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君史” 倡“民史”——关于19世纪末期史学观变革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世纪论文,君史论文,民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史学观是指史家对史学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是史家从事史学实践所必须遵循 的准则和探寻史学内在规律的关键所在。它包含了对史学性质、宗旨与功能、著史原则、撰 述旨趣、评价尺度、研究取向，以及史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等。19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 前的巨变，以及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直接引起了史学观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对古代史学性质的批判
勿庸讳言，古代史学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虽然于保存与弘扬民族文化、维护国家 的 统一和安定、塑造和陶冶民族精神，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当历 史 的行程步入19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之空前巨变，中华民族 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之际，古代史学不仅束手无策，回天乏术 ，而且其自身中所固有的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正统观念的纲常伦理道德作为其彰善瘅恶、 荣辱毁誉之价值评判的尺度和标准，以记载一家一姓之王朝的治乱兴衰、更迭递嬗为其研究 的主要内容，详古而略今，知中而昧外等种种弊端也暴露无遗。这一切均说明作为封建意 识形态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非但无力担负起开启民智、振奋民族 精神，进而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时代使命，而且日益成为滞阻时代进步和桎梏社会变革的 障碍和包袱。因此，迫切地需要一种能反映时代要求，且能肩负起抗敌御侮、救亡图存之历 史重任的新史学取而代之。在19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资产阶级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亦崭露头角、日趋活跃，这样建立新史学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资产 阶级身上。然而任何一种新思想、新学说的建立，总是首先要冲破旧思想、旧学说的牢笼与 束缚，即不破不立。在19世纪90年代，于是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史学家和思想家率先向古代 史学发难，当时以梁启超、徐仁铸、唐才常、谭嗣同、严复等人为代表从如下几个方面对传 统史学进行了批判。
首先，对以“君史”为中心的古代史学内容的批判。
19世纪对古代史学的发难始于90年代晚期，首先集中在对古代史学以记载历朝往代帝王将 相之功过是非、荣辱沉浮作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从而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这一弊端进行了 尖锐的批判。梁启超于1896年，在《变法通议》一文中首先指出：“史者，所以通古知今， 国之鉴也。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 所 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有农业史、商业 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70页。）在通过对中外史学比较 之基础上，他认为中外史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君史”和“民史”之别。而“民史”中之“ 政”，绝非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君主政治，即一朝一姓的治乱兴衰，而是与近代国家、民权利 害攸关的国计民生。故梁启超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民史”实“史裁之正规也”。同时， 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几千年来为国人所引以为自豪的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史籍，不外乎是 记载“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的往事陈迹而已，这是古代史学的弊端之一。同年，梁启超于 《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又提出了史学的八个当知：“请言史学，一当知太史公为孔教嫡派 ；二当知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非孔子之制？三当知历代制度，皆为保王 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四当知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 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其最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五当知历朝之政，皆 非由其君相悉心审定，不过沿前代之弊，前代又沿前代之弊，而变本加厉，后代必不如前代 ，六 当知吾本朝制度有过于前代者数事，七当知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八当知后世言 史裁者，最为无理。”（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
