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求理论的发展脉络看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络论文,现阶段论文,理论论文,战略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2）010-0012-03
供给与需求——市场经济中两个再普通不过的词汇，却有着超常的魔力吸引着一代代经济学者去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不同的经济背景下，不同的经济学者有着不同的答案。近两年，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此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相应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因此有必要沿着历史的发展脉络对它进行系统的分析。
一、西方供求理论的发展脉络
1.萨伊定律
在西方早期的经济理论中，供给决定论占居着主导地位。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其名著《国富论》。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强调市场机制的完美性：“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1]十九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庸俗化”了斯密的学说，具体描述了市场机制的完美性：商品的买卖，只不过是商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货币只是在一瞬间起媒介作用，一件商品的卖主同时也是另一件商品的买主，一种产品的生产必然给其他产品的生产开辟销售道路，因此，供给会自行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便是著名的萨伊定律。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萨伊定律为基础，坚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认为在自由市场、自由经营和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都可以随市场供求变化而自由地涨落，因此通过价格体系的自动调节作用，必然会使一切可利用的生产资源用于生产，达到充分就业，实现自动均衡。由此可以看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以萨伊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都强调以供给为中心，断定需求是供给的函数。“所以一个好的政府以刺激生产为目的，而一个坏的政府则鼓励消费”。[2]这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各国政府所恪守的信条。
2.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决定论
1929-33年西方社会爆发了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大危机，危机表现为到处商品充斥，生产萧条，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失业率高达1/3。这场危机使得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破产，也使得正在从新古典经济学中走出来的凯恩斯彻底醒悟，并在罗斯福新政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理论体系。凯恩斯从整个经济体系的总量分析入手，论证了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是由于投资水平显著下降的结果，大量失业反映了总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从而否定了萨伊定律，提出了有效需求决定论：需求会自己创造自己的供给，供给是需求的函数，产出量和就业量的总水平决定于总有效需求。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为：一个社会经济运行的目标是经济复兴与增长，社会的就业量对此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因为就业增加，生产扩张，经济增长；反之，就业下降，生产萎缩，经济萧条。而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人们对货币的流通性偏好使得投资需求不足，从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必将产生大量的失业，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解决失业和复兴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开支，降低利率，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因此，在凯恩斯看来，在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上，需求是第一位的，供给是第二位的。凯恩斯主义一经出现，就被推上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开始全面推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全社会的货币总支出，扩大有效需求，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以凯恩斯主义的典型实验基地美国为例，从1942年开始，美国开始执行凯恩斯主义的膨胀性经济政策，当年的政府开支比上年增长了一倍，而失业率则从上年的9.9％降到4.7％。此后30年间，美国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1929-1950年平均增长2.6％，而1950-1973年平均增长3.3％，失业率也基本在4％左右徘徊。于是许多凯恩斯主义者把这段岁月称为“凯恩斯时代”，凯恩斯本人也被尊为“战后繁荣之父”。
3.供给学派的供给决定论
然而，由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理论和需求管理政策，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致力于扩大需求方面，政府开支、预算赤字、货币发行、信用规模都在不断的膨胀，使西方各国在经历了战后2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后，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了经济滞涨现象，而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注重供给因素的供给学派应运而生。供给学派重拾萨伊定律，强调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上，供给居于首要的、决定的地位。他们认为，社会的购买能力取决于社会的生产能力，而社会的生产能力就是社会的供给能力，人们在向社会提供商品的过程中自然就创造出多方面的需求。社会的供给能力越强，需求就越大，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不会出现购买力不足而发生商品过剩的问题。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乔治·吉尔德由此断言：“在经济学中，当需求在优先次序上取代供给时，必然造成经济的呆滞和缺乏创造力、通货膨胀以及生产力的下降。”[3]“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有足够的能力来购买它的产品。不可能由于总需求的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从整体看，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创造出对他们产品的需求。”[4]供给学派正是在批判和否定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和需求管理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他们供给管理的政策主张的。他们提出的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减税：大幅度和持续地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以及增强储蓄和投资的引诱力。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的理论成为美国里根政府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1981年，里根上任不久，就向国会提出了以减税为核心的经济复兴计划：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率，其中个人所得税率自1981年7月1日开始每年削减10％，三年削减30％，在减免企业税方面，主要是通过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来使资本家加速投资回收，减少应纳税收；放宽和取消政府对企业的一些限制性规章条例。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实施后，1982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1984年高达6.8％，为战后以来仅见；失业率1983年以后连续下降，由9.6％降到1989年的5.3％；消费物价水平也持续下降，1986年降到2％，只是1987-1989年又有所回升。总体而言，里根总统执政8年间，美国经济发展较为顺利，基本上摆脱了经济滞涨局面。
二、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供求地位的认识
1.1997年以前，我国经济理论界普遍关注供给。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计划既安排了供给规模，也配给了消费规模，因而供求的矛盾并不是很显现，或者说，显现得很隐蔽。但排队购买、凭票供应、黑市交易暗含下的供不应求还是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注意。1978年我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供给、需求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严重不足，需求极度过剩的问题，对此，经济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大家共同的政策选择是：注重供给，增强供给能力。这一时期，在供求的关系上，供给无疑占居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因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其实也就是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增强供给能力，将“蛋糕”做大的过程。改革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放权让利开始，用经济利益激励生产者和企业经营者提高劳动积极性和资源利用效率，以达到增加供给、增加国民收入的目的。此后的简政放权、改革税制、厂长经理负责制、国有企业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改造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与此相适应，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成为必然的选择。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1997年结束了以往的短缺经济，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
