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区域差距与区域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中国论文,重大问题论文,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区域经济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不少研究者都在认识区域现状，分析区域差距，提出区域政策，描绘区域发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所有这些研究，都对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由于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的不同，其观点与结论也就相去甚远。在中央提出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的背景下，很有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将着重围绕以下重要问题作些讨论，希望抛砖引玉，通过学术论争把现实区域经济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区域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
在地区差距研究中最引起争议的观点是杨伟民在1992年提出来的。通过1978年与1992年人均GNP洛仑兹曲线，杨伟民发现，1989年洛仑兹曲线与对角斜线相间的面积要小于1978年洛仑兹曲线与对角线相间的面积。因而据此推论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差距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杨伟民，1992）。
在杨文计算洛仑兹曲线时，以一轴作为省市的累计数，以一轴为某省市经济指标占所有省市经济指标加和比重的累计数。尽管其中没有考虑人口的因素，这种分析方式应该是成立的。但洛仑兹曲线也是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易于表现个量独特样本的特征。倘使一个样本明显数倍于其他样本，即使后者之间差距不太大，洛仑兹曲线的弯曲度也会很大。通过计算发现，洛仑兹曲线的相对缩小与京津沪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有很大关系。1978年京津沪三市人均GNP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44倍、3.09倍和6.66倍，而到1989年这一比值减少到3.15倍、2.34倍和3.84倍，这意味着1978年和1989年由各地区人均GNP排列的两个样本数列中，京津沪三市人均GNP占全国各省市累计值的比重有了相当明显的缩小。相应的，洛仑兹曲线与对角线间的面积有了一定的缩小。但这里洛仑兹曲线所表述的真正含义是，京津沪人均GNP与全国其他省区经济差距的扩大或缩小。由于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因而京津沪与全国其他省区的经济差距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城乡差距，而价格剪刀差、户籍制度、重工业轻农业的政策都推动了城乡间经济鸿沟的形成。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易而难自下而上发动的，计划体制束缚最弱的农村首先成为改革的突破口。在这种背景下，京津沪与全国其他省区的经济差距的相对缩小也就不难理解了。但似乎还不能因此而推论说，区域经济差距正在缩小。事实上，在剔除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后绘制出来的洛仑兹曲线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是在扩大而非缩小。
另外一种计算区域差距的公式是运用威廉姆逊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这里X[,i]为某省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X为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P[,i]为某省市的人口数，P为全国人口数，n为省市数。运用该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显示，1978年以来省际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魏后凯，1992），魏后凯明确地指出，这种缩小是由于上海、辽宁、天津、黑龙江等改革以前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老工业区域的相对衰退引起的。正是由于某些发达省市在威廉姆逊系数中所占的比重有了大幅度的下降，而另一些原本就发达且近年来进一步繁荣的工业区（如江苏、浙江、广东）在威廉姆逊中上升的比重不足以弥补前者下降的缺口，从而造成威廉姆逊系数的减小。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洛仑兹曲线还是威廉姆逊系数都没有给不发达地区提供表现自己在差距中位置的舞台，而这恰恰是这两种计算方式的缺陷所在。因为这两种分析方式都带有加和的性质，而不发达地区的数值历来又较小，因而在发达省市此起彼伏的增长变化中，不发达地区的数值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掩盖或忽略。另外，在样本数值离散程度很大、数列极不规则、一个省市的数值可能数倍于另一个省市的背景下，能否直接用基尼系数或威廉姆逊系数计算差距是值得怀疑的。正因如此，我们认为，在我国区域差距的分析中应该确定正确的研究方法，假若研究方法不当，结论也就不可能正确。我们的做法是，将原有的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作为判断全国区域经济差距是否缩小的标准。假如大部分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便可认为区域差距有所缩小，反之，假若大部分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便可认为区域差距有所扩大。
1980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86元，低于这一水平的有河北、山东、福建、广西、山西、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18个省区。我们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增长速度判断上述省区的发展状况。公式为：V=（某省区1994年人均GDP／全国1994年人均GDP）／（该省区1980年人均GDP／全国1994年人均GDP），若V＞1，表明该省区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发达区域的差距缩小；反之，则差距扩大。计算结果如下：
