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侵略的自供、掩饰和美化——日据后期在台日本作家长篇小说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长篇小说论文,在台论文,后期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1年5月， 西川满的理论导师岛田谨二在《文艺台湾》上发表《台湾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试图借助法国殖民者在中南半岛的殖民文学的发展状况等，为所谓“外地文学”勾勒一般性图景。他将殖民地统治划分为三个时期，亦即1、“军事的征服、未开地的探险时代”；2、“采究调查的组织化时代”；3、“物情平稳，移住民开始思图作物心两方面的开发，也就是所谓的‘纯文学’产生的时代”。他认为，“首先军事上，政治上的征服就会有战记和纪行等文献，但文化普及而物质、精神双方面的开拓一进行，才会出现imagination的文学”； 而从外地居住者怀有的心理必然性来说，“其文学的大主题可分为：外地人的乡愁，描写其土地特殊的景观以及土著人外地人的生活解释三种”，并认为这些要称为exotisme（异国情调）文学最为正确。虽然岛田也认识到：“从来的exotisme文学是土俗的外表风俗描写为主，显出易沉溺于众多旁观者所眺望的外在兴趣，而真正把握住居住于其地之人之心理特性的作品极为稀少”，因而提出将“exotisme和心理的现实主义浑融为一体”，以达成真正的对“此地的生活的文艺解释”的作品（注：岛田谨二：《台湾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叶笛译，原载台北《文艺台湾》第8号，1941年5月，译文连载于高雄《文学台湾》第22、23期，1997年4、7月，引文见第23期第178、180页。），但受限于作者的殖民者身份和立场，这种文学实在难以产生。
西川满的《台湾纵贯铁道》、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和庄司总一的《陈夫人》被视为日据时期在台日人作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注：这是叶石涛的看法，反复见于他为三部小说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西川满《台湾纵贯铁道》，1943年7月起在《文艺台湾》连载，黄玉燕译，台北：柏室科技艺术公司2005年2月初版；滨田隼雄《南方移民村》，1941年10月起连载于《文艺台湾》，黄玉燕译，柏室科技艺术公司2004年10月初版；《陈夫人》（第一部《夫妇》）1940年11月由通文阁在东京出版，第二部《亲子》1942年7月出版， 黄玉燕根据鸿儒堂复刻版中译，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改名《嫁台湾郎的日本女子》）。）。就题材而言，《台湾纵贯铁道》属于岛田谨二所谓伴随军事、政治上的征服而出现的战记、纪行文献，而《南方移民村》和《陈夫人》则可视为“物质、精神双方面的开拓一进行， 才会出现imagination的文学”，只是前者更属于物质开拓的范畴，而后者却更侧重于精神方面的描写，在对复杂人物性格和台湾庶民生活细节的细腻刻画中，开掘人性的深度，甚至写出了在现代性、本土性和殖民性的复杂纠葛中台湾人的精神苦闷和困境，因而比西川满、滨田隼雄的不无概念化之嫌的作品更具文学性。
一
西川满在其小说的《后记》中自述道：“我决心以殿下从澳底登陆到台南的升天的期间为经，把从幼时即眼见耳闻的，从刘铭传以来的纵贯铁道的秘话为纬，来描写日本的作家尚无人着手的草创期的台湾。”或者说，小说描写了日本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日本近卫师团，从台湾北部海岸登陆，继而进占基隆、台北，又历经新竹、彰化、嘉义、台南等战役，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全台湾的占领，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战记”小说。小说描写的主要对象不外有二，一是日军方面（包括若干支持日军的德国人），二是以台湾同胞为主的中国军民。
