了结。秋菊拒不接受，逐级上告，要个“说法”。她为判别是非、寻求公道、维护人的尊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民敢告官，要个“说法”等细节，冲击了农村的家长作风，体现了中国农民在90年代法制观念与民主平等意识的萌动。倔强、坚毅与朦胧中的苏醒，正是她灵魂的“内在真实”。最后，她的“说法”胜利了，王善保被抓，她却站在白雪地里，黄脸上充满了困惑。这一脸困惑，是黄土地农民的善良，也体现了偏僻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曲折而漫长的旅程。总之，秋菊这一银幕形象，凭借真实可信的细节，成为血肉丰满的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符合故事片“逼真性”的艺术特征。
细节来源于生活，在生活中选择、提炼、加工而成。电影的细节不应也不必自然主义地照搬生活；完全模拟生活，并不符合生活和本质意义，因之也就失去了逼真性，更失去了电影的审美特征。电影排斥虚假，但电影的假定性却是“对现实进行艺术概括的一种方式，也是帮助电影作品达到本质真实、进行典型化的必要手段。”⑤有些电影有为追求生活原貌，在细节上过于精雕细刻，过于呆板拘泥，其社会反响适得其反。如《古墓荒斋》，给观众带来了美的愉悦，也使观众感到丑的遗憾，均与细节的运用有关。该片由《聊斋志异》中的《娇娜》、《连锁》、《聂小倩》、《画皮》等故事改编而成，是融合、连缀多篇故事于一片的一次尝试。该片银幕形象美、情节结构美、主题思想美，哲理性与戏剧性交织在一起，揭露社会黑暗与科举弊端简短有力，大都符合中国观众传统的欣赏习惯与审美心理。但《聊斋志异》乃清初高压文化背景下的“孤愤之书”，用曲笔抨击黑暗，讽刺时弊，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并非展览牛鬼蛇神。《古》片却没有完全把握其精髓，未能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有些细节过分直露，不仅是画皮鬼的狰狞、索命鬼的丑形与厉声，尤其是吊死鬼的舌头，令人感到残酷与恐怖。连锁是贯穿全片的女主角，体态婀娜，灵魂纯美。其父封建门第观念甚浓，拒绝才华人品俱佳的杨生为婿，另觅东床，导致连锁以自缢身亡相对抗。杨生与连锁最后相聚，影片出现连锁“伸舌头”的细节。其实，影片可以换一种“视听手段”，改组细节，重新配置。假定连锁背对观众，杨生在偎依中惊呼“舌头”，然后授以仙丸。连锁还阳，依然花容月貌，岂不更美？由此看来，细节的“原生态”搬入银幕，并不可取。
电影是最大众化的艺术，不同文化背景与国籍的人基本上都能表示认同，引起共鸣，具有超越国家、民族、地区界限的能力。然而，国家民族地区不同、文化层次相异的人，其审美水平与欣赏习惯不可能一致，尤其是对细节真实性的感受。《昏迷》是获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彩色故事片，片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一部分中国观众的非议。该片讲医院的谋财害命之徒，对健康人的小手术，施用全身麻醉法，同时灌输CO，导致昏迷，使之成为植物人,然后切下内脏器官出卖以牟取暴利。兰丝的人工流产术用了“全麻”，兰丝中了计。苏珊的阑尾术也用了“全麻”，但因事先切断了CO管道，得以生存下来，并揭破“昏迷”一案。小手术用“全麻”，在中国人看来很不真实，认为是编导构思上的失误。“局麻”、“半麻”、或“针麻”，使病人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小手术，这类细节进入银幕，既符合生活的真实，也符合艺术的真实。这是中国人对电影细节艺术“真实律”的理解。
艺术贵在独创。电影细节的应用，应力求丰富、多样、新颖、独特，留给观众更多的思索与体味，在领悟人生、认识社会上达到深邃的境界。细节必须跳出陈腐、因袭的圈子，否则令人厌烦。如“撒尿”这一细节，根据剧情不同有小丈夫撒、小皇帝撒、着急时撒、摆脱跟踪时撒、恶作剧时撒等。影片《良家妇女》中的小孩撒尿，朴实、自然，真实可信，起到了控诉封建制度的作用。《红高梁》饮誉四海，但大人在酒中撒尿这一细节，难道就能表现民族义愤么？难道没有别的戏路可走么？“吸烟”这一细节也是如此，它频繁地出现在银幕中，有的确是绝招、妙笔，有的却是废言或败笔。细节之滥用，可见编导之技穷，于电影之表现客观对象之具体性、真实性与多样化相距甚远，尽管表现手法花样百出，未必都称得上是细节艺术。
注释：
①②许南明主编：《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③④⑤许南明主编：《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第146页：第454-455页；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