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农业具备的条件和应有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内生产总值论文,对策论文,条件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业对支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1.确立农业基础地位，完善支农政策体系
确立农业基础地位，完善支农政策体系是近年来农业实现增长的最基本的有利条件。1992年至1997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国民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局面，年平均增长达11%。这五年也是农业实现较快增长的时期，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22%，比前一个5 年（即1986年至1991年）年平均增长高0.22个百分点。农业曾经出现的增长波动，近年明显减缓，可以说基本摆脱了农业徘徊的局面，也避免了农业生产的大起大落。
前一个5年，是我国农业在经历了1980年至1984年少有的长达5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而进入的低速增长、被称之为“农业徘徊”的时期。如果除去1990年农业高增长反常情况之外，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3.18%，不足高速增长时期年平均增长速度7.38%的一半，但略高于改革开放以前。当时围绕徘徊局面，不仅农业领域内部引起反思和探讨，而且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宏观经济领域也认为是农业徘徊使宏观改革不得不放慢步伐。可以说，当时人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立的农业基础是否牢固，也产生了一定的担忧。为创造推进改革的宽松环境，夯实农业发展的基础，人们逐渐认识到在计划体制未解体之前，发展速度不能太高，要降下来，否则农业难以承受；改革不能全面开花，急于求成，而要分步探索，否则城乡关系难以协调。因此，增加农业投入，保证农村稳定，推动科教兴农，促进农民增收，成为进入90年代农业基本政策的选择。在经历了1989年至1991年前所未有的“市场疲软”之后，党中央坚定地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确立市场经济目标，重新启动经济增长，整体推进改革，因而上述基本农业政策得到持续贯彻。这是近年农业实现稳定增长的最重要背景。
在1986年至1997年的11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半周期的循环。从发展趋势上看，经济过热对农业的冲击在日益减弱，相反农业的增长对抑制经济过热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说明宏观调控工农业发展速度的能力在提高，另一方面说明市场经济的机制作用在扩大。各级领导重视农业的核心，就是依据市场经济规律，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且在实践中逐步明确了财政信贷支农的重点倾斜政策，即每年根据中央安排，持续实行向农业倾斜的政策，提高计划财政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为此在三个方面确定比例关系：每年中央新增预算内基建投资用于农业的部分要占一半以上；财政支农资金要按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安排；坚持执行新增贷款规模用于农业的比重不低于10%的规定。同时，采取措施，不断增加农村信用社对种养业贷款的比重，积极推进农业投入体制的改革，多渠道引资入农。
正是这些对农业长期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总结提炼，这5 年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保护农业的支农政策体系，才实现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确保农业稳定增长。
2.强化农业支撑作用，保农业稳定，促宏观经济增长
当前宏观经济对农业增长提出了什么要求？在连续几年对过高发展速度进行调控而导致速度大幅回落之后，中央提出要确保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实现8%，即表明形势变化已到了一个转折点， 必须在目前的增长点上获得一个稳定支撑，以实现由紧缩通货向启动内需的导向转变。这是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选择。因此农业增长目标也只有在确认角色转换之后，才可能满足宏观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从防止增速过高到确保增速实现，值得重视的有两点：一是速度调控虽早已到了临界点，但是客观现实表明经济状况并未随“软着陆”的实现而形成谷底，增长速度还未停止回落，反弹回升的迹象仍不明显；另一个是伴随着“软着陆”的实现，市场需求一时低迷不振，重新启动经济的呼声一波高过一波。紧缩银根实际早已放松，如经济政策转向、政府加大投入，很可能转瞬之间激活经济，快速进入增长的高峰，这无疑是对作为经济稳定基础的农业脆弱性的一个严峻考验。应在以下两种背景中考虑提出农业增长要求。
