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变局下日本保守主义势力的“拥核”论动因及前景分析
陈友骏 王 琨
[内容提要] 作为日本基本防卫政策底线之一的“无核三原则”，对日本政局的稳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日本保守主义势力一直存在修改无核政策的设想并频频挑战无核底线。新世纪以来，日本保守主义政客及学者多次公开发表“拥核”论，推动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在东北亚安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日本保守主义势力重新掀起“朝鲜威胁论”、质疑美国的“核保护伞”的可靠性，鼓吹修改“无核三原则”，企图实现国家“拥核”的目标。因受到民意、国际舆论和《核不扩散条约》等方面的掣肘，尽管日本拥有先进的核技术应用及开发能力，但短期内仍无法突破“无核三原则”，也不可能拥有和制造核武器。
[关 键 词] 日本 保守主义势力 “拥核”论 无核三原则 朝核问题
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佐藤政府提出“无核三原则”(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在1967年的国会预算委员会上首次公开阐述日本政府关于防卫政策体制中有关核问题的政策，即“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后被称为“无核三原则”。在翌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佐藤荣作进一步阐明了包括三原则在内的核政策的“四个支柱”，即(1)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2)从切实可能的方面着手推动核裁军；(3)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基础，依靠美国的核遏制力对应核威胁；(4)全力促进和平利用核能。 以来，无核战略一直是之后日本历届政府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且日本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等多个重要国际场合，反复宣传其所奉行的无核化政策，即，现有核能的利用与开发都是针对民用领域的。
当今世界，人类进入了科技迅速发展的新时期，《核不扩散条约》并没有阻止核技术、导弹技术的扩散。继美、俄、英、法、中、印、巴之后，伊朗的核开发能力开始稳步增长，朝鲜也多次进行“核试验”。同时，特朗普上台后，完全否定了奥巴马“无核世界”的理念，提出了大幅扩充军备，更新升级核武库的主张。在东北亚局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日本保守主义者“拥核”论的呼声愈加强烈。
一、日本保守主义势力的“拥核”论急剧抬头
日本保守主义势力在二战之后并没有消亡，相反却经历了残存、发展甚至扩大的过程。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经历了传统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民族保守主义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其基本理念及统治思想并没有因应而变，相反，却变得更为“执着”、更为“坚定”。简言之，日本保守主义的基本理念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的传统理念与价值观，追求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鼓吹日本政治及文化的优越性，意图实现日本的经济繁荣与国家强盛，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等。与之相关联，日本保守主义势力是指以日本保守主义理念为基本信仰的团体及个人，涵盖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广泛领域，相关政治势力及保守主义政客等是其主要代表。当下日本保守主义势力更为强调捍卫“国家利益”，追求所谓“正常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大国的目标，并积极主张增强军备实力。值得注意的是，保守主义势力染指核问题，意图实现“核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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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拥核与否的问题上，日本国内一直争论不休，从“无核化”到“最小限度的核武装”(2) 日本政府2016年4月1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核武器持有问题”的答辩书，表示：日本宪法并未禁止拥有、使用核武器。答辩书称，在法理上，宪法第九条未禁止日本拥有旨在自卫的必要且最小限度武力。因此，即便是核武器，若在必要且最小限度范围内，拥有它也未必受到宪法禁止。 ，再到“核武装论”，从20世纪50—60年代到新世纪，拥核言论愈演愈烈。(3) 日本研究学者尹晓亮、文阡箫认为，20世纪50—60年代就有人提出要进行核武装，如1957年岸信介曾公开表达了“拥核”观点；1964年佐藤荣作认为，“如果其他国家有核武器，理所当然我们应该也拥有”；1969年在日本内部发布的政策大纲中也提及，“要保留发展核武器的技术及经济手段，在必要时进行开发，并附言不管面临外界多大压力都要进行核武装”等。参见尹晓亮、文阡箫：《从“潜在拥核”到“现实拥核”：日本核政策的两面性与暧昧性——基于日本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分析》，《外交评论》2016年第2期。 这些“拥核”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张引进美国的核武器；另一种则是强调“自力更生”，推动自己研发、制造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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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其中，部分保守主义政客实际扮演了极为糟糕的“带头人”角色。他们借助不同公共场合，不断挑战日本在战后核问题上的政策底线(参见表1)。除了保守主义政客发表各类“拥核”论外，也有自卫队高官和学者认为日本自身必须要发展核武器，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曾任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的田母神俊雄及曾任陆上自卫队陆将补(相当于少将军衔)的矢野义昭等。