这既提出了著史与读史所应遵循的若干准则，又指出了古代史学为 封建群主专制服务的本质，即古代史学“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而导致 中国几千年来积贫积弱之根源就是由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这言外之意即谓作 为维护与巩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工具之古代史学对此有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是难辞 其咎。这样的史学是担负不起激发爱国思想、振奋民族精神，争取国家光明前途的伟大使命 。18 97年梁启超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将对古代史学的批判又推进了一步。他说：“ 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 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 、《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 后世之修史者，于易代之后，乃模拟仿佛，百中掇一二，又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 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长子孙，如斯而已。至求其内政之张弛，民俗 之优绌，所谓寝强寝弱，与何以强弱之故者，几靡得而睹焉。即有一二散见于纪传，非大慧 莫察也。是故君史之弊极于今日。”（注：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9—60页。）
此处梁启超复将史学分成“君史”、“国史”和“民 史”三种，认为中国古代史学只有“君史”和“国史”，而“国史”又非真正意义上的“国 史”，即“而条理犹有未尽”。至于在古代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君史”，虽然表现形式颇 为丰富，但是记述内容不仅单一贫乏，僵化呆板，而且观念陈旧，视野狭窄。在中华民族生 死存亡的危机之秋，古代史学根本无法发挥“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注：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61页。）
的功能与作用， 即为当时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伟大爱国运动提供智慧、启示、力量与信心。故梁启超尖锐 地批判道：“君史之弊极于今日”！他甚至认为被人们奉为古代史学的经典之作——二十四 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注：《湖南时务学堂初集》，1897年刊于长沙。）
就连被奉为经典的二十四史都不过如此乏善可陈，遑论其 它！梁启超对古代史学的批判，可谓开启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批判古代史学的先河。
继他之后，又有严复、唐才常、谭嗣同、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对以记述一朝一姓之荣辱兴 衰 ，乃至是非功过的“君史”亦进行了批判。严复于1897至1898年，在《国闻报》刊出译 著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即于1903年出版的《群学肄言》），其第一篇《论群学不可缓》 ，从史学体例的角度对古代史学进行批判。他说：“前史体例”“于君公帝王之事，则虽小 而必书，于民生风俗之端，则虽大而不载。是故以一群强弱盛衰之故，终无可稽。”（注：原译文见《国闻汇编》1897年12月8日第一册、12月28日第二册、1898年1月7日第四册。）
认为 这种以为帝王将相服务为宗旨的“君史”无补于国计民生，世道人心。谭嗣同则进一步阐发 了梁启超的观点：“新会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 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于民之主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 也；放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而徒专笔削于一己之私，滥褒诛于 兴亡之后，直笔既压累而无以伸，旧闻遂放失而莫之恤。”（注：谭嗣同：《湘报》后叙（下），《谭嗣同全集》。）
