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差异解释_劳动生产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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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在我国各城市间存在明显差异,我们所研究的我国34个大型及特大型样本城市中,2003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城市是最低城市的2.71倍,而且制造业内部的29类细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城市之间差异也非常明显。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等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是导致区域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原因,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则强调聚集经济产生的外部性(Externality)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本文以我国34 个大型及特大型城市的总体制造业和制造业内部各细分行业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并具体测算聚集经济对城市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一、对聚集经济研究的回顾

聚集经济是指经济行为在空间上的集中而带来的各种效益。对聚集经济的开创性的研究始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认为相同或类似企业的聚集和空间地理上的接近性有助于实现劳动力共享、交通成本的降低和技术外溢,这些都将促进地方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1]。近年来,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则从收益递增角度研究了经济空间聚集问题[2]。马丁等就产业空间聚集现象及形成机制作过深入探讨[3]。迈克尔·波特从竞争力的角度研究了聚集问题[4]。聚集经济可以分为两类,即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和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地方化经济是由相同行业或相关行业的企业在一地的集中所形成的,熟练劳动力市场、投入和产出品的低运费、知识溢出等是这种聚集形态的主要利益。城市化经济是由多样化经济活动在一地的集中所形成的,有利于多元经济主体共享专业化投入、经济服务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城市化经济和地方专业化经济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性降低了生产成本、促进了技术和信息的传播,从而提高了地方的劳动生产率。

聚集经济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围绕着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而展开,Shefer运用美国SMSAs(标准大都市区统计)的制造业横截面数据, 着重对城市化经济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14%—27%[5]。Sveikauskas的研究则认为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会提高6%—7%[6]。后来Segal、Fogarty and Garofalo及Moomaw的研究分别认为城市人口规模增加一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将提高8%[7]、10%[8]及2.7%[9]。总体来看,一般认为,在城市人口规模提高一倍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在3%—8%之间。

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则侧重于比较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在提高城市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中作用的大小。Nakamura对日本制造业聚集的研究认为制造业的行业规模扩大一倍,劳动生产率将提高4.5%,而城市人口规模扩大一倍,劳动生产率将提高3.4%[10]。Henderson研究了美国和巴西的情况,发现城市化经济对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影响,地方化经济的影响略大但也不显著[11]。Ciccone and Hall分别对美国[12] 和欧洲[13] 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中显示,地方化经济远远超过城市化经济的影响。

国内也有学者针对中国城市聚集经济规律进行的实证研究。潘佐红和张帆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城市规模每翻一番,生产率就增加8.6%[14]。 吉昱华等的研究结果认为,在中国266个城市中, 工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明显的聚集效益,但二、三产业加总则存在显著的集聚效益[15]。冯云廷以我国浙江省的部分小城镇为例的研究中提出,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着显著的聚集经济效应,但聚集优势主要来源于同一产业企业在地域上的集中所带来的地方化经济效应,而不是城市本身发展所产生的城市化经济效应[16]。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皆以全国或某一区域内的所有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以城市制造业聚集的外部性永远为正为前提,得出的结论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忽视了城市聚集到一定程度后产生非经济性的可能性,其结果可能过高或过低地估计了不同规模城市的聚集效应,并不能揭示处于不同规模阶段的城市在聚集中不同的地方化和城市化的特点。并且,在中国这样区域差异巨大的国家中,不同区域的城市制造业聚集应有不同特点,对于区域特色的研究也十分重要。因此,我们选取全国省级和副省级中具有代表性的34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其中,位于中西部的城市人口规模在133—3155万人之间,东部城市规模在139—1711万人之间,都属于大型和特大型城市。我们试图揭示这类城市制造业总体和典型行业聚集中的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特点,并探讨其区域特色。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最自然的理解聚集经济的方式是直接地估计生产函数,在给定希克斯中性假设的前提下,企业的生产函数可以被写为:

Y=g(A)f(X) (1)

其中,Y是企业的产出,g(A)代表希克斯中性的集聚效益转化函数,x是表示普通投入的量(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材料),A表示企业的环境, 包括了所有聚集因素的影响。

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们采用了不同的f(x),比如Sveikauskas的研究就是基于CES的生产函数[6],而Ciccone and Hall及吉昱华等的研究则采用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12—13]。潘佐红和张帆的研究中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ES以及超越对数函数三种形式[14]。另外不同的经济学家对g(A)的认识也不同,Sveikauskas和Moomaw认为g(A)代表城市化经济产生的外部性[6,9],即,其中a为一常数,POP表示城市总人口,b表示城市人口规模相对于产出Y的弹性。Ciccone认为g(A)代表希克斯中性的技术参数,在模型中把它当做常数来处理[12]。

