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曲折发展的十年（1992-2002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曲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2年中日曾经隆重纪念恢复邦交20周年。以后的十年间，两国的友好合作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双边关系却起伏不定，历经曲折。在迎来邦交3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能够克服障碍，使双边关系进入成熟稳定的新阶段，成为在亚太地区被关注的一个焦点。
一、曲折发展的十年
在过去十年里，中日关系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其基本状态是两头好，中间差，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92年到1994年。在此期间，两国关系的发展总体上是平稳、顺利的，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1992年实现了江泽民总书记和明仁天皇的互访，在隆重纪念恢复邦交20周年的气氛中，两国关系出现了友好合作的新高潮。次年，日本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这三年间两国关系也遇到一些困扰，如1992年日本通过允许自卫队到海外活动的国际和平合作法，引起中国的关切；1994年日本自民党等三党联合执政后，日本政治潮流再次趋向保守，日本开始对中国核试验施压，并在台湾和历史问题上挑起一些争端。
第二阶段是从1995年到1996年。在此期间，随着美日关系的再调整，国际格局剧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凸显出来。由于日本部分政治势力频频发难，中日在台湾、历史和安全等方面的摩擦迅速升级，两国关系明显下滑，至1996年中日关系跌至复交以来的低谷。
与此同时，两国经贸关系虽然受到影响，却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迅速加强的中日经贸关系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坚强纽带。
在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改善两国关系的措施；中国政府为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保持了较大的克制。经过双方领导人的共同努力，1996年底形势开始好转，中日间的紧张状态得到缓和。
第三阶段是从1997年到2002年。在此期间，通过共同努力，中日双方的摩擦得到较好的控制，两国关系不断恢复与发展。1998年双方决定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在新世纪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框架。2000年两国关系出现了全面改善与发展的势头。2001年，因日本教科书、李登辉访日、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中日关系一度出现反复，但经过双方努力，又较快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中日关系在这一阶段发展的趋势向人们预示，在21世纪初，中日关系虽然还会有曲折，但却可能逐步摆脱世界格局剧变后的困难局面，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正常发展的新阶段。
二、如何认识中日间的主要分歧
十年来，中日关系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与发展，但双方的分歧与摩擦也明显增多与上升。迄今为止，双方的分歧有些已经化解，有些可能逐步得到解决，还有一些则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认真分析以往的分歧和解决分歧的经验，对于减少两国关系在未来发展中的困扰和不确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期间曾经引起两国分歧与摩擦的主要问题包括：中国的核试验问题、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以下简称对华ODA）问题、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日美加强安保同盟的问题等。与这些问题相联系，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双方的战略猜疑问题。
1.关于中国核试验问题的摩擦
这是1992年后两国间最早发生的严重摩擦。其背景是：美、俄等核国家为争取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先后单方面宣布暂停核试验。中国在支持签约的同时，于1995、1996年进行了签约前的最后几次核试验。日本政府对此做出强烈反应，它不仅向中国提出“抗议”，而且利用ODA对中国施压，结果导致两国间的尖锐摩擦。
这一分歧的发生反映了两国因安全处境不同所带来的政策差别。
日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核武器受害国，对核武器有切肤之痛，日本反对核试验及希望早日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心情有其独特的理由。在此问题上，当时日本民间舆论对日本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中国作为长期受到核威胁的国家，为保护自身的生存才发展核武器，而且从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即明确宣布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当时中国从保证核武器的安全出发，进行最后几次核试验，反映了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
在双方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决定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对中国施压，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日本拥有美国的核保护伞，与绝大多数无核国家的身份完全不同；何况美、中双方进行核试验的次数实有天壤之别，以前日本对美国进行核试验从来不置一词，当时却对中国大加指责。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决定将ODA作为施压武器，将经济援助政治化，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自1989年起对中国采取的“制裁”尚未完全取消，日本将经济与政治“挂钩”，只能增加中国的反感。