在他看来，在古代史学中之所 以 “民史”不兴，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古代史学从史事取舍到价值评判和遣词造句等方面都被 严格地规范在为封建专制君主效忠竭智的格局之中，即谓取舍褒贬悉在维护与满足专制君主 一己之私而已，如此何“民史”之有！至于古代史学所恪守的“据事直书”的著史原则亦不 过是其一种理想和愿望罢了。而徐仁铸则谓：“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 其世焉。中国正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载褒荣之陈述，而 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故观君史民史之异，而立 国之公私判焉矣。”（注：徐仁铸：《輏轩今语》，见《湘学报》1898年3月13日第30册。）
通过比较徐仁铸认为中西史学之所以会出现“君史”与“民史”的差 异，根本在于中国古代史学所关注的是一朝一姓之家天下的治乱安危，其初衷与归宿都是为 了维护专制君主一己之私。而西方史学则着眼于整个国家和民族之荣辱兴衰及其前途命运， 其出发点是以天下为公。进而指出中国这种“家谱”式的古代史学，又怎么配得上称为真正 意义上的史学呢！《清议报》编者指出：“然支那三千年来无史，支那之史，十七姓家谱耳 。未尝推原人群发达之所自，故于群学尤大晦焉，此今日之争，宜大昌明者也。”（注：《拟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讲义录叙例》，《清议报》1900年正月十日第3册。）
此处他 甚至认为中国三千年以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即或是有也不过为一家一姓作家谱式的“ 君史”，与国家与民族之荣辱兴衰与前途命运毫无关联，因此，倡言昌明“群学”，即“民 史”也，以唤醒爱国意识，振奋民族精神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罗振玉对此亦有所批判，他于 1899年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翻印本所作的序文中说：中国传统史学“则唯司马子长 氏近之，此外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借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比诸石层千仞，所存僵石 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 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罗振玉由此认为中国数千年的古代史学除司马迁的《史 记 》还值得称道外，余者虽宏篇巨制、卷帙浩繁，然而悉为无关宏旨体要的故纸陈编，无甚价 值可言。此外，唐才常、江标和王国维等人对以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君史”亦进行了批判 。上述批判已经触及到了古代史学的核心——即“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注：严复：《辟韩》，《严复集》第34页。）
的帝王中心论 和封建正统史观的实质，所以，这些批判不仅开启了20世纪初年对古代史学进行全面系统清 理、改造和批判的先河，同时亦为史学革命乃至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建立作了必要的舆论 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其次，是对古代史学方法论之弊端的批判。
在对以帝王为中心之“君史”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复将批判的视角投向古代史学方法论的 一些弊端。对此，严复指出：“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 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则适足以破坏人材，复何民智之 开之与有耶？”（注：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29页。）
严复认为古代史学中这种因循守旧，埋首于故纸陈编中的烦琐考证，既消 磨了人的聪明才智，又起不到史学援古鉴今，开启民智的重要作用，有百害而无一利。甚至 认为如果这样研经治史“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故严复看来，在国家、民族处 于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古代史学中的这种以所谓博学多识为夸耀的繁琐考证，于当时的救 亡图存，变法自强毫无裨补，其根源在于脱离现实，缺乏社会责任感。唐才常对古代史学研 究中的抱残守阙、不思创新的作法进行了批判。唐才常认为古代史学中这种抱残守阙、墨守 成规的研究方法及其思维模式，既极大地束缚了史家研究视野和撰述范围的拓宽，又严重地 扼杀了史家独辟蹊径，破除陈说成见的勇气与创造性。如此一来，就是在这种研究方法运作 下而产生的古代史学的经典之作——“三通”和“廿四史”，亦无法满足和反映当时社会之 剧变的需要，即不失时机地为剧变的社会提供有益的智慧，启迪和“因症施治”的应对之策 。还有正是古代史学这种因循守旧，不思创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定势，非但使丰富多彩、千 头 万绪、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程式化和肤浅化，即以僵化、单一的“治乱得失”的模式来 解释和取代历史研究，同时它也是一种误导，致使史家重形式、轻理论；多因袭、少创造； 其所作所为不过是在古代史学之成规定制下修修补补而已。宋恕对乾嘉以来学术研究中， 主要是史学研究中繁琐考证之风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宋恕认为这种脱离社会现实，无关国计 民生和世道人心之视手段为目的繁琐考证，不过是炫耀所谓博才多识、欺世盗名之具而已， 严重背离了史学经世匡时的宗旨。徐仁铸甚至指出：“近儒史学考订之书悉宜屏绝。”因为 这种逃避现实，与世无补的繁琐考证乃“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而那些“杂引笔记，旁搜 金石，订年月之讹误，校人名之参错”的工作，平心而论，对史学不无补益和必需，但是这 种将手段视为唯一目的的考据，即为考据而考据的作法，容易使人产生考据之外无史学的错 觉，所以，尽管其“用功虽勤”，然仍不妨“可以束阁”。（注：徐仁铸：《輏轩今语》，见《湘学报》，1898年3月13日，第30册。）
