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区域间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转移论文,区域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业化的过程或经济发展过程，也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就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而就业结构高度化过程必然同时是劳动力在产业、区域间广泛流动转移的过程（A.B.Fisher.1935）。劳动力从传统的、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或农业地区向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或工业地区的转移形成的劳动资源的重新配置不仅直接构成经济的变化，而且由于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直接影响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研究劳动力在产业和区域间的转移，对于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农业区与工业区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一、农业劳动力产业间的转移问题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阶段
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拉尼斯在刘易斯两部门模式的基础上，把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中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这部分过剩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对农业的总产出水平产生影响，但却因减少农业中的产品的消费量，从而产生并逐渐增加农产品的总剩余量（农业总产出与依然停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消费的差额）。已转移到工业中的劳动力所能获得的平均的农业剩余量等于农业中的制度性固定工资，因而能保证向流入工业的劳动力提供制度性固定工资和同等的粮食。这一时期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高。第二阶段，随着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逐渐大于零，但小于制定性固定工资，也小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这一时期，如果没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转移会使农业的总产出水平下降，从而引起农业总剩余的减少，平均的农业剩余量也减少，开始小于制度性固定工资，工业部门的人均食品消费量开始出现不足，农产品的价格开始上涨，工业部门的商品交易条件将恶化，工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从粮食等农产品开始出现不足这一意义出发，费景汉、拉尼斯将边际劳动生产率从零向正的转换点称为“短缺点”。这一时期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依然小于制定性工资，农民的人均收入停留在制度性固定工资水平，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仍在继续。这一时期，必须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以抵消劳动力流出对农业总产出的影响。当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第一次比制度性固定工资大的转换点，称之为农产品的“商品化点”，亦即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消失点。商品化点之后，便进入了第三阶段。这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价格（＝人均收入）等于边际生产率，并逐步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以至相等。劳动力在两部门的分配将由竞争性的工资水平决定，这时工业部门的发展将严重地受农产品供给短缺和劳动供给不足的制约。而要打破这种约束的关键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这时不仅农业部门难以向工业提供剩余，而且工业也要反过来支持农业的发展。
在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两个转折点出现的时机如何，是衡量劳动力转移成败的重要标志。两个转折点的出现相距越近，劳动力的转移方式越成功，工业化的进程越快，反之亦然。那种短缺点推迟到来、商品化点提前发生的情况是劳动力转移最成功的方式。而那种短缺点提前到来、商品化点推迟发生则是失败的过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全部隐蔽性失业的劳动力得到重新配置之前，工业化的增长就止步不前了。而要缩短两个转折点之间的距离，关键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及短缺点出现后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由于各个国家劳动力转移的初始条件不同，所以达到“短缺点”和“商品化点”时的数量标志也有所不同。劳动剩余系数越低的经济，即初始的农业资源禀赋越有利，在到达“短缺点”时需要工业部门吸收的总劳动就越少，经济表现为明显的农业导向，如19世纪的丹麦，农业劳动力为60%以上；反之，劳动剩余系数越高的经济，初始资源禀赋越不利，在到达“短缺点”前需要重新配置的劳动力就越多，到达“短缺点”时表现为明显的工业导向，如19世纪的日本，农业劳动力在55%以下（费景汉等，1964）。
我们的一些学者（邓一鸣，1989）根据费—拉模式，提出了我国劳动力转移的阶段划分标准：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70%时是劳动力转移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界线即“短缺点”，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30%是劳动力转移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转折点，即“商业化点”。1979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为69.8%，若按上述分类，1979年我国已越过“短缺点”进入第二阶段。笔者认为，考察劳动力转移的转折点，既要看农业劳动力比重，更要看农业中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费—拉模型中，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假设，即从劳动力转移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不仅农业劳动力的相对数量要减少，而且农业中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应当减少，农业劳动力与农业资源的比率下降，这样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才会下降，不然就不会出现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从负到正的变化。1979年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农业中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却在上升，劳均耕地面积从1979年的5.07亩下降到1990年的4.3亩， 农业中的剩余劳动的比率在上升，数量在增加。因此1979年还未达到粮食“短缺点”。根据费—拉模式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短缺点”的数量界线定为农业劳动比重55～60%；商品化点可以认定为在30%时达到。当然，这一划分是否准确，尚需将来进一步研究。
