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传统的扬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层建筑论文,经济基础论文,传统论文,马克思主义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2)02－0120－12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和改造，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之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怎样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中讨论历史观。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图打破这个框架来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历史观，其中两个最突出的思想就是用社会总体或者社会结构总体来取代二分法传统。这些努力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的传统
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是马克思主义者回答它在理论和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时展开的。一些人坚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传统二分法来回答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另一些人则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框架中进行了局部的调整。
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思想家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框架中回答马克思的理论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恩格斯逝世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取得胜利，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革命却取得了成功。这从实践上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提出了挑战。面对着这一挑战，不仅俄国革命的领导者列宁而且第二国际的马克思思想的信徒们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应对这种挑战。列宁试图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和俄国的现实来说明俄国革命的必然性。在他看来，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已经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而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从经济基础来说，整个世界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上层建筑来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为俄国革命提供了契机。在列宁看来，在帝国主义斗争的薄弱环节进行革命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思想。在这里，列宁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和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与列宁不同，伯恩斯坦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限制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中。他用德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说明走议会道路的必然性。按照他的看法，资本主义爆发巨大的经济危机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较小，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建立为无产阶级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夺取政权开辟了新的道路。按照同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框架，列宁得出了暴力革命的必然性，而伯恩斯坦得出了议会道路的必然性。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一个原理，列宁和伯恩斯坦进行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运用。如果从不同于列宁和伯恩斯坦的角度来理解俄国和德国的经济状况，那么，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缺乏经济基础的，而在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条件却已经成熟。因此，我们认为：从基本的理论框架来说，列宁和伯恩斯坦之间的分歧不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上的理论分歧，而是在如何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策略上的分歧。他们都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中来讨论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
第二国际内部也曾经出现过如何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是根本性的分歧，而是在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大原则下的局部分歧。他们探讨经济基础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在作用大小上出现了分歧。列宁坚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框架。他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①。列宁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历史观有许多批评，但他并没有跳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框架。他把马克思的历史观说成是对社会历史的“独断主义的解释”，认为对于社会历史进行“一元论”的解释是错误的②。他认为这种“独断主义”和“一元论”是马克思早期的思想：马克思最初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的时候，强调了经济在社会历史中的无条件的决定作用。他说：“必须始终意识到，原来这问题并不是在这一限度(决定量的限度——引者)内提出的，而技术和经济因素是被认为在历史上具有几乎无限的决定力的。”③当然，他也承认，马克思在早期更多地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否定非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经济以外的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因此，他认为要根据后期更加成熟的理论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④。根据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理解，他提出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强调用成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否认政治力量和思想意识力量的自在运动，它只是反对把这种自在运动绝对化，并且指出，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的发展——生产关系和阶级发展——对这些力量的运动所发生的影响是较强的。”⑤对于他来说，经济因素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因素都起作用，不过经济作用更大而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伦理的因素有比从前更为广阔的独立活动的余地”⑥。他有时甚至夸大其他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认为不要说“比××更大”而应该说“像××一样”，似乎经济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具有同样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尽管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作了这样的修正，但是，他还是承认“经济形成了不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形成了历史上伟大运动的支点”⑦。从这个意义上说，伯恩斯坦仍然坚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思想。为此，我们可以说，尽管他与列宁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大小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他们同样都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框架。伯恩斯坦所反对的不过是那种夸大经济基础作用的做法。