在对日军的描写方面，首先，作者着力渲染日军官兵的神勇、忠诚、敬业，勇于为国家牺牲的精神。他们在战前往往摩拳擦掌，积极请战，战斗中则奋勇争先，前仆后继，其“决死的攻击”使得敌军恐惧、崩溃（第189页）。即使战斗受挫被围，他们也发扬武士道精神勇于自戕，如樱井运粮队的作为（第242页）。 作者并将日军将士的“神勇”归于其所具有的“正义感”。如描写日军士兵攻入市街，“宛如一团蓦进的火球似的，那是由于正义感的愤怒燃烧的血肉的炮弹”（第259页）。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却是作者极力将日军打扮成纪律严明、亲民爱民的“王者之师”（第360页）。如在基隆的巷战中，“街民未死一名。 尽管军方不得不忍着对于战策不利的作法，但为了保护良民不得不如此”（第55页）。接近台北，小岛上校认为军队夜里入城恐会惊动善良市民，便命令军队在大池畔露营（第83页）。在进入新竹时，由于军队无处安营，不得已将其部分安置于民家或谷仓，为此日军上校特别谕告部下注意：各人应细心保护安抚人民，万事应以柔顺温和为旨，以一视同仁的精神，发挥皇军的真价值（第191页）。攻入嘉义城时， 日军的榴霰弹落到市中心，引起火灾。那时尽管在交战中，但日军少将命部队先灭火，因此“不知救了多少市民”，发挥了“日本军队的真精神”（第361页）， 尽管这场战斗日军死伤寥寥，但仍急设医院，“是为了受伤的敌兵，以及无辜受炮火波及的街民而建的”（第360页）。敌军尸体中出现几位妇女的尸体，作者赶忙宣称并非日军所为，“军规的整然，实在可以说是日本军队的名誉”（第362页）。 由于日本占领台湾时实际上遇到台湾军民的激烈抵抗，情形十分惨烈，作者有时难免露出“马脚”，如进入西螺时，日军包围市街并放火，火势炎炎燃烧，黑烟冲天，一直燃烧了好几个小时，对此暴行，作者以受到“贼徒”（指抗日军民）抵抗为由，用“不得已”一词轻轻带过（第355页）。而北白川宫发出“扫荡匪贼”的命令， 也是因为有的“匪贼”表面上投降，却以狡猾的手段，再三地射杀日军，因此，“要救真的良民，使台湾成为皇上，除了使其折服以外，别无他法，所以开始彻底的扫荡匪贼”（第269页）。这些描写无异于为血腥屠杀寻找借口。作者甚至将外国人嗟叹日本占领台湾“出乎意料之外的费时日”的原因归于日本政府的“仁慈”和自我牺牲精神，称：“日本政府未一举遣送大军征讨台湾，从最初便有某种程度之牺牲的心理准备，仅以一个师团讨贼徒，同时抚顺此地的住民”（第347页）。
小说描写日军上下对其头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无限地敬慕”和忠诚，而这缘于北白川宫自身的“忠孝大义”和勤政爱民举动。如得到几个佛手柑，都要将其先供奉于随军携带的双亲玉照前。平时他生活简朴，不悦于部下为他在衣食住行方面的特殊安排，时刻“要与士兵共尝困苦”（第214页）。染上疟疾后， 他不听部下的劝告，仍执意亲自领军南下，宣称死而无憾；路上遇到生病的将士，都要加以慰问，使当事人流下感激之泪。当日军进占台南时，他说：“让刘永福逃了遗憾，但城民未受苦，迅速占领毕，很满意。”（第374页）
作者致力于为侵台日军及其头领抹上一层光环，其目的在于对日军的惨绝人寰的侵略行径加以掩饰和美化，借此希望台湾同胞能顺服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小说通过人物（恩地管家）之口称：“殿下这简朴的亲民作风。其万分之一也罢，但愿能够让这岛上的新人民知道。若人民知道了殿下之德，这岛上不服的人心也会改变观念的。但愿人民奉戴其仁慈的日子，早日来临。”（第214 页）书中反复出现的此类话语，暴露了作者的真正目的。然而，即使作者有意轻描淡写或用“不得已”之词汇极力加以辩解和开脱，但小说中无法完全抹去而时时出现的死伤遍野、火光冲天的情景，仍使日军的所谓“仁慈”、“德性”显露原形。
在小说着力描写的另一重要内容——以台湾同胞为主的中国军民方面，作者首先将重笔放在若干甘愿为敌前驱、引狼入室的中华民族败类身上，如自愿充当向导，引日军进入台北的顾姓鹿港流浪汉；日军进攻台北城时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为日军搭架梯子的中年妇女；日军入台后，亲往台北请求日军迅速派兵南下，以安抚大姑陷民众的清军总兵余清胜；在余清胜被抗日义军关押后，暗中为之输送食物、照顾家属，并帮助其越狱逃跑的简姓男子（简秀兴）；卖便宜的酒给日军而得信任，被任命为彰化北门总理的杨焕彩等等。作者将这些人物当作正面形象加以描写和塑造，并给予他们良好的前景，如顾振泉在其家乡鹿港盖起现代化的豪宅，以此暗示日本统治将给台湾人带来的富裕、文明、现代化的生活。此外，作者还大肆渲染了一般民众对日军到来的欣喜和欢迎。每攻占一城一地，都可见到家家户户都挂起日章旗，街民们涌到街上挥舞旗帜，打出“大日本帝国善良归顺”“大日本良民”之类的招贴。甚至有原住民部落头目父子相携请缨加入日军，也有地方民众主动派出“归顺民总代表”求见日军（第301页）。在作者笔下，台湾同胞欢迎日军， 是因为日军严守纪律，并不搜刮奴役人民，如他们付工资给为其搬运粮食的部落居民，让后者深受感动，因这与清军或抗日义军向人民不断索取军费截然不同。
