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载道？——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期间的礼乐重建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乐论文,台湾论文,中华文化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871(2014)04－0075－09 一、前言 十多年前在台湾进行采访时，大多数受访的(古)琴家虽都记得当年当局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下简称“文复运动”)，但他们却无法清楚、具体地回想起曾经亲身参与的公开表演活动。不难理解，在那个文化与政治运动最热络的年代，这些琴家大概仅有二三十岁，而且，他们参与这类公开性演出是大多因老师推荐；很自然地，琴家们较少会特别注意当时个别主办单位的政治立场或态度。再者，当年的各项表演活动(特别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之活动)，为求政治上正知正见或为争取必要之经费支持，各项文艺活动多多少少都会冠上冠冕堂皇的名义。这种身历其中却不知其所以的感受，和我个人的成长与学习经验，有着很相似的情况。 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我，按道理，真正懂事时，“文复运动”的主要时期早过了，但在尔后的学习历程，我总是一再地被提醒着，这个没有亲自参与、具体感受的政治活动。从1992年到1996年期间，因大学主修中国音乐的缘故，我似乎迷迷糊糊地认识到“文复运动”与台湾“国乐”的产生、发展息息相关。一直到近期从事这项课题的研究，我才明白，当今台湾人，虽不太记得此政治色彩浓厚、且横跨两蒋时代的“文复运动”，然而，其对后蒋时代台湾文艺发展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以我个人为例，小学时期热衷于跳绳扯铃校队的全省①表演与竞赛，中学时期无选择地投入班际、校际的军歌比赛，高中时期活跃于校队合唱团与国乐社的各项活动与赛事之中，就读台湾文化大学音乐系国乐组(今为国乐系)和获选加入由“教育部”主办、“救国团”②承办的“中华民国大专青年友好访问团”出访巡演；或是从古琴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再从“文化大革命”到“文复运动”研究的转变，这段我个人成长或是学术探索的历程，表面上似乎没有一定的章法可循。除了个人性格使然，若追究其因果后不难发现，从事的研究对象虽一直在变，但却脱离不了身为“后‘文复运动’世代”所共有的人生经历与文化记忆。 本文的研究动机，基于学术及个人两个原因。首先，因为音乐学界有关“文复运动”着墨非常少；相反地，当年所留下的文献档案却相对完整且极为庞大，有待梳理。诸如现今存放于“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③的相关数据，为相关机构或单位当年在执行“文复运动”彼此间的公文往来，提供了最实际的研究或佐证材料。大铎信息(股)公司的“新闻知识库”陆续将当年各大报纸信息数字化，若再加上“国家图书馆”正在建制的“台湾新闻影音资料”④，这批与“文复运动”相关的文字(和少量影音)，将成为本文或未来相关研究重要的分析和书写材料⑤。 研究动机之二，是很个人的。在从事“文复运动”课题的研究与撰写的过程，时光仿佛一次又一次地倒退到大学的课堂上。大学时期，一些老师(特别是系主任庄本立先生，1924－2001)总是一再地提醒我们身在台湾的新一代中国人，幸而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自当背负起复兴“正统”(传统)中国音乐的重责大任。当年18到22岁的我们，总是满腹牢骚地抱怨，系上的合奏课，总有传统与现代国乐之分，除了小型江南丝竹、广东音乐外，我们总是不明白，为何要来个毫无新意的“古乐”大齐奏⑥？为何到了一年一度“华冈乐展——研古与创新”时，我们总要为了演出所谓的“古乐”，而劳民伤财搬出平时不用的编钟、编礊？而对外所有演出，又为何非得一定要穿上庄先生自己设计的“本立装”？从梳理这篇文章过程中，也提供了一个本人可以反思和检视自身大学学习阶段的机会。除了更明白中国音乐高等教育在台湾的发展背景，对已故的庄本立先生，更是有了另一层面的了解与敬佩。 除上述对“文复运动”介绍之外，本篇将重点放在文艺发展与其意识形态和礼乐重建之目的与经验的讨论。前者，主要以当时的官方文献与报纸报道为主要的讨论对象与分析材料⑦，以进一步了解“文复运动”对台湾文艺(特别是音乐方面)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对本土音乐的态度、巩固海外华界所起的作用等议题。后者，除了相关文字阐析外，亦将加入个人的回忆经验、相关的乐器收藏来作为讨论与分析的材料，较多的篇幅将用来讨论台北孔庙祭孔乐舞的重建经验。在结论部份，笔者企图透过梳理“文复运动”对当年台湾文艺发展及现今祭孔乐舞的探讨，提出些许个人对近期中国大陆文化复兴或雅乐重建的观察和反思。 二、“文化大革命”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一百零一周年，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之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蒋介石“发表纪念文指出国父继承道统，发明三民主义，使五千年中华文化历久弥新。