在双方发生摩擦期间，日本外务省虽然支持压缩对华无偿援助，但从日本自身的利益和维护日中关系大局出发，不赞成停止对华贷款。外务省的意见对日本政府最终做出维持对华贷款的决策产生了影响，避免了两国分歧进一步升级。
由于中日在国际军控问题的大方向上并无根本分歧，随着中国于1996年7月宣布停止核试验，这一矛盾不复存在。但需要指出的是，双方这一分歧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却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十分消极影响。当时日本部分舆论利用这一问题大做文章，散布“中国威胁论”，严重歪曲了中国的形象。
2.关于对华ODA问题的摩擦
这是1992年以来中日间出现的新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对未来的两国关系带来较大的影响。迄今为止，在对华ODA问题上引起双方摩擦的主要是：日本经援政治化的倾向，日本不满中国对日本经援予以的评价，以及日本国内不断出现要求取消对华ODA的舆论。
日本的经援政治化倾向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但是一直到90年代初期，尚未对对华经援产生影响。1992年日本正式提出实行ODA的“四项原则”后，这一倾向明显加强。1995-1996年日本将ODA与中国核试验挂钩，迈出了对华经援政治化的第一步。2000年围绕“中国调查船问题”，日本国内再次出现以ODA对华施压的主张。经援政治化已成为影响对华ODA正常开展的一个主要问题。
日本的经援政策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日本企图运用经济大国优势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增加政治发言权和政治影响力。但实践表明，这一做法不仅难以达到影响中国政策的政治目的，而且会给中日经贸关系带来损害。未来日本对华经援政治化的倾向是否会继续发展，是值得高度关注的。
关于中国对日本对华ODA的评价与态度，近些年来日本政府频频表示不满，日本舆论更是反应强烈。日方提出，日本每年对华提供高额经济援助，但中国却很少宣传，未给予应有的评价，因而不为广大中国国民所了解，越来越多的日本国民对此“感到困惑”。日本的这种看法至少是不全面的。
事实上，自1979年两国开展政府资金合作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对此一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日本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体现，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在90年代的一段时间内，也确实出现过宣传有所减少、评价相对低调的倾向。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日本经援政治化的做法引起了中国的反感与警觉；二是随着两国在历史问题上摩擦的加剧，在中国出现了“援助理所当然”的声音。而根本原因则是两国友好气氛的明显下降。
随着两国关系的转暖，2000年秋，中国政府为日本对华ODA实施20周年举行了隆重纪念会。朱镕基总理在访日期间，对日本的经援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今后要加强宣传，从而以新的姿态表明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正式立场。这对于双方消除误解，减少摩擦，具有积极的作用。
至于日本国内部分舆论要求大规模削减以至完全取消对华ODA，除与中日关系波动有关外，主要是受“中国威胁论”影响。此外，9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政府财政支出能力下降，也是一个客观原因。到目前为止，这一事态的发展虽然尚未对两国的资金合作造成直接损害，但已对合作的气氛带来消极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对此问题一直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对华ODA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益，而且也有利于日本的经济发展，是互利互惠的合作；这一合作早已成为两国友好合作的象征，轻易做出重大改变，可能对中日关系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可以预计，在完成第四批日元贷款合作后，如果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出现大的波折，日本对华ODA将会继续下去，虽然它的内容、方式、数额都会发生变化。今年春天，日本政府已做出削减ODA总额的决定，此举对对华经援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3.关于历史问题的分歧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给两国关系带来严重困扰，90年代一度呈加剧之势。从1993年、1994年日本阁员的所谓“失言”，到1995年、1996年日本国内出现右翼势力大规模翻案活动，再到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双方在此问题上发生明显分歧，无数事实表明，中日两国要彻底解决历史问题，还要走相当长的路。
引起中日在历史问题上摩擦的最大祸源是日本的右翼势力，他们不断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特别是近十年来，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抬头，右翼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其制造的有关历史问题的事件大大增加。随着大众传媒手段的迅速发展，这类事件的影响也远比过去传播得迅速、广泛。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摩擦频频发生。
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出现了所谓的“谢罪疲劳论”。一些政治势力声称，日本国民对中国要求日本“谢罪”已经感到厌倦，因为不管日本怎样道歉，中国也不会满意，中国就是要对日本打历史牌。这种观点在日本新一代政治家中有较大影响。这种看法当然是毫无根据的。早在中日恢复邦交之前，中国领导人即提出中日两国应向前看。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以及1978年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时，中国采取的都是这种态度。如果不是后来日本不断发生美化、否认侵略历史的严重事件，中国不会一再提出历史问题。无庸讳言，自70年代以来，日本领导人也确实陆续对中国做过一些道歉，在对侵略战争的表态上也逐渐有所进步。不过日本至今也没有对中国做过正式的书面道歉，日本社会上泛滥的否认侵略历史的思潮和言行，包括经常出现的某些高官的所谓“失言”，则使官方的表态大打折扣。