表1 日本保守主义势力在“拥核”问题上的相关代表性言论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4) 具体资料包括相关书籍、期刊以及各类网站等，参见徐万胜等：《当代日本安全保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0—112页；高望来：《核时代的战略博弈——核门槛国家与美国防扩散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86—87页；李春玲：《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与日本的“核武装”问题》，《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05年第4期，第106页；《菅义伟回应特朗普允许日本拥核：无核三原则不改变》，人民网，2016年3月28日，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6/0328/c35469-28232896.html[2019-05-22]；《日本自民党高层再提修改“无核三原则”》，央视网，2017年9月18日,http://news.cctv.com/2017/09/18/ARTIM8ZOcPh0sfSkojPT98Us170918.shtml[2019-05-22]。
以田母神俊雄为例，其鼓吹日本拥核并多次公开发表言论，并出版论著《新国防论》、《猴子都能理解的日本核武装论》和《日本核武装计划》等，直白地表明了日本拥核的真实想法。(5) 田母神俊雄『真·国防論』、宝島社、2009年。田母神俊雄『サルでもわかる日本核武装論』、飛鳥新社、2009年。田母神俊雄『日本核武装計画』、祥伝社、2013年。 这一论调也得到了学界的支持。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副教授托帕洛夫(Liubomir K.Topaloff)撰文称，地缘政治的变化正在为日本成为核国家提供一个机会窗口，如果日本希望发展核武器，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这个时机开始发展更好了。(6) Liubomir K.Topaloff, “Japan’s Nuclear Movement”, The Diplomat , 21 April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4/japans-nuclear-moment/[2019-06-22].此外，鼓吹“拥核”的保守主义代表学者还有伊藤贯、中西辉政、平松茂雄等。他们在日本“核武装”的方式上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方案，如独自研发和运用核武器、要求美国在日本领土部署核武器、战时美国向日本提供核武器等等。(7) 参见徐万胜等：《当代日本安全保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2—113页。
尽管“拥核派”不断试图鼓吹相关言论并以此影响社会思潮及政府政策，但“无核”战略仍是日本社会与政治的发展底线与基本方向。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无核化政策受到了大多数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无核政策让日本在较为和平的背景下进行平稳而又快速的经济发展。持有此类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野党领袖枝野幸男等。
第一，核材料。从核原料角度而言，日本以发展核电站为由不断囤积核材料，目前拥有47吨钚，其用量相当于6000枚核弹。而且，《日美核能协定》已自动延长，意味着日本可以继续持有47吨钚。(27) 「プルトニウム、政府は説明を元日本側交渉代表 日米原子力協定延長」、『読売新聞』2018年7月18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3592021.html?iref=pc_ss_date[2019-07-13]。
2016年3月，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语出惊人，竟然公开支持日本和韩国独立发展自己的核威慑能力，而其理由是这将有助于减轻美国为两国提供协防的压力。对此，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即刻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评论，称日本将继续坚持其无核原则，“不持有、不制造、不运入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是政府的重要基本政策”。(8) Anna Fifield,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bewilderment at Trump’s suggestion they build nukes”, Washington Post ,28 March 201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in-japan-and-south-korea-bewilderment-at-trumps-suggestion-they-build-nukes/2016/03/28/03eb2ace-f50e-11e5-958d-_story.html?utm_term =.f59f027babdf[2018-01-28].此外，日本政府还多次在国际场合表示将积极致力于维护核不扩散机制，并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下努力推动废核决议。实际上，日本自1994年至2017年连续20余年提出废除核武器决议案，由日本主推且于2016年12月提出的“全面消除核武器”决议被联合国大会所采纳。(9) Daisuke Akimoto, “The Nuclear Weapons Prohibition Treaty and the Paradox of Japan’s Nuclear Ident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Studies , Vol.9, No.2, 2018, p.63.