参加纪念会全体人士联名建议政府规定每年国父诞辰纪念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经政府接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自此展开”⑧。我们暂且不论发表纪念文、联名建议、政府接受、“文复运动”展开如何能在同一日完成。但很明确地，从当下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以文化之名的政治运动，是两岸政权在1949年后，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角力的开场，同时，这也是两岸政权彼此在其执政“正统性”方面的直接对抗。但另一方面，从更长远的历史脉络来看，无论是“文革”或“文复”，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政治运动，却是在寻求中国文化现代性(modernity)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值得我们未来更深入地研究、比较。 虽然，有学者认为“文革”的研究在海外，但在这个即将届五十周年的纪念时刻，更因为大量口述历史和档案文献的方便取得，与“文革”相关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反观具有相似时空背景的“文复运动”，无论台湾或海外学界，对其关注的程度和出版成果却都明显不足，大陆学界对此运动的认识更是有限。在现有的少数研究成果中，又以“文复”(无论是其运动或组织)与国民党在台的“政权”确立，和其正统性之相互关系为主要论证题材。其中，林果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之研究——统治正当性的建立与转变》(2005)⑨为重要的论述之一。然而，大多学者在探索这场以文化为名的政治运动时，却往往忽视这些政治思想、文化政策，如何实际地影响台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文艺发展与转变。无论何种重要的发现与结论，独缺文化的“文复运动”研究，终令人感到些许的不足与遗憾。 学界相关研究的出版不足，也令当时“政府”留下的官方出版物，独掌主要的“文复运动”话语权。这批资料：一来是官方认定的文献档案，二来也是研究者重要的参考和佐证；但其出版或发行背后的目的，我们在引证时需格外留意。例如，《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纪要》出版目的，除了确立“文复”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定位与价值外；更企盼为未来在全面检讨“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何种地位”⑩之时，能提供有较系统且详细的数据。 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文复运动”好似一个随着“文革”一起走入历史的政治名词。但其实不然，当年的“文复运动”与其推行的政策，对台湾现今文化与艺术不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机构名称虽历经数度易名，至今仍存在于政府的组织架构中。由1990年起改组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先生担任会长)，2006年更名为“国家文化总会”，2010年再度改名为“中华文化总会”(前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刘兆玄为会长，原会长台湾现任领导人马英九、前副领导人萧万长为名誉正副会长)(11)。虽自1991年此机构已立案为社团法人之民间团体，但从以上简单的易名、会长或名誉会长人选得知，至今，此机构的组织性质，仍然脱离不了其在政坛上的独特角色；也正因如此，其工作性质和重要职位安排也常被影射有执政党的政治酬庸或白手套之嫌。 三、文艺发展与其意识形态 如同在中国内地的“文革”，自1966年起台湾开始推行的“文复运动”，同样是基于某个特定文化信念的政治运动(也是社会运动)，因为主政者相信某些合适的文化类型，可引领民族精神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和“文革”相较，在台的“文复运动”虽在今日台湾人的共同记忆(collective memories)里，似乎不是如此深刻清晰。但实际上，无论在思想和实务层面，这场政治运动对岛上的文化艺术或生活习俗的影响与其背后的意旨，不亚于其所对应的“文革”对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的影响。 一篇由孙科、王云五、孔德成等一千五百多人联合提出的一文提到：众人在“恭读”完《国父一百晋一诞辰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后，深觉发起“文复运动”的必要性(12)。而后成立的“文复会”及其相关之组织，无论是在草拟内容或推动目标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扩大。