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毛泽东思想新体系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毛泽东思想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等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笔者认为，它是当代的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邓小平新社会主义观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的方法论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新体系。
笔者对于建构这一新体系有如下三点管见，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科学体系
历史上，作为一种伟大的理论或思想，都有一个科学的严整的体系，并且这个体系是发展着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毛泽东思想，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其体系也会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因而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概括。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两次比较系统的权威性的概括。第一次，1945年《论党》的概括。第二次，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概括。
从1945年体系概括到1981年体系概括，到目前学术界正在进行的新体系探讨，说明了一个共通的道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静态的，凝固不变的，而是要随着历史条件和革命、建设内容的变化而进行不断的理论概括，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着的体系。促使人们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其主导性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毛泽东思想实践性的推动，即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推动的结果，是其实践经验的总结。这是根本的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它的开放性，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向古今中外学习，使自身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完善。这是更为直接，更为现实的推动力。它与实践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开放性以实践性为基础，实践性以开放性为先导。总之毛泽东思想本身所固有的实践性和开放性规定了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科学体系，只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发展着的，它就要不断地吸收、集纳、融合各种经验和理论的成果，使自己思想体系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从而形成新的概括、新的表述和新的体系。
（二）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之后，形成了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
中国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在探索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搞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命题，并留下了一大批富有独到见解的思想成果，但他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没有写好中国革命这一极其重要的“下篇”文章。历史把这一重任摆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和党中央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问题的思考、探索和研究。他们根据实践，一方面，总结接受了毛泽东探讨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注意从毛泽东和党所犯的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同时，注重借鉴、学习外国的经验，因而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过程中，有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和发展。这些突破和发展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上；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问题上；对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对社会主义建设外部环境上；等等。所有这些对旧的传统理论观点的突破和发展，形成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呈现了大发展的趋势。
（三）方法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整个思想体系的精粹部分
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丰富内容中，有一个以一贯之的东西，活的灵魂、精髓的东西，即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世界观讲的是认识世界的道理；方法论讲的则是改造世界的方法，但又不是方法大全、方法百科全书，而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它在研究、阐述科学的认识方法时，侧重于对方法作认识论的哲学分析，侧重于理解方法的特点、性质、作用及其限度，研究方法发生发展的规律，不同方法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服从的基本逻辑，正确运用方法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等等。在如此构成的方法论科学体系中，方法论原则居于其核心的地位。因为它是介乎于哲学世界观和实际应用的研究方法之间的中间层次。
在整个方法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基础和指导地位。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特别是其唯物史观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如何将所有这些哲学世界观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及其科学研究活动，便会形成和派生出一系列哲学方法论原则。为此，马克思曾经计划写一本关于方法论的著作，列宁还制定了一个写作方法论的宏大计划，但是，他们的宏愿都没有变为现实。这一将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历史性课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承继下来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所规定，总是把研究哲学的重点放在方法论方面，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贡献。其主要的方法论原则有：（1）独立原则。 所谓“独立”即群体的统一性与个体的独立性的统一。它是处理人的群体与个体的统一关系的哲学方法论范畴。对于这一关系的论述，毛泽东没有象《实践论》和《矛盾论》那样能够称之为《独立论》的专门著作，但纵观他的全部著作和实践内容却极为丰富，凝成了“独立”范畴的辩证统一着的两方面含义。一方面，重独立性。毛泽东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力主个体独立性，高度重视调动革命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求统一性。毛泽东在着力于个体独立性的同时，总是力求达到个体与群体的统一，一贯倡导发扬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2）求是原则， 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它是处理人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关系的哲学方法论范畴。一方面唯事实，另一方面求规律，辩证地统一着。毛泽东是一个重实际的人。重视实际、珍视经验，这一点，是他不同于教条主义者最显著的地方；毛泽东又是一个善于科学抽象，精心研究各种理论，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的人。他从事中求实，从实中求是，善于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3 ）实践原则，即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它是处理人的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关系的哲学方法论范畴。