伯恩斯坦尚且没有从根本上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国际的其他思想家就更是如此。他们在对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的问题上大同小异，其差别无非就是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大小或者量的问题。阿德勒和拉布里奥拉沿着恩格斯的思想道路，在强调思想意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强调经济因素具有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⑧。考茨基同样强调了经济在社会中的基础地位，把国家看作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种思想被拉克劳和墨菲看作是经济主义和还原主义。他们认为：“考茨基纲领的简单性首先在于它把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差异的系统简单化。”⑨虽然考茨基看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⑩，但他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做出了过于简单化的理解，或者说，他只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应该说，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理论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虽然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仍然局限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框架中，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经济具有更大作用或者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第二国际以来形成的这个分析传统一直被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采纳。
比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柯亨采纳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框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他不仅澄清了生产力是否应该被包含在经济结构之中的问题，而且也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分析了经济结构。柯亨所理解的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说的经济基础。柯亨认为：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人们常常出现混乱。这种混乱与人们对生产关系概念的理解有关。生产关系概念常常被人们从财产关系和所有权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而财产关系和所有权关系属于法律的领域，也就是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在他看来，如果生产关系就是指财产关系，那么生产关系就会同时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方面，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财产关系是法律关系，属于上层建筑。他认为，应该把所有权和有效的权力关系区分开来。他说：“生产关系是人们对人和生产力的有效权力的关系，不是法律所有权的关系。”(11)他区分了两种不同关系：一是人和生产资料之间的所有权关系；一是生产中人对人所发生的权力关系，比如生产过程中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这种区分工作无非是要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关系说得更加明晰。
在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二分法框架中，也有人进行了微调。这个微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些人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加入了一个中间环节；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渗透。从理论上来说，这两种努力都是要通过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法框架的调整来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
普列汉诺夫所提出的社会历史的五项因素的公式就是如此。他说：“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对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12)这就意味着，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还存在着人的社会心理因素。弗洛姆也用类似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进行了调整。他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还存在着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就是社会性格。“社会性格正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一个社会中普遍流行的思想、理想之间的中介。它在这两个方面，即将经济基础变为思想或将思想变为经济基础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中介作用。”(13)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还要受到社会性格的调节。虽然普列汉诺夫和弗洛姆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变为三分法，但这不过是把二分法的基本框架更加细化而已。这种细化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进行，比如，对于社会文化各种要素的细化。但是这些细化工作都没有离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的基本框架。
饶勒斯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框架有一些新的看法。他承认经济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但不满足于这一点，而要强调思想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一切历史现象可以用纯粹的经济进化来解释，也可以用人类对生活的最高形式的经常的、不息的企求来解释。”(14)如何来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在他看来，经济上的进化和观念上的进化缠绕在一起，这两个东西是不可分割的。他既从马克思那里寻找理论依据，又从人类历史中寻找依据。他从马克思那里发现了这样的思想：“一切进一步的发展都只是经济现象在头脑里的反映。”他对这个思想不满意，又接着说：“但我们作一点保留说明，即在这个头脑中已存在这样一些基本力量，它们由于美感、由于同情的思想和由于统一的需要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生活。”(15)应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会从观念上把握这个基础，提出各种思想，并反过来运用这种思想而进一步调节经济过程。但是，饶勒斯这个分析是要说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渗透，并用这种相互渗透来否定经济的基础地位。