第二，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都出现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反复性，并且“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行事作风致使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前景愈发扑朔迷离。实际上，无论是伊核问题还是朝核问题，特朗普政府在对待核问题上显然都缺乏有效的解决方式。而所谓最为有效、且最为明确的政策，就是不断扩大政府对核武器的投入，以提升美国的核战力，完全不顾及这一政策可能对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造成的战略性恐慌。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版《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希望政府加大核武器的投入，研发新型核武器，提高核威慑力的战略目标等。对此，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认为，当前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朝核问题上一直“发出混乱的信号”，“我们缺乏一个有效的(对朝)策略”。(20) 参见刘晨、郭一娜：《专访：美朝应尽早举行高级别对话解决朝核问题——访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新华网，2017年8月11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7-08/11/c_129678669.htm [2019-06-30]。 布朗大学教授尼娜·塔纳瓦尔德在《外交事务》上更是撰文称：“关于核战略，特朗普对核武器及其在联盟中的作用等知之甚少，对核武器的使用、核不扩散、核裁军规则也很少关心。”(21) Nina Tannenwald, “The Vanishing Nuclear Taboo?”,Foreign Affairs , Vol.97, No.6, 2018, p.23.果不其然，在进行美朝会谈的准备过程中，特朗普几度突然“变脸”，甚至是取消原定会晤计划等，根本没有展现出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诚意。受其影响，美朝间尽管已举行三次首脑会谈，但就核武器问题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而在应对东北亚核态势的问题上，特朗普更是抛出日、韩可以拥核等“惊人”言论，导致东北亚局势更为紧张。由此，特朗普政府的核战略及其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反复性，进一步激化了日本对美国“核保护伞”的怀疑。
实际上，安倍自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右倾化的政治措施，促使保守主义势力看到了不断增强军事力量、甚至是拥核的希望。日本保守主义势力认为，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并不可靠，且降低了日本的自主外交能力，拥核可以提高自卫能力的同时，扩大自身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可以不受美国干涉的同时，提高核遏制能力的可靠性；可以保证日本在安全保障上的独立性等等。
日本保守主义势力不断鼓吹拥核论、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给主流的无核政策带来很大冲击。而历史上就已经突破“不引入”原则的“无核三原则”开始不断被国际社会质疑，同时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都对日本的无核化政策感到担忧。
二、日本保守主义势力的“拥核”论动因分析
从最初的传统保守主义到新保守主义、民族保守主义，日本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一脉相承”。而且，当下的保守主义思潮更强调捍卫日本的国家利益，追求“正常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大国的目标，主张增强军备力量等。这实则是战后日本“拥核”思想的发展主线。
综上所述，段成式的交游范围十分广泛，涉及诗人、僧人、官员、仆人以及其他各色人等，但重点交游范围为喻凫、元繇与韦蟾等诗人，以及僧无可、僧栖简与僧靖奢等僧人。从时间上来看，前期与僧人往来较多，后期与诗友交往较多。从地点上来看，属襄阳一地交游范围广，次数频繁，段成式的存世诗歌很大一部分作于此地。段成式的交游既与他的宦海沉浮有重要影响（如李德裕、徐商等），也为他的诗文与笔记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艺术土壤，最终成就了《酉阳杂俎》一书内容繁杂、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特点。
除此之外，客观而言，国际政经格局的转变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嬗变，是引发日本“拥核”呼声愈加强烈的大背景，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除中美对立和安全合作机制缺失等地区性因素的影响之外，三大内外不确定性因素给了日本保守主义势力可以“拥核”自卫的“完美”理由。
在日本国内的保守主义势力看来，中美矛盾的激化及对立态势的形成，将迫使日本被动性地“选边站”，而倒向美国还是倒向中国，是个艰巨但必然的选择。日本保守主义势力将对美关系及日美同盟视为生命攸关的主要矛盾，相较而言对华经济合作则只是略有影响的次要矛盾。鉴于此，中美对立及中美“脱钩”态势一旦形成，日本则必须毫无条件地与美国保持一致，而东北亚的地区格局也将随之转变为以意识形态来划分的新对立态势，日本则站在对立阵线的“最前沿”。以此为背景，日本希望实现“自我保卫”的呼声就愈发强烈，而相较于拥有核武器且具备核打击能力的中国，这一被日本保守主义势力视为最大的外在安全威胁之一的国家而言，日本显然处于下风。因此，“拥核”战略就成为其短时间内实现中日战力平衡的主要方式及手段。
第二，与政治、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相比，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明显缺失，难以对共同的地区安全问题进行多边、有效的协商和解决。总体而言，从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视角来评估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合作及战略对话，经济问题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其次是政治问题，排在最后的则是安全问题。应该说，经济合作是维护东北亚地区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但与之相比，安全合作的显著不足及安全合作机制的不完备就成为影响未来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最不确定因素。
综上所述，在安倍政府不断右倾化的政治背景下，美国带来的不确定性促使日本保守主义势力对其所提供的“核保护伞”的可信性进一步降低，同时，朝鲜核试验也成为日本保守主义势力鼓吹“拥核”理念的催化剂和政治口实。
第一，以经贸摩擦为代表的中美对立态势的出现，成为影响东北亚地区局势发展的非稳定性因素之一。毋庸置疑，中、美同为影响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主要大国，二者间的矛盾或摩擦极易对第三方国家或地区产生深刻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东北亚地区原本就是中美两国战略博弈的主要阵地，并且两国在这一地区均存有不同的战略诉求和政治影响力，因此，中美矛盾的升级极易加剧这一地区的非稳定性。
仔猪红痢由C型魏氏梭菌的外毒素引起，主要发生于1周龄以内的仔猪，以1～3日龄新生仔猪多见，偶发生于2～4周龄以下的仔猪。发病仔猪由于肠黏膜炎症和坏死以排出红色稀粪为特征，病程短，死亡率高。
(一)朝鲜核试验引发的“朝鲜威胁论”
