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清时期外交思潮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思潮论文,试论论文,外交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对外政策，不仅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代表了国家对外部世界所持的态度。外交思想，就其内涵来说，是指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在对外交涉中，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以积极的态度去了解所遇对手，并自觉地运用国际上公认的法律和准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外斗争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和方针。当中国的历史进入清王朝晚期，伴随着对传统夷夏观的反思与批判，世界意识及国家主权观念的萌发，外交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突破传统外交观念的艰难过渡历程。
“和戎”、“自强”的外交思想
晚清时期的中国政府，既不能像列强那样推行强权外交，也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同等的发言权。当时面临的外交形势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了解列强情况，运用国际惯例和外交手段，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国家的利益，反对列强侵略成为亟需完成的外交任务。但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和戎”、“自强”成为人们主要的外交思想。这一思想体现了外交与内政的紧密结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外交视为内政的延续。其中和戒是自强的必要外部条件，而自强则是为培养外交实力，二者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当时的总体外交战略，在晚清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和戎”而言，“和”是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各朝各代历来奉行“和戎”政策，力求“协和万邦”。在具体策略上主张“既来之则安之”，“柔远人则四方归之”[1](p.30)。当“蛮夷”向华夏发起挑战时，传统办法是剿（以战止战）或剿抚并用，有时甚至用“和亲”以达到“和”的目的，从而维护儒家礼仪规范下的和局。晚清政府主办外交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和曾国藩等人的外交思想正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
1862年，李鸿章初到上海，发现这里与内地相比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里“华洋混一，已成局势”。这当然是他不情愿看到的情形，但是他发现，这又是一个认识洋人，了解列强，寻求与之交往途径的好地方。他时时留心西洋时事，令人逐日翻译英文报纸供他阅读。在主动与洋人接触交往的过程中，虽带来了“烦扰”，但能“因此气脉贯通”，所以，乐此不疲。李鸿章悉心体察中国同僚与洋人打交道的成功与失误，从比较中判断得失、利弊，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摸索出一条与列强交往的合适途径。他认为，与洋人打交道的正确态度是“刚柔调剂”，该刚则刚，该柔就柔，不卑不亢，保住国体，不失面子，不丧主权。要达到这个境界，就必须以儒家思想倡导的忠、信、笃、敬四字为准则。而这个准则正是被誉为一代理学大师的曾国藩所倡导的。曾国藩认为无须到孔子定制以外去寻求外交的基本原则，孔子说过的“言忠信，行笃义，虽蛮貂之邦行矣”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并对此作了解释和发挥：“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盲；笃者，质厚；敬者，谦慎；此二句者，无论彼之或顺或亡，我当常常守此勿失”[2](p.99)。
李鸿章、曾国藩还接受了郭嵩焘、冯桂芬等人积极鼓吹的“循理外交”思想。在郭嵩焘、冯桂芬看来，“循理外交”是实施“和戎”外交战略的重大而具体的举措。郭嵩焘提出：“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后揣之以情，揆之以势，乃可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无难。”“西洋要求事件，轻重大小，变幻百端，据理为之，无不可了。”[3](p.149)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处理外交事务，要把握三个字：一为理，二为势，三为情，而最重要的又是理和势。历史在变，形势也会变，人们要善于适应形势变化而把握理，据理办外交。冯桂芬就“理”说得更为深刻：“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以理折之。”[4](p.79)