虽然有偏激之处，但 是在当时繁琐考枯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史学界，能如此尖锐地批判古代史学的弊端，还是难能 可贵的，具有振聋发聩的进步意义。同时，徐仁铸还激烈地抨击了中国史学史家致命的弱点 在于“不用己之心思耳目，而惟听命于古人之心思耳目”，他认为这种弱点不仅造成古代史 家视野狭窄、思想僵化、缺少创新，而且也严重地滞阻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与 进步。其突出表现为沿袭陈说旧论，墨守成规定制，难以反映与满足变化了的时代与社会之 需要，这亦正是我们中国二千年来“治少乱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清议报》对此亦有评说 ，它于本馆论说：《拟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讲义录叙例》中曾谓“盖尝纵观四千年五洲万国之 史，而晓然其故也。中国二千年来，……人心学术因之益陋，间尝论之，国中无不崇尚前人 ，推为绝学，而胶固于古今人不相及之俗见，绝不思辟一新理，创一新法，求所以凌驾古人 者。由是以谬传谬，酿成今日甘居人下之世界。呜呼，不大可慨也欤！”（注：《拟东京大同等学校讲义录叙例》，《清议报》1900年正月一日第34册。）
这里不仅认为古 代史学之盲目尊古，抱残守阙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不仅是滞阻中国古代史学有长足的进 步与质的飞跃的障碍，而且亦是中华民族今日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之重要根源。
梁启超则认为古代史学中治“君史”的那套方法，已经完全不能适合研究“国史”和“民 史 ”，因为：“无数已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曰史学史学，岂不谬 哉！”（注：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见《湖南时务学堂选编》。）
梁启超是从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高度提出必须抛弃古代史学中治“君史”的那种 陈腐不堪的研究方法。否则以“国史”和“民史”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建立就是一句 空话。此外，谭嗣同、江标等人亦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古代史学方法论中的一些弊端予以 揭露和批判。总之，这些批判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史家开阔视野，解放思想，转换观念 ，为新史学方法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同时对冲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上的控制与束缚亦具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对倡修“民史”的认识与构想
19世纪90年代，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史学家在揭露和批判古代史学之弊端和糟粕的基础上 ，强烈地要求打破古代史学几千年来沿袭不变的以帝王为中心的家谱式的治史模式与格局， 编撰以社会、民族为主体的“民史”和“国史”。所谓“民史”，即视人民为历史研究的主 体，应该将历史研究的中心与视角从传统的帝王将相转向普通的民众，从个体转向群体，从 狭隘的宫廷转向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从单调、陈旧的一朝一姓之兴衰治乱的“君史”、“ 家族史”和“王朝史”转向多角度、全方位、多层面地反映与记述与国计民生、世道人心、 政教风俗息息相关的国史和社会史。对此，梁启超于《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当时传入 中国的外国史学著作所作的评价表述了他对倡修“民史”的基本态度。从他对日本浮田和民 《西洋上古史》和坪内雄藏《上古史》二书的评价中即可略窥一斑。在他看来，浮田氏和坪 内氏的史著，虽然悉为史学之名篇佳作，但是二者相形梁启超认为还是浮田的《西洋上古史 》要略高一筹，就在于他的史著是以民众、社会和文化为主体的“民史”、社会史和文明史 ，研究的内容尽管是上古之事，然而其着眼点却为民族的兴衰生灭、社会的演进递嬗、政治 的异同得失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鲜明而自觉的近代意识与世界意识，颇具价值 。因此被梁氏誉为“不可不注意”和“所尤不可不读”之书。（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4页。）