如，以编年体编著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纪要》，列举了1966到1979年间的重要事项。此书的数据来源，“除查阅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复会’)秘书处档案与各种会议纪录外，并向文复会内各委员会、文复会秘书处各组、文复会各地区分会、文复会各大专校院分会、‘中央政府’各部会局、台湾省各县市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单位、各大博物馆、各与文化有关机构(如重要之基金会、‘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等)、各报社、各电台等函索有关资料”(13)编订而成；可见“文复运动”对当时台湾社会影响之大、之深。由于篇幅和个人能力之局限，在此，笔者仅将讨论对象限定于与音乐相关之政策。现存的政策档案和报纸报道，有助我们一窥文艺发展于此运动期间的情况，前者可以反映政府与决策者的构思，而后者则能呈现这些想法如何具体地落实在老百姓的生活中。 首先，从“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寻找到与“文复会”相关的官方文件，涵盖实施要点、会议记录、工作成果报告、提案、修正草案、座谈会记录、计划纲要。而其中，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及其下另设立之各种专门性研究委员会，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和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推行与音乐有关的文艺活动内容，归纳整理后，大致可分为以下六大主题，本文仅简要提列项目内容，以利说明： (一)研订国民礼仪乐曲： 1.针对婚丧喜庆制定相关礼仪乐曲： (1)印发国民礼仪乐曲 (2)1966年度工作报告表提及： ——“教育部”制作《婚礼开始之乐》《婚礼进行之乐》《新郎新娘用印及交换信物之乐》《婚礼礼成之乐》及《奠吊之乐》《出殡之乐》《冢祭之乐》等七种国民礼仪乐曲，并经报奉“行政院”核准试行。 ——“教育部”为便于各乐团演奏，已请专家将上项乐曲制作国乐团及西乐团演奏谱各一种，即将印赠各乐团演奏，并洽唱片商灌制唱片及录音等，廉价供应海内外人士。 2.成立祭孔礼仪乐工作委员会： ——“制订祭孔礼乐”案，1968年奉台湾领导人指示办理，当时由于孔子诞辰即届，乃决定先从祭孔之礼乐与舞蹈着手，并先在台北试行。主要部分为采用明代之乐舞，宋明之服式，及周代之编钟、编磬等古乐器。 ——从1969年起，连续九年均分别就祭孔之乐、舞、礼仪、祭器及服装等，不断研究改良及举办祭孔习仪…… (1)中心要求：制礼作乐，塑造中华大国民之风格。 (2)实施要点：搜集中外古今各种礼仪规范，参照近代生活需要订立国民礼仪及礼服后，并将礼仪制订乐曲，建议政府采纳颁布施行。 (3)1971年2月1日设立“中华乐府”，制定礼乐部分交由该府办理。 (4)倡导乐教：礼主节而乐主和，乐而无礼则流，礼而无乐则僵，故必礼乐配合，始能宣其情而止乎礼。今“国民礼仪范例”既已推行有年，亟宜发动音乐作家与歌诗作家合力制作新词新乐，以改革靡靡之音，培养国民活泼的朝气。 (二)积极发展民族音乐，提倡爱国及艺术歌曲，并制作国民生活歌曲： 1.研究“国歌”标准谱： (1)从事“国歌”音调节拍之考核修正(来源：“中华民国五十八年七月工作简报”)。 (2)唱“国歌”的态度以及方式(来源：“国民生活须知”，列入《公民与道德》教科书条文对照表，1972年10月11日，“国立编译馆”制)。 2.跟国乐相关： (1)设立“国乐资料室”：搜集国乐史料、乐谱、乐器等。 (2)印制国乐辅导教材。 (3)国乐乐器之改良。 (4)各县市利用假期举办国乐、国术、国画、京剧、书法等研习会(来源：“台湾省加强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社会教育工作会议报告”，1971年12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台湾省分会与台湾省政府教育厅编印)。 (5)加强青年艺术活动：举办民族舞蹈及土风舞活动，幼狮国语话剧，国乐研习会，康乐辅导人才研习会，暑期冬令青年育乐活动等。 3.筹组“中华雅乐团”。 4.爱国歌曲及艺术歌曲： (1)颁发爱国歌曲和艺术歌曲创作奖。 (2)举办大专院校合唱团演唱爱国歌曲及艺术歌曲观摩会。 (3)灌制大专院校合唱演唱爱国歌曲、艺术歌曲唱片。 (4)印制爱国歌曲选集。 (5)训练歌星演唱爱国歌曲，结业者发给执照。 (6)发展音乐教育。 (7)出版《中华爱国歌曲集》。 5.音乐、歌唱比赛： (1)国民生活歌曲部分曲目也列入音乐比赛指定曲。 (2)改进台湾地区音乐比赛及民族舞蹈比赛。 6.国民生活歌曲： 希望透过通俗歌曲的形式，藉文学与音乐的力量，配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及“国民生活须知”，以阐扬固有伦理道德，实践现代生活之规范(来源：“教育部文化局研商制作国民生活须知歌词歌曲座谈会记录”，1970年9月2日，开会地点为台北自由之家)。 (1)拟订《推行国民生活歌曲计划(草案)》。 (2)“教育部文化局”推行国民生活歌曲计划：就征求歌词、歌曲方面皆有规定。 (3)推广办法。 (4)列有国民生活歌词题目。 7.征求“国语”歌曲。 8.有计划地整理发展京剧：定期派遣各种艺术团体，在海外举办有关文化活动，如国剧、技艺、歌唱、舞蹈等表演。 (三)拟订台湾省艺术育乐事业管理规则草案提请研议案： 1.