东北亚安全问题一直处在日本安全战略的重要位置。2017年朝鲜多次进行导弹和核弹试验，引起了日本的恐慌。同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指出，朝鲜的军事动态对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造成了“重大而紧迫的威胁”，并得出结论：朝鲜并没有改变继续开发核武器的姿态，而这将会给日本安全带来巨大隐患。(13)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Annual White Paper)”, 2017, p.60.https://www. mod. go. jp/e/publ/w_paper/2017.html[2019-06-27]. 日本在2018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中，继续渲染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各类挑战和不稳定因素日趋明显和激化”，并再次利用“朝鲜威胁论”，以提增日本的危机感。(14) Ministry of Defense, “Defense of Japan (Annual White Paper)”, 2018, p.45.https://www. mod. go. jp/e/publ/w_paper/2018.html[2019-06-27]. 对保守主义势力而言，朝核问题不失为日本拥有和发展核武器的“完美”口实。
与此同时，从历史角度而言，日朝关系自战后一直没有转暖的迹象，邦交正常化谈判自1991年起谈了15年，而后因2006年朝鲜核试验而中断。在其后的“六方会谈”框架下进行过的几次局长级会谈，也没有实质性进展，2009年朝鲜进行第二次核爆之后双方再无谈判。(15) 参见郝群欢：《朝鲜核试验与日朝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6期，第13页。 朝鲜核试验使得日朝关系数度紧张。自2003年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以来，朝鲜已经进行六次核试验；2016—2017年两年内，朝鲜进行三次核试验和40余次导弹试验，并且朝鲜成功进行氢弹试验后，声称要“炸沉日本”。(16) Anna Fifield, Dan Lamothe, “North Korea fires another missile over Japan, triggering warnings and condemnation”, Washington Post ,15 September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orth-korea-fires-another-missile-from-near-pyongyang-reportedly-over-japan/2017/09/14/9d465988-9999-11e7-a527-3573bd073e02_story.html?utm_term=.6b6638965013[2018-10-01].朝鲜的咄咄逼人，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对朝的恐惧与担忧，而囿于日朝双方缺乏有效的外交沟通及管控渠道等，朝鲜的核试验及导弹试射等有可能引发日本的战略误判，导致日朝间触发冲突乃至战事。在对朝沟通不畅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则在各个多边及国际场合呼吁加大对朝鲜的制裁，迫使后者放弃核武计划等。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17年朝鲜两度进行核试验，日本表示其严重威胁了日本安全，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以及国际社会就核不扩散所坚守的共识，违反了《日朝平壤宣言》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表示强烈谴责和抗议。(17) 外務省「北朝鮮による核実験等に関する国連安保理決議の採択について」、2017年9月12日、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4e_001720.html[2019-06-22]。 与此同时，为应对朝鲜核试验，日本不断加强其防御系统、增强其军费预算，日本保守主义势力更是以此为借口要求进行核武装。日本在目前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中增加了两套陆基宙斯盾系统，扩充更多层次的拦截能力。同时，日本扩大了军费预算，内阁会议于2017年年底通过了5.19万亿日元(约458亿美元)的国防预算，2018年底又批准了5.26万亿日元(约472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同比增幅为1.35%，预算额度逐年攀升。
(二)美国的不确定性因素
战后的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日本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并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鉴于此，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提是日本的安全得以保障，而日美同盟是其安全保障的重要支柱，也是其无核化政策的基本前提。但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促使日本保守主义势力不断质疑美国所提供的“核保护伞”的可信性。
第一，日本保守主义势力对美国的“核保护伞”持不信任态度，即保守主义者认为倘若日本遭到核攻击，美国不会冒自己遭受核攻击的风险而实施核反击。美国所承诺的“核保护伞”，不过是对同盟国和假想敌国的外交战略的需要，是政治宣传。实际上，尽管同盟国遭到核攻击，美国也不可能做出牺牲本国国民利益而实施核反击的军事选择。(18) 参见徐万胜等：《当代日本安全保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1—112页。 美国近年来的种种举动，验证了日本保守主义势力的猜测，即金融危机后，美国撤走了可搭载核弹头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奥巴马执政后，提出“无核化世界”的构想，在2010年的《核态势报告》中宣布美国将削减核武器、停止发展新核武，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等。
施工企业作为社会人，同时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追求效益最大化，这是一个企业生存的目标，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考虑到成本与质量的相互关系，施工企业过分追求额外效益，会对工程项目的质量产生影响，偷工减料、更换劣质材料和设备等事件，在工程施工行业时有发生，这考验着施工行业人员的素质、信誉和社会责任心。
不仅如此，日美对朝核问题认知上的差距，也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对美“核保护伞”的质疑与担忧，这尤为表现在特朗普政府时期。2019年5月初，朝鲜先后两次进行短程导弹试射，而在5月底的日美贸易谈判中，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原因不仅仅因为日美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还因双方在朝鲜5月初试射的短程“飞行物”态度上表态截然不同——日本认为朝鲜违反了联合国决议，但美国并不认同。(19) Kyoto, “Abe, Trump unlikely to issue joint statement following their meeting in Tokyo in late May”,The Japanese Times , 19 May 2019,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9/05/18/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abe-trump-unlikely-issue-joint-statement-following-meeting-tokyo-late-may/#.XONjJWhKg2w[2019-06-20].
