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约束与中国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4)11-0015-06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各种基础设施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如果处理得当，就能抓住战略机遇，使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是我国资源矛盾突出、“瓶颈”约束加剧的时期，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丧失发展机遇，导致经济增长的徘徊不前。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资源约束的定位、纾缓与释放问题就成为我国公共政策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
一、中国资源约束问题的基本判断
1．资源约束的转轨经济意义
在经历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经济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成功转轨。在此过程中，中国面临着体制转轨与经济成长转型的双重约束，而改革的基本目的就在于寻求适应现实成长阶段的制度安排，使双重约束转化为双重激励，实现经济发展[1]。因此，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成长与体制约束的消除是同时进行的，改革的制度安排也同时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着眼于经济发展本身，使经济转轨的成本与收益不至于失衡；另一方面，着眼于从体制上更新机制，使体制约束得到缓解。可以说，回顾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在制度建设、市场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其实就是体制约束逐渐缓解的直接体现。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的经济运行已进入过渡态阶段，如果以短缺现象的普遍消失、市场化取向不可逆转两个条件来衡量中国转轨进程是否到达告别旧体制的转折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越过“短缺时期”，进入了“后短缺时期”[2]。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约束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短缺经济”的含义，而是演变成为“后短缺时期”的另一种状态：在这一时期，一些软的、制度方面的约束已经成为可控因素，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因素，而原有的一些不受转轨经济影响的约束条件逐渐凸显出来，成为发展约束的主体力量。
归结起来，不受转轨经济影响的约束条件突出地表现为资源约束。从这个角度可以把中国的发展约束分成体制约束与资源约束两类。我们说，随着体制约束的逐渐消失，经济转轨后的中国发展约束问题已经简化为资源约束。
中国发展约束问题的简化并不意味着资源约束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降低。一方面，人们愿意用“瓶颈”来形容发展约束问题，显然，这一词汇说明了各种不同的资源约束之间保持的是一种“串联”的关系，也就是说，其他非资源约束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总体环境的改善；另一方面，中国的资源约束问题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与机制约束问题相反，它不是在削弱，而是在不断强化，因此，“后短缺时期”的资源约束问题可能并不比“短缺时期”的机制约束问题简单，这给转轨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了一个新的理论课题。
2．和平崛起的强约束条件
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此基础上，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和平崛起理念的提出是有其客观依据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目前正拥有着难得的发展机遇。首先，经济转轨使中国成功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所激发的效率优势正在源源不断地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的GDP将在2030年以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从增量上看，2003年，中国在全球新增GDP中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19．3％，已经超美国的18．6％，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贡献国[3]。其次，中国发展的“机会窗口”已经来临。在一国或地区的某个特定发展阶段，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总人口的比例会在一个较长时期表现为一个较低的水平，此时，社会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已经进入并且在未来十几年内都将处于“机会窗口”内。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生理意义上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第三，中国正面临着良好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断改善，随着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中国已经可以以较低的经济成本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关系也在不断成熟化，我国开放的国际关系战略和对外政策，为国家和民族振兴赢得了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经济发展的扰动因素正在逐渐消失。
总之，无论从现实经济基础，还是内在、外在条件来讲，中国的和平崛起都显现了相当理想的发展态势。
与和平崛起的良好态势比较起来，中国的资源约束问题却是令人担忧。和平崛起首先还是一个发展问题，显然，决定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并不是发展所处的环境，而是取决于其资源投入产出过程。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发展看作一个很大的系统，这个系统有自己的边界，系统内有一系列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通过系统边界实现同外界环境的信息沟通及物质交换。我们可以想象，只有当外界的资源能通过系统边界进入系统，并且经过系统处理后的物质及信息同样通过系统边界输出到外界环境中，经济体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和平崛起机遇”和“和平崛起资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在解决了中国和平崛起资源约束的前提下，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才会有根本性的保障。