启超对白河次郎和国 府种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一书之评价，亦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修“民史”、社会史和文明 史的热切渴求与愿望。他评价说：“中国为地球上文明五祖国之一，且其文明接续数千年， 未尝间断，此诚可以自豪者也。惟其文明进步变迁之迹，从未有叙述成史者，盖由中国人之 脑质，知有朝廷而不知有社会，知有权力而不知有文明也。此书乃草创之作，虽非完善，然 大辂椎轮，厥意亦良善矣。”（注：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4页。）他认为该书尽管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该书无论从著述 旨趣、研究视角、涵盖范围，还是从价值取向、体裁选用和篇章结构而言，都是开创性的， 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表现了作者勇于开拓创新之意识。同时亦为中国古代史学的改造 ，以及尽早填补中国文明史研究之空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范本”和启示，意义非凡。
章太炎则有感于古代史学“中夏之典，贵在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得。”“若至 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以及“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
，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家强弱，非眇末也。”之弊端和基于他对倡修“ 民史”，社会史和文明史之意义与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他于《中国通史略例》一文中，提出 他欲撰写一部融“民史”，社会史和文明史于一炉的新型的中国通史之蓝图与构想。在其所 制定的编撰原则中谈道：“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臧往，动 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 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非有关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四端者， 虽明若文、景，贤若房、魏，暴若胡亥，奸若林甫，一切不得入录，独列《帝王》、《师相 》二表而已。”（注：章太炎：《訄书·哀清史》后附《中国通史略例》，第276～277页。）
在此，章太炎指出他拟撰写的将“民史”、社会史和文明史融于一炉的全 新的中国通史之宗旨有二层含义：一是藏往知来，推迹古今；一是开浚民智，振厉士气。其 后，章太炎在给梁启超的书信中对此作了更为清楚的解释，他说通史之作有两宗旨：“一方 以发明社会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可以看出章 氏所欲撰写的中国通史已完全不同于传统史学以帝王为中心的“君史”，以及专叙一朝一代 之治乱兴衰的“王朝史”，它研究的重心是“社会兴废、国家强弱”和“芸芸众生”，显示 出了强烈的时代精神。虽然最后章氏这部中国通史并没有写成，但是这种大胆的设想、创新 的意识，无疑在当时为人们指示了一种新的史学境界，开创了一条新的治史途径。
在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20世纪初年，一批按照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撰写的史著先后面世， 从而结束了古代史学独霸史坛的局面，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严复则借用西 方学者的言论，表述了他倡修“民史”之强烈愿望。严复在批判“君史”的同时，主张以能 反映人心世道盛衰升降的广泛的社会生活作为记述和研究的主体，实际就是提倡撰修“民史 ”，为当时的维新变法提供历史依据。他说“民史”研究的宗旨与最高境界应为通过考察“ 古今所有之国种民群，相其文野文度，而此例参伍之，即异观同，见其会通，”（注：严复：《群学肄言》，第300页。）
即谓使人 从中可窥见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递嬗轨迹，以明各民族国家兴衰生灭之 故。这反映了严复开阔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说明他欲以整个世界为参照系，由此 探索世界各民族兴衰生灭的递嬗轨迹及其规律，从而为中华民族之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伟 大 爱国运动提供全面系统的理论、对策和启示。唐才常通过对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后认为：西方 的报馆就是史馆，而其报纸就是“民史”的最佳表现形式。对此，他说：“泰西不立史馆， 盖报馆即其史馆也。凡遇开议院时，君主临焉，王公大臣暨各议员临焉，无论事之大小，各 伸其说，以剖判是非，报馆即书之以传诸一国，布诸五洲。记有之，‘史载笔，士载言’， 其遗意欤！故语无忌讳，言多实录，视中国之史尤为足信。况其推广新闻纸之多，虽至酒楼 茶肆，往往而有。是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史学乃四民兴知之业。且凡民数、地数，比较多 寡 ，火车、铁路、电线，推算方里，货殖出入吨数，以及官制、教会、学校、国计、兵数，靡 勿签记赅核，……盖今日之报章，即异日之史料，政治家、格致家、律法家，胥权衡如此， 一举而三善备焉。故西国之有君史又有民史，诚重之也，诚慎之也。”（注：唐才常：《史学论略》，《唐才常集》第41—42页。）