背景之一：如果宏观景气处在继续回落之中，那么市场的颓势将主导经济的走向。非政府的强力投入，难以走出谷底，“救市”成为必然，农业也是如此。国民经济增长的低限警戒如是8%， 那么农业的相应增长指标则是2.5%。如果农业真正进入低速区，则需2——3 年调整方可恢复增长。因此，按8%来相应确定农业的增长， 可能会将农业推入黄灯警戒区。
背景之二：如果宏观景气已到了回升阶段，通过启动增长，可以为经济推向稳定增长注入活力，那么对宏观经济和农业而言都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因为宏观景气的回升，往往向农业发展提出强劲的需求动力，可有效解决原运行当中的危机成本转化问题。以往的高速增长，农业为全局稳定不得不支付的成本，靠农业内部消化的压力十分大，例如农产品“卖难”问题。而宏观景气回升，需求活力增强，成本压力会有所减轻。
纵观10余年对市场经济的探索，目前宏观经济对农业增长的基本要求有两点：一是不要成为经济进一步回落的主动因，而要继续为经济增长起到稳定的支撑作用，即在农业增长速度上最好不要在近年平均速度基础上出现过多的回落；二是为保住8%的增长速度， 推动新的经济增长点，农业要有新贡献。也就是说，当其它产业未达到预期增长目标时，农业的增长可以有所弥补。
3.价格市场化、市场周期化中要注意规范市场，防范风险
要确保经济增长速度为8%， 农业在发挥支持作用中必须解决农业自身增长中的不利因素。长期处在短缺经济中的人们，无法理解生产过剩对经济的破坏。总是认为东西“多”总比东西“少”要好。自18年前开始改革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索农产品价格市场化道路，由计划到双轨，买难和卖难开始交替出现。我们一方面感叹小农的同步振荡效应，另一方面又深感价格放开后带来的一系列烦恼。在与通胀斗争中，为了控制价格暴涨，政府为老百姓的“米袋子”和“菜篮子”想了很多办法，但最终仍取决于市场的选择。例如，经济过热对农业伤害问题，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农产品并不是进一步短缺，而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价格刺激了生产，使供需矛盾发生转化，客观上保护和调节了农业生产，但也暴露了农业在防范市场风险，掌握周期运作规律中存在的缺陷。通过分析农产品产量和价格变动关系，以下方面因素需要我们正视、研究并逐步加以解决：
（1）农产品产量和价格波动呈正相关， 即当年度产量处在高峰期，恰是价格急剧上升期，反之亦然；产量波动幅度带动价格波动幅度，而产量波幅又小于价格波幅。这种带动作用在市场上表现为一种放大效应，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但从市场机制的发育总体上说不是供给能力在弱化，而是需求和成本的变动成为农业增长主导因素，也就是说农产品的比较利益在发生作用，导致价格的波动，因此提高农产品价值含量，降低成本，是防范风险的基本措施。
（2）除了农产品原有一般意义的比价关系，如粮棉比价、 工农产品比价之外，目前又出现了生猪产销周期、玉米产销周期、蔬菜季节差价、水果大小年等，促使农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呈现波动，且这种社会比价因素和自然比价因素关系的规律性尚难以把握。
（3）农产品的产销周期，既有自然周期，也有市场发育周期。 有周期就有赢利高峰期，也有市场的风险期。国外规避农产品市场风险靠的是期货市场，中国目前虽有期货市场，但尚不具备规避风险的条件，主要还是充分发育批发和零售的现货交易市场。其中根本原因是生产和流通的规模都太小，且规模大点的都是国有官办的，很容易搞成垄断性，如搞期货市场，往往背离供求，不是发现价格，而是操纵价格，对生产和流通都不利。
农产品周期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抑制波动，抑或是市场的技术和组织创新问题。面对价格振荡和市场风险等不利因素，加快规范市场、完善防范措施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如果我们依据市场发育的周期，制定相应对策，不仅可引导农产品市场发育，而且可调控波动，推动农产品市场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
二、农业按目标要求实现增长所需要的政策条件
1.决定农业增长的结构性因素
（1）主产品的已有产量及价格因素
农产品分为自我消费、商品消费和剩余库存，产品积压的周期长、成本高往往为实物即期变现需求所替代，即市场波动风险是靠农民压缩或不计劳动成本化解的。由于劳动力绝对过剩，单位土地的规模成本很高，农民有内在的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需求动力。但是，市场需求的规律性，在一定意义上又制约了价格持续上涨。运用价格手段调节生产时，必须正视其内在的制约性，既不能提价时不考虑农产品内在成本推动价格上涨的迭加作用，也不能认为需求是无限的，进而价格调整空间也是无限的。根据需求结构调整价格结构，以价格结构调整需求空间，是推动农业增长的因素之一。
（2）当年农产品收购量、流通量及市场进出口需求状况
农产品市场的流通量包括商业库存，市场的消费量包括进口，大宗农产品出口一般可控性大，不影响当年消费量，按说只影响库存不影响农产品价格。但由于信息传递有误，部门分割，利益导向不同，还是会对农产品价格产生很大冲击。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发生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均与此有关。调控难点主要在于：目前对农产品的市场状况只是部分商品有流通量统计，多数商品连市场消费量统计都没有。当出现市场需求制约时，很难对市场流通状况进行深入分析，进而难以对生产、库存和价格进行调整。掌握农产品库存情况和进出口供需状况，可以增强市场预见性，在农产品产量、收购量和价格波动面前掌握主动。这是影响农业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3）农业生产资料投入数量及价格走势