根据“短缺点”的种种特征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初步认定这一转折开始发生大体在1991年前后。其理由是：（1）1991年前， 我国农业中劳动力的数量一直在增加，1991年后，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开始下降，劳均耕地面积稍有提高，1991年为4.19亩，1992年为4.21 亩， 1993年为4.22亩。（2）农业中的剩余劳动率1991年达到高峰，为46.22%，此后逐年有所下降；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1993年比1991年减少了近800万人。（3）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属于劳动剩余系数较高的国家，按费景汉的划分标准，农业中劳动力的比重应低于55%，1991年我国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为59.8%，与此已经比较接近，1994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已降至54.3%。由此，我们可以初步认定1991年是我国劳动力转移从第一阶段开始向第二阶段转变的分界线，到1994年这种转变已基本完成。
根据前面的分析，在“短缺点”的来临之后，劳动力的转移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前途，一种是商品化点提前到来的成功方式，第二种是商品化点推迟的失败方式。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和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根据费—拉模式，在劳动力转移进入商品化点以前，由于农业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工农业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工业部门会以尽可能高的劳动—资本比率发展，只有在进入商品化点之后，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劳动力的成本上升，工业资本密度增加现象才应出现。如果当农业部门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工业资本积累快速进行，新的投资带来的递减就业效应造成了工业资本增加提前，即在国民经济还没有用尽其无限供给的农业劳动力的同时却出现了工业资本密度增加现象，违背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最低努力标准，造成发展失败。印度1949～1960年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农业部门滞后，工业化却不断推进，工业的劳动吸收化率空前低下，在大多数年份都低于人口的增长率（费景汉等，1964）。作为一个工业化成功的国家，日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生了工业从资本密度低向资本密度高的转变，而此时日本的剩余劳动力正好消失，亦即进入了商品化点。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正面临着第二种不利的前景。一是因为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在减慢，二是因为我国目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乡镇企业出现了资本增密现象，使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受阻（见表1）。
表1 乡镇企业发展效益
年份 资本/劳动力资金利润率税后资金利润率
(万元/人) (1)
(2)
1978 0.139.8 31.8
1988 0.617.9
9.3
1992 1.314.3
7.2
注：资金利润率（1）中的利润包括税收，（2）不包括税收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计算。
我国乡镇企业的资本增密现象，主要是发生在乡镇企业起步较早，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1992年，每安置一个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就业需要的固定资产原值，沿海地区为5935元，华北地区为4757元，东北地区为4550元，西北地区为3162元，中部地区为2670元，西南地区为2536元。从资本与劳动的比率看，中部和西南地区大体相当于我国80年代初期的平均水平。
乡镇企业的资本增密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一些研究指出了其原因。第一，从区域布局上说，乡镇企业过分集中于沿海地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已出现高度化，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化。第二，由于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尚有很多限制，加之于乡镇企业的社区属性，限制了要素的流动，导致要素价格扭曲，从而使一些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过早走上了“资本代替劳动”的道路。第三，由于乡镇企业布局分散，与城市化的进程不同步，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使乡镇企业过分向第二产业倾斜。第四，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乡镇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它不得不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针对这种情况，为了解决乡镇企业的提前资本增密现象，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1 ）调整乡镇企业的区域布局，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例。（2）改革限制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 加快劳动力的合理流动。（3）加快我国的城市化步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增加劳动力的就业容量。
（二）产业间劳动力转移阶段的区域差异
由上述可知，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1991年开始进入“短缺点”，向第二阶段过渡。由于我国各个地区劳动力转移的初始条件和转移方式、转移途径不同，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有较大的差异。表2列出了 1993年我国各个地区农业劳动力在全社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
表2 1993年区域性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比重 单位：%
华北地区47.1中部地区62.7
东北地区38.0西南地区70.7
沿海地区47.8西北地区60.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一年鉴～1994》资料计算。
从表2可知，华北地区、东北地区、 沿海地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已超过“短缺点”，进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第二阶段；而中部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尚有较大的距离，尤其是西南地区，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第一阶段。从各个省区来看，京、津、沪三大市的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已低于20%，超过了商品化点，进入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第三阶段；有13个省进入了第二阶段，其中辽宁、江苏、黑龙江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分别为33%、36%和37%，正在向商品化点逼近。有14个省处于第一阶段，其中广西、云南、贵州及西藏四省区的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在70%以上，四川为69.8%。具体见表3。