至于清军和抗日义军，则有完全不同的形象。首先，他们往往是一群贪婪好财、自私自利之辈。小说开头就写到清军负责供应五千兵士伙食与维持费用的军需部长李义宗，卷走五万美元潜逃，引起士兵骚乱，将抵抗之事抛诸脑后。这五万美元后来又引发一系列争夺、仇杀。又如，招募抗日义军、鼓励行刺日军高官靠的也是金钱，这与日军所谓为正义而战形成鲜明对照。其次，作者对于中国（含台湾）抗日军民一律以“匪贼”、“土匪”等称之，多将其描写成提前开溜、争相逃跑的胆小鬼，或毫无抵抗力的乌合之众，从无正面描写他们对于日军的英勇抵抗，所以一些历史记载的重大战役（如彰化八卦山之战），往往也仅是数笔带过，或只渲染日军的神勇作战能力。抗日军民往往只是一些只有姓名而无面貌的模糊符号，少数获致形貌描写的人物，却又被刻画得丑陋无比，如监禁余清胜的义军首领江国辉，就是一个臃肿的大胖子。作者甚至通过德国人之口，称自私自利是中国人的“本性”，中国人“实在让人无法信赖，简直是把廉耻心遗弃在母亲胎内的人”。（第92页）“他们妨害、阴谋，贿赂、掠夺等等，纵然举出一切恶德之词都无法说尽他们的性行”（第96页）。日本学者井手勇指出：西川满在台湾人登场人物中，将迎合日本统治的台湾人写成良好的人民；而将唐景崧、刘永福等人物以及其他抗日分子一律写成只为了私利不顾人民搅乱秩序的匪徒，故意掩盖抗日分子的民族意识，“这不难看出，作者企图彻底断绝台湾与对岸的民族情结，灌输台湾人身为日本国民的意识。”（注：井手勇：《决战时期台湾的日人作家与皇民文学》，台南市立图书馆2001年版，第212页。）
西川满对于台湾形象描写的重心，更在于显现台湾固有的脏乱、愚昧和落后。在作者笔下，台湾是“瘴疠之地”，疟疾、赤痢、伤寒、霍乱等患者接续出现。而这又与不卫生有很大关系。如基隆城内“小石铺敷的非常凹凸不平的街路，经常潮湿积着污水，被弃置的垃圾，猪只鼻子突入寻食着。采视家屋内，没有窗户的泥土地的房间，在白天就黑暗的，散发出令人恶心的刺鼻臭气。洗着蔬菜的水井旁，满不在乎地洗着便桶”（第118页）。另一都市彰化也是如此：“一万户的都市， 但大马路的幅度不足四公尺宽……白昼也如夕暮般光线暗淡，道路湿阴沉。街民随地吐甘蔗渣，环境脏乱，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臭气。”（第337 页）除了卫生不良等“硬件”问题外，政治制度恶劣、人的素质差等，是更大的问题。电线杆、铁路的枕木、火车头的零件都遭人盗窃，而这仅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如将电线杆当柴火烧。在铁路建设上，也充分表现出台湾现代科技文明之缺乏。早在刘铭传时代，见识浅的民众把铺设铁路视如邪教异端，使其建设困难重重。日本技师小山在勘察铁路隧道时，发现中间处有太大弯曲，说明当年测量欠准。作者在这里宣扬了担任铁道设计技术工作的德国人的“尊重科学”精神和高超技术，以此作为对中国方面缺乏科学精神和技术的对照和贬抑。
值得指出的，西川满渲染台湾和台湾人的落后、不文明等诸多缺陷，目的在于试图证明日本殖民占领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他通过人物之口说道：“此次的作战，完全是为救台湾而战的。”（第264页）“日本的军医们，必定在不久的将来，把这台湾，从不健康的土地改变成东洋的宝岛。”（第347页）“把清国人都从台湾赶走，以建立大和民族的新天地”，“使这块土地名副其实成为皇上”，“渐渐的使这岛上的人成为忠良的帝国臣民”（第124页）。作者想说的显然是：只有接受现代、进步、文明的日本帝国的统治，台湾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走上新生活之路。而这并非仅是西川满个人的观点，而是当时日本殖民者向外扩张的基调。如早在甲午战后不久，作为“脱亚入欧”论重要代表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将世界划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等不同的部分，中国划入野蛮国家中，日本则自我定位为“东洋文明之魁”，对中国、朝鲜可“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必速使其效我进入近时文明。