资料来源：(1)《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
(2)《中国统计年鉴》(1996)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18个省区中，只有7个省区的相对增长速度超过1，而这7个省区不是东南沿海地区便是内陆资源相对富集区。但有11个省区的相对增长速度低于1。可见，大部分不发达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间的经济差距是在不断拉大。按照我们的分析原则，可以认为全国的区域差距是在不断扩大。不仅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在扩大，而且原来处于同一基准的“穷哥们”省区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二、中国区域差距扩大在何方向展开
近年来，围绕区域差距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日渐增多，反映了人们对于这一突出社会矛盾的深切关注。但在看待区域差距扩大究竟在什么方向表现时，几乎众口一辞地认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差距扩大是其主流，缩小东西差距因而成为人们的普遍认识。我们在以前也持同样观点，但通过近来的实证研究，我们有了不同的看法。
不久前我们计算了建国以来若干年份全国的经济重心，发现全国经济重心的变动方向主要表现在南北方向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重心一直向南移动，也就是说，南方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总体上要快于北方，因而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应该说主要在南北方向上展开。但是按照三大地带东西差距扩大的说法，经济重心应该主要在东西方向上移动，而且目前所有的计算结果都表明，地带之间的经济差距确实在扩大。既然如此，为什么经济重心的移动轨迹不是由西向东移动而是自北向南移动呢，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各个地方政府都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发展地方经济的热情因而大为高涨，在不断的思想解放中形成了群雄逐鹿，你追我赶的竞争格局。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省际之间的发展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青海、西藏在80年代初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进入90年代后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又比如包括京津和东三省在内的老工业基地的地位在相对衰落；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东南沿海地区新兴工业区的迅速崛起。在这种差别化发展中的确能够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南北之间的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我们以秦岭——淮河为线将全国分割为南北两方，北方为温带地区，是传统的小麦主产区，包括东三省、华北五省市、西北五省区和河南、山东二省，共有15个省市。南方为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是传统的水稻主产区，包括其余的15个省市。1980年，北方省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45.87%，到1995年下降至41.22%，而南方省市同一时期所占的比重由54.13%增加至58.78%。另外，从全国各省市人均GDP相对增长速度也能看到这一点，在北方15个省市中，只有3个省区人均GDP相对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南方15个省市中，则有8个省区人均GDP的相对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南北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利用地带性判断区域差距的一个重要错误是其不能真正反映东西之间的差距。翻开任何一本中国行政地图册都可以看出，中国的最东部是在黑龙江和吉林省，而不是所谓的东部地带的任何一个，而黑龙江与吉林两省却被划为中部地带；同样，广西的经度位置与陕西省接近，但广西被划为东部地带而陕西却被划为西部地带，中间夹杂着一个中部地带，但广西作为东部地带却与称为西部地带的云南相连，中间没有任何间隔。类似的错误还可列举一些。体制改革以来，东三省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在不断下降，这种下降抵消了沿海省份经济地位上升和西部省份经济地位下降引起经济重心下降的力量，从而使经济重心并未在东西方向上移动。与此同时，华北、西北、东北在全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而沿海省份尤其是东南沿海省份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这两重力量合成的结果就是经济重心南移。由此可见，说中国区域差距扩大的主要方向是在南北之间比较科学。
顺便要提到的是，由于地带划分并不带有鲜明的科学性，因而今后使用地带范围进行分析时必须慎重。尤其是对人们经常运用的三大地带来说更是如此，如果非用三大地带不可时，建议其称呼改作沿海地带、过渡地带和西部内陆地带。但很显然，这种分析并不能进行东西对比，或说明东西差距。对此应该加以充分强调。
三、关于区域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