表3 1993年各省（市、区）农业劳动力转移阶段
劳动力转移处于第一阶段的13个省区农业劳动力19234万人， 占全国农业劳动力总数56.6 %； 处于第二阶段的 14 个省区农业劳动力为14497万人，占全国的42.7%； 处于第三阶段的三大直辖市农业劳动力235万人，占全国的0.7%。
在区域之间封闭的条件下，不存在劳动力和农产品区域之间的流动。处在劳动力不同转移阶段的地区应采取不同的农业政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处于第一阶段的地区（A地区）， 存在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成为制约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大量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对农业的产出构成影响，但却能加快经济发展，因此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应围绕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充分利用来制定，以挖掘“隐蔽的储蓄能力”，利用隐蔽失业来积累资本（纳克斯，1959）。处于第二阶段的地区（B地区）， 由于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已为正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导致总产出的下降，造成农产品供给的短缺，如果持续时间较长，经济的发展很可能陷入“李嘉图陷阱”，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须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和投资，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补偿因劳动力的转移造成的影响，保持工农业的平衡增长。进入第三阶段的地区（C地区）， 由于农业中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在工农业中的配置由竞争性的工资决定，工业的发展出现资本增密现象。这一时期，为了满足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必须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的劳动力生产率，仅仅依靠农业自身的积累难以实现此目标，政府必须大力增加对农业的资本投入。同时，由于恩格尔规律的作用，农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必须制定产业保护政策措施。
在区域之间开放的条件下，劳动力和农产品在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情况就发生一些变化。处于第一阶段的A地区， 其农产品要供应全国市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就地转移一条渠道变成就地转移与向外输出两个渠道。其有利之处是，可以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增加资本积累，但由于农产品的输出，减少了当地的农业的总剩余量，可能使短缺点提前发生。处于第三阶段的C地区来说， 农产品的输入，可以减轻其农产品短缺的压力，廉价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输入，可以降低工资成本，使工业资本增密现象推迟发生，无疑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对处于第二阶段的B地区，情况稍有些复杂。先假定B 地区可以从A地区输入农产品，向C地区输出剩余劳动力，这样，一方面使B地区农产品短缺的压力得到减轻，另一方面又使当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加快，很可能会出现农产品短缺推迟、商业化点提前的工业化的成功模式。如果在本身的剩余劳动力没有转移完毕的情况下出现大量廉价剩余劳动力的涌入，就会影响当地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使情况出现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从全国来说，比较理想的选择是增加A 地区农产品的供给，又增加这一地区的劳动力就业，同时又使这一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输出的速度不超过B、C两类地区的容纳能力。达到这一目的方式是增加向A类地区农业的投入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入， 增加此类地区在农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提高农产品的供给能力，这样对A地区来说既加快了劳动力在当地的转移速度，也防止了劳动力的过分外流对其他地区的冲击，同时也抑制了短缺点的提前到来，对各个地区都是有利的，从而对全国也是有利的。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产业转移效应
劳动力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再配置，有利于总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据美国哈佛大学钱纳里教授等人的研究，按人均国民收入将经济发展划分为7个阶段， 不同时期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配置对总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是不同的（见表4）。
表4 部门间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效应
经济发展阶段
劳动力在部门间的再配置占
人均国民收入(美元)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份额（%）
100—140 5.7
140—280 5.5
280—560 9.0
560—112012.5
1120—2100
14.0
2100—3360
7.5
3360—5070
1.5
资料来源：钱纳里等：《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p346，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长的加速时期，人均国民收入大体在1120～2100美元之间。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劳动力在部门间的再配置对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最大。因此大量的劳动力从边际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得到了优化，将促进我国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增长。
二、农业劳动力区域间的转移问题
我国农业劳动力产业间的转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实现的，产业与区域之间劳动力的转移构成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整体。