定义何谓艺术育乐事业范围。 2.艺术育乐事业登记。 3.艺术育乐事业演出场所。 4.艺术育乐事业研究教学团体。 5.艺术育乐事业表演社团。 6.共三十一条草案法令。 (四)各地文化中心的设立。 (五)文化复兴与“外交”结合(来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文化复兴运动再推进’计划纲要”)： 1.建立海外“中华文化活动中心”。 2.大量制作代表我民族文化影片、唱片。 3.推动筹组“中华文化艺术团体”。 (六)战斗文艺。 若以《联合报》和《经济日报》中提及国乐与国剧(即京剧)相关之报道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从1966年起十年，围绕在“文复运动”或受其影响的活动有下列几种性质： (一)公开展演： 对响应“文复运动”的国乐音乐会有较多的报道。当然其中有许多节目曲目上的安排，也是配合当年的政治气氛(14)，更有报道以“适合于公开演奏之作品”(15)称当天的曲目内容。再者，除了台北之外，国乐团也特别到其他城市(16)举行公开演出。除了以“文复运动”为由所举办的活动，不同庆典举办的原由，亦与“文复运动”并存，如：“为纪念革命先烈暨庆祝民国五十八年青年节活动的表演活动”(17)、“为‘教育部文化局’的文艺中心落成所举办的音乐活动”(18)等。“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同单位也各自举办活动；如：京剧欣赏委员会主办业余竞赛、“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总团部”的青年京剧联演等(19)、“文化局”举办的公开演讲(20)、由“中央图书馆”(今易名为“国家图书馆”)举行的全国唱片展览(将内容分为教育唱片、语言唱片、国乐京剧、古典音乐、爱国歌曲)(21)。而学校国乐团当然也正面响应“文复运动”而举行对外公演(22)。此外，国民党也组织文化工作队在各地公开演出歌舞剧、京剧、话剧、国乐、评剧(23)。在台湾传统音乐方面，其中虽有南管与国乐乐器同台演出，但演出机会相对较少且缺乏有深度的相关报道(24)。 (二)观光场所： 希望可以在接待外国观光客的夜总会节目里，加入具有民族精神的内容；例如当时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何应钦上将曾建议，“文学家撰写发扬民族思想与传统文化的歌词，管乐制作幽雅美妙的歌曲，以及规定各饭店、酒家、歌厅、舞厅、夜总会的歌手们，必以演唱中国歌曲为主，革除目前专唱外国歌曲的风气，乃是最低限度的改进重点。此外，并希望扩大研究范围，将我国的各种戏剧、国乐、民谣、歌曲与民族舞蹈，进行全面整理，择其精华，制成有系统的表演素材，训练艺术工作者从事演奏。如此治标治本的双管齐下，我相信不仅可以促进观光事业的发展，更可以使外国的观光者深切体认了解，并向往我们中国文化，其意义尤为重大。”(25) (三)教材增订：统一现有音乐教材，特别增加可发扬国粹的国乐内容(26)。 (四)旅外专家： 来台考查“文复”运动之成效的吕振原(美国南加州大学)(27)、来台介绍香港国乐发展的吕培原、旅居马来西亚的陈蕾士、秘鲁返国的何名忠(28)等音乐专家，他们在台湾除了交流海外华人音乐活动状况外，也进行公开演出(陈蕾士与梁在平举行古筝联合演奏会(29))。而吕培原提到香港国乐校际比赛的情况，可能影响了后来台湾音乐(含国乐)比赛的举办。(30)其中如香港良友会会长张有兴等来访人士，因受“文复”运动启发而回港推行国乐，并拟国乐师资在台训练。(31)当然，也有旅外乐团来台访问且与在台乐团合作演出的记录(菲华四联乐府和“中国广播公司国乐团”)(32)。 (五)祭孔仪式： 早于1967年，就开始对此仪式有了大篇幅的介绍报道，也强调政经人士、“外交使节”的参与(33)。1968年，“文化局”有系统的介入重建工作，其中也有提及到日韩考查的相关报道(34)。 (六)奖助补助： 中山文艺奖于1968年特别修订办法后加入：旧诗词歌曲、京剧剧本、国乐作曲等项目(35)。 (七)表扬业者： 表扬所谓优秀文化业者(36)：如1968年3月表扬统一大饭店，改建文华厅为典型中国式建筑，表演国乐及民族舞蹈；国宾大饭店，增辟观光午餐节目，介绍国乐、京剧、民族舞蹈及山地舞；第一酒店，协助台湾艺术团体海外表演，促进文化交流；日新大歌厅，各项表演节目，均遵照“政府”规定…… (八)高校发展： 拟订包含增设音乐的专门院系、培养研究和创作人才与强调民族音乐的保存发扬、传统及民俗音乐的整理与发展、认识流行歌曲的价值、对地方戏曲的重视等长期音乐发展计划(37)。 (九)名家授徒： “京韵大鼓艺术的权威章翠凤、国术家卢鸿宾、平剧名教席蒋兆成、国乐家汪振华及侯济舟女士、书法篆刻家王北岳”公开传习，也希望不同的“国粹”可以普及和大众化。(38) (十)专业剧团： 由“政府”主导成立“国家级”的专业表演团体，且以海外宣传中国传统艺术为其重要任务之一(39)。 (十一)“国防政战”：防御主管部门主动推行京剧的发展(40)。 (十二)调频电台： 不仅“中广公司”加强播放国乐节目(41)。为了扩大电台广播之效益，“教育部文化局”还自行录制音乐广播节目录音带供应电台播放(42)。 (十三)“政府单位”： 对“文复会”年度工作的报道相当多(如1968年的12条；1969年16条；1970年15条；1975年10条……)同时也涉及了其分会有关之年度工作会议(43)、“教育部文化局”年度工作的报道(44)……对相关部会举办的座谈会(45)或民间的改进意见(46)也有相当篇幅的报道；而其中又以1970年9月30日举行的“如何复兴国乐”座谈会(47)和“如何制作国民礼乐”座谈会(48)，留下最深度的报道。