中国南北之间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并非意味着东西之间的差距不大，而是说东西之间的经济差距并没有表现出动态意义上的扩大过程。但东西之间的经济差距却也是十分悬殊的。而且事实上东西差距要远大于南北差距。我国目前的自然地理重心即中国大地坐标原点在陕西三原县境内，其地理纬度在约北纬34.7°，东经109°的地方，而中国1995年经济重心的位置在北纬32.79°，东经115.05°的地方，在河南省的东南角，地理重心与经济重心在南北方向上的距离只有2°左右，但在东西方向上的距离却达6°左右。可见东西方向上的差距要远大于南北方向上的差距。另外，尽管东北老工业基地在相对衰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传统意义上西北西南9个省区中，1995年，除新疆人均GDP的数值略高于吉林外，其余省区都远低于东三省。将整个西部9省区拉平来看，人均GDP也就是东北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与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相比，西部的差距更显悬殊。当然，东西差距的形成从自然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中国大型冲积平原都位于沿海和东北，而自然界赠予西部人们的多是高山深谷高原冰川和荒漠，生存环境要严酷的多，这种自然环境的分野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决定了交通的可达性，经济交往与联系的便捷性，开发难易程度，人口容量等方面的巨大差别，决定了在同一背景下中国东部的经济活动要比西部活跃，也就是说中国经济重心分布在东半部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但是经济重心的计算是依据于各省区国民经济总量求得，就其本身难以看出经济重心偏离自然重心的合理程度，判断偏离程度合理与否还应该由人均GDP来判定，假如西部省区人均GDP普遍只相当于东北和沿海地区的1/2到1/3的程度，这种偏离就实在太大了。
至于中国南北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虽然没有人作过探讨，但以前用于说明东西差距的诸多原因大都可用以于南北之间经济差距的说明。在我们看来，南北之间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非国有制经济发育程度的差别。迄今为至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国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由于国有制经济受计划体制本身的影响改革相对滞后的缘故，因而没有充分发挥其经济活力与潜力。非国有制经济在改革一开始就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事实上，一个地区非国有制经济的成分越活跃，经济竞争就越活跃，经济发展速度往往也越快。广东、福建的外资企业，江苏、浙江的乡镇企业的崛起都说明了这一点。就南北之间非国有制的发展来看，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1995年，在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产值中，南方集体工业产值占全国集体工业产值的67.22%，股份制企业产值占全国股份制企业产值的71.71%，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产值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产值的82.32%。
第二，产业结构及升级换代机遇把握的差别。建国后我国长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种战略有利于矿产资源相对丰富，重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北方省份的发展，但却仰制了轻工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南方经济的活力，并阻碍了中国工业化成长的合理进程。改革开放以后，针对国内市场上轻纺工业产品严重短缺的状况，国家推行了重点发展轻纺工业的方针，并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对于经济潜力长期得不到释放而轻纺工业基础又较好的南方省份来说无疑是打了一针强心剂。而且纺织工业市场在全国较早放开，也有利于相关企业面向市场。南方省份正是抓住了这一产业“补课”的有利时机，从国家政策优惠和市场扩展两方面都大获其益。在尝到市场经济的甜头后，南方省份又一直追随着市场热点转移的方向，大力发展家电工业、电子工业，并先行占领市场，从而也在市场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除此而外，北重南轻的结构形式也束缚了北方省份的发展，由于重工业是国家指令性计划或指导性计划约束较严的产业部类，市场开放得相对较晚，计划价与市场价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轨道差”，在国家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计划价——双轨价——市场价三个阶段，尤其是在改革过程中，重工业产品上下游流程中的价格扭曲比较严重，这使得重工业尤其是原材料工业比重较大的省份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吃亏在前”的现象在所难免。我国北方省份的重工业比重相对较大，因而在全国的产业分工中自然出现输血和利益净流失的状况。
第三，优惠政策的差别。改革以后，国家实行了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建立经济特区，给广东、福建两省以特殊优惠，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等等，但这些政策优惠主要还是偏重于南方沿海省份；北方沿海虽然也有一些优惠政策，但由于优惠面较小，加之以这些省份的重工业比重较大，计划控制的作用较强，因而优惠政策在启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不是很大。
四、如何认识区域差距扩大的负面作用
区域差距过大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少数地区在一段时期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居民收入出现负增长，收入差距过大引起劳动力大规模地跨区域流动；一些地区的就业矛盾日益突出；区域之间的摩擦与纠纷时有发生；此外，地方财政收入苦乐不均的现象也应引起充分的注意。据有关资料（李建刚，1996），1995年1月～10月全国各地财政收入的预算进度来看，地区间差距最大的有近30个百分点，从增长幅度来看，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增幅一般在30%以上，最高的接近60%，民族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增幅却不到10%，而一般地方的增幅在20%左右。正因如此，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政府部门的干部可能数月开不出工资；而在一些发达地区，想方设法增加干部津贴数额的现象却时常发生。由此可见，对区域差距扩大问题不能等闲视之。