（一）农业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之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90年前是小规模转移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动尤其是跨区域流动数量不大，增长速度也不快；1990年后是大规模增长时期，年际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数量成几何级数增长，流动的基本趋向是从农业区向工业区、从农村向城市。据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六省不完全统计，1982年外出打工的农业劳动力不足100万人，1993 年增加到2800万人（其中四川830多万，安徽500万，湖南500万，湖北370多万，河南300多万，江西300多万）。中部五省农业剩余劳动力4720万中，已有40%左右外出打工，而且主要是到外省。按四川省调查，在其830 多万的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中，有510多万是到外省去的，而1990 年到外省打工的劳动力仅为180万。据安徽省调查，1982 年全省农村外出劳动力12.7万，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量的0.7%；从1989年开始， 每年外出劳动力递增110万人，1993年达到500万人，占当年全省农村劳动力的20.7%。江西省1991年上半年外出劳动力20万人，1993年达到300万人，两年半时间增加15倍，全省农村劳动力中每5 人中就有一个外出打工。农业部估计全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数量有5000多万，其中跨省区流动的有2000多万，占40%。跨省区流动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来自经济欠发达、收入较低，就业机会少的中西部地区的粮棉主产区，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为主要源头；流入地区主要是收入较高、就业空间广阔的沿海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潘盛洲，1994）。
（二）农业劳动力区域转移动因
首先是由于区域经济增长不均衡带来的就业机会的差异。投资率高、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地区创造的就业机会也比较多。1978年以来，随着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的投资向沿海地区及城市等工业区集中。1982～1992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速度，东、中、西三大地带分别为21.7%，16.1%和18.2，在1992年全国的投资增量中，约有62.1%是在东部地区完成的。由于沿海地区具有的区位优势，外商投资也集中于这一地区，1979～199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1377.9亿美元，其中东部地区占85%以上。区域之间投资的差距，直接导致区域之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1985～1994年的10年中，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比率为1.42:1.06:1。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990～1994年间，东部地区年平均增长速度达48%，中部地区为29.2%，西部地区为16.5%。
其次是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1978年农村改革以来，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农民收入有了较快的提高，超过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1979～1985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了1.61倍，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14.7%；而同期城市居民收入仅增长了61.6%，平均每年增长7.1%， 城乡劳动力之间以及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逐渐缩小。1985年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减缓，1986～1993年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为3.7%， 而同期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依然保持6.5%左右的速度， 本来已逐步缩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个差距已超过了刚开始改革的1978年。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以来，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是农村居民的3倍，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城市居民倾斜的程度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是少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使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者剩余急剧向城市集中，1978年我国城市居民储蓄存款中农户占的比重是26.4%，1984年上升至34.8%，此后一直下降，1993年降至24.2%，低于改革初期。现在占我国人口总数30%的城镇人口拥有全国居民各种金融资产存量的70%以上，新增存款中城市与农村之比是7:1。
区域之间农民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我们把每个地区作为一个个体，计算了测量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1980年我国区域之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387，1985年为0.1515，1991年为0.1915，1991年为0.2228，说明我国区域之间农村的差距在拉大。
另外，据估计，我国城市剩余劳动力已超过4200万人，国有大中型企业富余人员占30%，约有3000万人，加上集体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富余人员，总数绝对超过4000万。对这一点，我们应用托达罗模型，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解释。比如，如果A地区平均每年的收入是B地区收入的1/2，B地区的失业率如果低于50%，比如30%，那么B 地区的预期收入就高于输出地区，就会出现劳动力由A地区向B地区的流动。如果超过50%，就会出现倒流。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区域效应
按照古典学派的生产要素国际性流动模式，国际性劳动力迁移既有益于劳动力输入国，也有益于劳动力输出国，或者至少是一种有益无害的现象。这种结论也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区域劳动力的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区向工业区的转移，对两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假如刺激因素没有受到太严重的扭曲，那么相对其他资源分布的地理位置而言，劳动力的地理上的分布更加合理，社会也会因此而获益。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劳动力的转移既有益处，也需要付出转移的成本，衡量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必须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在这里分析一下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并从劳动力的输出地区和输入地区两方面来考虑。
1.农业劳动力输出地区的成本—利益分析
（1）劳动力的流出，有利于提高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水平。 由于农业地区资本的积累、生成能力较弱，加之在高资本回报率的作用下，农业区资本向非农业区流动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这样，就使农业区就地转移劳动力遇到了资本供给不足的制约。通过输出劳动力，可以克服当地资本不足的制约，增加劳动力就业，提高当地的总体就业水平，增加本地收入和资本积累，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