由是观之，日本将朝核问题视为一个实质性威胁，并且是造成日本大规模伤亡的大概率事件。与之相比，尽管美国将朝核问题视为威胁，但也仅是潜在性的、抑或是臆想性的，因美朝间尚有相对较远的距离，且美国具有高超的导弹拦截技术，所以，朝鲜核武器真正威胁到美国本土的概率基本为零。因此，日、美两国实则在朝核问题的威胁认知上存有巨大的现实性差距，这也是引致二者在应对这一问题时战略态度迥然不同的动因所在。
尽管如此，关于“无核三原则”早就被日美同盟合作机制打破。换言之，双方实际是以“核密约”(即“安保核密约”)的形式，确认了美国可以将“包括中远程导弹在内的核武器运进日本，并建立储存基地”。(10) 参见尹晓亮、文阡箫：《日本在无核三原则下的隐蔽诉求——基于日美核密约的解读》，《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5期，第37页。 据美国解密档案显示，日美之间在关于核武器、移交冲绳管理权和朝鲜半岛出现紧急事态的作战行动上，已经存在四个密约，其中两个涉及核武器：(1)1960年新《日美安全条约》达成了允许美军携带核武器进入日本，并在日本港口停泊；(2)1969年佐藤荣作与尼克松签署了一份关于归还冲绳岛的“谈判备忘录”，其中提到美军归还冲绳时须撤出核武器，但美国有再次向日本运进核武器的权利。
第三，特朗普自执政以来所执行的各种含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也对日美同盟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受其影响，日美关系在各个领域产生摩擦，如在军事领域，特朗普要求日本承担更大比重的驻日美军的防务开支；在经济领域，特朗普不满日美间的巨额贸易逆差，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甚至威逼安倍政府签订日方难以接受的贸易协定。此外，特朗普一上台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对安倍而言，TPP是“安倍经济学”的主要支撑，是促进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方针。(22) 参见凌胜利、刘琪：《特朗普之下的美日同盟关系及其未来走向》，《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4期，第22—26页。 在日美安全同盟上，尽管特朗普上台后美方在多个场合不断承诺会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等保护日本(如2017年2月的日美联合声明、2017年8月的美日防长和外长安全磋商“2+2”会议、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2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Posture Review”,2018,p.22.https://media.defense.gov/2018/Feb/02/2001872886/-1/-1/1/2018-NUCLEAR-POSTURE-REVIEW-FINAL-REPORT.PDF [2019-07-27]. 及2019年1月美日防长会晤等)，但日本保守主义势力对日美同盟的稳固性、对美国提供“核保护伞”的保证依然持怀疑态度。
原料：大米 25 g，黑米 25 g，大豆 25 g，红豆 25 g，核桃仁 25 g，花生 25 g，红枣 15 g，桂圆 10 g（2人份）。
由此，特朗普政府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等，加大了日本对日美同盟及美国所提供的“核保护伞”的质疑，这进一步助长了日本保守主义势力要求“拥核”言论的抬头与扩散。
(三)安倍政府右倾化的政治主张
自从日本提出“正常国家”政治理念之后，一直把提高防卫力量作为其国家战略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24) 学者刘卫东认为，保守主义的“正常国家”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修改宪法并获得集体自卫权；促进联合国改革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扩展自卫队的职能；进行全球性外交拓展，等等。此外，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还涉及核武器问题的讨论。参见刘卫东：《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9期，第15—22页。 安倍晋三在2006—2007年第一个首相任期期间，日本通过了《国民投票法案》，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安倍2012年末再度出任首相后，日本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主要负责解决、应对国家安全问题。嗣后，日本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新安保法”，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代替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制定了“安全技术推进制度”(以提供科研经费的方式对军事防务相关技术进行研究)，解禁“集体自卫权”，并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等等。这些行为旨在使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即在军事上有自主防卫的能力。这也是保守主义势力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即希望日本政府从“借力型的安全防卫战略”调整为“独立型的安全防卫战略”，从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安全观转向为具有自我保护的军事防卫力量和作战能力的独立安全观。(25) 参见陈友骏：《日本的新政治经济观》，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47页。 不仅如此，一直致力于修改安保法与宪法的安倍政府，多次妄图通过夸大半岛危机来达到修宪的政治目标，进而实现所谓“正常国家化”的战略意图，同时保守主义势力更是借机鼓吹“拥核”，突破核武限制，以提升日本的战略战力。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日本一直有追求“军事大国”的目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别呦呦说：“有一种野菜叫燕子不来香，叶芽香嫩，吃了第一口，想吃第二口，可惜现在见不着了。”我说：“燕子不来香，这名字好听。”别呦呦说：“这种菜，要早采，燕子一来，它就变得腥臭，不能吃了。”一边走，一边唱：