为了研究的简便易行,本文中我们采用了线性齐次生产函数,其式如下:

该式即为下一步实证分析中所用的回归方程式。在(5)式中:

loc[,ij](localization economies)代表j城市地方化经济对制造业内i细分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用i行业在j城市的总规模表示,在本文中,用j城市中i行业总就业人口来表达。城市中某一具体行业的规模越大,企业数量越多,分工将会促进内部专业化水平提高和产业所需的特定中间投入和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同时特定产业部门企业的集中带来相应员工的集中,企业将会降低劳动力寻找成本,促进信息和创新的产生和传递,这些都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聚集到达一定程度,将会引起地价上涨、劳动力价格上升、争夺市场等问题,所以地方化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可正、可负。

urb[,j](urbanization economies)代表城市化经济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城市化经济相对于地方化经济是由更大范围内的聚集所形成的,即整个城市范围内各个产业部门和全部城市人口的聚集所形成的效应。因此,与地方化经济不同,城市经济不再只由特定的产业部门所独享,而施惠于整个城市范围内的所有产业和人口。所以本文中用j 城市总人口来表达城市化经济对制造业及内部细分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sca[,ij](scale)用来表示j城市i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一般来讲,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越有可能提高内部分工水平,劳动生产率将会越高。其值等于该行业总就业人口除以企业数,即为该行业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

pub[,j](public capital)用来表示j城市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基础设施包括诸多方面,如交通、通讯、供水供电、教育、医疗等。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增强城市聚集经济效应,因此,加入这一变量可以避免过高地估计城市和地方化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精确地反映聚集经济的本质。本文中这一变量我们用j城市人均道路面积来表示。

(K/L)[,ij]代表j城市i行业人均资本量,这是本模型中唯一的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内生变量,这一变量用来反映企业内部设备的自动化水平、无形资产的占有率等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两者应成正比关系。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由本行业聚集而形成的地方化经济、由城市全部人口聚集形成的城市化经济、企业平均规模、基础设施水平、人均资本都将影响城市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其影响的正负及大小,我们用(5)式作为回归方程,分别对34 个样本城市总体、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共三组分别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1所示。

第一,如上所述,loc这一变量的系数b[,1]反映地方化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小。在34个样本城市中,总体制造业规模每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将提高16%,但这一指标在东部城市的回归方程中为-0.21,意味着东部城市制造业可能已经面临着制造业过度聚集而引起的制造业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等问题,因此东部城市中制造业规模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将降低21%。对中西部城市的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规模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将提高59%。由此可见地方化经济对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很大差距,西部城市还存在进一步聚集的空间。

表1 全体及东部、中西部城市总体制造业回归结果

*** ** *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第二,urb这一指标的系数b[,2]代表城市化经济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在三组城市的回归方程中均为负值,这意味着城市规模每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将分别降低10%、2%、29%。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urb这一指标的系数小于loc这一指标的系数是和国外及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即对制造业的聚集来说,地方化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城市化的影响,但这一变量的系数为负却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所选择的34个样本城市中,大部分都属于大型和特大型城市的省会城市,省会城市一般都承担着为本省提供教育、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服务的功能,制造业对本区的GDP贡献并不占据绝对优势,因而规模越大,制造业发展越不具有优势。因此对制造业发展来说,大城市并不是最佳的区位选择,陈雯等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17]。

第三,sca这一指标的系数b[,3]在全体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回归中系数皆为负,只在东部城市中为正。这一结果超出我们的预料。理论上来讲,我国制造业的大多数行业还没有形成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的分工应更清晰,管理也应更有规模效应,这些都应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指标为负,可能与数据采集均是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的指标有关。国有企业特殊的产权关系以及人浮于事等问题的存在,确实可能出现规模越大,劳动生产率越小的局面。而在东部城市这一指标为正,可能是由于东部城市规模以上制造业的国有比重较低,民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较大,因此规模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

第四,pub这一指标的系数b[,4]在三组回归方程中皆为正值,但在东部的作用最大,人均道路面积每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将增加53%。而对全体和中西部城市来说,人均道路面积每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将提高43%和21%。这说明,人均道路面积越大,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联系越便捷,运输所花费时间的机会成本越小,因而劳动生产率越高。

第五,人均资本的系数b[,5]在三组回归中都为正,而且在1%的水平上都呈显著状态。这说明,人均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最大、最稳定,企业的人均资本越大,意味着企业的设备自动化水平越高,无形资产占有情况越有利,这些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直接的决定因素。