另外，当时的报纸也为现今较少资料的“中华乐府”，留下“为研究传统音乐，‘教育部文化局’‘中华乐府’，已于六日正式成立，由‘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担任名誉府长，‘文化局局长’王洪钧担任府长。府址设在‘文化局’文艺中心内”的记录(49)。 (十四)海外活动： 在海外推行“文复运动”的成果(50)、梁铭越先生在美开设中国乐器课程(51)、台湾音乐家在日本演出的相关报道(52)。 (十五)文物捐赠： 因捐赠古琴而大幅介绍古琴(53)。 由以上“政府”档案资料和报纸的报道，我们不难发现“文复运动”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音乐发展的影响是极为全面的。以下，笔者用祭孔仪式为例，讨论“文复运动”在台湾礼乐重建上之目的与经验。 四、礼乐重建之目的与经验 在实施“文复运动”期间，这些和音乐有关的理念、政策或“法规”，对当时(或甚至当今)的台湾社会影响深远且全面，其中又以礼乐重建为一大特色。广义的礼乐重建至少可以包含祭孔乐舞与国民礼仪乐曲，其中，又属祭孔乐舞之重建有其特殊的时代与象征意义。儒家思想及其相关之文化习俗在“文革”期间，招致不公平的批判和挑战，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内地的政治层认为，儒家之治世理念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步伐的迟缓负责。仅从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于1966年11月07日发表的《火烧孔家店——讨孔宣言》，我们就能一窥当年大陆政坛对儒家思想的仇恨。(54)也正由于中国大陆对孔孟等儒家思想的批斗，相反地，孔孟思想在台湾则成为当时“政府”“复兴”中华文化的主要依附和重要途径。 依据现存“祭孔礼仪乐重建”档案，蒋介石于1968年孔子诞辰纪念日前指示成立复兴祭孔仪式的专责组织，“祭孔礼仪乐工作委员会”因而成立，并拟订以台北孔庙为试办单位之九年期研究计划。为达到礼乐重建之目标，委员会成员先收集古今中外的仪式展演，进行比较和研究，以重建与发展符合当时国情的仪式及其相关之音乐、舞蹈、器物、习俗、礼仪等，且以能最终制定出合乎现代生活的祭孔乐舞为目标。除此之外，“祭孔礼仪乐工作委员会”为能增进其社会效益而扩大举办教育性质的工作坊，以利推行其所谓的“礼(乐)教”。就在同一个时期，另一个极具传统色彩和正统政权象征的音乐机构“中华乐府”也于1971年2月1日正式成立。 无论是祭孔乐舞、“中华乐府”或前文曾提到的“研订国民礼仪乐曲”(“文复会”推行与音乐有关的文艺活动内容六大主题之一)，这些“政令”或重建计划背后都有相似的理念或目的：去创造合适的音乐与礼仪以塑造“中华大国民之风格”。许多当时的公文都提到，台湾当时普遍存在所谓的“靡靡之音”，一方面有必要加强取缔以之消弭，另一方面要主动教育老百姓适当的礼乐，以推行积极与健康的生活态度。除了政治家和教育家外，音乐家与填词家也常受邀参与相关的会议或座谈。 作为台湾音乐重建计划以引介“正当”音乐与重建台湾祭孔乐舞的重要人物之一，庄本立先生除了经常受邀参与有关部门的相关咨询外，也在1969年受聘于“中国文化学院”音乐系国乐组(今已改名为“中国文化大学”国乐系)担任主任一职(也曾同时兼华冈艺校校长和“中国文化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等职)，从专业高等教育着手，以具体落实他的中国音乐发展理念。 在一份刊登于1970年11月10日的报道中，记载了一场“文复会”所举办的“如何制作国民礼乐”座谈会，其目的是希望与会学者、专家们提出具体意见，提供“内政部”及“教育部文化局”参考，以研拟订具体可行的礼乐实施办法。《联合报》亦转载了当时会议主席——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的致辞内容：“目前在各种典礼场合，并没有标准的礼和乐，这是目前急需制定的。礼必须要乐来配合，才能调和，才能适当表达各种情感，他希望与会人士，提供具体意见，使各种典礼都有礼乐可依据”(55)。而会中张锦鸿与庄本立所提出的建言，值得我们省思。他们提到：制作适当的国民礼乐应先“向民间征求典礼之乐，或发掘古谱，或创作新乐，取好的使用，若不完整时，再请音乐家按礼仪制作乐曲”(56)。而梁在平也指出：“古代的礼乐，可由京剧、昆曲、古琴曲中找到，日本的雅乐，韩国保留宋代的古乐，都可供大家参考，并可以在国内利用录音机，寻访各民间的乐曲予以记录”(57)。虽然，这里所谓的“民间”不是指1949年前的台湾主体社会，而是指在1949年后移居台湾的中国大陆社群与其文化。台湾的传统音乐与文化在此脉络之下，虽不是主体，也被视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这种由民间出发，取之于民间且用之于民间的理念，却是推行国民礼乐政策是否成功的关键。很可惜，从一份1971年《由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办的国民礼仪范例结婚仪式演示》(58)的报道里，提及婚礼中用了国乐乐曲《关雎》《葛覃》《鹊巢》《桃夭》等，看到这些曲目，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这些曲子没能被广泛地用在今日的婚礼演奏上。 1968年祭孔乐舞的重建所借鉴的，是综合较长远的中国历史与较广阔的汉文化圈，而非在台相对较有历史传承脉络可寻的台南孔庙；由此可见，作为“临时首都”的台北孔庙乐舞重建，其象征意义大过于实质。