他说：“在人的意识中人所具有的东西和经济环境所具有的东西相互渗透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不能把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分开；为了使一个从属于另一个，必须一开始就把它们分开；但是这个分开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把人分为两部分和使他的机体生活和意识生活分开一样，同样也不能把历史的人类分为两部分并使他们的思想生活和经济生活分开。我的论点就是如此，我在希腊哲学中找到它的部分的证实。”(16)既然思想的东西和经济的东西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那么经济就不可能是基础。因此，他强调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对立起来，而应该混合在一起(17)。按照这样的思路，他认为“权利”和“正义”的观念与经济一样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马克思也并不否认“权利”和“正义”的观念在社会中的作用，但是马克思强调，“权利”和“正义”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拉法格对于饶勒斯的批判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人类关于“权利”和“正义”的理想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但是这些观念的实现却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历史表明，资产阶级也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它必须服从经济界的力量”(18)。饶勒斯把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揉合在一起，却忽视了经济力量对于思想要素根本性的制约作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要彻底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从根本上颠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法传统，饶勒斯就是通过这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来颠覆马克思的历史观的。
二、总体性观念取代二分法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的传统中，思想家们大多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把思想的要素和物质的要素区分开来，并在不同程度上坚持了经济在社会历史上的基础地位。然而，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颠覆这个二分法传统，把社会理解为一个总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被理解为社会诸多要素中的两个要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层次性关系被理解为社会总体中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卢卡奇认为：社会是一个总体，虽然其中存在着经济要素和政治要素，但却不能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层次性关系，不能把社会总体中的要素孤立为经济、社会或者政治领域，把它们看作是孤立的事实群，用单独的专门科学来研究它们。相反，他坚持辩证法，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理解这些现象。他说：“辩证法不顾所有这些孤立的和导致孤立的事实以及局部的体系，坚持整体的具体统一性。它揭露这些现象不过是假象，虽然是由资本主义必然产生出的假象。”(19)在卢卡奇看来，社会现象中的那些孤立的事实都是表面现象，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现象都密切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从表面上看，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是分裂的，而实际上它们结合在一起。孤立地研究这些表面上分裂的现象是不可能把握其本质的。因此，在卢卡奇看来，把社会中的某些现象孤立起来，把它们理解为经济现象或者政治现象，并研究它们的运动规律，从表面上看是科学，实际上不科学，这是因为，这种理解中缺乏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的历史维度。他说：“如果说‘事实’及其相互联系的内部结构本质上是历史的，也就是说，是处在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中，那末就的确可以问什么时候产生出更大的科学不精确性。”在他看来，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政治现象或者经济现象是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都是人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建构起来的，这些现象不能被科学地、确定地研究而只能被辩证地理解(20)。
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它似乎是完全自主的。在卢卡奇看来，社会事实孤立化、社会现象的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客观结构”是“一定历史时期即资本主义的产物”(21)。从本质上来说，各种社会事实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事实从表面上看却具有了完全自主的独立性的形式。所谓实证的“科学方法”就是抓住这些表面现象。这种所谓的科学方法不能把握社会的本质特征，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社会现象取得了一种物化的形式。从表面上看来，它像物一样，具有类似于自然规律的特点，而实际上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限制所导致的。为此他强调：“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22)在他看来，如果能够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事实，那么我们就能够把握社会的本质。
卢卡奇从总体上来把握社会，实际上就是要否定人们把经济现象看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现象，而要人们注意，这个所谓的独立自主的现象实际上并不是独立的，而要作为总体的社会的一个环节。他强调，一定社会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是这个社会在总体上所进行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一部分。如果从总体中理解社会现象，那么纯经济范畴总是同其他要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纯’经济自然被超越”(23)。这就意味着，在卢卡奇看来，经济现象并不是完全自主的、独立的，而是与其他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一旦经济现象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被否定了，那么它独立于政治现象，并为政治现象奠定基础的地位就被动摇了。显然，经济要能够成为其他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基础，那么它就必须具有独立于其他社会现象的自主性。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经济现象潜在地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现象，而政治现象被看作是一种依附的现象，或者说，政治现象依附于经济现象。这种依附关系被表述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卢卡奇的总体性观点实际上就是针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