不得已之场合，亦可以武力胁迫其进步”，于是，积极鼓吹对朝鲜和中国出兵，声称：“这次战争虽是日清两国的争斗，实际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战斗”，是“为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幸福而履行至当的天职”（注：见[日]《福泽谕吉全集》，转引自吴怀中《“文明史观”在近代日本对华认识及关系中的影响》，《日本学刊》1998年第5期。）。这样，日本的殖民扩张被美化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一场战斗，是所谓“文明的义战”，日本对中国、朝鲜和亚洲各国的殖民和入侵披上了一件“合理性”的外衣。西川满作品中的相关描写，其实即是这种论调的形象诠释和宣扬。
二
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出版于1942年。据说在“纵贯铁”、“陈夫人”、“移民村”这三部小说中，最受日本殖民当局注意的就是这部“移民村”（注：林柏燕：《移民文学——南方移民村》，滨田隼雄《南方移民村》，柏室科技艺术公司2004年版，第7页。）。这无疑是因为小说的题材和主题正符合于日本当局的某种需要。
小说写的是日本东北寒冷地带一群穷苦农民，因没有土地难以为生，怀抱“开创新天地”、追逐“光与热”的理想，移民到台湾东部荒僻的山地垦荒建村，为制糖会社种植甘蔗，但由于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土瘠缺水，而台风、洪水、病虫害、野兽、疾病等不断侵袭，加上会社的剥削，生活艰辛困苦。村民怀抱坚强毅力，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顽强奋斗，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最终仍无法征服自然，但他们并未气馁，做着继续向南方进发、再移民的打算，力图在南洋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小说不像《台湾纵贯铁道》直接描写侵台战争，书中涉及台湾人的文字也甚少，自然也就没有多少日本人欺压台湾人以及台湾人“皇民化”的描写（仅见于若干有关原住民的片段）。井手勇在其《决战时期台湾的日人作家与皇民文学》一书中将当时台湾的“皇民文学”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前者指以台湾人的皇民化，以及以日本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和日本对台湾近代化的贡献为主题的作品，而《南方移民村》仅被归入广义的“皇民文学”之列。井手勇还指出滨田隼雄稍后的《草创》，比“移民村”更大大加强了迎合政权的态度。（注：井手勇：《决战时期台湾的日人作家与皇民文学》，第176～185页。）不过，如果将《南方移民村》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对其殖民文学的本质，会有更明确的认识。
占据台湾只是近代日本以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为目标的侵略扩张运动的组成部分，日本在东北、华北等占领区，实行了相同的文化政策，其文学也就有了相似性。随着日本在中国东北展开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出现了所谓的“大陆开拓文学”。日俄战争，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历届政府都把向满洲移民当作其一项“基本国策”，既有“武装移民”，也有“农业移民”。其目的在于通过移民，摆脱当时日本农村严重的经济萧条，解决日本国内的土地矛盾，把满洲建成日本的粮仓。这种移民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抵制和反抗，而日本侵略者把中国抗日军民一概称为“土匪”、“马贼”。由于水土不服以及物质缺乏，条件恶劣等原因，发生了移民动摇和抵制事件，于是当局推出了“大陆的新娘”政策。这些都成为“大陆开拓文学”的重要题材。