第一，以指导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和自卫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防卫计划大纲》为例，其是日本军事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指导，有效期一般为十年。自接受“正常国家化”战略理念后，日本频繁修改防卫大纲，从“基础性防卫”到“机动性防卫”，再到构筑“综合机动防卫力量”，每一次修订都折射出日本提升对军事战略的重视程度、扩大军事力量及规模的战略意图。
第二，日本自卫队虽然有“防卫”之名，却有进攻能力之实，且实际战力不断增长。根据2019年世界军力分析网站“全球军力”提供的数据，日本已经成为排名第六的军事大国，仅次于美、俄、中、印、法。(26) “2019 Military Strength Ranking,” Global Firepower,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ies-listing.asp[2019-08-10]. 在所谓周边安全防务思想的主导下，日本海上自卫队以“反潜直升机驱逐舰”的名义，实则走入了准航母时代，其中的大隅级、日向级、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稍加改装后就可以成为颇具军事打击力的航母。
第三，日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活动范围不断扩大。PKO法案的通过和修订，促使日本实现了从派遣非战斗人员到派遣武装人员的过渡。“9·11”事件后，日本向海外派兵力度加大，并首次派出作战部队。在加强日美合作的旗号下，日本政府通过《国民保护法案》《支援美军行动实施措施法案》等一系列“有事立法”，不断放宽对海外派兵的限制，自卫队活动范围不断延伸，早已大大突破《周边事态法》中日本对美支援仅限“周边地区”的规定，触角伸向印度洋、非洲之角和中东地区，并在吉布提建立了二战后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2014年日本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议案，进一步对武器使用等放宽限制。2015年的“新安保法”更是扩大了维和行动的任务和范围。
消防中介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也能带来许多优势。 第一，消防中介组织能够给予政府技术上的支撑，由于消防安全问题日趋复杂化，政府财政收入有限，公安部门的技术难以满足当前变化多端的环境形势，需要依靠消防中介组织的先进专业技术，才能更大程度杜绝安全隐患，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第二，对于消防监督执法部门而言，借助消防中介组织的力量，通过合理有效的管理，可以弥补当前消防监督力量不足的局面。
由是观之，一方面，从核密约的内容视角来看，“不引入”原则早已被打破。1969年11月，佐藤荣作访美讨论“收归冲绳”，日美双方发表了“佐藤—尼克松联合公报”。在公报的基础上，佐藤与尼克松还秘密签署了一份新的“核密约”，即“冲绳核密约”，基于此，日方同意美方在归还冲绳行政权后仍有权向冲绳“运进”核武器。需要指出的是，该密约内容还包括：“在重大紧急事态发生之时，美国政府在与日本政府事前协商的基础上，拥有将核武器再次运进或通过冲绳的权利。”(11) 同上，第37—38页。 另一方面，基于史实资料的判断，“不引入”原则业已名存实亡。自1964年至1985年的22年间，美国核潜艇停靠横须贺和佐世保港口180余次；1972年美国对北越再次进行轰炸时，该年停靠次数更是高达30余次。(12) Tsuneo Akaha, “Japan’s Three Nonnuclear Principles: A Coming Demise?”,Peace &Change , Vol.11, No.1, 1985, p.79.近年来，在日本本土及周边海域，美国具有核攻击能力的航空母舰等舰只以日本基地为母港，携带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核潜艇能够停靠、进出日本港口，并常年游弋在日本附近海域；在日本三泽等基地，美国部署有100余架可携带战术核武器的F-15和F-16战机。
而谈及当前的东北亚安全态势，朝核问题依然是牵涉地区安全的最重要议题之一，涉及中、日、韩、朝等国的安全战略发展方向，同时域外国家美国的干涉，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局势及朝核问题的非稳定性发展。而且，因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事作风及东北亚局势的转变，曾经的“六方会谈机制”逐渐淡出政治视域，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俄、韩等主要相关国对朝鲜单独接触的双边机制。这其中，唯独缺少了日本的参与和对朝接触。日本在朝核问题上的“被边缘化”，促使其急于在东北亚域内构建必要的安全合作机制，尤其是针对朝核问题的安全合作机制。
随着高校扩招，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很多本科毕业生纷纷加入考研大军，因为普通本科文凭在就业时已经没有优势。大学生就业难与用工荒同时存在，究其原因是大多数学生在小学至高中接受的应试教育模式与大学的自主学习模式转变中无法适应，以及大学的通识教育、同类化教育所致。学生长期以来接受的是被动式教育，在考大学填报志愿时往往并不了解所填报的专业的情况。
三、日本“拥核”前景分析
当下朝鲜核态势使得东北亚局势依然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美朝领导人的三次会晤、蓬佩奥的四次访朝并没有为朝核问题带来实质性的缓和效果。另一方面，日本保守主义思潮持续蔓延，保守型高官、政客以及学者等不断鼓吹要求“拥核”。日本是否会走向真正的拥核之路？或许主要取决于三方面条件——技术能力、外部限制和政治意愿。
(一)最基本条件的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主要是指日本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其最基本的要求是拥有核材料、掌握核处理技术和运载火箭技术。从条件和能力上来说，日本自身研发、制造核武器早已被外界认为是轻而易举的事。
及时清卸籽粒和葵盘，以免储存箱满后溢出或卸籽时卡堵。收获到地头，应继续保持发动机的作业转速行驶适当距离，以便箱内葵饼完全脱离分选。
第二，核处理技术。日本的核处理技术能力，涉及核燃料的提取和浓缩技术。日本对核武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在发动侵略战争期间，理化研究所和帝国海军业已开展了核武器研制计划。战后，1954年日本重新开启核能研究，1966年进入核发电应用阶段，并于1972年建成第一艘核动力商船。50余年的核应用经验，已经使日本走在了全球核技术国家的前列。