卢卡奇直言不讳地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Vorherrschaft)，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24)这个说法蕴含着这样的理论：把经济现象看作是自主的独立的现象，而把其他社会现象看作是依赖于经济现象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现象才物化为一种自主的独立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是要肯定这种物化现象，把这种物化现象当作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经济被看作是具有独立运动的规律，那么经济现象就决定了其他社会现象，或者说，其他社会现象依附于经济现象。这里包含了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的全面否定。显然，一旦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这个根本的东西被否定了，那么马克思的整个历史观就有被否定的危险。卢卡奇对于这一点不是没有意识的。于是他在回答“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的时候，明确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25)这个方法，不是别的，就是总体的方法。他说：“总体的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Herrschaft)，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26)这样，卢卡奇强调总体性就是要否定不同社会现象的独立性，特别是经济现象的独立性，从而否定经济现象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经济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地位一旦被动摇，那么整个马克思历史观的大厦就全部坍塌。然而，对于卢卡奇来说，即使马克思思想中的全部命题都被否定了，只要总体方法被坚持下来，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就得到了维系。
当卢卡奇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的时候，也就竭力为社会现象之间的密切联系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和法律、经济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在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的关系之后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不是社会经济控制的中介，而直接地就是这统治本身，而且不仅是在直接掠夺土地、奴隶等等的情况下是如此，就是在所谓和平的‘经济’关系中也是如此”(27)。那个时代，经济要素和政治权力要素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政治权力还全面控制了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就不可能是国家的基础。同样，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和经济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说：“经济范畴和法律范畴实质上，和就内容而言是相互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经济学即使在客观上也没有达到自为的阶段，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内，不可能有这样一种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能意识到所有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28)这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还没有独立，经济要素和政治要素完全结合在一起。由于经济没有独立(没有达到自为阶段)，因此，人们也不可能把经济看作是社会的基础。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和法律、政治权力之间才有了独立的结构，它们之间只在形式上必然联系，而实质上的联系则是偶然的(29)。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假象，把经济看作是独立的或者把经济看作是社会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应该被他所推崇的总体性观念所取代。
在卢卡奇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现象、法律形式以及政治权力系统本来都是人的活动的结果，是人的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东西都独立起来了，它们在表面上获得了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使这些事物具有了物化的特征，如果人们在认识这些东西的时候忽视这些物化现象之间的联系，那么他们就孤立于某个现象而忽视了总体，无法把握总体。对于他来说，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才是所有这些物化现象背后的本质。当卢卡奇把社会现象理解为总体，并试图用总体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时候，他接受了黑格尔关于现象和本质之间关系的理论，而在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某种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人的意识活动。卢卡奇虽然力图通过总体性的辩证法来否定经济的决定地位，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摆脱决定论，他用意识在社会中的本质地位代替了经济的决定地位。
与卢卡奇一样，阿多诺也把社会理解为一个总体。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没有什么基础和上层建筑，没有层次上的差别，但是作为运动着的总体，其中包含了现象和本质。各种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都是现象，这些现象是由社会中的某种本质力量所决定的，这个本质力量就是经济。在阿多诺看来，一切社会现象均依赖于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是可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的本质(30)。他说：“挑衅性地说，社会作为物本身是一个总体，具有物化的一切罪孽。正是由于这个物本身还不是社会性的结合主体，仍然不是自由的，而有非独立的自然贯穿于其中，因此它客观上拥有一个不可化解的要素，涂尔干极其片面地把它直接解释为社会的本质。”(31)这个不可化解的要素就是经济。在阿多诺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现象虽然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是却具有物的特征。这种物的特征作为社会总体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使社会总体呈现出物化的现象。按照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控制自然所遵循的是同一性的逻辑，人也把同一性的逻辑用来控制人，而其他各种文化现象也都体现了同一性的逻辑，比如，文化工业。人控制自然这个经济要素作为本质，决定了其他各种现象。正因如此，霍耐特才把他和霍克海默等人都看作是功能主义的历史观，并认为这种功能主义历史观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32)。虽然卢卡奇和阿多诺都把社会看作是总体，但是他们对于总体中的本质的理解是不同的。
三、结构观念取代二分法
对于卢卡奇和阿多诺的总体性观念，阿尔都塞没有进行直接的批判，但是他通过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分析，而间接地批判了这些总体性观念。我们知道，无论是卢卡奇还是阿尔都塞，在理论上，他们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取得成功，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却无法取得成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框架中解答这个问题。卢卡奇用总体性概念否定了经济决定论，从而承认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在政治革命中的作用。无疑，卢卡奇的这种观点实际上走向了黑格尔主义的道路。这就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人的意识的外化和扬弃外化的过程，通过这种外化和外化的扬弃，人达到了对社会总体的认识。在卢卡奇看来，社会就是一个总体，人们在认识社会的时候不能孤立于社会中的某个方面。当人们把社会当作总体来认识的时候，人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那些表面上独立的物化现象都是由它们背后的本质——人的活动所决定的。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意识的运动外化了各种现象，并把这种现象综合为一个总体的话，那么人的活动也会在自身的运动中构建一个总体。
