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石头过河”与当代中国经济变迁——陈云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探索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摸着石头过河论文,中国经济论文,经济管理论文,当代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摸着石头过河”——用通俗的语言表述注重调查，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体现着一种敢为人先，创新发展，肯吃苦、善创造的实践探索精神。
在我国经济建设工作中，陈云是我国第一、二代领导人中讲“摸着石头过河”最多的一位，也是在经济建设中实践“摸着石头过河”杰出的一位。60年来，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手工业农业国发展成工业化的现代国家。在这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历程中，我国的经济管理制度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从此岸到彼岸的变革。尽管艰难曲折，但总是找到了“石头”①。此间，陈云的努力令人难以忘怀。
194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大体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7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27年计划经济+8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8年)三个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内部都存在着探索、变化与过渡。陈云经历了这三种经济体制建立与转化的关键时刻，并参与了由此岸到彼岸的过渡。下面仅从三个时期陈云直接提及“摸着石头过河”的几个案例回顾陈云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探索实践。
一、“摸着石头过河”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并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新时期。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革命战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这是一次伟大的转变。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阶段，陈云在处理市场物价、私营企业管理和改造、工商联管理等方面做了不少很有成效的事情。国家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医治了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严重创伤，制止了通货膨胀，使财政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转。毛泽东对这一段财经工作有过很高的评价。②这一时期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曾多次谈及和实践“摸着石头过河”：
新中国建立前后，平抑物价，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是对党执政能力的一个考验。陈云领导中财委“摸着石头过河”，从政治上、经济上采取多种措施，不到一年就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通货膨胀，令世界瞩目和高度评价。这一过程的经验，关键在于正确地处理物价涨跌中的市场调节。正如他于1950年4月7日，在政务院第27次政务会议时指出：物价涨不好，跌亦对生产不好。上月物价跌了15％，对此要先收后放，先少后多，使物价先跌后涨。要摸着石头过河，稳当点好。③也就是说，在物价上涨和下跌的过程中因势利导，取得平抑物价的结局。这一过程由于处理得当，我国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
1950年统一财经，紧缩银根以后，出现了工商业萧条的现象。陈云在调整工商业中，注意发挥工商联组织的作用，如何处理工商联与原有同业公会④的关系是其间一个新问题。1951年7月20日，陈云就此指出，现在工商联的会员有三种：同业公会团体会员，企业单位会员，特邀人士。同业公会这种组织不是会员入会的必须形式，在小城市甚至一部分中等城市中，常常是先加入工商联，然后按行业划分小组，这种小组并不等于大城市的同业公会。但在大、中城市中，一般不要采取打乱原有的同业公会而完全采取以企业为单位入会的做法。有些同业公会的经费和人员很多，工商联不能调动，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不要一下子打乱同业公会，而宁可采用其他的办法来合理使用经费和人员。等到工商联的工作做得久些，做得好些，并提高了威信，经费和人员的合理使用，是可以逐步做到的。即使如此，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对于经济体制过渡中的变化，陈云指出：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慢两三个月天不会塌，怕什么。某些地方已经改为以工商户为单位参加工商联的，也不必再改过来，可以再看看。对现在还未加入工商联的私营工商户怎么办？应该承认组织进来比不组织进来有利。但工商联不宜于在章程上作统统加入的规定。工商联应依靠自己的工作来争取他们加入，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办法协助工商联吸收这些会员。⑤我国近代多数时候商会曾站在时代前面，领导机构是选举产生的，当选者基本上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商会、工业会之类社会组织发挥过独立作用。1948年11月，全国工业总会在上海开会，刘鸿生当选为理事长，在15位常务理事中，包括“永久黄”团体的李烛尘，荣氏企业的李国伟、荣尔仁，以及胡西园等人。由于陈云正确处理工商联与商会的关系，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开始之际，解决粮食供应的难题也是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全国粮食会议上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研究，比较了8种方案，反复利弊权衡后，陈云最后提出采取“又征又配”的政策，即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这一重大的决策，经陈云向中共中央提出后，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和赞许；在我国工业化初期起了重大作用。
二、“摸着石头过河”与经济调整探索
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0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发展时期。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在这一时期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和精辟思想，为减少“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和实现国民经济调整，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其中包括：
压缩城镇人口，缓解粮食紧张，改善城乡关系。通过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在特殊背景下，“逆城市化”大量减少了城镇人口，减少了工资开支和粮食销量，使城乡关系得到改善，农业形势特别是粮食的困难局面得到缓解，为财政经济状况好转打下基础。
进口粮食。1960年底，面对粮食紧张加剧，陈云提出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从1961年至1965年，我国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虽然比重不大，但作为国家集中掌握的大宗粮源，在粮食调度上起了重大作用。