这里，唐才常不仅 认为西方今日之报纸，就是他日之“民史”，而且高度赞扬了这种“民史”传播迅速、层面 广泛，语无忌讳，言多实录，内容宏富、包罗万象，颇具价值、殊多启示等等优长。进而指 出西方这种“民史”之所以“视中国之史尤为足信”，就在于“是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 史学乃四民兴知之业”，即谓修史乃国家所拥有的神圣不可玷污之权利，而史学则是开启民 智、振兴民族之庄严事业，绝非维护与服务于一朝一姓之利益的私家产业。实际上此处亦隐 寓着对中国古代史学重古而略今，重君而轻民，以及由于专制统治，著史多有禁忌等种种弊 端的批判。这种认识在当时还是比较深刻的。
在初步认识和肯定撰修“民史”和与此相关的社会史和文明史之价值与必要性的基础上， 人们又将探索的目光转向史书的表现形式上面，因为当研究对象和内容一经确定下来，那未 作为表现形式和转换载体的史书体裁就显得格外重要。经过思考和研究，人们认为作为反映 时代和社会的资产阶级“新史学”不仅要有新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以及新的史学观，而且更 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表现形式，惟有如此，方能使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对此，谭嗣同在 对中国古代史学之史书体裁及其功能进行细致研究之后，认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虽然种类繁 多，但撮其要者不过“三类十体”（注：谭嗣同：《报章文辑报》，《谭嗣同全集》下册。）
。而报纸则是集“三类十体”于其中的最佳的史书表现 形式。他说：“乃若一编之中，可以具此三类十体，而犁然各当，无患陵窜者，抑又穷天地 而无有也。有之，厥惟报章，则其体裁之博硕，纲领之汇萃，断可识已。胪列古今中外之言 与事，则纪体也；缕悉其名与器，则志体也；发挥引申其是非得失，则论说体也；事有未核 ， 意有未曙，夹注于下，则子注体也；绘形势，明交限，若战守之界限，货物之标识，则 图体也；纵之横之，方之斜之，事物之比较在焉，价值之低昂在焉，则表体也；究极一切品 类，一切体性，则谱体也；宜撰述之致用，则叙例体也；径载章程，则章程体也；句稽繁琐 ，则计体也；编幅纡余，又以及于诗赋、词曲、骈联、俪句、歌谣、戏剧、舆诵、农谚、里 谈、儿语、告白、招帖之属，盖无不有焉。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罔不兼容并包， 同条共贯，高挹遐揽，广收并蓄，识大识小，用宏取多。信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 文之渊薮，词林之苑圃，典章之穹海，著作之广庭，名实之舟揖，象数之修途。总群书，奏 《七略》，谢其淹洽；甄七流，综百家，惭其懿铄。自生民以来，书契所纪，文献所征，参 之于史既如彼，伍之于选又如此。其文则选，其事则史；亦史亦选，史全选全。文武之道， 未坠于地；知知觉觉，亦何常师？斯事体大，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注：谭嗣同：《报章总宇宙之文说》，《谭嗣同全集》下册。）
又言：“且 夫报纸，又是非与众共之之道也。……报纸即民史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 汶暗 暗以穷天，而终古为暗哑之民乎？西人论人与禽兽灵愚之比例，人之所以能喻志与事以显 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吾见《湘报 》之出，敢以为湘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注：谭嗣同：《〈湘报〉后叙（下）》，《谭嗣同全集》下册。）
他认为这种兼容并包，广收毕蓄 ，用宏取多，融各种史书体裁于一炉的报纸，既得兼“三类十体”之长，而且又克服了古代 史书体裁记述内容单一贫乏、割裂事实等等弊端，是史书的最佳载体。还有这种内容丰富、 门类繁多、功能齐备的报纸无疑就是他曰“百科全书”式的史著，故谭嗣同盛赞报纸的价值 与作用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文之渊薮，词林之苑圃，典章之穹海，著作之广庭 ，名实之舟楫，象数之修途”。值得大力提倡普及。同时，谭嗣同还认为报纸不仅是表述“ 民史”的最好表现形式，报纸就是“民史”的一种形式。而且通过报纸非但有助于推动“民 史”的发展与普及，并能开启民智，以报纸作为国家和民众的喉舌，及时反映和表达民众的 心声。因此，他才以欣喜之情欢呼《湘报》的问世。在倡言修“民史”与“国史”的同时梁 启超认为西方的《列国岁计政要》不仅是“民史”，“国史”较为适宜的表现形式，而且也 是发挥史学“鉴往以知今，察彼以知己”之社会功能较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他呼吁中 国史学界不仅要向西方学习，研究这种新的史学体裁，并且要仿效编撰。对此，他指出：“ 西人每岁必有一籍，纪其国之大政大事，议院之言论，译者名之为蓝皮书。盖国之情实，与 其举措，略具于是矣。宜每年取各国此籍尽译之，则能知其目前之情形，无事可以借鉴，有 事可以知备。……制造局旧译《列国岁计政要》，是也。惜仅得癸酉一年，后此盖阙。若能 续译至今，则二十年来西方之形势，皆了如指掌，中国学者或至眢暗若是耳。”（注：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60页。）
又言：“ 予所闻，西人之《岁计政要》者，其所采录，则议院之档案也。预算之表也，民部、学部、 兵部、海部、户部、商部之清册也，各地有司、各国使员之报案也。自国主世系、宗戚岁供 、议院、官制、教会、学校、学会、国计、兵籍、兵船、疆域、民数、商务、工艺、铁路、 邮务、新疆、钱币、权衡，区以国别，分数毕载，冠以总表，藉相比较。国与国比较，而强 弱见，年与年比较，而进退见，事与事比较，而缓急轻重见。”最后，梁启超认为真正能充 分发挥史学之“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的社会功能的《岁计要政》为“斯国史之良哉！ ”故他亦主张中国史学界也应开阔视野，转换观念拓宽史学研究的内容与撰述领域，井创立 新的体裁以适应社会与史学发展的需要。