阿尔都塞也和卢卡奇一样，要否定经济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但是，他是从结构总体的角度来否定经济的基础地位。对于他来说，虽然结构和总体一样都否定了经济的基础地位，但是思路不同。他不同意卢卡奇式的黑格尔主义思路。他虽然没有直接批判卢卡奇的总体性观念，但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卢卡奇关于本质决定现象的总体历史观的批判。在他看来，虽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承认历史是由许多因素所决定的，但在黑格尔那里还是有一个内在的本质的东西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这种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人的意识。人的意识的外化活动创造了历史。他在批判黑格尔时说：“任何历史社会难道不是由政治、风俗、习惯、金融制度、贸易制度、经济制度、艺术、哲学、宗教等无数具体决定因素所构成的吗？可是在这些决定因素中，任何一种因素在本质上都不是其他因素的外在因素，这不仅因为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独特的有机总体，而且主要因为这个总体在一个统一的内在本原中得到反映，这个本原就是所有这些具体的决定因素的真理性。”(33)
许多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颠倒。这种颠倒就是把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颠倒过来。本来在黑格尔那里，精神是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物质的东西是这个过程的现象，而马克思则把黑格尔颠倒过来。在阿尔都塞看来，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颠倒过来，也不可能产生马克思的历史观。他说：“这种方式恰恰是要颠倒市民社会和国家、经济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保存黑格尔的这些术语，但是把本质改为现象，把现象改为本质，换句话说，就是使理性的诡诈朝着反方向起作用。”(34)按照这种颠倒的解释，马克思把经济看作是本质，把国家看作是这个本质的现象。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样做仍然是把经济或者物质生活看作是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的惟一本源(35)。对于阿尔都塞来说，在本质和现象框架中所提出的总体论并没有能够真正地克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这是精神决定论；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这是物质决定论。在这里，物质或者精神成为总体中的具有决定性力量的本质。即使马克思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颠倒过来，但是其决定论的实质没有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尔都塞感到像卢卡奇那样的总体性观念在反对经济决定论上还不够彻底，而只有他的结构主义总体观才更加彻底。
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念，字词的意思是由语言结构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所指涉的对象所决定的。或者说，所指不能被用来决定能指的意义。能指的意义是由语言的结构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结构主义思路用来研究社会历史现象，那么社会历史中任何要素的功能和意义都是由社会中的其他要素所决定的，这些要素也会决定其他要素。或者说，这些要素的功能和意义相互决定。任何要素不能离开其他要素发挥作用，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它们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中。阿尔都塞把社会理解为这种结构，而社会结构中的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被他理解为多元决定(overdetermine，实际上这个词不仅有多元决定的意思)。他这里所说的决定是超决定。显然，在结构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他的这种所谓“多元决定”论实际上是非决定论。
如果把社会仅仅理解为一个结构，那么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发展过程。我们知道，社会结构的概念只是说明了社会要素在静止状态下所出现的相互关系。阿尔都塞也试图借助于结构主义理论来说明社会革命或者社会的发展过程，所以，他又把矛盾的概念纳入到社会结构的概念中，用矛盾概念来分析和说明社会结构的变迁。他说：“‘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36)社会结构中的要素充满了矛盾。社会中的不同矛盾相互制约，共同决定了结构的存在。在社会结构中，一种矛盾规定了其他矛盾，而其他矛盾也规定了该矛盾。社会要素中的诸矛盾相互规定。
在阿尔都塞看来，虽然社会结构中的诸矛盾相互规定，但是，这些矛盾在社会结构中也不具有完全一样的地位，其中有些矛盾占主导地位，有些矛盾占次要地位。他试图用社会结构中的矛盾以及矛盾地位的不同来解释列宁关于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和矛盾集聚点的思想，并进一步深化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发生的原因。按照列宁的思想，在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上，“当时可能产生的各种矛盾在一个国家中得到积聚和激化”(37)。这表明，社会的矛盾是不平衡的，有些矛盾更加尖锐，更占据主导地位。他把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思想用来分析社会中的矛盾，把社会中所出现的主要矛盾理解为“主导结构”。按照他对于主导结构的理解，政治斗争的对象就是社会的主导结构，或者说，就是社会的主导矛盾。他按照社会主导结构的思想，承认了社会经济结构是主导结构。他说：“这里，请大家切莫误会，‘矛盾’的这种互为依存并不取消在矛盾中占统治地位的主导结构(就社会的情况而言，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经济)。”(38)阿尔都塞本来试图用社会结构主义的观念来否定经济决定论，乃至否定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决定论。然而当他强调社会结构中的主导结构的时候，他实际上又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决定论。他的决定论是多元的决定论。这种多元的决定论是，主导结构不是固定的，而是会变化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主导结构就会不同。由此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要素有许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走向了多元决定论。“主导结构虽然是固定的，但结构中各矛盾的地位却在变化：主要矛盾变为次要矛盾，一种次要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变为次要方面，一个次要方面又变为主要方面。”(39)从表面上看，阿尔都塞似乎承认经济作为主导结构是固定的，也就是说，经济方面始终是社会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他强调矛盾地位的变化恰恰是要否定经济的基础地位。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不把各因素的排列、每个因素的实质和地位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从不用单一的含义去确定它们的关系；只有经济主义(机械论)才一劳永逸地把各因素的实质和地位确定下来，不懂得过程的必然性恰恰在于各因素‘根据情况’而交换位置。”(40)于是，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因素是会“根据情况”而变化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是‘由不平衡性所规定的’，只要大家愿意承认，这里的不平衡性具有它所确指的内在本质：多元决定。”(41)
当阿尔都塞试图用结构主义的原则来否定决定论的时候，他强调了社会结构中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在这些相互制约的要素中，没有任何要素是决定性的。当阿尔都塞试图用辩证法的思想来解释社会结构的发展进程的时候，他引入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思想，于是又承认了社会结构的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的要素。阿尔都塞要把两个完全不同的思路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并不成功。在解决阿尔都塞的理论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方面，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他不是把结构看作社会要素之间的静态关系，而是把结构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在他那里，社会不断地趋向于形成某种结构。另一种思路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思路。