李鸿章、曾国藩对“循理外交”身体力行，在思想上还多有发挥。李鸿章说：“势不足以继之，理尚可以折之，理不足以折之，情尚可以喻之。”以势不能达到目的，据理相争，理尚不能服人，就动之以情，辅之以利，如是，就能妥善处理中外交涉中的各种纠纷。可以说，他把三者的关系及其运用阐述得极为透彻，也正是依据于此来办理纷纭复杂的外交事务的。同时还把贯彻这个方针的要领归为一个前提、四个分寸。以不失和为前提，也就是坚持以“和戎”外交战略为指导。“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3](p.43)。只有维持和局，才能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才能保持和平的环境，得以有“自强”的机会。在此前提下，与洋人交往，须把握四个分寸，分别是：一，以理论理。洋人常讲万国公法和条约的神圣和不可侵犯，中国则要求各方面都应遵守这些公法和条约而不能例外，以维护我国主权；二，可从则从，不能从者婉慰。论理不成，洋人要压你屈服，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准则，不伤此准则；三，可许者许之，不可许者拒之。洋人每张口索要权益，我仍以中国主权、权益为准则作为衡量，不大损就许，有大损，就要拒绝；四，当屈则屈，该伸则伸，列强十分贪婪，欲望没有止境。同他们打交道，要善于屈伸互用，何时屈何时伸，以维持清王朝的统治为依归。李鸿章、曾国藩在其长达30多年的外交活动中基本奉行了这一战略，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此时的和戎思想与传统的和戎观有两点不同。一是抛弃了华夏中心的宗主地位观。他们已经认识到中西关系不再是宗藩模式下的尊卑关系，因为西方列国不是蛮夷小邦，对它们“不特兼并难，即臣属亦不易”[4](p.80)。二是在战略实施上否认了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手法。冯桂芬指出用战来剿灭夷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4](p.79)
就当时情势，这种外交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从国情来看，在中西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中国与西方一味言战，后果不堪设想；而若一味“信守大义”以驯服外夷，那就昧于大势了。其次，从国际形势来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起条约制度，为使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的义务，他们暂不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而且为了协调彼此间的矛盾，他们主张采取合作态度以求在华利权的实现。因此造成了19世纪60、70年代的“和局”。再次，从外交的功能而言，为了达到维护国家权益的目的，外交在很大程度是力求缓和冲突，谋求妥协。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和的战略并非是一味地消极地妥协，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它又是与自强的外交战略紧密结合的。自强属于内政，通过自强可以取得强大的国力，而强大的国力是外交的坚实后盾。有识之士明确认识到在当时的和局下，能不能自强关系到国家“有事”、“无事”，即“自强”是有无国难外患的先决条件。而和局也是国家自强的好时机，正所谓“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矣，不于此急起乘之，只迓天休命，后悔晚矣”[4](p.77)。
这种自强的战略无疑是一长远的外交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外交的实力原则。王韬就认为“睦邻之道无他，首在自强”，“惟能自强，则遣使臣，设领事，一切皆有实用，否则亦不过虚文相縻而已。”[6](p.88-89)郑观应则认为“从来各国交涉之案，莫不视国势之强弱为损益。我国亟宜变法。”[7](p.432)冯桂芬还指出了自强之“道”包含两个方面：一则“道在反求。惟皇上振肃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二是“有待于夷者，独坚船利炮一事耳。”[4](p.76)通过对传统的反思，他进一步提出“法后王，鉴诸国”的主张，即主张中国应该面向未来，放眼世界。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对传统的“法先王、鄙蛮夷”的叛逆。冯桂芬认为中国文化既已落后，又不愿主动向西方学习，这样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传统外交思想的突破
