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_科学发展观论文

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_科学发展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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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8)10-0014-06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看,每一次大会都是对这项事业的一次推进。本文将六次代表大会作为一个整体,就其理论贡献进行宏观的解读,并希望以此深化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学科,必然有这个学科所特有的命题、概念和范畴。这些命题、概念和范畴是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具体地说,是创立了可以四个命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这个命题是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的,十四大、十五大进一步重申和深化了这一命题。当时直接使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或类似的说法。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P56) 十四大报告重申了两次飞跃的思想,明确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2](P7) 十五大报告首次将“两次飞跃”与“两大理论成果”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这一命题的认识。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3](P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历史过程,“两次飞跃”的提出,不仅是对这一过程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而且还可以由此伸展,进一步探讨诸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动力机制等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如前文所述,人们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经常使用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或类似的说法,并认为这种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所以,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提法经常混用。在“中国实际”之后加上“时代特征”,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这始于十三大。十三大报告说:“科学社会主义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多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到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1](P55) 十四大报告在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明确提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P13)。十五大报告在论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时重申了这个思想,提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3](P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提出的,“中国化”是针对“俄国化”而言的,强调的是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是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外国的经验运用到中国实际斗争中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这“一个结合”扩展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这“两个结合”,不仅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基本内涵,而且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如果说过去的“一个结合”,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那么“两个结合”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当代化”、“运用”和“发展”的统一。因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要求。

(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有“中国的马列主义”、“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而没有提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党代会的文件中首次见之于十五大报告。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3](P10) 十七大报告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两次提到这一概念:一是说要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二是强调全党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4](P12、33) 从一般意义上讲,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看,当时仅仅指的是毛泽东思想,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是指邓小平理论,后是指包括邓小平理论等理论成果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在于,后者强调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凸现了“当代”,强调的是理论成果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进而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结合”相呼应。正是由于此种原因,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文件在阐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时,经常出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等说法。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一个新概念。十七大报告提出这个概念在党的文献中是第一次。1938年4月,艾思奇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说:过去的哲学“做了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5](P387) 毛泽东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里的“通俗化”、“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已蕴含着“大众化”的旨趣和追求,但是并不明确。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努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4](P33),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概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而且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和当代化,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来说,上述命题、概念、范畴的提出和分析,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科的原理、概念和范畴体系,另一方面也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容和空间,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既涉及究竟该如何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问题,又涉及究竟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都给予了正确的一以贯之的回答。这是又一方面的重大理论贡献。

(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这是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提出和坚持的一个重要思想。十三大报告说:“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1](P55) 十四大报告表达了与十三大报告同样的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2](P39) 十五大报告重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3](P13) 十六大、十七大继续强调了这一思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只要求别人的思想与时俱进而自封为顶峰。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历史。与时俱进,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要求与时俱进,要以新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发展的实践。所以,与时俱进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它的本性,一旦丧失这个本性,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马克思主义了。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和坚持上述思想,不仅充分体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正确把握,而且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之源。

(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反复强调的又一个重要思想。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还是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理论活动的结果。所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解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什么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反复强调的一个思想是:坚持和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十二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继承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各个领域的实际,有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善于针对错误倾向,正确地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斗争。我们长期地坚持这样做,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6](P60-61) 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1](P55) 十五大报告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3](P13) 十七大报告说:“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P12) 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也作了论述。其基本观点: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党的旗帜和各项事业的根本保证。在当代中国,坚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4](P12)。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也一定能够发展。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毛泽东思想是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这样。十三大报告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在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仍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必然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必然要根据新的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得到新的发展。”[1](P55) 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7]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方向保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保证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化”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而不是用中国固有的特性去曲解马克思主义。但是,坚持不等于固守,继承不等于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不仅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

(三)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是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多次重申和坚持的第三个方面的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种观察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工具。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单纯的学理,而是将它视为行动的指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在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面临着把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任务。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总是一再强调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时期召开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也是如此。十三大报告强调:“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中国十亿人民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如此丰富生动的实践,为我们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摆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高中级干部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同各条战线和各个地区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1](P59-60),关注实际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此后的每一次代表大会也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其中十五大对此作了集中的论述。报告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现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我们一定不能丢了“老祖宗”,但“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3](P13) 这些论述,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在新时期三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就面临着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不断地创造和总结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从而不断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关注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以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又一条基本经验。

上述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发展,而且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党自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认识和把握的不断成熟。

与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一样,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的突出贡献在于,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由这些阶段性成果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和阐释。

(一)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和阐释,经历了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口号,并且强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6](P60-61)。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概念,还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概括了这个理论的十二个重要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1](P57)。大会强调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是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做出了重大贡献”[1](P8)。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了“又一次伟大革命”,而且明确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概念。大会报告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要概括和精辟阐述。大会指出:这个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P13、10)。十五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升华。这就是:正式用“邓小平理论”这个更加鲜明简洁的科学概念,来表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涵盖的全部内容;报告中用专门一个部分论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简要地说就是,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3](P10) 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它是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所以“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3](P14)

(二)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概括和阐释,主要是十六大和十七大。十六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十六大报告的全部内容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自2000年春天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历经江泽民的“上海讲话”、“七一讲话”、“5·31”讲话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逐步形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十六大的突出贡献在于:一是完成了这一理论的科学定位。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7](P8-9) 二是对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三个坚持、四个必须”的总要求,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报告还明确提出了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任务,要求“全党必须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7](P13)。十七大进一步充分肯定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理论创新事业的伟大贡献,认为正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了“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4](P8、12)。

(三)对科学发展观的概括和阐释主要是十七大。其要点,一是从几个角度对科学发展观下了定义并给予了科学定位,具体表述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4](P12) 二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论述。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必须把坚持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必须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主要工作和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4](P14-16) 三是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四个要求”:即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报告要求全党务必“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努力“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4](P18)。

(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和阐释。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概念来说,与其直接相关的党的代表大会有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等,对此前文已作过论述,而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对它的基本内涵进行深刻阐释的则是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4](P11) 这一论述,不仅更加凸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理论和实践主题,而且相对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提法更加简洁。它既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性,又赋予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统一性,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既是一以贯之、薪火相传和接力推进的,又是充满创造活力、永不停滞僵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报告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一方面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要发展,也一定能够发展;另一方面又说,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还未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都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一部分,都是对这一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报告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伟大旗帜的重要内容,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4](P10-11)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涵盖这些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对这些理论成果的概括和阐释,最重要的功绩在于通过这些概括和阐释,不断地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总之,新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以上所阐述的只是其中的几个主要部分。如果说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在新时期召开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则是这一过程中的最重要的环节。正是由于它的巨大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概念和范畴体系不断丰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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