当前国内理论界对和平崛起理论十分关注，但绝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其崛起环境入手研究这一问题，而如果从系统发展内在机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资源约束应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强约束条件。
3．从流量约束到存量约束
应该承认，资源约束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经济学的视野里，资源约束所导致的稀缺资源最优配置问题无处不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资源约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绝大多数场合中，资源约束是以“流量约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主要特征是资源受到技术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全面地由潜在资源向现实资源转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担心的是资源获取的速度，而不是资源存不存在。相应地，当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存量接近枯竭的时候，资源约束就转化成另一种约束形式——“存量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问题。比较起来，资源的流量约束要温和得多，人们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制度改进等手段使资源约束逐渐弱化，而资源的存量约束要严厉得多，当经济体面临资源的存量约束时，经济发展通常要受到比较大的阻滞。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较少的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资源流量与经济总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可以说，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的资源约束已经从流量约束状态迅速逼近存量约束状态，可以通过对某些关键资源的存量数据来观察一下(见表1)。
表1 我国15种重要矿产资源的开采寿命及其经济建设的保证程度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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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020年 │
│││├────────┬────┼───────┬────┤
│││ 目前储量的│││ ││
│矿类│矿种││ 预计产量/ ││ 预计产量/
││
│││ 开采寿命 ││保证程度│ │保证程度│
││││ 预计需求量││ 预计需求量 ││
├──┼────────┼──────┼────────┼────┼───────┼────┤
││煤（原煤亿吨） │200年
│ 19.0/18.5 │充分保证│ 24.0/22.5
│充分保证│
│├────────┼──────┼────────┼────┼───────┼────┤
│能 │石油（原油亿吨）│15年│1.8/2.8 │难以保证│2.1/3.5
│难以保证│
│源 │││││ ││
│├────────┼──────┼────────┼────┼───────┼────┤
││天然气（亿M[3]）│40年│800/900 │难以保证│ 1500/2000
│难以保证│
├──┼────────┼──────┼────────┼────┼───────┼────┤
││铁（矿石亿吨） │81年│3.29/3.99
│难以保证│5.0/4.5
│充分保证│
│├────────┼──────┼────────┼────┼───────┼────┤
││锰（矿石亿吨） │16年│472/750 │难以保证│407/890
│难以保证│
│├────────┼──────┼────────┼────┼───────┼────┤
│黑 │铬（矿石亿吨） │14年│28/140 │难以保证│29/196│难以保证│
│色 ├────────┼──────┼────────┼────┼───────┼────┤
│及 │││││ │难以保证│
│有 │铝土（矿石亿吨）│141年
│805/1120│难以保证│ 1456/1655
││
│色 ├────────┼──────┼────────┼────┼───────┼────┤
│和 │铜（金属万吨） │29年│90/170 │难以保证│115/210
│难以保证│
│贵 ├────────┼──────┼────────┼────┼───────┼────┤
│金 │铅（金属万吨） │16年│——/45 │可以保证│——/55
│可以保证│
│属 ├────────┼──────┼────────┼────┼───────┼────┤
││锌（金属万吨） │19年│——/120│可以保证│——/152 │可以保证│
││││││ ││
│├────────┼──────┼────────┼────┼───────┼────┤
││ 金（金属吨） │35年│320/——│缺口较大│640/—— │缺口较大│
│├────────┼──────┼────────┼────┼───────┼────┤
││ 银（金属吨） │17年│ 2200/2300 │难以保证│ 4245/3400
│充分保证│
├──┼────────┼──────┼────────┼────┼───────┼────┤
││ 硫（标矿万吨）│67年│ 2175/3809 │难以保证│ 2692/4510
│难以保证│
│ 非├────────┼──────┼────────┼────┼───────┼────┤
│ 金│磷（矿石亿吨） │216年
│ 5285/4400 │可以保证│ 7046/5285
│充分保证│
│ 属├────────┼──────┼────────┼────┼───────┼────┤
││钾盐（KCl万吨） │——│100/640 │难以保证│125/802
│难以保证│
└──┴────────┴──────┴────────┴────┴───────┴────┘
资源来源：本表依据以下文献提供的资料汇编而成：（1）中国21世纪全球资源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21世纪全球资源战略研究总报告》 (http://www.cnnr.org/news/attach-view.asp?ID=9)；（2）熊树民：《突围资源约束》，《人民政协报》，2004年1月9日。
表1列示了我国15种关键资源的流量与存量信息。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资源约束问题既有流量约束，也有存量约束，但总体说来，在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内，中国的资源约束问题将越来越绝对化，存量约束将成为问题的主要方面，这是对中国现阶段资源约束问题的基本判断，也是本文专题探讨资源约束问题的现实出发点。
二、资源约束的现实特征