2.1997年以后，供给与需求的争论开始出现，并且日趋激烈。
1997年，我国实现了供求格局的根本转变，商品供给过剩成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此同时，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国内出现市场疲软、企业开工不足、失业增加、物价下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态势，通货紧缩趋势明显增强。面对这种状况，大多数经济学者认为经济运行陷入需求严重不足的困境，主张实施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需求，以解决供求矛盾。但也有一些经济学者反对需求政策，认为在市场疲软之时，人们虽然首先想到的是对需求的刺激，但实际上从供给方面来考虑和解决问题具有更根本、更长远的意义，因为此时作为商品供给者如果能够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好的商品，它就能够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更大机会，同时也会带动整个社会经济水平更上一个台阶；相反，如果单纯强调扩大需求，最终总会引起经济滞涨现象，使整个经济陷入比单纯的衰退更加难堪的境地。最终，政府采纳了需求政策，1998年7月国务院决定增发1000亿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启动以扩大需求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此后，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逐渐加大，1999年国债投资1100亿、2000年1500亿。在货币政策方面，1998年3月、6月、12月，1999年6月，中央银行为扩大货币供应量主动四次降息，存款利率累计下调2.15个百分点，贷款利率累计下调2.97个百分点；1998年3月和1999年11月又两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降到6％；此外，扩大公开市场操作，增加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加强窗口指导等等，“两年多来，人行几乎把所有的货币政策工具都用上了。但一直没用‘积极的货币政策’提法，主要是考虑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任务十分艰巨；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身也包含了对货币政策的充分运用……货币政策实际操作十分努力，但不提实行积极的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样比较主动。”[5]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有关供给与需求的争论不但没有平息，反而越来越激烈起来，强调供给、主张采用供给方面政策的呼声逐渐强大起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赞同供给学派的减税措施。易刚表示了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一点忧虑：1998年以来我国税收每年增长1000亿，2000年增长2000亿，增速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这样一个快速的税收增长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是不协调的。一方面实际税收的负担使整个经济的负担在加重；另一方面又花很多钱在财政支出上，而每收一元钱税收对社会财富所造成的损失是大于一元钱的，因为有一个税收成本，还有一个对企业在激励制度上的损失，每花一元钱所造成的财富效应和生产力的结果是大大小于一元钱的。刘国光、张曙光等也认为，税收的大幅增长大大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今后一段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必要更多地从供给方面着眼，结构性减税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三、笔者对此问题的几点看法
1.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都要解决特定的社会经济问题，我国也不例外。
凯恩斯主义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着力解决的是生产的过剩问题，在当时的萧条背景下凯恩斯强调需求应该说是恰当的，但长期的需求扩张政策使“消费主义”、“福利主义”盛行，导致了社会储蓄率、投资率、生产增长率下降，削弱了经济的供给能力，酿成了滞涨的恶果。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供给学派应运而生。为解决滞涨问题，供给学派转而强调供给，主张通过减税、解除管制等措施刺激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强化竞争，提高生产效率。在实际操作中，供给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许多经济学家将美国企业结构的调整归功于里根政府的减税计划，但减税计划也使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了天文数字，1986年赤字高达2212亿美元，是1980年的两倍半，同时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致使克林顿总统上台后首先大力削减财政赤字，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可见，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各有其适用的范围，也各有其优缺点。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下，要抉择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孰重孰轻，必须分析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以及造成此种问题的最主要原因。
2.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生产过剩、需求不足，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供求结构的失衡。
根据国家内贸局商业信息中心逐年对600余种商品供求状况的排队分析表明，从1998年起，这些商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过去供不应求的商品大都已经转变为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商品过剩的问题凸现。1998年以后，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1999年上半年供过于求的商品占排队商品总数的72.23％，这个比例2000年达到78.36％，2001年达到79.64％。2002年1月国家经贸委发布2002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商品供求情况预测，在600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均衡的商品82种，供过于求的商品518种，占总数的86％，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生产过剩问题更加突出。
尽管造成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供求结构的失衡。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实施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战略，注重总量的扩张，忽视结构的调整，导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老化、落后。而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却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食品、衣着等基本生活型支出和传统家电支出增长明显缓慢，教育、医疗、通讯、旅游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汽车、住房不再是梦中楼阁，但其数万元、数十万元的身价需要居民较长时间的货币积累过程。这样，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就出现了一种结构性的失衡，生产过剩、需求不足问题得以显现。
3.解决供求失衡的根本措施是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这需要供给政策发挥主要作用。
尽管生产过剩成为目前我国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经济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一般来说，在市场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中，调整经济结构是不可能的；而在市场供过于求的经济中，就为结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机遇，为产品换代、产业升级、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动力与环境。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需求政策在特殊的转变时期稳定人们的收入和对市场的信心，但更主要的是需要供给政策发挥积极作用。当前可以采用的供给政策包括：减轻企业负担，搞好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运用税收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对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进行一定的税收抵免；给予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对国家鼓励、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投资实行一定的税收抵免；清理取消对民营经济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限制，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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