拉克劳和墨菲对社会进行了解构，否认了社会存在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因而也否定了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的原理。与阿尔都塞一样，他们也反对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或者说“理性的狡黠”来解释历史发展过程(42)。在他们看来，经济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没有决定性的地位，这是因为，经济不能从其他社会要素中分离出来。他们说：“这里的问题是，如果‘经济’对于每个类型的社会来说，都是最终的决定因素，那么它必须能够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类型而得到规定。经济的存在条件也必须独立于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得到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存在的条件的惟一现实性就是要保证经济的存在和它的决定功能——换句话说，它们是经济本身的内在要素，而差异就不是构成性的。”(43)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如果经济在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都具有决定地位，那么我们就必须能够独立于任何社会条件而确定经济要素。但是，任何经济要素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成为经济要素的，或者说，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展开的，这些社会条件保证了经济活动。如果是这样，那么保证经济活动的社会条件是不是也应该包含于经济要素中呢？如果保证经济活动的社会条件也包含于经济要素中，那么保证经济要素的条件和经济要素之间就毫无差别了。如果经济要素和保证经济活动的条件之间没有差别，那么经济要素就不是独立的；如果经济要素不是独立的，那么经济就不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如果经济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是决定性的，那么经济就必须是不依赖于任何社会条件而独立存在的。如果经济没有独立性，它怎么能够具有最终的决定地位呢？如果说经济要素无法脱离社会条件而被规定的话，那么上层建筑也同样如此。他们强调，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都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物质的性质。这就意味着，思想要素和制度要素乃至人的生活方式是无法被截然区分开来的。“它们(意识形态——引者)不仅仅是思想体系，而是体现在制度、习俗等等现象之中。”(44)如果意识形态也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区分开来呢？比如，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难道不是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中吗？不是体现在人的经济行为中吗？我们怎么把经济行为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呢？
应该说，拉克劳和墨菲对于经济无条件的基础地位的批判有一定道理。这就是，经济的基础地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其意思是不同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哪些东西属于经济要素，哪些东西属于政治要素，这是不确定的。我们不能抽象地讨论经济的基础地位。但是他们对于经济的最终决定性地位的否定却走向了相对主义。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对于经济概念所包含的要素要具体分析，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都必然对于自然进行干预并借助这种干预而使自己得以存在。当马克思强调经济在社会历史中具有基础地位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经济(人对于自然的干预)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这是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有效的。当然，这完全是抽象的分析，脱离社会条件的抽象分析。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人对于自然的干预总是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中发生的。因此，对于不同社会中的经济要素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它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要进行具体分析。同样，在任何社会，意识形态要素又与经济要素等密切联系在一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无法对它们之间进行有差别的思考。拉克劳和墨菲通过对经济概念和意识形态概念的解构，否定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思想。他们从解构的维度来理解社会，却忽视了现代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结构性特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恰恰是要把经济要素和政治要素分离开来，而这种分离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就之一。因此，分析两者之间的分离及其相互关系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四、反思和评价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卢卡奇和阿多诺的本质和现象的总体模式是对于传统二分模式的扬弃，而阿尔都塞、拉克劳和墨菲的结构—解构模式又是对本质和现象的总体模式的扬弃。它们之间构成了历史性的反思关系。
从卢卡奇的总体模式对于二分模式的扬弃中，我们可以看到，卢卡奇抓住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就是，直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才被看做是一个独立于政治领域的社会现象。而在此之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间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丹尼尔·贝尔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各个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分离乃至相互冲突的社会现象。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时候，也接受了黑格尔法哲学中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区分。但是，当马克思不断完善自己的历史观的时候，他把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逐步转变为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变化(45)的思想。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种变化表明，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分析，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因此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分析也不能被用于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不能在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框架中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果在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框架中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那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只能被用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类比就是要表明，虽然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区分，但是却存在着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问题。