事实上在90年代，恰恰是日本自己两次错过了彻底丢掉历史包袱的机遇。一次是在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亚洲各国普遍期待日本国会能通过一项向受害国人民诚恳反省、道歉的决议，从而彻底翻过历史的一页。但是，日本国会出台的决议却使各国大失所望，受到各国舆论、包括日本进步舆论的严厉批判。第二次是在1998年，当时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中国希望日本能在双方联合宣言中就历史问题做出正式道歉，从此排除历史问题的干扰，使两国关系更好地走向未来。但中国的良好愿望却最终为日本所拒绝。2001年，两国又因日本政府的错误做法，在历史问题上再次发生严重摩擦。日本目前的状况表明，想一举彻底“了断”历史问题并不现实。
得出上述结论并非预言历史问题一定还要长期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困扰。不幸的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了50多年，战后的日本社会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军国主义残余虽然存在，却为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所唾弃，难以东山再起。对中国来说，更关注的是日本现行政策及其未来走向，并要始终把日本广大人民与少数右翼势力区别开。对于日本在历史观上存在的诸多错误认识，主要还是要靠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正直的学者和持公正态度的舆论界通过艰巨的教育工作，提高日本国民的觉悟，最终加以解决。在这一长期过程中，中日睦邻友好关系能否不断向前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
在谈到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时，中国领导人过去常讲的一句话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近两年来则常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一变化是有深刻意义的。后者包含比前者更丰富的内容，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历史问题更加务实的态度和向前看的真诚愿望。这一新的口号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的对日本政策发生重要影响。如果这一方针能得到日方的真诚响应，两国就有可能在历史问题上逐渐形成良性互动，并最终超越历史，走上“德法和解”之路。
4.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
台湾问题曾是中日复交谈判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两国复交政治前提的“复交三原则”，当时主要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来的。在70、80年代，双方在此问题上的摩擦不算突出。但90年代初以来，日本政府迎合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抬升日台关系，变相发展官方来往，日本朝野又对中国的反台独斗争持批评态度，从而使双方的摩擦日益尖锐。当前台湾问题已溢出政治问题的范围，与安全问题相联系，成为中日在政治、安全两大领域的共同摩擦点。
日本在战后长期存在一股很强的亲台势力，他们与台湾、甚至台独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台独势力最初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试管婴儿”。亲台势力的反华立场主要源自反共意识形态和对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眷恋。9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推行政治改革及李登辉大力推行亲日、媚日政策，台湾在日本新一代政治家及主要政党中的影响上升，一股新的亲台势力开始在日本政界形成。这种倾向是日本提升对台关系的重要动力。
日本调整对台政策还有地缘政治方面的深刻原因。日本的一些政治势力认为，一旦中国实现了统一，将大大增强中国的实力，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将为中国所控制。为避免这一前景，长期保持海峡两岸不战不和不统的状态，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为此他们甚至主张，不应排除在军事上支持美国对台海实行军事干预。目前尚不能断言这一战略考虑已成为日本的官方政策，但它在日本传媒的报导中，在许多日本研究机构的报告中，特别是在日本右翼的宣传中，已屡见不鲜。
1996年中日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严重摩擦。面对两国关系全面紧张的严峻形势，日本政府在许多重要场合表示，日本对台湾的立场将以1972年联合声明的内容为准，不会有任何改变，并明确做出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承诺，使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逐渐得以缓和。1999年李登辉公开提出“两国论”，2000年坚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在台湾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两国在台湾问题上未再起大的波澜。
然而，2001年春，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批准李登辉赴日“治病”，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再起。展望未来，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将长期存在，能否处理好这一分歧，将是双方在21世纪初面对的最大挑战。
5.关于钓鱼岛及相关海域的争议