有着重能动和求深化这样两方面辩证统一的含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即高度重视发挥党和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不断进到高一级的程度。（4 ）矛盾原则，所谓“矛盾”即对立的统一。它是处理对立面之间联系、转化、统一关系的哲学方法论范畴。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重对立，即重视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世界，包括重视矛盾的质的对立状态和量的差异状态两种情形。毛泽东在实践中比较重视矛盾两方面质的对立的统一，即大力采取对立着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矛盾转化、统一方法，这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年代，极大地推动了夺取政权的伟大革命斗争；但在夺取政权之后，由于忽视矛盾对立两方面之间差异状态的客观存在，又使我们往往在绝对对立的两极中思维，不能保持自身的平衡。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哲学亦因之失去科学的意义而沉浸于极端对立、阶级极端对立的意识之中，以至一度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另一方面，求统一，即着眼于通过现实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去达到对立面之间相互联系的统一。这是整个辩证法的核心，把握不住，就要犯形而上学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个凡是”，以及“全盘西化”的思潮，都是在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上存在偏颇。（5）整体性原则。 所谓“整体”即部分的特殊性与系统的整体性的统一。它不是关于矛盾自身对立面之间相互联结的统一，而是关于矛盾系统的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相互联结的统一的方法论范畴。其含义：一方面，重全局，即把握矛盾系统的全局和整体，求得矛盾系统的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的协调一致。但是，这只有通过对矛盾系统各部分的特殊性的分析和综合才能达到；另一方面，要找特点，全力分析并找出矛盾系统各部分的特点，特殊性。毛泽东常常以惊人的力量预见事变的发展过程，政治预见贯穿了他的全部革命活动。然而，天才的预见只有在把握全局之后才能做到。毛泽东认为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把握事物的总体，要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入手。所以他在分析特殊性上是下了功夫的，并为此提出了“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这一高度灵活机动的整体解决矛盾的总方法。这一方法，经过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创造和传播，已为中国人民所熟悉，成为我们过去、现在以至将来解决各种矛盾问题的指南。
毛泽东的这些方法论原则，经过历史的磨难，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邓小平方法论思想。邓小平没有写过专门的方法论哲学专著，很少象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那样运用思辨的形式，理论的形态去抽象地表达他的思想方法，他的方法论思想都是贯穿在他为时政问题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和发表的许多谈话中，体现在他关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国两制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里。而这些文章、谈话和理论，又都是为着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所采取的新方法，都是十分现实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些路线和办法，第一，是对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的继承和坚持。第二，是对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其原因主要在于：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全力以赴地去解决现代化建设的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他的“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的独特思路。这个思路，毛泽东没有做彻底，所以没有取得更理想的成绩。而邓小平却一反这条旧思路，带头并倡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因而不断取得胜利和成功，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为全党所公认的很丰富的改革经验、建设经验、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逐渐凝成了自己的一套颇有特色的思想方法。
邓小平方法论思想，主要由下列要素构成：（1）主体意识， 即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重视实践主体的地位和作用，重视实践主体的认识能力，认识方向和认识对象。这是毛泽东实践原则的坚持和发展。对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集中在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方面，而邓小平则更加细心，切身倾听群众呼声，放在关心、照顾、实现群众的实际利益方面；对于主体的认识能力，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较之于毛泽东更加注意；对于主体的认识方向，邓小平把“开放”作为主导方向，这是毛泽东晚年没有做好的；对于主体的认识对象，邓小平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最主要的认识对象，而毛泽东晚年却在相当长时间里集中精力于阶级斗争理论的研究。（2 ）求实精神，邓小平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上，不是立足于概念或本本，而是立足客观实际，尊重客观实际，自始至终强调主观要符合客观，符合实际，要统一于客观，统一于实际。既没有一点二元论的味道，又与实用主义相区别，达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求是原则。（3）渐进方式， 即邓小平在事物的量变和质变的关系问题上，采取的新的质变方式。这就是“循序渐进”，既是量变的方式，也是质变的方式，而不认为循序渐进只是量变的方式，实际上，它也是质变的重要方式。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在探索和运用着质变的这种新方式，在稳定中求发展，一步一步达到理想目标。这是对辩证法的发展。（4）辩证方法， 即邓小平在坚持和继承毛泽东方法论的基础上，对矛盾原则的进一步充实、运用和发展。其主要贡献是：重新确立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切地指出管理体制问题是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重视利用矛盾的统一性解决矛盾；坚持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统一。（5）大局视角。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但在他的晚年对矛盾统一体的把握，往往着重矛盾的“对立”或对立的双方，而对矛盾的统一体，即对“对立统一”规律中的“一”的把握则不很恰当。这直接导致了他在全局把握上的失误。而邓小平在大局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关系问题上，总是从当代世界、当代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局、一个整体出发，而不是从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两大对立的社会阶级和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出发，视角集中放在全局或战略的研究和把握上，也就是说，他真正从总体上研究和把握矛盾的统一体，真正从对立的两极思维中解放了出来，所以他的预见不再带有偏见，总是比较准确的。在邓小平所有这些方法论思想里，贯穿着一个本质的核心的东西，就是它的独立性，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运作及他的独立勇气。独立性是他内在的推动力。
综上所述，在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除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已经成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外，邓小平新社会主义观也已经成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里一个不可缺少的主要的组成部分，贯穿于这两个主要部分的灵魂、精髓的东西，就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方法论思想。这样，毛泽东思想体系便组成了一个由新民主主义论、社会主义观为主要内容的，以其哲学方法论为灵魂的三位一体的严整的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