而在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经济，特别是为了人类生存而进行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一切社会历史阶段的基础。卢卡奇认识到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相对独立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的，并认识到这种独立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物化。应该说，这个理解是正确的，也符合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市民社会和国家分离的基本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卡奇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致的。
卢卡奇与马克思思想的差异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是不是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这个分析模式是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领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与政治领域分离开来了，因此，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模式分析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于经济现象独立性的盲目承认。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市民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做是完全独立于政治制度的。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市民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剥削关系，要废除这种剥削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又会相互作用。因此，马克思强调要通过政治斗争来改变经济关系。卢卡奇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二分模式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意义，用总体性来否认这种二分的模式。这样，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的过程中也彻底否定了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一旦经济的相对独立性被否定了，那么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础地位也就否定了。第二，马克思和卢卡奇都承认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分析不能用于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但是，马克思和卢卡奇之间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别。在马克思看来，虽然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现象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具有基础地位。或者说，对于马克思来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经济现象和其他社会现象密切联系在一起，但是，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在任何社会都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而卢卡奇试图用经济现象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总体性关系来否定经济的基础地位。卢卡奇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现象之间的总体性联系既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现象的相对独立性，又否定了经济在一切社会形态中的基础地位。
对阿尔都塞来说，卢卡奇的总体性观念承认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着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而在这种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中，本质决定现象。无论是像阿多诺那样把经济活动当作是本质，还是像卢卡奇那样把意识当作本质，其核心都是一样的，都没有能够超出决定论的思维模式。阿尔都塞用结构性总体的观念来否定社会事实之间的本质和现象关系，从而试图在根本上否定决定论。对于他来说，黑格尔主义的总体性观念在否定决定论方面不够彻底。而结构主义就能够更加彻底地否定决定论。当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结构之中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时候，社会要素之间就处于一种结构性的相互联系之中，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不能最终决定这个结构总体的变化。但是，从结构的维度来理解社会只是从静态的角度观察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而无法解释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当阿尔都塞试图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纳入到他的结构分析之中的时候，他虽然能够解释社会的动态变化过程，但是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社会结构中的各要素之间的构成性关系。于是阿尔都塞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要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强调社会各要素之间的构成性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一个要素在结构中都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另一方面，为了解释社会的发展过程，他又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思想引入结构中，承认所谓“主导结构”。这个“主导结构”似乎获得了一种决定性的地位。面对着这样的两难境地，阿尔都塞不得不一会儿彻底否定决定论，一会儿又承认决定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对于决定论的否定仍然是不彻底的。