1994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1.6%，1995年又上涨27.4%，其中化肥价格指数上涨更猛，分别为24.9%和35.4%。1996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指数回落到8.4%，其中，化肥10.8%（注： 文内数据均取自1996年、1997年、1998年经济白皮书·中国发展出版社）。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水平曾是衡量农产品成本和制定农产品价格的重要依据。随着农产品市场发育的进展，农业生产资料作为农产品成本信号作用虽依然存在，但其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作用在减弱，这将有利于扩大农产品价格的调控空间。因此农资价格与农产品价格的比例关系，可以成为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晴雨表。
（4）政府财政信贷支农投资的力度
据有关资料统计，1994年国家财政预算用于农业的投入总额比上年增长15%；1995年由国家财政安排的支持农业发展资金总额比1994年增长11.1%；1995年中国农业银行计划安排的贷款中，用于支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贷款比1994年增长26.4 %， 其中农业贷款增长幅度高于1995年银行全部贷款增长幅度8.5个百分点。近年来， 中央预算内农业基建投资逐年增加，1994年为60.98亿元，1995年为70.19亿元，1996年达到 91.21亿；农业投资在中央基建投资中所占份额逐年提高，1994年为15.5%，1995年为16.9%，1996年达到24.3%；1997年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增加112亿元，增长38.5%（注：文内数据均取自1996 年、1997年、1998年经济白皮书·中国发展出版社）。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政府财政信贷投资的力度在加强，而支农资金投向的合理、运作机制的完善，成为推动农业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2.农业增长的动力机制要求
农民收入的40%来自非农产业，而农产品成本费用的支出中却有相当部分依赖非农收入的支撑。因为，非农收入几乎百分之百是即时的现金收入，而农业收入往往是周期性收入，货币性收入只是其中一部分。占农民总收入30%的非货币性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农业，当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时，实际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差别全部体现在非货币性收入的贬值上。因此，农民收入的动力主要来自商品化的市场取向和比较利益的驱动，表现为十分强烈的非农倾向。影响农产品对产值增长、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不单是产量、价格的变化，也包含资金投向和实物库存等成本效益的影响。
由于近年来经济紧缩，外出务工受到一定限制，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从90年代初即开始减弱，使得提高农产品价格刺激和减轻农民负担成为保持农产品稳定增长的重要政策支柱。进入90年代后，一直坚持这样的政策导向。如果农产品需求始终是刚性、无差异的同步增长，那么靠各级行政命令，坚决贯彻执行，不愁农产品不增产，农民不增收。但问题是如今食品需求已经多元化，农产品之间的替代效应和消费方式的重新组合，使恩格尔定律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使得本来是应付需求刚性增长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产生脱节、矛盾，流通不反映供给，生产不反映需求，买难和卖难周期大大缩短。政府着眼于保护农民、增产农产品的政策，并不能完整的体现在农民的切身利益上。中间的克扣十分严重，支农、护农的运行成本越来越大，造成靠提高粮价、压低税负、刺激产量增长的政策难以长久维持。于是出现下列新情况与新变化：
（1）连续增长使农产品总量达到新高峰，能否继续上新台阶， 取决于价格政策进一步刺激和科技因素的持续投入。
（2）市场品种、品质需求的变化， 使农产品进出口直接与国家库存发生尖锐矛盾。进口过多，造成库存积压，而库存积压过多，时间过长，又使成本上升，难以对抗出口竞争。
（3）品种、 品质的新增需求已经提出了进行农产品产需结构调整的迫切要求，但操作难度大，目标调整的阻力大，农民实际接受也要有个过程。
以上新情况与新变化肯定会影响今后农业的增长，既可能作为成本分担消化到增长收益中，也可能转化为增长效益中的积极因素。我们应善于把握发展机遇。在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时，势必面对原有政策的调整，如果国家财力可以支撑，已有的成本由国家独自承担为好，万一不行，也要坚持各家分担的原则，切不可完全抛给农民。只有各种比较收益上升或基本稳定，才是农业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机制。
三、确保1998年至1999年农业增长的对策和展望
根据预测分析，今明两年农业增长拟有三种方案：
单位：万吨
生产总值农业产值物价指数粮食总产
1997实绩 8.8%3.5%0.8%49250
方案1 8.0%2.8%0.5%49000
方案2 8.8%3.3%3.0%49600
方案3 9.5%4.0%5.0%50300