有个笑话说，一闲汉看见大街上有一车祸现场，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他怎么也挤不进去，一时情急喊道：“让开、让开，我是死者家属。”大伙赶紧给他闪开一条缝隙，闲汉钻进来一看，地上躺着一头轧死的驴。
第三，运载火箭技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重视航天技术发展中的固体燃料火箭的研究。1970年日本发射了第一颗卫星。目前，日本已经拥有先进的固体燃料运载火箭和发射洲际导弹所需的技术，并且H2A、H2B火箭发射系统完全可以改造为弹道导弹运载核武器。
在中东地缘风险增高地区，中国石油企业的投资项目运营重点应缩短投资回收期，保证权益油提取，将投资风险降低至可控范围内，至少要保证投资资金的回收。
BIM在施工质量控制和应用常表现在技术交底、质量检查、对比碰撞检查及预留洞口施工，建立质量控制高效的沟通机制，收集整理现场质量数据和实时动态等几个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能力需要经济能力的支撑，而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完全可以支撑起研发核武器的高昂成本，所以日本虽然自身缺少核武器设计和生产的经验，但在技术层面日本能够单独研发出核武器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早在1969年，日本外务省秘密文件中就曾指出应当将“技术威慑”作为日本在核问题上的基本战略，即在奉行不拥有核武器政策的同时，“应非常小心地、总是保持制造核武器的经济和技术潜力”。(28) 参见高望来：《核时代的战略博弈——核门槛国家与美国防扩散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73—74页。
(二)内政和外交的局限
内政方面的限制，包括“无核三原则”、“和平宪法”、民意导向。日本现行政治体制下，绕过“无核三原则”与“和平宪法”的限制进行核武装，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快的方式也许就是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7年9月底解散内阁后，于11月再次当选首相，之后2018年9月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即将成为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政府的右倾化政策和保守主义思想，将会对当下日本政治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有助于保守主义势力的成长。此外，内政方面最重要的一环是民意，而日本民众普遍追求“无核化”理念。日本主流媒体之一的《每日新闻》在2017年11月11、12日进行了全国民意调查，针对是否需要提出修宪动议的提问，有66%的受访者回答“不需要”，大大超过了回答“需要”的24%。(29) 参见许永新：《日媒调查显示66%的日本民众认为不需要急于修宪》，人民网，2017年11月14日，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7/1114/c35421-29645411.html[2019-07-29]。 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广岛和长崎两地的市民，强烈支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无核世界”理念，两市市长都签署了有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20年审议大会上的反核文件。(30) Tianjiao Jiang, “From Nuclear Hedging to Korea-Japan Nuclear Weapons Free Zone: Japan’s Nuclear Options”, The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34, No.1, 2018, p.13.日本拒签《禁止核武器条约》后，“日本禁止核爆协议会”等非政府组织以及300余个地方议会都呼吁政府签署和批准该条约。
在外交层面，美国的意愿、国际舆论等是日本“拥核”的重大阻碍。日本若想拥核，首先要获得美国的同意，但在当前核不扩散条约体制下，美国作为核大国与其他核大国有着更多共同利益，允许日本核武装与默许朝鲜核试验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一旦日本拥核，美国在同盟体制下的主导地位就会受到威胁，进而影响其亚太战略甚至全球战略。美国积极支持日本进行核能研究，并不意味着任由其自由发展，而真正意图是将日本作为核不扩散进程中的支持者和拥护者，纳入自己的核战略框架体系，鉴于此，美国不可能让日本拥核。
其次是国际舆论。一心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日本一直积极维持并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而进行核武器研发和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容易引发国际社会的批评与指责。日本坚持无核化政策已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如获准进行核燃料的循环与处理，国际能源机构(IAEA)的前总干事由日本人出任等。一旦日本突破该限制，除了国际舆论之外还有制裁和孤立以及相关特权的丧失，这些与日本欲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是相悖的。
(三)日本的政治意愿
在2017年11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等积极修宪势力在众议院维持了2/3以上的议席，而2019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与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又获得了超过半数的议席(共计141席，参议院总数为245个议席)，尽管没能维持超过2/3以上议席，但仍为安倍晋三的修宪梦留有较大操作空间。实际上，安倍的思想与其外祖父岸信介一脉相承。安倍希望自己可以带领日本走上“正常国家”的道路，不再沦落为“二流国家”。与此同时，保守主义智库也对政府产生重要影响，如“21世纪构想恳谈会”，其中的岩间阳子、中西宽和、坂元一哉等三人师出同门，都是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高坂正尧的弟子，而高坂正尧曾先后担任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大平正芳和中曾根康弘的智囊，主张以军事实力作为外交政策的后盾，提议日本军费开支突破不超过经济总量1%的限制等。