长期以来，中日之间一直存在对钓鱼岛及其相关海域的领土、领海争议。在20世纪70年代，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双方采取了搁置争议的办法。80年代局势是稳定的，90年代两国在此问题上的摩擦出现上升趋势。1996年夏，日本右翼团体的成员几次公开登上钓鱼岛修建灯塔、纪念碑，日本政府却采取纵容态度，致使两国发生严重摩擦。在此前后，两国在海洋权益上的摩擦也明显增加。2000年“中国调查船”问题的凸显，即是这一状况的一个缩影。
两国在此问题上的摩擦加剧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是尽管中国对钓鱼岛问题采取了非常务实的政策，日本却一直对存在争议采取不承认态度，致使双方无法共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长此以往，不进则退，摩擦难免增加。二是冷战结束后，各国更重视经济发展，海洋权益在中日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增加了双方在争议海域碰撞的可能。三是与两国国民相互感情的变化有关。由于相互疑虑增加，一旦出现摩擦，舆论便做出强烈反应，对摩擦推波助澜。
在此应特别指出的一点是，1996年当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发生严重摩擦时，日本曾提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的问题。对此，美国政府最初持中立态度，但在日本的压力下，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随后向日本政府表示，根据同盟条约，在钓鱼岛受到攻击时，美国有义务保卫该岛。日本的做法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应，被认为是日本企图利用日美同盟对付中国的一个危险信号。
1997年以后，两国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如日本右翼在岛上的活动减弱；长期难产的新渔业协定终于在2000年生效（其中划定了海上联合管理区）；同年，为解决海洋调查船在争议海域作业的问题，经双方磋商决定建立“通报制度”，等等。事实表明，在领土、领海争议问题上，只要双方有诚意认真进行协商，即使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使争议得到较好的控制应是可以做到的。
6.关于在日美安保同盟与IMD问题上的分歧
1996年日美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后，经过一系列积极活动，至1999年，加强安保同盟的计划基本完成。重新定义后的日美同盟扩大了活动范围，改变了防范对象，加强了日本的作用，其性质由防御转变为进攻。日美的这一举动引起中国极大的忧虑，形成了中日安全关系上的一个重大摩擦点。
日美强化军事同盟是有深刻原因的。其一是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的凝聚力下降，经济摩擦上升，克林顿政府决心通过再定义的做法，缓和美日矛盾，巩固与加强两国同盟关系。其二是中国崛起的趋势日益明显，加之台海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国际上的“中国垮台论”变成“中国威胁论”。防范中国则成为美日加强军事同盟的重要动力。其三是美国对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感到力不从心，企图借重日本。日本的国家战略也开始向发展强大独立的军事力量、争取做“普通国家”的方向转化，但受到国际、国内条件的种种限制，日本只能通过加强军事同盟“借船出海”。总之，扩大日本在亚太安全中的作用已成为美日两国的共识。
在20世纪70、80年代，中美日在安全上曾建立共同抗苏的战略合作关系。当时中国对日美军事同盟虽然并不赞同，但也不再反对。但是，在冷战结束、国际形势明显缓和的情况下，日美却强化军事同盟，并将主要矛头指向中国，中国表示忧虑与反对是理所当然的。日本至今不愿将台湾排除在日美防卫合作覆盖的范围之外，一些高官甚至还公开对此做出肯定的表示，中日双方有因此形成战略对抗的危险。为避免这一危险的前景，日本实践安保条约不针对中国的诺言，将台湾排除在防卫合作的范围之外，是唯一理智的选择。
作为加强日美同盟的重要一环，美日联手研发TMD，是近年来中日安全分歧进一步加深的重要原因。美日声称这一举措是维持东亚安全现状的保障，实际上却是破坏现状的严重步骤。它将导致地区军事力量失衡，引发新的军备竞赛。特别是由于这一系统建成后可能被用于“保护台湾”，更引起了中国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
7.关于双方的战略猜疑
所谓“战略猜疑”是指：1992年以来在中国不断升温的对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谋求与美国“合霸亚太”的担心和与此同时在日本严重发展起来的“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这是中日间的深层次问题，两国间的其它问题都与这一问题有一定的联系。近年来的情况表明，正是由于双方之间战略猜疑的不断加深，双方解决具体分歧的难度大大增加了。
中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即有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和走军事大国道路的担心（对后者的担心主要产生于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历史上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在现实中，日本国内又总有一股势力否认历史，为军国主义张目。在此情况下，中国有这种担心是不难理解的。在较长时期内，这种担心通常伴随双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的摩擦出现，事情过后又逐渐平息，处于时隐时现的状态。
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上升，新国家主义思潮泛滥；另一方面，日本军事力量加速发展，日本追随美国利用军事同盟干涉他国事务的可能性增长；加之中日在台湾、历史等问题上的摩擦增多，所有这些加深了中国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担心。日本是否会背离和平发展的道路，日美同盟的强化是否会逐渐形成美日“合霸亚太”的局面，这些问题已成为中国外交界、学术界热门的话题。虽然中国的对日基本政策并未改变，但严重存在的战略疑惑使中国不得不对日本的发展方向时刻保持警惕。