棉花总产油料总产肉类总产水产品总产
1997实绩 430 21505354 3561
方案1 430 21005500 3600
方案2 440 22005700 3800
方案3 430 23005900 3900
1998年实际增长可能介于第1、2方案之间，因为经济启动在上半年刚刚开始，至下半年才能有所显示。农业面临诸多困难，农产品普遍“卖难”状况目前尚无缓解迹象。今年即将出台的粮改政策，会对农民收入预期产生何种影响尚难预料。可以肯定，已有成本的分担将是粮改的主线。因此，如无特殊措施，对粮食的收入预期将趋向偏低。这也决定了刺激农业增长的政策调整空间，不在生产领域，而在流通领域。必须认识到农业的增长，有赖于整个宏观景气的迅速回升和农产品需求的上涨。
据测算，在农产品需求增长中，农民自身需求增长年均可达1.5 %左右，城市居民的需求增长可达1%，新增需求和价格波动空间在1——2%。因此，靠基本食品人口增长的需求常量推动，维持农业的增长2.5%没有什么大问题。要力争的是新增需求和价格弹性起作用的那部分增长。在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增长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就尤为突出。但由于食品消费的弹性很小，每年对增量的贡献有限，不可能靠“多吃”来刺激当年的需求增长，而要靠投入的稳定增加、增长后劲的积累在长期发展中发挥作用。由于投入的主体是农户，因此农业政策的核心是如何直接和间接的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实现确保农产品稳步增长的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要支持原运行成本的化解，推动产需结构变动，刺激新增长点，就要增加农业投入，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及满足长远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的资金需求。这是启动经济的必然选择。但应结合农产品市场组织的发育来促使传统农业以粮食投入为中心的行政机制向商品农业的市场机制转变。在农产品宽松期，政策出台一定要有前瞻性。1998年的农业政策导向是：在增加农业投资强度的基础上，重点放在农产品产销调控方面，加大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力度，促进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转化，特别是科技因素的投入，注意产品的反周期调控，恰当运用价格手段。大量注入商业周转信贷，力促农产品购销组织的发育，在食品消费中增加服务功能的价值，发展配送业务，重构消费需求。开拓农产品出口市场，提供出口信贷，落实出口退税，在关键的有重要出口前景的农产品中不惜实行补贴措施，尽可能多地占领国外农产品市场，如可以大规模推进将积压粮食降价作为国家或地方补贴，支持有销路的畜产品出口的政策。相应的各地在发展农业产业化中也可依此思路推进农产品产值在加工和出口方面实现增值。关键是外贸部门要给农村的农业出口企业更多的自主出口经营权，或建立产销结合的利益共同体，协调一致地打好确保出口的攻坚战。
今后应继续在促进农民增收和减轻农民负担上下功夫。要注意调整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税费负担与农民其他收入的税费负担之间的关系。目前，除粮食和农产品特产税以及附加其上的摊派较重之外，农民其他收入的税费负担较轻，表现为几乎整个农业的负担是由粮食和特产税承担的。这必然导致农民投入取向的转移。要化解高增长期的成本，有必要进一步调整乡镇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关政策，以利更快促进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这是目前时期保持农业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条件。
1999年有望实现第二、第三方案的增长目标乃至超过预期目标。宏观景气的完全恢复要在明年才可能实现。1998年，各类改革方案增加的成本，一般要体现在明年的物价形势上。虽然食品需求增长会进一步受收入分配变动的影响，即其他消费增支可能抑制食品需求的增长，但成本的推动会引起新一轮农价波动，这种波动对恢复需求景气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总体上说，1999年农业实现更快增长较之1998年是有把握的。同时，从1998年陆续展开的大规模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形成农业积累来推动增长，只能在1999年开始见成效。根据1990年和1995年投入产出分析，农业在中间使用中的投入只占其总投入的13.9%，而由此形成农业增加值可占最终总投入的64.42%，其中劳动者报酬为 54.27%（注：1992年、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因此，增加农业投入，可以最直接地增加农民收入，有助于刺激农村市场的活跃，缓解城市压力，对宏观景气回升有重要作用。
1998年的农业发展和改革应注意避免政策的急转弯，保持以往政策和未来政策的衔接。利益矛盾冲突大的措施可留待明年再推出或分两年完成。例如，粮改中要特别注意保留定购价，甚至为刺激景气，可以考虑小幅度提高定购价而同时适当减少定购量，为今后逐步取消定购价和大幅减少定购量创造条件。在放开搞活市场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加强农产品市场的管理，有意识提高入市经营者的档次和规模，提高服务质量，逐步拉大批零差价，为农产品优质优价开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