不过有一种学术观点是值得讨论的，那就是，如果中国区域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就有可能出现南斯拉夫式的分裂格局。这种观点虽然不乏警示作用，但也不免危言耸听，言过其实。当然，关于中国经济差距扩大会引起分裂的议论在90年代初就出现在国外的报刊上，这并非中国人自己的发明，而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据不少专家研究，目前中国区域差距的扩大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在绝对差距上是如此。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我们会“大意失荆州”，出现前南斯拉夫或前苏联那种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从经济上看，虽然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但这种扩大是建立在所有地区都有所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各省市的发展只存在快发展与慢发展的区别，而不存在有发展与无发展的区别。即便是西部相对落后的广大农村，尽管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相对较慢，但温饱水平都已解决，且收入水平与改革开放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都未出现一点分裂迹象，在各个地区都有发展的背景下却要与南斯拉夫相比较，岂不是太让人想不通？从发达地区来看，今天的发达地区其所以发达，与国家的政策支持不无联系，因而在一定时段后这些地区多上交国家税收，多承担一些提携支援后进的责任，也是理所应当的，但说区域差距过大发达地区就会产生离心倾向，恐怕不符合中国国情。今天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区域都没有香港发达，但香港主权不是在1997年按时收回了吗？从政治上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自己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严格的纪律约束，在选拔干部、任用干部、培养干部方面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执政党的地位十分牢固，国外已有学者指出，伴随着经济性分权的是单一政治体制的强化(Huang,1996)，虽然存在着推进政治改革，加强对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督，提高依法执政水平，增加打击和抑制腐败力度等等问题，但在中国绝不存在从政治上分裂的可能性。从民族关系上看，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国家，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地延续和发扬光大，也在于中华民族有着其他民族难以相比的亲和力与凝聚力，而且这个民族有着和衷共济扶贫救困的传统，提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民族关系相对融洽。从政策上看，国家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法，鼓励支援不发达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自主发展经济，对贫困地区长期进行反贫困援助，并鼓励发达省份对不发达省份的对口支援。以上诸多方面都说明，中国的区域差距尽管存在而且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但南斯拉夫现象就是南斯拉夫现象，与中国没有半点联系。
其实，对于这一点，不少严肃认真的西方学者倒有不少真知灼见。比如美国学者奥弗霍尔特(William H.Overholt)即认为，中国与前苏联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度；汉族占人口的94%，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强烈的历史感，坚定的认同感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造成了奇迹般的统一。”“中国各个地区，包括广东等始终谋求扩大经济自主权的地区，在国家统一受到威胁时，为了保住国家的统一，会付出某些代价，譬如在某种程度上增加税收。”只要领导集团奉行迅速增长所要求的那种政策，这种分裂是极不可能发生的。“（奥弗霍尔特，1996）
在我们的学者论证差距过大会出现前南斯拉夫或前苏联的结局时，国外学者却认为中国的分裂近乎神话，这种反差是令人深思的，这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究竟该怎样理解我们的国情？
五、中国应该采取日本模式发展区域经济吗
近来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由于国土辽阔，采取了大分工的区域布局与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日本由于平原面积很少，只能采取都市圈式的经济布局方式及以大中型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我国与日本的人均平原面积相近，却采用了美国式的区域布局方式，照此趋势安排城市和道路建设，到2010年时，8.4亿城市人口会把所有平原面积挤占了还不够。因而应采用日本式的圈层布局方式，并据此提出了建设各自独立、相互封闭的九大都市圈的设想（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1996）。这种观点向我们提出了三个需要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一是日本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什么？二是我国区域经济布局与城市化道路与美国相同吗？三是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措施建设那种在国内市场上相互封闭的都市圈？