三、反思的反思：关于史学观变化的再认识
从上述不难看出种种迹象已表明随着19世纪中国社会的空前巨变，以及历史观的变革，史 学观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这些变化既是从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又是 其转 变的重要标志之一，意义深远重大。但是，有必要对史学观的这种变化作如下说明，以深化 人们的认识。这即是：
第一，19世纪晚期人们对古代史学之尖锐深刻的批判同古代史家对古代史学的批评已有本 质的不同。
虽然古代史家对古代史学之缺失和不足的批评屡见不鲜，乃至留下了丰厚的史学批评遗产 ， 这在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两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刘知几在对编年、 纪传二种史体之优长充分肯定的前提下，对其所存在的缺失亦予以严肃的批评。他认为编年 体的缺失莫过于：“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注：刘知几：《二体》，《史通》卷2。）
体的弊端则主要表现为：“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 《 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 擢居首帙，先辈而抑为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 以为短也。”（注：刘知几：《二体》，《史通》卷2。）再如刘知几对当时修史制度的混乱，史馆人员人浮于事且多不称职、史官难 以发抒其专长与见解等等弊端的批评。譬若：由于史官伤滥，而致“每欲记一事，载一言， 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由于监修的长官过多，而致“十羊九 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由于缺少严格的修史章法，而致“监之者既不指授 ，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注：刘知几：《忤时》《史通》卷20。）
这些批评可谓一 针见血，激烈尖锐，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还有章学诚对古代史学的批评丝毫不比刘知几逊 色。如他批评史注说：“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 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衰。”（注：章学诚《史注》，《文史通义·内篇五》。）
在探讨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两大 宗门大问题时，他批评《史记》之后的历代史书说：“又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 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以致圆不可神 ，方不可智。如《宋》、《元》二史之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 河人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夫《通鉴》为史节之最粗，而 《纪事本末》又为《通鉴》之纲纪奴仆；仆尝以为此不足为史学，而止可为史纂史钞者也。 ”（注：章学诚：《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文史通义·外篇三》。）
上述批评非但尖锐激烈，毫不回护留情，甚至不无苛求偏颇之处。然而这些批评是在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古代史学“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宫，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 莽、卓，夷、惠之与跖、跷，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 媸永灭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 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 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 ，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岂可缺之哉”（注：刘知几：《史官建置》，《史通》卷11。）
的 重要且广泛的社会价值与作用之前提下，针对古代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缺失和弊端而 进行的理智的思考和认真的剖析，目的是藉此推进古代史学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和不断繁荣 。而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亦表明：这种批评对古代史学来说不仅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而且是必需的。它是古代史学自我调节、自我充实和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古代史 学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诸如从编年、纪传到纪事本来之史书体裁的不断发展、完善，正是 史学批评之不断推动的结果。