（2）增加了劳动者和劳动力输出地区的收入。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调查系统1993年底到1994年初对29个省、 市和自治区2 万户的调查，1993年农村外出打工人员平均每人收入3649.33元， 带回寄回农村的收入为2008.93元，打工开支为956.92元。如果1993 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人数为5000万人，那么外出农业劳动力的货币收入为1825亿元，相当于我国农业国民收入的25%。其带回寄回家中的货币收入1004亿元，在当地消费支出为478亿元。这些收入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 增强了劳动力输出地区的消费能力，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的收入还直接转变为对农业和二、三产业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为经济比较落后的劳动力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突破“收入水平低—储蓄能力低—形成资本能力差—生产率低—收入水平低”的“纳克斯恶性循环”创造了条件。
（3）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减少了当地的劳动力剩余程度，提高土地—劳动比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4）培训了人才。 一些没有技能的农民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学到了技术，更新了观念，回乡后，创办乡镇企业，成为当地劳动致富的带头人。发展经济学曾将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和移民视为劳动资源由“简单劳力”转为“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
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人才流失。 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主要是一些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劳动力，在其成长过程中，当地政府或其他社会公众为之提供了财政资助。这些人长期外出打工或迁移出去，当地损失了培养费用。
（2）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 在有些地区留在家里务农的基本上是老、弱、妇、幼者，长期下去，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无疑是不利的。
（3）由于信息不准导致的劳动力盲目流动， 使大批农民工徒劳往返而蒙受损失。
在劳动力输出过程中，往往存在输出的劳动力个人与输出地区利益相矛盾的现象。比如，从劳动力个人来说，追求收入的最大化，是否要放弃现有的农业生产或其他工作，主要依据于收入的变化。但从一个地区来说，除去追求经济效益外，还有社会效益问题。
2.农业劳动力输入地区的成本—收益分析
对工业区来说，农业区劳动力的输入，对于当地经济的增长是有利的：
（1）流入的劳动力是一种廉价资源， 降低了当地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工资成本，增强产品竞争力，增强了当地的资本积累能力。
（2）流入到工业区的劳动力一部分从事农业， 填补了当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空缺，对于稳定当地的农业生产，保证农产品的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
（3）外地劳动力消费增加了工业区的商品和服务等市场需求，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并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农业区劳动力的输入也对工业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增加工业区现有劳动力的就业难度， 增加当地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目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农业中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中也有大量尚未就业的劳动力，农业区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可能会使工业区重蹈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覆辙，公开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大量的无业游民集聚于城市或发达地区。正如英国发展经济学家H.迈因特在其所著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的：“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着这样一种过程，即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的转移已经使得农业地区的‘隐蔽失业’变为大城市周围一些棚户区的公开失业。这种在城市中找不到工资优厚的职业的情况，也没有明显地使那些从农业地区迁移出来的人群放慢流动的速度，因为许多人宁愿等着碰碰运气，希望万一能找到收入不错的工作，而不愿回到农村去。可是农业地区的‘隐蔽失业者’得到亲戚的支援和自给经济部分非正式社会福利的帮助，而城市中心的失业者的处境则更不妙。城市失业人群的不断增加，即使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平均每人收入迅速增长的不发达国家里已成为社会政治紧张局势和愤懑情绪的自然根源。”
（2）给当地的社会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中国目前尚未建立对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及约束系统，农民一旦离开他的户籍所在地，他与社会的联系完全处于任意和自由状态，其行为往往是失控的，对当地社会秩序形成一定的冲击。一些盲目流入的民工往往要经过一段“无业游民”期才有可能找到就业机会，即使找到就业机会，当地有关部门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手段，难以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理。近年来外出流动人口中发生的重大案件和治安案件急剧增加，影响了社会稳定。另外，外出人口的计划生育问题日趋严重，据苏北民工流出地区抽样调查，外出人口计划外出生数占当前计划外出生数的70%。
（3）加重了当地的基础设施负担。尤其是北京、 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公共设施已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
（4）外来劳动力的涌入，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 当地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劳动力费用增加。我国一年5000万异地转移的劳动力，每年消费粮食约400亿斤。占全国商品粮食总量的20%。 由于我国劳动力的输入地区也是我国主要的粮食调入地区，从而影响全国粮食的区域平衡。东南沿海及西南地区一些省份，由于调整农村生产结构，劳动力的转移和对需求增加等原因，正成为我国最大的缺粮地区。在1994年全国粮食交易会上，广东、浙江、福建和上海等沿海4省1市，共签订290 万吨粮食购入合同，占各省购入总量的49%，西南地区的四川、贵州和云南订购的粮食超过200万吨，占净购量的1/3。
三、关于劳动力产业与区域间转移的若干建议
对于劳动资源“输出”和“输入”地区，由劳动力区域转移得到的效率和好处都是可能的。这完全取决于社会的整体开放度。劳动资源流动的区域无限制，通过竞争和巨大的后备资源形成的压力，使就业成本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使稀缺资源利用更有效，富足资源替代功能更明显。这种劳动力资源的空间位移，听命于竞争的选择，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以劳动替代资本，还是从根本上遏止劳动转移成本高涨的唯一选择。