日本的经济布局与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有着很大的关系。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大进大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国家，国内自然资源十分贫乏，从原料到产品都对国际市场有着极大的依赖性，以1987年为例，日本对煤炭、原油、天然气、铁矿石、铝钒土、磷矿石和盐的进口依赖程度分别达88.2%、99.6%、95%、99.8%、100%、100%和89.2%，另据有关资料（盛继勤，1992），日本工业产品的出口率高达65%以上，出口超过50%以上的有轿车、彩电、电子炉灶、摩托车、35mm照相机、手表、录音机、钢铁等。进出口物资与产品的运输量之大要求有十分发达的海运，为了减少装卸次数降低运输成本，日本的工业布局多选择沿海地区，临海型布局是日本经济布局的最典型的特征。1955年～1970年高速增长时期，在工业制成品的增长中，来自太平洋工业地带的增加部分即占81.3%。日本的三大都市圈确实相互独立互补性小，1990年在日本约69亿吨货流量中，三大都市圈内的货流量占27.7%，三大都市圈之间只占2.4%，都市圈之间其所以经济联系不多在于：(1)在每个都市圈内都形成一批由原材料制造——初加工——深加工依产业链条相联结的带有专业化协作性的企业群体。(2)每个都市圈经济分工与联系都面向国际市场展开，进口原料，出口高附加价值的制成品。(3)每个都市圈内都有一些带有同一性质的骨干企业形成经济规模，在全球500强工业企业中，日本三大市圈中各有一些企业名列其中，这些大型特大型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4)有发达的制造技术、雄厚的科研力量作后盾。另外，日本的都市圈之间经济联系不多并不意味着相互间在市场上呈封闭状态，这是应该加以强调的。
在美国，全国性的区际大分工确实存在，基于维护国防安全和缩小区域差距的双重考虑，战前美国就注意在其本土的南部与西部建立起包括飞机制造、造船、宇航、导弹等在内的工业部门，有了阳光地带的崛起，而农产品与矿业则主要集中于中部平原、南部与西部山区，钢铁，机械工业集中于东北部，而新兴的电子工业在西部地区，国内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比较广泛。与此相对照，在我国也存在着全国性的区际分工，建国前我国的轻工业主要分布于沿海，内地主要作为原料产地，建国后在内地建设了一大批工业基地，但沿海工业基础依然存在并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原料原材料自北向南、自西向东而制成品尤其是加工工业品自南向北自东向西的运输格局依然存在。如果说中国与美国一样存在着全国范围的区际分工，这是事实，但如果说中国是按照美国的方式进行经济布局，则是毫无道理的，至于把区域分工、城市化与占地规模这类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联系在一起相比较，认为中国的区域分工和城市化与美国有某些共同之处，占地规模也就必然效法美国并进而演绎说把所有耕地都占满也不能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结论更是无稽之谈。这是因为：(1)全国性大分工的格局是国土辽阔而资源又限地分布的国家的普遍特征。而不只是美国的特征，更不是向美国学习的结果，俄罗斯、德国、加拿大、印度、巴西等国家都存在同样的分工现象，这与那种资源缺乏面积狭小的国家与地区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绝然不同。(2)我国的自然资源带有很强的限地分布性，而加工工业则分布于江河平原地带，区际分工符合自然规律也符合经济规律。比如我国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于普陕蒙地区与新疆，石油主要分布于新疆、东北和沿海海洋，木材主要分布于东北和西南地区，有色金属则主要分布于西北和南方丘陵地区，主要粮食剩余区集中于东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而加工工业则主要集中于沿海平原地带，如辽中南、京津唐、胶东半岛、长江三角州、珠江三角洲，这种格局使得大分工大运输现象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995年，在全国铁路货运量与货物周转量中，煤、焦炭、石油、木材、粮食、金属和非金属矿石占到68.28%和61.42%。(3)我国虽与美国在区域分工方面具有某些共同之处，但在城市建设用地与交通用地上却大不相同。美国土地面积虽然与我国相近，但人口却只有我国的1/5左右，而且不良土地（如山地、沙漠、高原）相对较少，因而人均道路、住宅、绿地面积可以相对较大，人均土地面积短缺的我国当然不能采用美国的
方式。我国的人口虽有12亿之多，但铁路只有5.36万公里，而美国的铁路超过20万公里；我国的公路只有105.67万公里，而美国的公路却长达388.9万公里（韦伟，1996）。既然日本和其他国家工业化过程未出现像美国那样用地的状况，我国过去与现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未像美国那样占用耕地，而且目前人均住宅、道路面积还低于日本，怎么能得出我国未来工业化城市化会像美国那样大量占用耕地的结论，这是令人十分费解的。
话分两头。日本的都市圈模式是不能移植的，事实上也根本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情。(1)前已指出，日本经济有高水平的技术基础作支撑，都市圈可以实行对内联系较少而对外开放的模式，而我国现有大城市的技术水平与国外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尤其是机电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还很低，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如果这些城市不是把目标定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尤其是在发展初期不是更多地位依赖于国内市场的话，可能既开拓不了国际市场同时又限制了其在国内市场的发展。结果是限制了城市活力的发挥而不是推动都市圈的崛起。(2)我国现在的重复建设重复技术引进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散乱差的格局亟待收拾与重整，而都市圈论的提出者却无视于这一事实，不是倡导优胜劣汰，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而是鼓励重复建设，要求对各都市圈安排一套制造业体系。对圈内的产业结构填平补齐，并主张市场分割，把“市场边界与行政边界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这样我们所建立的将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分割型经济了，这样的建设能否有利于在竞争中培育中国优势企业的成长和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大有疑问的。(3)九大都市圈的划分只包括了有限的国土区域，而把许多区域排斥在外，如整个西北地区就在都市之外，都市圈与圈外的经济矛盾岂不被人为地制造出来，难道我们经历的区域经济矛盾还少吗？(4)都市圈论的提出者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把大城市的人口比重控制在25%～30%是合适的，并推论到2010年超过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个数由目前的32个增加到120个至140个，认为这样可造成土地的节约和都市圈的发展。但是新增100个左右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需要多少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作支撑，需要多少投资，如何筹措这些投资，这些项目是否具有经济效益等诸多问题都需要进行技术经济分析与论证，否则的话，这种建设的可行性是很成问题的。(5)在都市圈形成后，都市圈内的原料和原材料从哪里来，产品销往何处，我国能源与资源区的产品又将转向何方，恐怕都需要加以合理解释。但在都市圈的理论框架下，这种解释将是十分困难的。