如前所述，经济转轨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从体制约束阶段逐渐过渡到资源约束阶段，下一步中国的和平崛起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来自资源方面的存量约束。认识到这一问题，我们就有必要认真剖析一下目前中国资源约束的现实状态，从而为解除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提供相应的理论准备。
1．触发点：需求结构变迁
200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了11万亿元大关，人均GDP也首次超过了1000美元。发展经济学的经验研究告诉我们：当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激烈的社会结构调整，整个社会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据统计，1997—2003年间，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46．6％下降为2003年的37.1％，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从55.1％下降到45.6％。居民消费总体从重视生活水平提高到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汽车、住宅、通信、旅游等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这些消费结构的变化直接引发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据有关数据显示，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我国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投资增长92．9％，水泥投资增长121．9％。汽车投资增长87．2％，煤炭投资增长52．3％。[4]
应该注意到，上述投资领域几乎都集中于资源消耗行业，这将导致重化工工业以及其他资源依赖型企业超常规发展，根据2004年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我们得出前100强中的资源型企业的分布情况。
资源型企业是指关键资源的产出企业、运输企业、消耗企业等，具体包括能源、钢铁、汽车、铁路等与关键资源消耗密切相关的企业。在2004年中国企业前100强中，资源型企业超过了半数，数量达到52家，这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处于资源依赖的强势阶段，对关键资源生产、使用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命脉。从结构上看问题更加突出：2004年位居中国企业500强前三位是国家电力公司、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其营业收入分别48295173万元、47528703万元和46667311万元，这一规模远远高于排名第四的中国工商银行的1743350万元，这足以说明电力、石化在等资源型企业在我国总体产业结构中的支配地位。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现阶段的资源约束问题有着强烈的需求拉动背景。可以这么概括中国目前的资源约束问题：在经济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对资源的需求是以“超额累进”的方式不断加速增长的，而中国目前正在进行“超额累进”的区间跨越。
2．加速器：资源效率损失
如果说需求结构变迁使中国资源约束之箭一发而不可收的话，那么资源使用方面的效率损失则使这离弦之箭不断加速。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我国GDP总量约为1．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 4％，但为此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占世界消费量的比重却远高于4％。其中原油为7．4％，原煤为31％，铁矿石为30％，钢材为27％，水泥为40％。[5]显然，中国的经济成果与资源投入并不匹配。
形成这种情况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转轨因素，如前所述，中国已经进入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期，而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快都会对资源消耗产生超额需求，产生大量的资源型企业。这是中国产业升级必须支付的成本。二是漏损因素，不可否认，中国的资源使用效率还远远不能与发展国家相提并论，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仅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我国每万美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6]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资源使用效率尚亟待提高。三是外在因素，2003年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达60％，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处于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中国输出的大多是资源密集型产品，而进口的大多是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一进一出，就形成了以“资源”换“技术”的资源输出型经济模式。可以说，目前的这种国际分工，使发达国家的资源约束矛盾在国际上发生转嫁，显然，“加工厂”必然要大量地为“委托加工者”大量地消耗资源。
上述三个因素迭加在一起，共同加剧了中国的资源约束问题。其中，资源约束的漏损因素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转轨因素和外在因素也不容忽视，目前，国内的研究者在研究资源约束问题时很少涉及这两个因素，这不利于全面把握我国资源约束问题的实质。
从长远看，在资源约束的两个现实特征中，资源约束的效率损失问题更值得忧虑。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为支持国民经济翻两番，我国电力、石油、钢铁、煤炭的消费和货运周转总量分别翻了1．6、1．2、 2．6、1和2．8番。[7]对照表1中的数据，如果按同一的，即使是折半的系数计算，要实现2020年我国GDP再翻两番的目标，我国现有的资源存量也是难以承受的。
三、资源约束的纾缓与释放：政策设计
综上所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约束基本解除的时候，资源约束已经上升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可以说，资源约束的成功纾缓与释放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之成败。在此背景下，相关公共政策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1．政策设计的理论内核