只有后结构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才最彻底地否定了决定论思想。对于他们来说，社会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结构。在他们看来，如果社会有什么结构的话，那么这种结构正处于解构的过程中，或者说结构处于崩溃的过程中。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结构中要素的性质是确定的，是由结构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规定的。对于后结构主义者来说，结构中的要素的性质是不确定的，结构中的要素总是处于摆脱结构控制的过程中。按照这样的思路，社会中的任何要素都不能被规定为经济的或者政治的。一种要素究竟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就要看人们持怎样的观念。从一个角度来看是经济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政治的东西。从这样的思路来理解社会现象，社会中就不存在一种脱离政治的经济现象。当经济或者政治现象的独立性或者确定性都被否定了的时候，或者更进一步说，当社会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具有确定的意义的时候，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可能对社会的发展过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后结构主义的观念与饶勒斯所提出的社会要素之间的相互渗透有一致之处。社会要素的性质都是不确定的，这是因为这些要素之间相互渗透。经济的要素中渗透了各种经济观念，政治活动中也渗透了各种政治观念。经济活动在政治的框架中发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经济要素、政治要素或者意识的要素完全割裂开来，并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要素，只是一种分析社会现象的逻辑构想，而不是在动态的历史联系中理解社会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结构主义的观念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饶勒斯不是什么后结构主义者。他和后结构主义不同，他是在承认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意识要素独立性的前提下讨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而后结构主义从一开始就否定了这种独立性。对于后结构主义者来说，所有的社会事实都是没有确定身份(性质)的要素(element)，只有当这些要素转变为社会中的一个环节(moment)的时候(46)，它们才有确定的身份。只是在后结构主义那里，传统的二分模式才被彻底否定了。应该说，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差别在于：结构主义从静态的角度理解社会结构；而后结构主义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从结构的解体过程角度理解社会。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从动态过程来理解结构，但是，他与后结构主义正好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从结构化的过程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对于他来说，社会不存在固定的结构，而是不断地形成结构。后结构主义使社会解构化，而吉登斯则使社会结构化。实际上，解构化和结构化是社会运动过程中两种相互作用的趋势。卢卡奇的总体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结构化理论等都向我们表明，传统的二分模式是分析社会，尤其是经济过程逐步从政治体系中独立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最适当的分析模式，但是却不是惟一适当的社会分析模式。社会要素之间存在着总体性关系、结构性(化)关系、解构关系等。如果固定在传统的二分框架中分析社会，那么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和社会关系都会被忽视。
虽然传统的二分框架不足以分析社会要素之间的全面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否定马克思关于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的思想。在这里，我们以饶勒斯为例来说明这一点。饶勒斯与第二国际的许多理论家一样承认了经济的作用，但是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彻底否定了经济的决定作用。这无疑是错误的。但是他所提出的论据，值得我们深思。应该承认，经济的东西和思想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是密切相关的。生产中的技术发明、经济活动中人的自觉调节等都表明，经济的东西受到思想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像饶勒斯所说的那样，思想的因素渗透到经济因素中。但是，这却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在社会历史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不矛盾。这是因为，当马克思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时候，马克思主要是指人们的经济活动以及经济关系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具有政治意义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性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人们用来改进生产力的技术知识也属于生产力的一部分。社会各种要素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同，同样，经济和政治的含义和包括的范围是不同的。尽管如此，这也不意味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经济的要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和其他社会要素区分开来。在这里，最关键的是不要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当作简单的公式而随意套用，似乎在任何历史条件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都是确定的、一致的。
*收稿日期：2011—05—22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页。
②③④⑤⑥⑦殷叙彝编：《伯恩斯坦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30，231，225，227，229，232页。
⑧［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
⑨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Second Edition,Verso,London,2001,p.15.
⑩［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154页。
(11)［英］G.A.柯亨著、岳长龄译：《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6页。
(12)［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95页。
(13)［德］弗洛姆著、张燕译：《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2页。
(14)(15)(16)(17)(18)李兴耕编：《饶勒斯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55，56，58，78页。
(19)［匈］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3—54页。
(20)(21)(22)(23)(24)(25)(26)［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4，55，56，64，76，47—48，76页。
(27)(28)(2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11，113，165页。
(30)［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154页。
(31)Theodor W.Adorno.Soziologische Schriften I,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998,S.292f.
(32)Axel Honneth,Kritisch Theorie.Vom Zentrum zur Peripherie einer Denkentradition,ders,Die zerrissene Welt des Sozialen,Suhrkamp,1999,S.25ff.
(33)(34)(35)［法］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0，97，97页。
(36)(37)(38)(39)(40)(41)［法］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第89，83，201，206，208，209页。
(42)(43)(44)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Second Edition,Preface,p.14,98,109.
(4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46)Ernesto Laclau and Chante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p.105.
标签：经济论文; 二分法论文; 上层建筑论文; 卢卡奇论文; 伯恩斯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