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代的城乡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专题讨论）——5.社会资本视野中的乡村社区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社区论文,城乡论文,乡村论文,社区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社会发展观及其实践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改变，一是认识到要把社会发展与社区发展结合起来，改变以往以牺牲社区为代价的经济社会发展倾向，开始探索既能达到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又不损害微观社会团结基础的发展道路；二是认识到除了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也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社会资本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这两个改变，其实也是当前中国正在贯彻的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一、社区、社会资本及其受到重视的社会背景
（一）社区与社会资本
在社会学中，社区是指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滕尼斯根据社会的不同组织模式和机制，区分了“社区”和“社会”两种类型，“社区”是基于血缘、亲属、邻里和朋友关系的人群组合，体现社区生活的主要载体有家庭或家族，乡村或村庄，是凭借和睦感情、伦理和宗教而建立起来的城市；“社会”则是经过理性权衡而建立的人群组合，如公司、大城市、民族国家、市民社会等[1](P144)。社会学的传统观点认为，社区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连接起来的人群，社区中的经济原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不同，社区的原则是为保证其所有成员的生计而相互帮助。
社会资本已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社会资本的主体来看，可以分为个人、群体、组织、国家和全球等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根据其功能，可以分为积极性社会资本和消极性社会资本；根据其性质，可以分为以家庭、社区为联系纽带的原始（传统）性社会资本和以现代组织、制度为联系纽带的现代性社会资本。从基本内涵看，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体、社会和国家等）间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以及为某种行动所达成的共识等。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它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进而提高社会的效率。社会资本在许多情况下是在社会成员广泛的交往中自发地产生、在不经意间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因此，社会资本在规模小的地方或者单位等社区情境中更容易形成，因为在这些情境中，有更多的面对面的交往、更容易建立有效的人际关系、相互了解和熟知、更具同质性。从社区的本质含义来看，社区或社区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社区内部的各种联系、信任、参与、社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既是社区的要素，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涵和体现形式。可以说，社会资本既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社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二）社会现代化对社区和社会资本的影响
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及其影响，是现代世界范围内开展社区建设运动的主要原因，也是社会科学中继经济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兴起的社会背景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社会开放性的增加，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频率、广度和深度都在增加，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也会增强。但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趋势彻底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使得家庭、社区等原始性社会资本受到侵蚀。现代化、市场化本身是不能自发地同时促进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必须人为地加以重建或创造。因此，社区建设已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运动，实际上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补救，以重建被侵蚀了的社会资本。因为“现代化社会需要以社区的形式维护人类的感情和情操”[2]。可以说，社区建设的本质在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一方面是如何要保持或重建那些仍有重要社会功能的原始社会资本，另一方面要致力于现代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创建。现代化过程使得家庭、邻里和社区等原有的社会资本不断受到侵蚀，并很难得到及时补充，必须通过多种途径重建社会资本，如增强家庭生活与养老保障的职能，或有目的地创建一些社会组织等，以填补原始性社会资本缺失的真空。由于社会资本的“社会性”，因此社会资本本身就是社区或社会建设的目的；另外，社会资本也具有“资本性”，投资和培育社会资本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及手段。
（三）社会转型对乡村社区及其社会资本的影响
大多数形式的社会资本都依赖于稳定性，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亡殆尽。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逐步摧毁了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的关系纽带，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式越来越屈从于利益原则和技术理性原则的需要，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趋向紧张。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困境，一是原始性的社会资本已经遭受极大破坏；二是法律等制度性的社会资本尚未普遍建立起来。