1968年8月“‘教育部文化局’成立祭孔乐舞工作委员会，聘请庄本立及刘凤学等多人，研究改良祭孔乐舞”(59)。而在发表于重建工作30年后的学术论文《祭孔乐舞之重建及其结构》(60)中，庄本立回顾了1968年祭孔乐舞重建的经过。其原由是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在向蒋介石提出报告时的建议，庄先生于是受命于一个月内提交计划且即刻着手执行。“文化局”下之相关委员会由蒋复璁亲自领军，而庄先生负责主事乐舞的部分(61)。前文提到的九年期计划，第一阶段的重建工作在三年内完成，但可惜目前尚未寻得相关文献，以协助厘清第四到第九年间的具体工作内容或对重建后乐舞计划的调整。 当时，重建祭孔仪式乐舞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同时也是音乐计划，但是相关的活动却没有获得大量媒体的关注，当年留下的报道也仅限于“文复运动”开始后、祭孔乐舞重建前的孔庙典礼(1967)(62)和辜振甫等人将孔庙捐献给国家(1970)(63)的两则相关报道。但从这两则报道中，我们不难了解到这些当时政经界精英、“外交使节”参与背后的政治意味。 而另一份报道，可能是当年庄先生受“文化局”之委托，到日本和韩国实际考察相关祭孔礼仪乐舞的情况：“国乐家庄本立，订于今日上午十时半，搭乘日航班机，自台北飞往大阪，考察祭孔礼乐，日本国乐教育制度与日本唐乐之发展，他将与文化局另一位应邀赴日、韩考察的梁在平会合，共同研究。”(64)虽然以上的报道指出日、韩的传统(祭孔)乐舞，是台北孔庙乐舞重建的重要参考对象，而与其相关之重建过程，却往往不是这类媒体关注的重点。虽然在台北孔庙，我们依旧可见当年铸造特钟、编钟时所留下的字样(65)，如：“复兴中华文化”、“芳编钟，何泊君制(1977)”、“振奋全国民心(1990)”。可惜地，无论是今日台北孔庙或是阳明山上的“中国文化大学”，早年庄先生在重建祭孔仪式乐舞工作过程的相关文献和记载(或笔记)，都没被留下。至多，在他撰写的《祭孔乐舞之重建及其结构》文章里提供了有限但重要的线索，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之处，特别提到当年改良(improved)和重建(reconstructed)的仪式乐舞仍是综合各朝代的优点(66)，如周代的钟磬和石磬、明代的乐舞、宋明的服饰、清代的击鼓。而其目的，是令当代人有机会享受古代艺术同时能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67)。虽然，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更具体的重建过程，我们可以从其引用的宋、明、清的古籍文献中得到一些端倪(68)。终究，如果可以进一步了解他个人在重建祭孔乐舞过程中的理念和构思，他一手创办成立的“中国文化大学”国乐系是最有可能提供我们部份解答的地方，毕竟这个学位课程是由庄先生从规划到执行、由草创到壮大，亲身经历了32年来的不同阶段。在我就读此音乐系国乐组的四年课程期间(1992－1996)，也是他担任系主任一职的最后阶段，其课程安排可视为个人理想与环境时局间的妥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69)。其学位课程内容包含了以下几大类： (一)中国音乐：历史、理论(律学、乐谱学、哲学和美学)、乐种(民歌、器乐、戏曲)…… (二)西方音乐：历史、理论(和声和对位，形式和风格)…… (三)其他：东亚音乐、民族音乐学、台湾音乐、世界音乐、音响学、乐器学…… (四)表演：主修、副修、合奏(传统和现代)、合唱…… 如果西方音乐的相关课程是大势所趋，中国音乐的相关课程则是此学位理想的核心课程。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台湾国乐团(民族乐团)鼎盛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仍保有“东亚音乐”和“传统合奏”等课程，也可见庄先生一方面重视东亚音乐间的共同起源与相互联系；另一方面强调对中华古乐的再现，有必要以日韩的成功经验作为借鉴。 在庄先生2001年退休前，他有一大部分毕生收藏的乐器放置于学校大忠馆8楼的展示空间。这些收藏中主要包括复制的中国古代乐器、近世传统或改革的大陆和台湾乐器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传统乐器(和少量非亚洲的乐器)。在其陈列展示方法上，会把相似的乐器视为同一族群，可见庄先生受19世纪后期进化和传播理论思想的影响很深(这也是当时中西学界大多学者会采取的方法)，对他而言，东亚音乐和乐器之间的联系是明显且不容置疑的。无论是在课堂的教学或借招待访客的机会，来自日韩的乐器总是被特别地与中国“同族”(用他的观点)的乐器一起展示和比较。其实重建祭孔典礼仪式音乐的过程与他的教学理念是相辅相成的：首先，研究现存中国音乐史材料，然后分析其音乐和乐器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联系，最后才复制或甚至重塑适当的乐器、音乐来进行展演。这样的重建过程没有因为祭孔乐舞的完成而告终，直到庄先生过世以前，每年度系里“研古与创新”音乐会的古乐曲目，也是依循相同的模式排练。 