四、行业层面的分析

我们选择了纺织业、饮料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三个典型产业作进一步的产业层面的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三个产业是基于王海鸿[18]、陈耀[19]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各产业内企业区位选择指向的不同,将制造业分为三类:

第一类,消费地指向型制造业。主要指产品供本地消费的地方性制造业,产业的发展一般只用于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这些特点决定了其空间布局趋于均衡化,不会出现大规模聚集于一个或几个城市的状况。这类产业包括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等,我们以饮料制造业为代表来说明这类行业的特点。

第二类,技术与规模指向型制造业。这类产业对技术条件和经济规模的要求比较高,最能体现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水平和效益,要求空间分布的集中度较高。这类产业包括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我们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代表来说明这类产业的特点。

第三类,不定指向的制造业。指除上述类型外的大多数竞争性行业,如金属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医药工业及一般轻纺工业。这类制造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区域市场竞争力。我们以纺织业为例,来说明这类行业的特点。

我们对这三类具有代表性的行业,按照总体制造业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行业层面上也表现出和制造业总体相类似的共同特征。

首先,地方化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城市化经济的影响。在三种代表性产业的9个回归方程中代表地方化经济的loc这一变量仅在两个方程中系数为负。 而代表城市化经济的urb这一变量在6个方程中系数为负,这充分显示地方化经济在我国城市制造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次,企业规模这一变量的系数在9个回归方程中有6个系数为负,这反映出在我国现有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环境下,企业规模有过大的趋势。再次,pub这一变量的系数在9个方程中系数皆为正,而K/L的系数在8 个方程中为正,显示出这两个变量对城市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的稳定而显著的影响。第四,三个典型产业在中西部城市的聚集效应都远远超过东部城市。而且东部一般都存在过分聚集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现象,而西部城市聚集效应的正面效果则很显著。

另外,从表2也可以观察出三个典型行业各自的特点。 对于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不定指向的制造业来说,聚集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三组城市的回归方程中表现出相同趋势,即地方化经济相当明显,城市化经济为负。纺织业规模每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将在全体和东部、中西部城市中将分别提高48%、9%和89%。 城市化经济为负值,表明城市规模越大,产业层次越高,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越高,地价越贵,这些都不利于这类制造业的发展。

对以饮料制造业为代表的消费地指向型的制造业来说,全体和中西部城市的回归方程表现出相同趋势,即地方化经济的影响为正,而城市化的影响为负。但是在东部城市中出现了地方化经济为负而城市化经济为正的情况,表明东部城市中这一行业规模每扩大一倍,劳动生产率将降低6%,意味着东部城市中这类企业出现了过度竞争,争夺市场及生产要素的局面,导致了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局面,但同时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可能意味着市场规模的相应扩大使得劳动生产率将提高4%。

表2 分行业及区域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远远小于上述两个行业。这可能是因为这类产业本身是一种资金和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由于地方利益独立化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造成各个城市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列为地方主导产业,重复投资和建设的结果,使得该产业并没有形成空间上的合理聚集,因而其聚集经济并不突出,其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也比较小。而纺织和饮料制造业这两类产业皆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并不太高,通常不是政府在产业政策上倾斜的对象,因而对其发展和企业区位的选择并没有太多干涉,在空间上的聚集没有太多障碍,因而这两类产业显示出较强的聚集经济的效果。

五、政策建议与启示

第一,我们的分析证实聚集经济对我国的大型及特大型城市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确实存在显著影响。一方面,由单一产业聚集形成的地方化经济对大多数产业都存在正面影响,这就要求在实施产业聚集政策时,应尽可能将相同产业聚集在一起。这样有助于建立城市间的地域分工体系,发挥各城市的比较优势,进而促进产出效率的提高和资源的节约使用。另一方面,城市化经济对大多数产业都存在负面影响。因而,在制定促进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时,应针对不同规模的城市制定相应的政策。

第二,聚集经济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产业间差异。对于布局没有特定执行指向的行业来说,聚集经济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消费地指向型的,规模和技术指向型的产业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聚集效应。这就要求在实践中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改革产权制度,促进这类产业资产的流转和集中,提高这类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以发挥聚集效益,提高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无论是总体制造业还是制造业内部的各细分行业,聚集经济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城市的聚集效应远小于中西部,这就要求对不同区域的城市,应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制造业发展战略和产业聚集政策。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3JZD00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573045)。

注释:

① 34个城市包括:石家庄、大连、哈尔滨、苏州、福州、青岛、南昌、 广州、武汉、郑州、济南、昆明、贵阳、深圳、西安、南宁、杭州、长春、宁波、兰州、成都、长沙、北京、重庆、天津、上海、银川、合肥、南京、太原、沈阳、厦门、乌鲁木齐、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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