另一方面，对于日本保守主义势力而言，“正常化”不过是拥有真正的主权，而主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为国家的交战权，所以日本需要有独立的武装力量，摆脱美国的控制。在保守主义势力看来，“拥核”是实现上述战略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而且，从历史角度而言，日本一直有研发核武器的企图。前文提到保守主义的各种言论和思想渊源，此处不再赘述。日本政府在坚持其“无核化政策”的过程中，实则也存在与其言论相悖的行为。以《核不扩散条约》为例，日本1966年10月在联大提出应限定该条约的有效期，但日本并未第一时间出席该条约的签字仪式，直到1970年2月3 日才同意签署，且直到1976年日本国会才最终批准。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国会批准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之前，日本就不断纠结于该条约是否限制其永远不能研发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决定加入之前发表声明，强调该条约第十条规定每个缔约国都有权自由退出。2017年在日本民众广泛支持《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进程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表示不参加相关谈判，其给出的原因包括：朝鲜不断进行核武器试验，而且并没有缩小其武器库的倾向；日本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31) Daisuke Akimoto, “The Nuclear Weapons Prohibition Treaty and the Paradox of Japan’s Nuclear Ident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Studies , Vol.9, No.2, 2018, p.63.2018年6月“金特会”之后，朝鲜半岛局势稍有缓和，但安倍晋三在出席日本原子弹爆炸73周年的“核爆日”(2018年8月6日)的和平纪念仪式后，却再次表达了不会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的观点，这和日本长期坚持的“无核化”战略相悖。2019年8月6日，日本广岛市市长松井—实在被原子弹轰炸74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向政府施压，希望日本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但这一提议再度遭到安倍政府的无情拒绝。
林肯大学教授安东尼·狄菲利坡(Anthony Difilippo)一语中的，指出日本的“无核三原则”迄今为止不过是“政策”，而非“法律”，“必要时日本拥核将会成为现实”。(32) Anthony Difilippo, Japan ’s Nuclear Disarmament Policy and the U .S .SecurityUmbrella ,New York and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193.日本在技术上完全可以成为有核国家，但囿于国际和国内的限制，使得日本短期内不可能“拥核”。就当前情况看，日本保守主义势力大张旗鼓地公开谈“拥核”仍较为敏感，只能借助“旁敲侧击”的方式，塑造所谓的不稳定、不安全的地区形势，为日本未来的拥核及修宪等创造前提性条件。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保守主义势力控制政坛的背景下，日本“拥核”的可能性确实在与日俱增。
四、结 语
以永久放弃战争为精髓的“和平宪法”、允许和平利用核能的《核能基本法》、“无核三原则”基本国策、以专守防卫为重点的国防方针以及以“重经济、轻军事”为核心的国家战略等，都在不同层面制约着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但战后的日本却一直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尤其是在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后，日本希冀继而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以此为背景，朝鲜核试验及其对日本造成的“威胁”，恰好成为其加快国家“正常化”进程的口实。
日本保守主义势力一方面在国内制造“核威胁”“核威慑”的相关舆论，另一方面幻想着美国放宽对日本的控制，即只要美国开口或者默许，日本就能够迅速实现事实上的“拥核”。此前，日本曾试图突破“和平宪法”，且在一定层面上得到了美方的默许，而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前也曾说过不排除让日本拥有核武的可能。基于这一客观背景，再加上日本保守主义势力的鼓吹以及和平主义力量的式微，日本走向“拥核”国家的可能性增加。
就地区层面而言，日本一旦拥核(无论是从美国“运进”还是自主研发)，东北亚安全局势的非稳定性将会加剧，不但会促使韩国等周边国家产生“拥核”的想法，而且会加剧日朝及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核竞争局面，同时也会对中国的国防安全和军事战略等产生重大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日本“拥核”或加速“拥核”的进程，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核竞争态势加剧，促使相关国家也产生“拥核”的扭曲想法，进而挑战全球层面的战略稳定，这会对全球范围内的核不扩散机制及全球安全稳定机制的有序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作者简介] 陈友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王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484(2019)06-011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冷战后日本经济外交战略与中日关系研究”(编号：18BGJ008)
[责任编辑：顾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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