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对外认识的逐步深入，促使晚清时期人们的外交思想也不断发生演变。郭嵩焘、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思想家作为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精英，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地位等因素的影响，比同时代人有更多的对外交往机会。他们充分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优势条件，通过细致深入的观察及对外交往中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外交思想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首先是强调“知彼”的重要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中国的古训，运用到外交斗争中则点出了“知彼”的重要性。自鸦片战争以来，探查“夷情”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其手段也多种多样，如译书、游历、通过外商了解等。冯桂芬认为通市以来，西方对我国的语言、经史、朝章、吏治、舆地、民情多有了解，“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所知”[4](p.84)。他指出“兵法曰：‘知彼知己’，论夷务宜略识夷情”。一方面应设学校广泛地学习西学与西方文字以作为识夷情的基础；另一方面应选择一些书院和方略馆藏的书籍以广泛了解西方，对于未译之书犹应注重，因为“彼国书不可不观，若能知其未译之书，所得必倍多”[4](p.108)。在给朝廷的奏疏中，郭嵩焘强调：对外交涉“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8](p.344)。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对外情的了解，以便更好地适应近代外交的需要。郑观应进一步指出：“今中国时事日艰，强邻日逼，随则病国，激则兴戎。而敌势洋情，尚多未谙，大小臣工意见又往往不同，以致办理交涉事宜，动多窒碍，犹豫傍徨，莫衷一是。至于军机大臣及南、北洋大臣，尤贵洞悉各国情形，思深虑远。”[7](p.119)马建忠认为，杰出的外交人才，必须“洞悉他国民情之好恶，俗向之从违，与夫地利之饶瘠，始足以立和议，设商约，定税则，而不为人所愚弄。”[4](p.165)他们还非常强调对国外报纸的利用。王韬指出：“西人凡于政事，无论巨细，悉载日报，欲知洋务，先将其所载各条一一译出，日积月累，自然渐知其深，而彼无遁情。”[6](p.47)马建忠、薛福成也主张通过查阅国外报纸来达到“知彼”的目的。1861年，清政府把翻译各国在华报纸并按月咨报总理衙门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随着中外交往的扩大，尤其是驻外使馆的设立，清政府了解外情的范围和手段有所增加，了解“洋情”成为交涉之道的基础。强调“知彼”的重要性，对外交思想近代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主张结盟，慎择邦交。对外交往不仅要考虑到外交政策的原则性，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还应该在对中外大势了解的基础上，把握对敌斗争中的灵活性。这一问题集中反映在对邦交选择的讨论上，这些思想家在主张敦睦外交的同时，还主张结盟。
1875年，薛福成在讨论洋务问题时向清政府上《筹海防密议十条》，第一条就强调“择交宜审也”。他通过对国际格局的分析，就中国与当时5个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英、法、俄、美、德）的关系提出了建议。鉴于英法是主要的敌人，俄国势力在中国不断扩张，主张与美国结为盟友，与德国保持一种平常的外交关系，他说：“中国与美国，宜推诚相与，略弃小嫌，此中国之强援，不可失也。德人新破法国，日长炎炎，几与俄、英鼎峙。幸其通商之船尚少，则交涉之事亦无多。此亦中国他日之强敌，不可恃为援，亦为至骤为患也。”并特别指出了择交的重要性：“盖择交之道得，则仇敌可为外援；择交之道不得，则邻援皆为仇敌。诚宜预筹布置，隐为联络，一旦有事，则援助必多。以战则操可胜之权，以和必获便利之约矣。”[9](p.77)他的建议，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