中国的许多乡村社区在较大程度上还保持着传统状态，但现代化进程已给乡村社区带来巨大的冲击。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大量乡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乡村社区家庭等传统社会资本带来很大的影响。农村青壮年人常年在外，大部分时间已经脱离了原居乡村，并游离于乡村旧的社会关系网络，部分甚至更多地摆脱了乡村权利和义务系统的约束。此外，现代化所带来现代交通通信、机械生产工具、电视普及等方面的变化，也使得乡村社区内人们之间相互需求减少，以前形成的各种人际互助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都趋向弱化甚至消失。
二、社会资本与乡村社区发展
（一）社会资本在乡村社区发展中的作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开始寻找让众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能像欧洲及北美的富国一样富有的“灵丹妙药”，如国外援助、外国直接投资、扶植教育、控制人口、根据改革状况提供贷款，或者根据改革状况减免贷款，等等，但不幸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发展经济学家以前提出的答案，大都只注重经济技术因素，很少注意到制度和社会资本等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世界上许多由国家主导的发展项目和工程，由于在发展规划中忽视了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忽视了地方的传统，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生态所知甚少，将复杂的发展项目简单化，从而导致这些项目的失败，有许多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有许多案例表明，在使用捐赠或中央政府提供的资金实现现代化后，许多有效的、农民组织的系统却很快崩溃了。例如，于1983年开始兴建、1987年完工的改善尼泊尔数以千计的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由于是由捐赠者和中央政府负责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灌溉系统的物质资本上而忽视了社会资本。这种试图通过物质资本投资来增进农业生产努力的结果却是灌溉面积缩小，输水更不稳定，过去运作良好的农业和农民组织也遭到严重削弱。原因是由农民修建的“原始的”灌溉系统由于能够控制自然等各种相关变量的改善，反而能够比那些由国家机构管理的系统实现更好和更公平的结果[3]。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银行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的援助项目中，“社会资本”成为一种重要概念和理念，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研究小组对贫困与经济发展、农村与城市发展等课题都作了相对深入研究。
（二）社会资本与乡村社区公共物品的建设
在乡村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中，公共物品的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公共物品是指一经产生全体社会成员可以无偿共享的物品，这一性质决定了公共物品极易陷入投入不足或过度利用的困境。集体行动的困境会阻碍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合作。在如何化解集体行动的困境方面，曾有过许多探索。例如，有人主张用“市场”来解决，通过建立私人产权制度来结束公共财产制度，以避免公用地悲剧和增进效率；有人则主张通过国家的途径，由中央政府机构管理某些资源，以避免过度使用。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充分，往往极易造成较普遍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而有些制度安排成功地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那些成功的范例都不是依靠中央控制或市场机制作为其主要管理方式，而是由面临困境的社区中的人们确定自己的制度安排，以此改变所处的不利情境。
社会资本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有效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在公共物品的创建、维护和利用中发挥积极作用。“社会资本最重要的应用之一，就是对穷人提供持续的基本服务以及本地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的管理”[4]。所以，一般从社区公共物品创建、维护和利用状况也可以看出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及其运作状况。传统观点认为，村庄等传统社区是现代化的桎梏。实际上，社区为纠正市场和国家失败，进而支持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组织原则。由社区内人们相互影响产生的相互信任，构成了社区成员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相对于市场（供给私有品）和国家（供给全局性公共品）而言，社区的比较优势在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上，因为社区关系能有效避免搭便车，通过发展社区关系形成信任与合作，可以减少交易费用，防止囚徒困境。这在信息高度不完善和司法系统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因此，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所设计的经济体制，不能只是市场和国家的结合，还必须是包括社区在内的三种组织的结合。
当然，社区也会失灵，一方面，社区在现代化过程中会遭受破坏；另一方面，社区的传统规范和惯例自身并非总是能有效促进发展，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往往是地方化的信任和合作。大多数第三世界社区微观水平上的社会网络、规范、团结和信任较为丰富，但是政治和经济有效性水平上的社会团结及规范则相对缺乏。乡村社区整体层次和社区与外部世界联系等方面的社会资本较为缺乏，如在社区社会信任、村庄治理以及社区公共物品的创建、维护和利用等方面，都存在因缺乏社会资本而陷入困境的情况。这些都需要通过社区社会资本重构来加以解决。
（三）中国乡村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及其困境