对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移民侵略活动，日本文学界表现出了积极配合的姿态，先后有“大陆开拓文艺垦话会”、“农民文学垦话会”等的成立。日本的“大陆开拓文学”的大规模出笼，大约在1937年至1945年之间，据统计至少有80多部。热衷此道者宣称日本在满洲的“开拓”能够改变日本文学狭小的格局，并期望在满洲的日本作家创作出一种能够体现“征服者”之骄傲的“大陆文学”。如营野正男的《与土战斗》描写了移民者到达满洲后，食物粗劣得难以下咽，因为水土不服或生活不习惯患上“屯垦病”、流行病，以及猛烈的沙暴、彻骨的严寒，横行的“匪贼”等等，尽管条件险恶，移民们还是义无反顾，顽强地“与土战斗”。尽管该作的文学性不强，却还是得到日本评论界的较高评价，不仅获得了1940年的“大陆文学垦话会奖”，还有评论者称它为“产生于新的开拓地的文学的经典”。（注：有关“大陆开拓文学”的情况见于王向远《“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0页。）无论在作品产生的背景、描写的内容、审美形式和水平，以及受到的评价等方面，《南方移民村》与之十分相似，是同一时代环境和文艺政策下的产物。
在台湾，日本殖民当局继加紧推行“皇民化”之后，进一步开展“文学奉公”运动，并举行以“确立本岛文学决战态势”和“文学者的战争协力”为中心议题的“台湾决战文学会议”，“文学奉公会”应日本总督府情报课要求，以“如实的描写要塞台湾战斗之姿，以资启发岛民，培养明朗丰润之情操，振起对明日之活力，并作为对产业战士鼓舞激励之粮”为目标，选派了中、日作家十三人到各生产工厂或工作场所，实地采访并撰写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这说明，到了战争末期，无论是加强生产以弥补日益枯竭的战争物质支撑，或鼓动在困境下的坚毅、顽强精神，都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最需要的东西。而《南方移民村》正好涉及了这方面的主题，是很好的“协力”者。
首先，小说表明移民是为了解决在日本国内土地稀少，部分农民无以为生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使日本对于台湾的殖民统治落到实处。前一问题与中国东北地区的所谓“大陆开拓文学”颇为相似，所写都是没有土地一筹莫展的日本内地农民，为了获得耕作土地而移民。为了解决国内的矛盾和问题就可以向外扩张，占据别人的土地，这是殖民者的逻辑，但作者写来却似乎是天经地义。小说还写道：移民不只是使这些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而且把日本的农业带到这里，这是发扬其“国威”，而只有当“内地的农民在这土地上生根……这才是日本真正领有台湾”（第65页）。
其次，小说重复了在台日人创作的一个基调——日本先进、文明/台湾落后、野蛮的主题。作者宣扬了日本殖民当局对于台湾的开发和现代化建设之功，如大规模的开垦，创建大农场，修建巨大治水工程，如嘉南大圳使五十万人受惠，采用蒸汽犁、切割机等先进设备，使单位产量增加二倍，作者并发出了“本岛农民真幸福”的感叹（第182页）。日本移民具有埋头苦干、坚忍不拔等品格以及认真探索， 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如指导员国分，学校毕业后自动请求到条件恶劣的移民村工作，深入群众调查，带领移民们与困难搏斗，终因刮台风时外出巡查水利设施而丧命。其后医师珪介勇敢承担起他未竟的工作，继续不屈不挠地与恶劣环境抗争。此外还有人格温厚，具有“面对挫折却不失望”的农民精神的老一代移民嘉兵爷，锲而不舍用一二十年时间钻研、试验成功改良犁的铁匠桥本等等。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移民村相邻的台湾原住民的野蛮、落后、顽固、不可理喻。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小说将移民村的前途和命运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南洋群岛紧密联系在一起，宣称战争带来了光明，移民村的惟一出路就在向南挺进。尽管移民们百折不挠、做了种种努力要在这奋斗了数十年的地方生存下去，但由于自然环境确实太差，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困境。这时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更加大发展，充满了光明的希望，使全体国民的一种郁闷心情消除了”，此后日本又奇袭了珍珠港，香港陷落，美菲军被穷追到马尼拉，自恃难攻不落的新加坡也陷落了。新一代的弥太郎“不可思议的光明在内心里沉思着，不禁感到心胸开朗”。他认为，随着战争的迅速发展，日本向南方发展的新道路打开了，台湾岛内土地狭小，东亚共荣圈确立后，这村子也将成为南进的一部队，在南方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第295页）。作者满怀激情地重笔涂抹这豁然开朗的心情，然而这些描写也就使这部作品成为道道地地为帝国扩张宣传的作品。