出售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当时市场上的购买力，与可供应商品之间差额有40亿至50亿元，造成物价平均上涨20％左右。出售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实行“贵对贵，贱对贱”的方针，既和缓人心，又增加人们营养，还可以回笼货币，对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扶持发展化肥工业，为农业提供持久动力。陈云在反复调查研究后向中央提出建议，促使中央决心加速氮肥生产。陈云亲任中央化肥小组组长。由于及时明确了化肥工业的发展方针，周密组织化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化肥工业迅速发展，为粮食生产恢复和发展中作出贡献。
建议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61年7、8月陈云带队深入上海青浦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专门调查了种植双季稻和种植小麦的问题，他向中央提交调查报告，提议尊重并支持当地农民少种小麦、不种双季稻的强烈要求；主持起草了《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报告》，提出从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0％，1960年已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实行加价奖励5％的政策照旧不变，相应提高油、肉、禽、蛋的收购价格，使提价农产品大约占到全部农产品的一半左右。从而提高了农民种粮、养猪和饲养家禽的热情。
为了尽快走出经济困境，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于1962年再次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出台了一系列经济调整措施。其中包括：压缩基建，1961年基建投资比上一年压缩23％，1962年又比上一年再压掉一半：压缩积累率，1962年积累率下降到10.4％，到了1964年经济回升后，才回到比第一个五年计划(24.2％)还要保守的22.2％；⑥陈云、李先念还主持起草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改造的决定》(即“银行六条)和《关于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即“财政六条”)，紧紧把信财政、银行两个总闸门，有效控制供需总量平衡，促进结构调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年收入从1963年开始回升，到了1965年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期间，陈云再次直接提到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记载有：1961年3月6日-8日，他在听取化工部负责人关于基本化学、有机化学、橡胶、医药、国防尖端工业情况的汇报时指出：一件工作的改革，要先进行试验，不能一下就铺开来搞。搞试验要敢想、敢说、敢做，但在具体做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⑦
三、“摸着石头过河”与改革开放探索
1978年以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改革、再造和完善的过程。这是一个没有清晰参照系的改革。改革是政府在探索中理性推动与市场机制自发演进互动的结果。因此，对于指导这场变革的领导层来说，需要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就需要循序渐进。这一过程陈云坚持了“摸着石头过河”、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从1980-1992年的初步探索到1992年以来明确的经济社会转型均是如此。
1980-1992年的初步探索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以后朝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体制五大改革获突破性进展和微观层面三大改革再造基础功能⑧，均是“摸着石头过河”，即充分考虑特定的历史环境，以求在政治稳定、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减少摩擦成本，边实践，边总结，在实践中进行改革的理论准备，实现理论创新，取得最好的效果。
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货币问题。改革初期深圳货币状况相当混乱。1984年8月10日，国务院北戴河会议同意深圳发行特区货币。特区货币票样印出来后，陈云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发行权归中央；第二，只能在特区流通。随着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对外盲目引进等情况愈演愈烈，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从1984年第四季度到1985年第一季度，国家外汇储备下降了大约1/3。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基建膨胀和信贷失控。针对这些问题1985年国务院开了五六次座谈会，经实际测算，1984年货币流通结构实际上是人民币仅占30.59％，外汇兑换券占10.11％，港币则高达59.3％。应对这种形势，国家采取了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深圳于1985年11月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通过几次调整，人民币长期被高估的状况有所改变，对全国以及深圳引进外资、开展对外出口贸易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到1991年，港币在深圳流通量约4.8亿港元，占货币流通总量比例下降到12％，外汇券已极少流通，人民币流通量约25亿元，占货币流通总量88％，人民币在特区货币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渐恢复。1993年8月2日，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在1美元兑换8.8元人民币左右，这个价位基本上是市场供求关系平稳的结果，人民币就可以水到渠成进入国际货币市场，特区货币也就没有考虑的必要了。⑨
再如陈云处理改革与调整的关系：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为了进一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调整工作。陈云以《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为题发表了讲话。提出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十四条意见”。其中第一条意见是：“‘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他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定案时宁慢勿急。任何一个项目，必须集体商量，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⑩
再如在工业财贸系统实行经济责任制的改革。1981年秋至1982年春，陈云思考经济体制改革的着重点是工业和财贸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改革无论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都比农业体制改革复杂得多。因此，陈云提出：要分清轻重缓急，“哪些先搞，哪些后搞”，有意识、有步骤地进行。同时强调，在推行经济责任制时要抓住以下四个要点：一是，定额应该是平均先进定额；二是，质量不能下降；三是，单位成本只能降，不能加；四是，统筹全局。这些意见，对工业、财贸系统的体制改革、推行经济责任制产生了重要影响。1981年10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指出：“实行经济责任制，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要摸着石头过河，水深水浅还不很清楚，要走一步看一步，两只脚搞得平衡一点，走错了收回来重走，不要摔到水里去。这样才能使经济责任制健康地向前发展。”(11)在中共中央确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方针后，陈云在一次又一次地指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的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能急于求成。1983年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内商业流通体制改革。周太和将会议纪要送给陈云，陈云回信说：总的看法是：“第一，体制必须改革。第二，改革必须经过试点。”(12)1984年6月30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反映美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爱德乐对我国财经工作提出两条意见的内部材料上批示：“有经历的外国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外国资本家都是如此。凡属危险项目，他们不搞，宁吃利息。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13)