马建中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也十分明确，他说，“天下事众擎则易举，孤掌则难鸣，理之常也。夫同宅寰中，此疆彼界而建为国，则必小事大，大事小。忧危与共，战守相援，而势乃不孤。”[4](p.166)除此以外，他认为结盟还有使第三国不助敌国的作用，目的是为腾出手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无论结盟有哪一种作用，它均是为达到“举事”的目的。马建忠还进一步指出：结盟的参加者越多，其约束的范围就越广，作用就越大；“夫会者所以结同盟之信，盟之者众，则信益彰而守愈笃。”[4](p.164)反之，其约束力则小。如果出于策略的考虑，在必要时与他国结盟是可行的，但与谁结盟，选择“宜慎”。他说：“自均势之局定，而列国安危所系，莫大于邦交。第交不可无，而择亦宜慎。”因为近代外交的实质是恃强凌弱，惟利是图。“利在则友，利亡则寇”。弱国与他国结盟，尤要警惕主权的丧失和为他国所制。马建忠以土耳其结交不慎，时而附俄，时而亲法，时而私英，导致了丧权辱国的教训，说明结盟“宜慎”，警醒当政者，以免重蹈土耳其的覆辙。因此结盟的关键是统治者在制订外交政策时，要有主见，在进行对外交涉时应先制定明确的外交指导方针，要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而不能以大国的好恶为好恶。在制订外交政策时“尤宜先定所向，所向既定，而后心无旁营，力无旁贷，所谋则济，所举则成。”他举法国为例：“若法王那波伦第三世，始欲求逞于民，则附英而攻俄；继欲示好于俄，则息战而疏英；攻奥大利亚以沽恩于意人，伐墨西哥以修睦于奥国。方普人之攻丹也，阴图其利；及普人之人奥也，转慑其威。一旦普人修怨，法王孑然无他国一师之助者，所向不定故也。所向既定，而后可与言交涉之道矣。”[4](p.166)
薛福成、马建忠的外交思想不同于晚清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笃守“以夷制夷”的传统外交方针。“以夷制夷”的随意性很大，缺乏明确的外交指导思想，虽然说这是一剂救急的药方，但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以夷制夷”可以作为一种灵活的对敌策略，但却不能作为根本的外交指导方针，它缺乏对国家利益的长远考虑。马建忠等人主张在结盟的同时，强调要谨慎从事，制订明确的外交方针，正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第三是重视使职。五口通商以后，国人的对外态度开始有所改变，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开始逐渐淡化，对外来事物的吸收也能够采取一些积极主动的态度，但传统守旧观念仍然产生着潜在的消极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是，1875年郭嵩焘接受使英任务后，立即成为众矢之的，朝野上下竟然由此掀起一股声讨这一“有辱国体之举”的浪潮。
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引导。思想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多次呼吁，要求清政府重视使职，以求改变旧有观念。郑观应强调了使臣的重要性，他认为“今中国既与欧洲各邦立约通商，必须互通情款，然无使臣以修其和好，联其声气，则彼此技格，遇有交涉事件，动多窒碍。是虽立有和约，而和约不足恃也。虽知有公法，而公法且显违也。是则使臣之责任不綦重哉。”[7](p.124)郭嵩焘在奏折中也提出：“应请以后选派使臣，依照常例由礼部开列二三品以下堂官，年岁不满五十者，听候钦派，亦与寻常出使同等，期使廷臣相以为故常，不至意存轻重，而于洋情事势不能不加研考，以备国家缓急之用。”[8](p.354)他们希望通过政府人事制度的变革来改变以往轻视使臣的社会陋习，以达到转变传统外交观念的目的。
第四，重视外交人才的培养。外交人才的专门化是近代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清政府却走得异常缓慢。鸦片战争后虽设有五口通商大臣，但由地方官兼任，他们不懂外语与交涉之道，往往借助通事来办外交。冯桂芬据自己的经验指出通事多性情粗鄙，不学无术，有些人外语水平甚低，依靠他们办交涉会造成传述上的错误，甚至会制造事端。若把“今天下第一要政”夷务“付之若辈，无怪彼己之不如，情伪之不识，议和议战，汔不得其要领，此国家之隐忧也”[4](p.84)。薛福成也认为：“当夫安危得失，事机呼吸之秋，无使才则口舌化为风波，有使才则干戈化为玉帛。”[9](p.522)
1876年，清政府颁布了《出使章程十二条》，但并无出使人员的选择标准，公使的随员都是由本人自行挑选，这就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1878年，马建忠对出使人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玛塞复友人书》中，他指出：“参赞随员等名目不过为调剂私交之具，而非为襄理公事之材。其得之者亦自知侥幸而来，不过计数年积居薪水之资，为异日俯仰饔飨之计。如必考求实学，则当读其方言。舌音初调，而瓜期已届，倥偬返旆，依然吴下阿蒙。问所谓洋务者，不过记一中西之水程，与夫妇女之袒臂露胸种种不雅观之事。即稍知大体者，亦不过曰‘西洋政治，大都重利以尚信’。究其所以重利尚信之故，亦但拉杂琐事以为证，而于其本源之地茫乎未有闻也。”[4](p.174-175)封建旧制所带来的种种束缚和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到外交的成效。1892年，在上海颇具影响的《申报》曾对此问题做了深刻的揭露：“今我国使臣朝被简命，而夕之登荐牍者已人浮于事。亲戚、故旧、年谊、乡情尚居其次，上宪之所委任，当轴之所推毂，即已充额而有余。却之则不可，且恐撄其怨，受之则无当，且更虑时掣我肘……以朝廷出使大典，为徇情之用，调剂之具，使才何由而出哉！”[10]