三
庄司总一的《陈夫人》写的是名为安子的日本女子因共同的基督教信仰而萌生爱情，不顾家庭阻扰，嫁给了留学东京的台湾青年陈清文，并随他来到台湾，在异族文化环境中生活了数十年的故事。陈氏是一颇有家产的大家族，成员众多，作者的妙处之一，在于刻画出众多家族成员的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老一辈的大家长阿山，是一个宽厚懒散，与世无争，喜欢悠闲安静的“好好先生”；其妻阿娇则是一位泼辣蛮横、迷信自私，为了使亲生儿子能继承更多家财而不惜排挤非亲生儿子的旧式妇女。作为小说主角的家族第二代，长男陈清文身健性直，从小到日本留学，并受西方自由和平和人道精神的熏染，怀抱理想并有为理想而奋斗到底的意志和决心；次男陈景文是一个工于算计，唯利是图，“头脑里只有收益、利润的得失”的矮小吝啬的生意人；三男陈瑞文不仅身体羸弱，精神上也不强健，是一个喜玩乐享受，懦弱无为的男子，但心地善良温厚。来自日本的长媳安子外貌清新秀美，品性优雅纯真善良，有理性善思索，为人谦谨孝顺，敢于面对现实，具有融入新环境的决心和勇气。次媳玉帘妖艳漂亮，平时奢侈浪费，戴金饰银，虚荣浅薄，追求享受，而又喜怒善妒，口无遮拦。三媳妇春莺则与之相反，胆小自卑，逆来顺受，允许丈夫娶妾；其夫陈瑞文所娶小妾陈阵是一位平埔族少女，以其新鲜蓬勃的生命力吸引了身心日渐衰老的瑞文，尽管已“汉化”，但其血管里流淌着猎人的血，对装饰打扮和被囚禁般享受文明生活毫无兴趣，却发狂般向往着到深山老林中去打猎，她因对被毒蛇咬伤的陈瑞文有救命之恩而进入陈家，却又代人受过而离开陈家，勇于自我牺牲却不求回报，以其“世间稀有的自然和朴素”成为小说中最富有个性的人物之一。第三代的景仁（景文之子）是一个只会吃喝玩乐的败家子、纨绔子弟，而明（瑞文之子）则有着与其大伯清文相似的性格，其对理想的执著比清文有过之而无不及。清子（清文之女）虽然年轻，却冷静善思，过早地承受着作为混血儿在当时台湾所遭受的困窘和难题。甚至小说中的一些配角也都有其各自不同的性格，如作为日本农民的安子父亲，具有像泥土一样朴素而顽固的心灵。
值得指出的，作者所刻画的人物，并非善恶分明或一成不变的扁平性格，而经常是好坏参半、变化发展的“圆形”性格，颇具有人性的深度。阿山虽善良，却染上吸食鸦片的坏习惯；清文在新旧之间苦苦挣扎；安子的形象颇为完美，但她也有险些感情出轨以及藏匿女儿情书的行为。甚至景文也并非罔顾亲情道德之人，他辛辛苦苦地积累家财，主要还是为了整个家族的兴旺。在人物性格的变化方面，原本骄横的阿娇后来变得十分慈爱，特别是对于清文、安子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而玉帘、瑞文的性格也可见起伏发展的轨迹。显然，作者笔下人物乃有欲望也有善心，会哭会笑，有时做好事有时做错事的普普通通的凡人。作者的立足点在于写出人性。他宣称：“我的主题是在于探究‘人与人’——特别是在探究着不同血统、传统和条件的人们要如何、到何种程度，达成爱、理解和融和这种人性的振幅和可能性而已。”（注：庄司总一：《再版有感》，写于1941年5月， 引自庄司总一《嫁台湾郎的日本女子》（即《陈夫人》），九歌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486页。）正是在对复杂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人性的深度开掘上，小说显出比西川满、滨田隼雄的不无概念化之嫌的作品更具文学性。
更有甚者，庄司总一写出了在现代性、本土性和殖民性的复杂纠葛中台湾人的精神苦闷和困境。这种复杂纠葛，是由于台湾的特殊历史际遇而产生的。毫无疑问，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都会被“现代”、“文明”所吸引，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在台湾，“现代性”却是和“殖民性”重叠、纠结在一起的，日本殖民者表面看来的一些“现代化”的措施，其实都包含强烈的殖民目的。因此台湾人民在“享受”现代文明的恩惠时，却同时也不得不吞下“殖民性”的苦果。台湾人民也许可用“本土性”（即固有的汉民族传统文化，包含地方文化）来对抗殖民性，但本土文化中也确实有些落后的因素，是和“现代”、“文明”的社会趋向相背离的。