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乡村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基本上是自我供给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积累重工业资本，实行城乡公共物品的二元供给制度，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仍沿袭历史上的自我供给体制。在改革开放后，实施联产承包制，但乡村公共产品的绝大部分主要还是由农民筹资来提供，也成为农民负担的来源之一。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工业和城市为重心，不断汲取农村剩余资源，导致了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成为困扰及阻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瓶颈。从2005年开始，全国各地农业税相继减免，农民的负担确实减轻了，但县乡财政和乡村公共物品供给却陷入更深的困境。
此外，乡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除了财力投入的原因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支持公共物品建设的社区社会资本的缺乏。对于相对落后的乡村社区来说，外部援助尤其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援助是必需的，但这种外源动力必须要与社区内源动力相聚合，完成“二源动力的聚合转换”，将发展动力从外源推力向内在生长力转换，那些贫困社区才能取得可持续发展。其中一个关键的方面就是要培育使二源动力顺利“聚合转换”的社会资本，包括利用原有的社区社会资本和创建使项目顺利进行的新的社会资本。
三、社会资本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城乡差距拉大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而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则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历史后果。当前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阻力是一些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为数不少的农民购买力低下，农村市场萎缩，致使城市和工业发展缺乏农村市场的支持力量。这又引起农产品销售不畅，市场疲软，价格下跌，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怪圈现象。这种恶性循环，不但制约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良性发展，也威胁到社会的稳定。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政策也造成了城乡之间交流与合作的障碍，限制着农民的流动，并被排除在各种社会安全保障之外，农民因此也被局限于亲缘和地缘网络之内，限制和弱化了农民与外界尤其是与国家的联系，也导致国家范围的社会公平与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的缺失，这是对社会持续发展的最大制约，也是对稳定的最大威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会促进中国社会整体层次的社会资本，但就乡村社区而言，如果执行不当，可能会破坏原有的社会资本，或因未重视社会资本的培育而导致政策的失败，进而引出新的社会问题。例如，与新农村建设相应的取消农业税的改革，虽然意义重大，但由于国家税收的分享结构严重向城市、向上层政府倾斜，结果出现“免税兴费”等问题，专项资金被挪用、把项目放在不太贫困的地方，围绕农村土地的利益问题也成为焦点，借土地生财成为许多地方财政走出“赤字”困境的主要手段，这对当前农村的社会秩序带来了更大的隐患。另外，如果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使用和项目运作不透明或不公正，也会引发新的矛盾，破坏社区社会资本。
要防止新农村建设成为外部推动运动的方式，同时使乡村社区成员成为社区发展的主体，这方面可以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运动为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工业化的兴起和战乱等原因，中国农村日益破败，问题日益严重和复杂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中国不少地区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帝国主义入侵与封建统治的状况下，乡村建设运动注定难以成功。但其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村建设没有处理好社会资本等方面的问题，结果出现了梁漱溟所言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困境。“本来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唯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如果乡下人不动”，就不能“发生大力量”，“乡村运动天然要以农民作为基础力量”[5](P368、370)。
在工业反哺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力度，增加和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将是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在这一过程中，培育支持公共物品供给与维护社会资本，也是一项不亚于物质投资的艰巨任务。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如果仅仅关注物质投入而忽视社会资本培育，最终会影响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质量，外部援助可能会难见长效或难以促进乡村社区的持续发展。所以，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利用和培育社会资本。一方面，政府等外源动力输入要以社区及其成员的现实利益出发，利用原有的社区社会资本，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要广泛沟通、动员社区成员自觉参与，自主决策，成为社区发展的主体；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创新，建立沟通和激励机制，创建使项目顺利进行的新社会资本，如社会普遍性信任、合作等，实现外源动力与内源动力的聚合转换，从而促进乡村社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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