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劳动力在产业与区域之间的转移，对于农业和工业、农业区和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是有利的，应当充分肯定，但产业与区域间大规模的劳动力的过快转移，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转移的收益在降低，成本在提高，对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在增加。从维护国家工业化战略根本利益出发，为了保证劳动力转移的健康进行，国家应采取措施，在继续鼓励劳动力跨区域转移，提高劳动力转移有序性的同时，增加农业区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实现农业区劳动力区内转移与跨区域转移的有机结合。
（一）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应成为我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西方经济学认为，失业是严重的社会灾难，它不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不幸和贫困，造成悲剧性的后果，而且浪费社会经济资源，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都打出充分就业的旗号，往往把提高就业率、降低失业率做为政府力求实现的基本政策目标。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会使我国经济发展背上沉重的包袱，反之如果得到充分利用，又是我国的一大笔财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R·纳克斯把剩余劳动向更有生产性的用途重新配置， 特别是向劳动密集的建筑工程转移，看做是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我国辽宁省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例证。辽宁省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搞农业基本建设，1987～1993年，全省投入农田基本建设的人工为12.76亿个，按日工值计算就是63.8亿元， 相当于乡村集体和农民投入的物化劳动（资金支出）的2.5倍多， 是全省各级政府投入的物化劳动的1.8倍。辽宁省通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投入， 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使辽宁由长期的粮食调入省变为调出省，由农业小省变为农业大省。目前，我国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现象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我们应当利用目前我国劳动力剩余，价格相对低廉的特点，增加基础设施建设。
（二）国家应增加农业区的要素投入，并引导外资把投资重点逐步向农业区转移，加快农业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应调整产业布局，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工业区向农业区转移，增加农业区的就业机会。
（三）缩小产业间、区域间的收入差距。著名经济学家M·P·托达罗认为，任何影响城乡实际收入的社会经济政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劳动力迁移的进程，而这个进程本身又会反过来改变各个部门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和收入分配，甚至人口增长的模式。我国目前工业区居民收入的过快增长，降低了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和资本积累的速度，使经济发展在存在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出现资本增密现象，会影响工业化进程。另外工业区过高的预期收入，也会对农业区劳动力的行为产生误导，导致农业区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超过工业区的容纳能力。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已超过了“短缺点”，剩余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必须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商品率为前提，产业间收入差距过大，会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农业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大批农地撂荒，降低农业产量。
（四）乡镇企业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吸纳力量。目前我国东部乡镇企业出现了明显的资本增密现象，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从国家的工业化战略来说，应采取适当的区域倾斜政策，把乡镇企业的支持重点放在中西部地区。这样既可利用中西部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替代资本，增强我国资本的储蓄，同时可以扩大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就业容量，减少目前增长过快的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
（五）加强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协调。在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劳动者个人利益与国家、劳动力输出地区与输入地区、地方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问题。从劳动力的输出地区来说，在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情况下，每个地区都希望本地区的劳动力输出的越多越好，很多省已制订了大规模输出劳动力的计划，而对由此引起的的一些消极后果认识不足。但从劳动力的输入地区来说，则希望外来的劳动力保持适当的规模。外来劳动力过少，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若过多，超过当地的吸纳能力，会引起很多社会问题。从国家来说，既希望通过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又希望这一转移进程不要以农业生产的下降、社会秩序的混乱为代价。这种政策目标上的差异，使各个决策主体制定出思路很不相同的政策，有一些甚至相互矛盾。为了提高劳动力转移的效率和有序性，应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加强工业区与农业区之间的联系与协调。
在向沿海地区劳动力的转移中，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是主要的劳动力供给方，由于资源的制约，西南地区粮食供给的压力比较大，增产的潜力较小，而中部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地区，还有一定的增产潜力。从粮食的区域平衡角度来看，应把西南缺粮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向沿海地区的转移作为重点。
（六）要加快小城镇建设。目前我国有小城镇1.9万多个。 改革开放15年来，农村小城镇累计吸收3000多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30%以上。实践证明，小城镇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集散地和乡镇企业规模经营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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