有人认为，资源约束问题实际上一直存在，因而原有的资源政策不需做大的调整即可解决现有问题。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实际上，“后短缺时期”的资源约束公共政策设计有着全新的理论内核。(1)目前我国经济供给意义上的“短缺经济”已经结束，而资源供给意义上“短缺经济”开始出现，我们要以当年启动经济体制改革以应对供给型短缺经济的勇气，尽快启动“后短缺时期”资源约束应对机制。可以说，当今的资源约束干预政策设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政策研究，它是关系到国家发展根本的发展战略研究。(2)尽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经日趋成熟，但其对资源约束的自动干预能力却依然有限，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不能包治百病，我们不能期望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解决资源约束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资源领域的自然垄断特征和卖方市场地位使其对市场缺乏必要的敏感性，这导致资源产业与资源管理方面的市场化建设相对滞后，难以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自动平衡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资源产业与资源管理公共政策的设计目标应是双重的：既要考虑对资源市场的培育，又要考虑对资源市场的驾驭。(3)资源领域的公共政策研究是不同于规范公共政策研究一个新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处理“政府—经济”关系和“政府—市场”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公共政策的内涵。[8]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把公共政策定义为在市场运行基础上的一切政府行为及其经济影响。但在资源问题上，我们不能以一般的公共经济学的思路来解决资源约束的问题。这是因为资源既不等同于经济——它在某些阶段资源约束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也不完全融于市场——它不被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完全接纳。这使我们不得不寻求第三条路线：探索“政府—资源”的新公共政策设计模式。
2．政策设计的基本导向
针对我国现阶段资源约束的现实特征，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确立资源约束的公共政策导向：(1)应定性为需求保障型政策。如前文所述，当前的资源约束问题是由需求结构变迁激发的，并且这一需求结构变迁是无法避免的，因此不能把需求抑制作为政策的长期目标。另一方面，目前中国资源约束的效率损失来源很复杂，既有技术方面的问题，也有转轨和外在需求方面的问题，快速提高资源效率也不现实。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资源需求快速增长还将持续很长的一段惯性趋势，这无形中给相关公共政策研究定了一个调子：需求导向下的需求保障。(2)服从于第二代发展战略。2003年，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确立为标志，中国经济发展思路经历了一次跃迁过程。可以据此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分成两个阶段：之前是以“加快发展、不平衡发展”为主题的第一代发展战略，之后是“统筹发展、科学发展”为主题的第二代发展战略。[9]与此相对应，中国的资源发展战略也应有新的调整，我们认为，在未来资源约束公共政策制定中，应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平台，充分考虑相关经济政策、资源政策、环境政策与社会政策的统筹兼顾问题，要有勇气通过政策设计以经济增长的数量换取经济发展的质量。(3)服务于从存量约束向流量约束的反向转化。资源的存量约束从理论上讲是无法用公共政策手段克服的，因此，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问题，首先必须将中国的资源存量约束问题转化为流量约束问题。根据熵理论，封闭系统里能量总是从有效能量到无效能量转化，除非外界系统对本系统有负熵注入的时候，系统内的存量约束才可以向流量约束逆转。考虑到这一原理，解决中国的资源约束问题的思路就很明确了：服务于中国资源约束从存量约束向流量约束转化，要为这种转化设计系统边界的开放平台。
3．政策设计的着力点
在明确了中国资源约束公共政策设计的理论内核和基本导向后，我们可以试着来构想中国治理资源约束的公共政策模式了。按照既有思路，我们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考虑政策设计问题：(1)建立资源全球化战略框架。这是政策制定的重中之重。所谓资源全球化战略，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组合，有效配置。资源全球化战略的直接机理就是我们所说的使我国的资源系统边界开放，从而确保资源约束的流量化，这是资源保障型公共政策的直接体现。(2)调节资源的“净输出”。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已达60％，与西方七国比较起来，这一比例仅低于德国和加拿大，[10]而高于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以出口产品的形式附加出口的资源规模还将不断扩大，因此，中国的资源约束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外需求引发的资源“净输出”导致的。对此，有关政策要有所考虑，如果说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的话，那么现在的政策导向应是全面鼓励资源的“来料加工”。(3)推进资源产业和资源管理的市场化改革。解决资源的效率损失问题最便捷的手段就是引入市场化机制。从目前情况看，资源的市场价值体现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资源的高消耗问题。2004年4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从行政上强调资源节约问题，对此，我们建议，应配合以资源产业和资源管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全面推进资源节约型社会。(4)建立常态管理与危机管理并重的政策管理体系。资源约束的常态管理包括很多重要问题，如确保中国在世界资源市场的影响力、加强科技投入支持资源替代战略、确保资源运输顺畅、提供科学的资源核算管理体系等。其中，确保中国在世界资源市场的影响力非常重要，200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33％，据预测，到2020年，这一数字很可能达到60％—62％，超过美国目前58％的水平。[11]而直到现在中国对世界市场油价基本上还是被动的接受者，缺少主动参与资源全球化管理的政策工具，这不能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与资源的常态管理比较起来，资源的危机管理是一个新问题， 2003年SARS疫情以后，人们对公共卫生领域的危机管理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们应在此基础上加强对资源领域的危机管理的重视，这里面包括两个问题，资源战略储备体系建设和资源配置的紧急干预体系建设，在这些方面，相应的公共政策设计必须及时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