这必然使台湾人民陷入深深的矛盾和困惑之中。这在小说人物清文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清文接受日本的“现代化”教育，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高等官职位，并怀抱着在仕途上一展宏图的憧憬，回到台湾后，他与台湾一些落后习俗格格不入，试图加以改造。然而，作为一位台湾人，他注定在仕途发展上障碍重重。不仅工作单位未能如愿，并且一上任就受到课长的借题嘲弄和羞辱，更严重的是就因为他是台湾人，高等官的正式任命迟迟未能下达，而课长更迭时，后继人选竟是学习极差的清文的同班同学，仅因他是日本人，而清文是台湾人，即得在同班的笨蛋生面前朝夕低头，服从命令，这令清文难以忍受。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全体性意味的排斥”，即不管他怎样努力，前面挡着他无法超越的障碍，他的前进必得终止于某一限度。清文最终辞职，原有的理想破灭。此外，清文穿着台湾服上教堂被拒等事情，也显示了台湾人的“二等公民”处境。
另一典型事例是墓地迁移事件。台南市以纪念大典为由，强迫本岛人迁移其墓地，为的是兴建高尔夫球场，此举遭到台湾人的强烈反对。清文虽然是台湾人，但他却是打心底里支持这一墓地迁移计划的。其理由是：“因为那丑陋的垒垒土馒头的广大墓地的缘故，多么妨碍都市的发展呢！……我希望能够在枯骨之上建近代建筑物或造绿园。”这想法受到了文化协会理事王茂堂的质问：“哈哈，你好像穿着高等官的官服那一派官僚的说法，你或许自以为是进步主义者，其实……是一个完全丧失了社会观念和阶级意识的空壳子……为了兴建一处特权阶级的运动场或一高尔夫球场，把十万市民重要的埋葬祖先的墓地发掘之事，你的看法如何？而且对于没有财产者一座墓的迁移费为二十圆，对民众是莫大的负担，这一点你认为如何？”（第218页）人们并把清文的这类想法，归因于他娶了日本妻子。 小说客观上颇为深刻地揭示了本土性、殖民性和现代性的复杂纠葛带给台湾知识分子的困惑和两难。
然而正如河原功所指出的，《陈夫人》被搬上舞台和得奖，再版多次，拥有广大的读者，“曾成为在政治上被利用为从旁支持台湾的皇民化运动的文学作品”（注：河原功：《〈陈夫人〉：认识台湾的巨著》，庄司总一《嫁台湾郎的日本女子》（原名《陈夫人》，九歌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或者说，该作仍带有殖民文学的明显印痕。这或可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首先，小说追求“异国情调”的描写，不无对中华文化（台湾文化作为其地方形态）和中国人（含台湾人）的“误读”之处。着迷于异国情调的描写本是殖民者文学的一大共同特征，英、法等西方殖民者是如此，日本殖民者也不例外。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都带着一种探求异国情调的眼光，注重于对作为“他者”的中国（台湾）的特殊的民俗风情的描写。其描写的兴趣点往往是仅及于表面的甚至是刻板的印象。如西方作者首先注目的焦点，往往是中国女人缠脚，男人留辫子，抽鸦片，赌博等等，这些在庄司总一小说中大都有特地的描写。如小说开头不久，通过刚入陈家之门的安子的眼睛来看台湾女子的缠脚习俗：那双穿在尖尖的小鞋内的脚，究竟有多小？一定只有拳头大吧？脚步像骑着竹马般颤颤巍巍，尤其是母亲阿娇，要由侍女两方扶持着手才能够走路。此类描写一般只出现于外国作家笔下，而不会出现在包括台湾作家在内的中国作家笔下。对于阿山的吸食鸦片，作者通过人物之口，说明他是在日本领有台湾之前就吸食鸦片的。此外，像对于大家族的尽量维护，避免分家；遇有红白喜事都要宴请宾客，大事铺张；家中若有人生病，不是请医生来诊治，而是请道士来作法，祈祷平安，等等。这些描写颇为生动，这与作者从小在台南长大，与民间习俗有密切的接触有关。然而正如龙瑛宗所说的：“异国情趣并非住在异国情趣中的人的欲求，不过是那些在异国情趣圈外人的好奇罢了。……是故所谓外地文学……非对外地作皮相式描写的异国情趣文学。外地文学的气性，不是乡愁、颓废，而该是生长于该地，埋骨于该地者，热爱该地，为提高该地文学而作的文学。”（注：转引自罗成纯《龙瑛宗研究》，《龙瑛宗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更应该指出的，庄司总一的这些描写，目的在于说明台湾是多么的落后、不思改革，沉溺于旧传统难以自拔，而日本代表着先进、文明、进步，日本人到台湾来，将使台湾摆脱落后和愚昧，也走向现代文明之途。