90年代以来在日本广泛出现的中国“威胁论”、“霸权论”以以下几点为主要“依据”：(1)中国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过程中，军费增长过快，导弹与核力量不断增长，军事发展严重缺少透明度；(2)为实现统一，中国不断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拒绝承诺放弃武力解决手段，这种做法可能对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形成严重威胁；(3)中国在许多问题上打压日本（其中最使日本耿耿于怀的，莫过于中国对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持的“暧昧态度”），阻止日本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4)中国崛起将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与美日争夺对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日本对中国的这种战略猜疑是缺乏根据的。
首先，国防现代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这是中国的基本权利。凡是持客观态度的人都承认，中国的军事实力远比不上美国，在许多方面与日本也无法相比，这种状况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所谓“中国军事透明度不高”并不能抹杀这一事实，即在军费问题上，恰恰是美日最没有资格指责中国。
其次，争取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的内政。冷战结束后，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台独势力迅速膨胀，台海局势不断恶化。在此情况下，中国开展反台独斗争（包括进行军事演习），是为了威慑台独势力和企图插手台湾的外国势力。如果不是美日反华势力破坏“一个中国”的原则，支持和怂恿台独势力，台湾海峡肯定会平静得多，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进程也将顺利得多，日本当然也就不必担心其海上通道因战争受阻。
再次，从原则上讲，既然中国支持多极化趋势，就应支持日本成为世界“一极”的努力，支持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至今对此仍有所保留，主要是因为日本始终不能彻底甩掉历史包袱，取信于亚洲各国。日本如果真想在走向普通国家和政治大国的道路上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支持，就应以实际行动处理好历史问题，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国的发展壮大恰恰是在改革、开放、逐步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实现的。90年代以来中国加入国际机制的步伐明显加快，已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的成员，不久前中国又加入了WTO。这些事实表明将中国与历史上企图以武力改变现存秩序的新兴大国相提并论是毫无根据的。
要消除中日双方严重缺乏信任、互存战略猜疑的状况决非易事，它取决于中日两国主、客观许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两国的国内政治状况，领导人的胆识与远见，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前景，两国处理最棘手的历史、台湾问题的方式，以及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演变，等等。其中的关键是两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如果日本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做军事大国；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两国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决不称霸，那么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相互战略猜疑的问题应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三、结论
从近十年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中，可以得出三条基本结论：
第一，与两国复交后的前20年相比，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双方在安全上共同抗苏的因素完全消失，安全摩擦明显上升；(2)经贸关系取得巨大发展，已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坚强纽带；(3)双方的地区与国际合作逐步加强；(4)两国间经济差距缩小，综合国力的对比改观，开始显现出“强强关系”的特征。在此情况下，一方面，两国基本上维持了友好合作的框架，建立了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两国间的友好气氛下降，分歧、猜疑、竞争明显上升，出现了友好合作与摩擦竞争并存的局面。
第二，两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包括冷战格局的结束与苏联解体、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日本政局的重大变化和长期经济衰退、台湾问题的凸现，以及两国老一代领导人退出历史舞台等。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冷战终结。对于这些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中日两国显然都准备不足、认识滞后，致使两国间的摩擦明显增多。1997年至2002年中日关系的改善和相对平稳发展，是双方适应新环境逐步调整利益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结果，而两国确立伙伴关系则是这一调整的重大阶段性成果。这一调整仍在继续，还要持续较长的时间。
第三，在过去十年里，尽管分歧与摩擦明显增加，中日关系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进展。从十年发展的曲线来看，两头较好，中间较差，最新趋势是向上的。可以预言，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还会有种种曲折，但作为经济互补性很强的两大邻邦，双方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利益毕竟是主要的。只要中日双方能坚持声明与友好条约的精神，共同维护1998年联合宣言为两国关系确定的新框架，坚持2000年两国共同提出的“增信释疑”的重要方针，牢记“和则共荣，斗则俱损”的历史遗训，中日关系就一定能逐步走出冷战后的困难时期，进入一个较为平稳、正常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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