然而，马建忠早在留法期间，就曾将法国1869年所定出使章程（主要内容是考核外交人才的方法）译出，供国内参考[4](p.169-171)。郑观应还提出了具体的出使人员考核办法，“似宜明定章程，毋得滥徇情面，援引私亲，必须以公法、条约、英法语言文字，及各国舆图、史记、政教、风俗，考其才识之偏全，以定去取。就所取中明分甲乙，以定参赞、随员、领事之等差，不足乃旁加辟举，有余则储候续调。”[7](p.393)
冯桂芬针对外交人才的选拔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朝廷应从传统的荐举入手，下诏令大臣举“有口辨有胆气机牙肆应之人”，加以试验后，以备通商大臣之选[4](p.86)。这虽是一种应急措施，但却迈出了促进外交官专门化的关键一步。他进一步提出了设立学校专门培养交涉人才。早在同文馆设立之前，他已提出设义学和翻译公所，招收学生学习西方语言与西学，3年后“能实见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请赏举人”[4](p.84)，以备交涉之需。同文馆设立后，他又主张在上海、广州依照设立，并主张不仅要招收八旗子弟而且要招汉族贫苦子弟；不仅要学西语而且要学算学、西学。李鸿章得知后立即上奏朝廷，请设上海、广州两处广方言馆，在李氏的支持下，1863年、1864年两处广方言馆得以分别设立。冯桂芬对此寄以厚望，他相信“必有端人正士奇尤异敏之资出于其中，然后得西人要领而驭之，绥靖边疆之原本，实在于是”，“遇中外交涉事，有此一种读书明理之人，可以咨访，可以介绍”，那么就可以去掉“洋务大害”——通事[4](p.110-111)。事实上，冯桂芬的主张对于扩大培养外语人才，应付外交需要有积极意义。虽然这一做法偏重于语言训练，参与交涉也只能充当基层的翻译和咨询人员，但毕竟促进了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人才的出现。
综上所述，晚清时期有识之士以传统外交为参照系数，结合时局需要提出了具有近代特征的外交思想，体现了中国外交思想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初始状态。这种状态下的思想常常表现出一种新旧杂揉、先进性与落后性交织的特征。如这些思想家由于受到传统外交观念的束缚，往往以中国古代春秋战国的历史成例来比附和说明近代国际政治格局，对近代外交活动做出传统性解释等等。尽管这些人的时代意识、世界眼光和外交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无疑算是一流的了，但“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11](p.67)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财政大臣维特在谈到对其印象时就表露出这样的观点：在中国人看来，“李鸿章是一个多么杰出的头脑清楚的政治家，而他在一般欧洲人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半开化民族的代表。”[12](p.74)这种状况，一方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发展迟滞的现实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在其外交思想中的体现。一个国家的对外交往能力是该国的实力与地位的反映。在近代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中，老大贫弱的中国始终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对外战争的失败为外交划出了定局。所谓“弱国无外交”，面对列强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军事侵略，中国实无多少有力的手段和斡旋的余地，到头来往往只有隐忍徐图、“委曲求全之一法。”[13](p.48)虽然存在着这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他们的思想毕竟对中国外交近代化做出了贡献，产生了重大影响。郭嵩焘、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通过上疏、著书、办报等形式，将这些思想传播于晚清朝野，并将自己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具体的交涉活动中，试图以此来影响政府和社会。这些先进观念突破了传统的桎梏，对于开启民智及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现代邦交思想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标签：李鸿章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晚清论文; 历史论文; 冯桂芬论文; 郭嵩焘论文; 马建忠论文; 薛福成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鸦片战争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