作者细腻地描写了这个家庭以及家庭中的大多成员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在作者看来，应归功于日本人（至少是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人）的到来，如安子那外柔内刚，既宽容善良，又坚持理想和原则的做派，对于陈家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清文的作用，或者在于他对于理想的执著和坚持的毅力，而这，却是原来台湾人所缺少或全然没有的。清文甚至吸收了日本人的善于“忍”的优点——他冒着极大风险和阻力创办制糖企业，并不为了赚钱，而是当作实现其产业合理化、劳资协调主张的试验场，这一理想化的行为，未必能得到大家的理解，清文就是以日本人“忍”的精神，坚信只要自己坚持，终会得到大家的理解。在作者看来，台湾人的主要缺陷和要害，在于缺乏精神的追求，都是一些愚昧庸俗、沉溺于物质享受之辈，要受过日本教育的清文，并有其日本妻子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克服这种缺陷。如果将清文与安子相比，则日本人的安子更胜一筹。
在小说中，作者甚至通过人物之口直接称赞日本为台湾带来了现代化文明，如清文的父亲阿山称：“从前有许多土匪、盗贼，现代安全，很好。日本政治，好好。”作者解释道：他的话不是奉承，在清朝统治的时代，凶徒盗贼横行，尤其是有资产的家庭，其生命财产的危殆加上官吏的苛刻重税，要忍受双重痛苦。街衢狭隘不洁，恶疫不断，阿山的两个儿子因此丧命。与过去艰难的时代相较，现在的日子非常安全、快乐（第49页）。既然日本为台湾带来了文明和幸福，台湾人自然要认同日本，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日本人，如清文所说的，要“爱国家——爱称为日本的国家和国民”，甚至不要拘束于政治上受限制等事情，而要树立起为国家——日本做出更多贡献的自觉：“必须要立于在物质上、精神上更加give and take的原则。 我们至今对日本give了何物，想一想，是一千万石之米、十五亿万斤的砂糖——这不过是台湾的大自然和土地给与之物罢了。我们要有什么更好的更丰富之物加上才好。台湾和台湾人已经来到了这样的境地。”（第297页）
当然，小说写了这么一个日本女子嫁到台湾家庭的故事，根本的主旨还在于宣扬所谓的“日台融合”。安子初到台湾时，为家族所难以接受，而后来却融入其中，为大家所认可，甚至产生了改造旧家族的作用。而作者着力描写了清子作为混血儿所产生的种种困惑和麻烦，最后并开出“爱”作为药方，其焦点还是在如何解决“日台融合”的问题。作者甚至和西川满如出一辙，搬出了郑成功，宣扬郑成功的一半日本人的血统以及台湾本就是日本所有的论调，以此作为“日台融合”的根据。小说人物明对清子说：“日本和台湾，不，日本和中国协同体的命运在三百年前已有了。……清子，你是郑成功呢！”至于小说同时还宣扬的所谓郑成功“远攻吕宋岛的雄略”，则与日军的南进战略相呼应。
应该说，三位日人作家的背景并不一致，如西川满为在台日人之“文艺总管”，而滨田隼雄则曾为思想左倾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有很大不同，如“纵贯铁”和“移民村”分别被视为狭义和广义的“皇民文学”作品，而“陈夫人”却因涉及台湾人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所谓“暴露性的描写”而曾遭受指责；但它们在某些方面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宣扬日本的进步、文明和现代化，渲染台湾的脏乱、愚昧和落后，从而证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侵略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它是“文明的义战”，将拯救台湾人民于痛苦的“地狱”之中，使之步入幸福的“乐园”（福泽谕吉语）。同时描写日本男子的坚毅、勤奋、勇敢、敬业，日本女子的贤淑、优雅、谦谨、孝顺，日本军人的仁德温和，亲民爱民，富有正义感，从而为“日台融合”做了舆论上的推动。此外，还宣扬了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和南进战略。因此，这三部作品不同程度地成为日本殖民侵略的自供、掩饰和美化。而它们所代表的应是日据后期在台日人创作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