陈云晚年想得较多的，是经济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和领导干部思想方法等问题。他于1988年5月12日上午在杭州同前来看望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薛驹、浙江省省长沈祖伦、中顾委委员铁瑛、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吴仁源、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黎靖等谈话时，针对社会上有些人认为我国粮食已经过关的言论说：(一)我们这些人在世时，粮食过不了关。我国人口多，土地少，要达到一万亿斤粮食，每年需要增加160亿斤，不容易。中国的粮食，10年之中估计是平平丰，平平灾，平平平。过去讲以丰补歉，但1984年一丰收，就觉得粮食过关了。1985年我敲了敲警钟：“无粮不稳”。下一代人如果在科学上没有突破，粮食也很难过关。这个问题是关键。(二)我想劝你们一件事：领导同志要学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要怕人家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没有过时，永远不会过时。无论工作如何忙，也要抽点时间学习。学习时不要急急忙忙联系实际，接触实际多了，自然而然会联系起来。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三)领导干部身负重任，要善于听不同意见，不同意见里面有合理的部分。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有人批评说“摸着石头过河”不对，但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没有错。(14)
直至今日，我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比较谨慎，如资本账户没有完全放开、银行运作尚未完全与外国接轨等，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冲击的影响较小，问题处置的方式也较好。均与改革开放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分不开。
1979至2008年长达29年的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如此长时间的高速转型式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发展绩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不是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简单地复制所谓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并创造性地进行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契合，形成内生性和自适应的制度变迁轨迹，由此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输入和制度外部依附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激烈振荡。改革方式是以渐进式稳步推进市场化为主，降低了改革的成本。(15)这使得我们不仅能够有效防止激进式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且能够有效发挥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能够很好地把握改革的性质和方向，能够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开放的关系，能够注意推进全方位改革，注意发挥基层和领导层的合力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稳步推进市场化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内核，是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值得系统深入总结的重要方面。
近30年的历程中，不光是经济体制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其它方面的改革也是如此。著名法学家江平在回顾法治改革30年时，也总结了这一条经验，他将这个说法安在邓小平头上。实际上邓小平是这样做的，但是在正式出版的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集中都没有这样的提法。几十年来讲的最多的，而且正式文字记载于正式出版物的，是陈云。
四、“摸着石头过河”中的经验与理性
有人认为，中国发展和改革事业到了“攻坚区”或“深水区”后，光凭经验或感性认识已经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熟悉“水性”，由“淌水”变为“踩水”或“游泳”，否则会遭受损失“呛水”，严重的还会遭受“重大损失”或“淹毙”，置疑“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这里涉及如何看待经验和理性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
陈云主张与实践“摸着石头过河”体现了一种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出发，而是更注重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这种比较实际的方式。实践证明，他在经济变迁中选择的作法是审慎的，对国家和人民有帮助。(16)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屡次批判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教条多指苏联、西方的“洋教条”即外国历史经验上升而成的理论；经验多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历史经验，有待于进一步归纳提炼为新理论的实践总结。对外国理论一无所知，会成为井底之蛙，生吞活剥则可能功败垂成。这是教条主义的危害。反之，对中国历史经验和实际情况茫然，行动会浮躁盲目，一意孤行则可能酿成灾难。这是经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深刻地希望：克服这两种极端，“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17)情况表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表面看起来似乎截然反向，实质上共同点都是不注重调查研究，脱离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恰恰都是没有“摸着石头过河”。