当然，都市圈论的提出者认为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与耕地之间的矛盾将趋于紧张，着眼于缓和人地矛盾与促进工业化的出发点是对的。但这种片面照搬不加分析的思维方式，构造出来所谓对内封闭对外开放的都市圈、如加以实施，必将割裂和肢解全国区际分工与市场竞争的格局，对全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生产力有百害而无一利。其实，在促进市场竞争，建立统一市场，推动工业化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节约交通与城市化建设用地。比如，应考虑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地下交通，在铁路运输中开行双层车和加长型客货车，提高列车行速，这些都可以造成交通用地的相对节约和运行效率的提高。至于目前中小城市人均占用土地相对较多，可考虑发展高层建筑的形式满足住宅与办公之需，并按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各个城市用地规模进行控制。还有，我国广大农村人口最多，在减少住宅建设用地，科学利用边坡与四荒地等方面都大有潜力可挖。
六、如何评价梯度推移理论
梯度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区域经济学领域影响较大的理论，自其提出时就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近年来更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声音议论纷纷，其中有一些截然相反的观点尤其引人注目，我们不妨将其呈上纸面，与读者诸君作些共同探讨。正方认为：“以梯度推移理论为基础的发展沿海地区的政策”，“应继续加以实施”。（周炼石，1996）。反方认为：“中国不存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梯度关系，从而不存在梯度推移的逻辑前提。”梯度理论“以少部分地区的繁荣掩盖了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因而要求放弃梯度理论。这就提出了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梯度理论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梯度理论究竟还有没有作用？
梯度理论是80年代初由夏禹龙、冯之浚在《梯度理论与区域经济》一文中率先提出的，其基本观点是，由于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基础的不同，各国经济都带有不平衡发展的特征。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呈现由高到低一定的梯度排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首先发展那些有潜力经济水平较高的区域，然后再发展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地带划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梯度思想的集中体现。梯度理论的设想最终在“七五”期间被写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中，那就是80年代重点发展东部地带，90年代重点发展中部地带，2000年后重点发展西部地带。由此可见，那种否定80年代重点发展沿海地带的观点是不对的，而那种认为梯度理论只是一直要重点发展沿海地带的说法更是不恰当的。
其实，早在50年代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在研究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中，就提出在一定阶段时应重视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赫氏把那种有利于发达区域经济成长的作用称之为极化效应，而把那种有利于不发达区域经济成长的作用称之为涓滴效应。当涓滴效应小于极化效应，区域差距不断扩大时，就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经济政策来抵消极化效应，以抑制资本和人才向发达区域的进一步流动。基于此点，西方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区域政策就着眼于在不发达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对到不发达地区设立分厂分店的企业给予经济补助或优惠贷款，对不发达地区的失业人员进行就业培训等等。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也要求更加重视内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按照这一思路，我们认为，在国家区域政策上采取放开沿海，面向内地的方针，是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的。这也为梯度理论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是放开沿海并非不重视沿海地区的发展，而是主张创造有利于沿海地区自主发展的条件，尤其是应加强企业改革和实行政企分开，尽早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二是面向内地意味着区域政策的重点已转向内地，而且不是单纯的中部地带，政策内容由原来的推沿海变成了现在的推内地。这是缓解区域矛盾发展内地经济的现实需要。三是应该重视创造有利于内地成长的外部环境，比如提高原材料价格，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内地基础设施投资等等。四是应大力推进内地的改革开放。使沿海地区那种重视项目、重视技术、重视人才、重视企业活力、重视市场开发、重视精打细算的观念也能扇形般地向东、北、西三个方向扩展，从而再造内地进一步发展的经济体制。五是内地在发展中也应该具有区域重点。应着力发展两类地区：一是有巨大经济潜力的地区(Potential region)，如大中型城市和新兴的小城市，另一类是成问题的地区(Problem region)，如老工业基地和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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