相形之下，19世纪晚期人们对古代史学的批判则迥然不同，因为此时人们是对古代史学“ 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注：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
，以及“皆为保王者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之以专制君 主为本位的王朝观和以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为宗旨的本质的尖锐批判和完全否定，目的在于从 根本上打破和结束古代史学独霸史坛的局面，以期最终以资产阶级新史学取代古代史学。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批判是19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在史学上的重要反映之一，同时也是史学回 应时代与社会之急剧变化和迫切需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因为这 种批判是史学观质变的主要内容和标志之一，它对古代史学的根本否定和全面清算，为资产 阶级新史学最终代替古代史学在很大程度扫清了障碍，并在思想和理论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批判在中国社会变革之际起到了思想启蒙和解放的重大作用。这主要表 现为这种批判运用历史进化论、资产阶级民主、民权等理论为思想武器，从而剥去了罩在封 建君主专制制度上的神秘光环，有助于人们认清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腐败、黑暗的本质，以 及给国家、民族所带来的“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之严重危害和空 前劫难，从而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上进行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度的变 法改革作了必不可少的宣传启蒙工作，并为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历史依据，意义深远重大。 但是，有一些需要解释的是19世纪晚期人们对古代史学以服务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为初衷和 归宿之本质的激烈尖锐的批判并没有错，然而不能据此不加以区分地对古代史学予以全盘否 定，因为古代史学经过几千年历史的过滤与积淀，其中亦有许多借得借鉴，继承乃至弘扬的 优秀思想遗产，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之所在。诸如被当时人斥为“廿四家谱”的二十四 史就是如此，诚然二十四史是以记述以君主为本位的一家一姓之王朝的治乱兴衰为主要内容 和宗旨，但是这并不是二十四史的全部，因为在这之外，还有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历史地 理、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等等内容，毕竟为后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提供了相对系统全面 、丰富翔实的珍贵史料。也就是说这种批判亦有过激偏颇乃至失实之处，今人当引以为戒，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亦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于救亡图存、反帝反封建之时代 的迫切需要，无可厚非或吹求苛责。
第二，19世纪人们对古代史学的批判是有破有立。
即谓这种批判是通过对古代史学的反动与否定，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形成与最后确立扫清 障碍，因为任何一种新思想、新学说的形成与确立，总是首先要冲破旧思想、旧学说的牢笼 与束缚，即不破不立。从这个意义上讲，“破”只是手段，而“立”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 人们在对古代史学进行激烈尖锐的批判的同时，又将关注的目光和思考的触角转向对资产阶 级新史学之多方面的探讨。这其中既包含了对资产阶级新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著述旨趣、 主要对象、内容范围、方法手段、体裁体例、原则准绳等等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和探求，又有 对倡修反映资产阶级新史学本质特征的“民史”的价值与意义的深刻认识，同时亦表达了欲 摸索“民史”之新的表现形式的渴望和设想。诸如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曾提出要编一部“全新 的”中国通史，实际上就是这种积极探索的重要反映。勿庸讳言，20世纪人们对资产阶级新 史学的思考与探索是初步的、浅层次的和不成熟的，这主要表现为这种探索并未上升到对资 产阶级新史学体系与框架的理论思考和系统研究之高度，而且也没有转化为自觉的史学实践 活动。尽管如此，这种探索的历史功绩还是不容低估，因为它不仅为19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新 史学的形成与最后确立底奠了初步的基础，同时亦为其发展指示了方向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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