今天，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具有以下特点：(1)探索性。在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第二次革命”世界上没有先例。因此，对于指导这场变革的领导层来说，需要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这就需要循序渐进，而不能贸然激进。(2)复杂性。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地域广，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城乡之间、沿海内地之间、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在改革的承载和接受能力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需要“分而治之”，梯次推进。(3)艰巨性。不仅包括微观主体再造和市场体系重建，也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决定了各个子系统的改革需要选准“突破口”，渐次展开，逐渐深入。(4)需要理解和调整。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必然涉及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必须获得更多社会成员的理解和支持，需要有一个过程和充足的时间，使个体逐步提高对改革收益的感知和辨识，也使社会尽最大可能识别和补偿利益受损者，以增强改革的社会基础，不断有改革动力。(5)需要保持社会稳定。上述特征都对社会稳定构成压力，必须考虑如何把对社会稳定的压力，尽可能降低到社会和公众可承受的范围内，实现平稳转轨。(18)
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需要的是从实际出发的思维，不是任何简单的理论或意识形态的硬套。它需要我们正视经验，既大胆而又严谨的创新，而不是盲从理论模型。它需要多学科视野的灵活使用，而不是外国模式的盲目照搬。(19)这三十年的改革，没有碰到太大的波折，或者非常大的损失，恰恰是尊重历史、尊重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上推至新中国60年的历史，其中的成就和失误也可以从中得到教训。(20)
历史地看，我国的改革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无论是党、政府、群众和社会各界都在“摸”，在“摸”的过程中可能踩几脚河水、陷几次漩涡、呛几口水。这一切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之，以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处理之，共同总结经验教训，认真探索“河”的水深、水速、漩涡、淤沙等情况，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和谐社会修桥建路。
“摸着石头过河”——这一通俗的中国式语言，它所体现的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的实践精神，它所经历的漫长岁月，是新中国经济史中蕴藏着的一个宝库。情况表明，我们距离找到最精粹的资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正如托尼·赛奇(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哈佛大学中国高级官员培训班的主要负责人)所说：每每中国的发展出现困难阻碍，当我们认为中国可能没有办法的时候，它最终总能找到解决的途径。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还总能找到过河的石头。所以，我内心乐观的一面告诉自己说：中国一定会继续发展，继续进步。(婉媛：《哈佛教授关于中国的乐观与悲观》，《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08月15日)。
②参见薄一波：《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载《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
③《陈云年谱》中，第44页。
④参见傅国涌：《中国企业家的本土传统在哪里？》，《被遗忘的近代企业家》《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6期。
⑤《做好工商联工作》，载《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47页；《陈云年谱》中卷，第110页。
⑥李成瑞：《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锐利思想武器》，《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90页。
⑦《陈云年谱》下卷，第69页；陈云在建设大型氮肥厂杭州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3月4日；陈云听取化工部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3月6日(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244-1245页。
⑧参见赵人伟：《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董志凯：《转型之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⑨参见王硕：《改革开放史上的特区货币问题》《《百年潮》2008年第1期。
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1981年调整的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1980年11月28日；转引自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三十九、重新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4页，陈云：《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1980年12月16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11)《陈云传》下，第1635页。
(12)《陈云给周太和的信》，1983年1月28日。见《陈云传》下，第1655页。
(13)房维中：《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内部文稿)；《陈云年谱》下卷，第355页
(14)《陈云年谱》下卷，第413页；陈云同浙江省负责人薛驹、沈祖伦等的谈话记录，1988年5月12日。《陈云传》下，第1789页。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四千零二十四亿公斤。1988年3月，国务院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粮食生产必须争取达到五千亿公斤，平均每年增产八十亿公斤。”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5亿吨，为5.0454亿吨。
(15)30年改革，我国总体来说采取的是渐进方式，只有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和1988年的价格闯关具有激进的因素。其中，农村改革是成功的案例；而1988年的价格闯关则是失败的案例。
(16)其实亚当·斯密当初也曾建议：审慎“对个人来说，是所有美德中最有用的一种”。
(17)《矛盾论》结语。
(18)参见董山峰访刘树成：《渐进式，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光明日报》2008-12-17。
(19)参见黄宗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乌有之乡：2007-11-27。
(20)江平认为：只有把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放在六十年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够更清晰地辨别出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共和国的六十年，前三十年是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后三十年是从法律经验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邓小平同志提出来“摸着石头过河”，曾经受到一些人的赞扬，也有一些人称之为经验主义。在改革之初，我们知道中国要走向另外一个“岸”，要摆脱原来国家无所不包的高度控制状态，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那彼岸究竟是什么样呢？确实不是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摸着石头过河”。应该说三十年的改革，没有碰到太大的波折，或者非常大的损失，可能跟法律经验主义有关系。(马国川：《江平：中国法治三十年》，《经济观察报》2008年0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