五、结语 在一份署名“中华民国五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1967)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人暨成立大会通过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纲要》文件中(文件分基本精神、推行要项、文化作战、组织与经费四个部份)，列举了十大推行要项，其中两项与音乐关系最深(70)：第四项，对于兴建现代化体育场、剧场、歌剧院、讲演厅、音乐厅、美术陈列馆等，各地“政府”应负责规划实施，或扩充现有场所，改善设备，以应亟需。第六项，积极推行新生活运动，使国民生活在固有文化四维八德之熏陶下，走向现代化与合理化，同时“政府”应积极研究制订完整之礼乐、礼仪与礼服，使中外人士均能体认的为礼仪之邦。取缔有害四维八德之社会活动。 如果明列“三民主义为中华文化优良传统之结晶，加强实践与贯彻三民主义，即为复兴中华文化之康庄大道”(71)为“文复运动”之首要基本精神，这样的礼乐重建，又能否脱离两岸政争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时空背景，礼乐重建是否有机会在台湾的近现代历史上出现？ 如果我们把时光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拉到今天的中国内地，我们似乎不难察觉，虽然相差近半世纪的时间与1715公里的距离(72)，两岸华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把文化复兴的大业寄托在孔子与其后儒家推崇的礼乐制度上。 随着台湾民主发展，早年“文复会”推动的各项政策(如：“国民礼仪乐曲”或是“中华乐府”)早已逐渐远离台湾老百姓的生活，这也难怪大多人记得的仅是教科书本上与他们生活无关的只言片语。虽然，今日的祭孔乐舞好似与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也没有太多关系，但不同孔庙定期举办的春秋两祭，还是由当地政经学界人士代表参与。如果我们以2013年台北及台南的孔庙春祭为例，台北孔庙是由国民党党籍副市长陈雄文担任正献官，而台南则是由“民进党”党籍赖清德市长亲自参与担任正献官(73)。但如果因此认定它重要，为何在蒋复璁的口述历史中却没有提到祭孔乐舞的重建工作？ 随着大陆经济发展，从第一所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至今，中国政府在全球协助设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所孔子学堂(74)。此外，20年来，遍布中国各个城镇的大小孔庙已被重新翻新或重建，而与之相关的仪式展演也被重新复兴或改造。从孔子学院到礼乐重建，在中国内地的礼乐重建。是以何为依托，为最终目的？身为音乐学学者，我无权、也无心为以上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但是，以下所提出的问题，也许可供有心之人在追寻以上答案之时一并思考，以助厘清问题的本质： ——儒家思想及其礼乐制度是否是代表正统中国政权及其悠久历史的唯一策略？ ——我们在后“文革”时代的今天中国大陆，观察到相似于20世纪60年代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发生，是偶发？还是必然事件？ ——如果20世纪60年代台湾“文复运动”对立的是大陆的“文革”，那么，今天大陆的文化复兴反的(不认同而急需复兴)又是什么？ ——如果今天的大陆，没有政治力介入的礼乐重建，所能发挥的是什么作用？若有政治力介入的礼乐重建，又将会是什么结果与影响？ ——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革命”和在台湾与之对立的文化复兴运动，及其相关的文化、音乐成果(或产品)的例子，是否能超越战后两岸的政治冲突和文化斗争，令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类处在政治边界里的文化创造力？ (本文是以2013年10月9－13日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之第二届雅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口头报告为基础撰写完成的，会中许多学者的鼓励与荐言对本文的修改起到了莫大的帮助，在此无法一一感谢。另外，因本文提及许多台湾方面的专用名词，故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协助下以中国大陆现有的涉台用语规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处理和改写。但是，这些改变没有脱离作者本人的想法。) 手稿日期：2014－10－01 注释： ①1999年起废止省县自治法，尔后改称“全国”。 ②1952年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蒋经国担任主任)，自2000年改名为“中国青年救国团”。 ③请参考官方网站：http://www.archives.gov.tw；截取日期：2013年9月5日。 ④亦收于台北“国家图书馆”之“台湾记忆”系统(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 HYPAGE=index.hpg)；截取日期：2013年9月5日。 ⑤此研究为本人近期的新计划，相关访谈资料不足，为本文最大的局限。 ⑥这里所谓的“古乐”，系以庄本立先生所译的单旋律乐谱为基础，以学生们自己所拥有的(改良)国乐乐器，加上庄先生研订的编钟、编礊演奏而成。 ⑦因当年实施“报禁”，现有报纸呈现的内容与观点虽与老百姓生活有关，却为官方立场。 ⑧(13)王寿南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纪要》，台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1981年，第1页。 ⑨台北：稻香出版社。 ⑩同注⑧，谷凤翔所作之序。 (11)出自“中华文化总会”官方网站：(http://www.gacc.org.tw/pub/LIT_6.asp? ctyp=LITERATURE&pcatid=0&catid=1425&ctxid=1766&single=Y)；截取日期：2013年9月9日。 (12)收于“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68年。 (14)《联合报》，1966年11月17日第8版。 (15)《联合报》，1967年11月18日第5版。 (16)《联合报》，1967年11月19日第5版。 (17)《联合报》，1969年3月28日第3版。 (18)《联合报》，1970年2月1日第5版。 (19)《联合报》，1971年11月22日第7版。 (20)《联合报》，1972年7月31日第8版。 (21)《联合报》，1971年4月1日第3版。 (22)《联合报》，1972年2月3日第6版。 (23)《联合报》，1968年11月10日第3版。 (24)《联合报》，1967年1月17日第8版，新艺栏目。 (25)《联合报》，1966年12月17日第15版，联合周刊栏目。 (26)《经济日报》，1967年4月24日第5版，综合栏目。 (27)《经济日报》，1967年9月2日第7版，交通、生活栏目。 (28)《联合报》，1969年6月20日第5版。 (29)《联合报》，1969年12月13日第3版。 (30)《联合报》，1968年1月13日第5版。 (31)《联合报》，1968年7月10日第5版。 (32)《联合报》，1969年5月27日第5版。 (33)《经济日报》，1967年9月2日第7版，交通、生活栏目；《联合报》，1968年5月26日第3版。 (34)《经济日报》，1970年6月7日第8版。 (35)《经济日报》，1968年3月8日第5版，综合栏目。 (36)《经济日报》，1968年3月15日第4版，工商服务栏目。 (37)《联合报》，1968年3月18日第2版。 (38)《联合报》，1968年3月22日第3版。 (39)《联合报》，1968年5月26日第3版。 (40)《联合报》，1968年5月26日第3版。 (41)《联合报》，1968年8月1日第2版。 (42)《联合报》，1970年1月29日第5版。 (43)《联合报》，1968年10月16日第2版；《联合报》，1968年11月13日第2版；《经济日报》，1969年11月13日第8版；《联合报》，1970年7月29日第3版；《联合报》，1970年7月29日第2版；《联合报》，1973年8月22日第6版；《联合报》，1973年9月15日第2版；《联合报》，1973年10月5日第6版；《联合报》，1974年11月12日第2版。 (44)《联合报》，1968年12月30日第8版。 (45)《联合报》，1970年3月18日第2版。 (46)《联合报》，1970年2月23日第2版。 (47)《联合报》，1970年10月1日第5版。 (48)《联合报》，1970年11月10日第5版。 (49)《经济日报》，1970年6月7日第8版。 (50)《联合报》，1968年11月12日第12版。 (51)《联合报》，1970年9月30日第5版。 (52)《联合报》，1973年10月9日第9版。 (53)《经济日报》，1969年3月24日第10版，副刊栏目。 (54)全文见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http://ccrd.usc.cuhk.edu.hk/Default.aspx? msg=％u6ca1％u6709％u8ba2％u9605％uff0c％u6b22％u8fce％u8ba2％u9605％uff01)；截取日期：2013年9月9日。 (55)(56)(57)《联合报》，1970年11月10日第5版。 (58)《联合报》，1971年7月13日第3版。 (59)同注⑧，第31页。 (60)发表于The 4[th] Conference of Asia-Pacific 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 &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thnomusicology,R.O.C，此论文现存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中国音乐资料馆。题目为"Th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Ritual Music for Confucian Ceremony",(1998)。 (61)同注(60)，第2页。 (62)《经济日报》1967年9月29日第5版，综合栏目：“……典礼于六时正开始，庄严的鼓声，作了初击，再击和三击。主祭官高玉树，东配序分献张祥传、西配序分献辜振甫、东庑分献柯台山、西庑分献黄逢平等，分别就位；纠仪监礼刘先云则升阶监礼，站在台上左上角：卅八名佾生，平均分布于台面……；孔子第七十七代后裔奉祀官孔德成，也上香供奉。典礼经过四十个仪节，历一小时半结束。观礼的人群中，包括亚洲华商会议代表二百五十人，世界反共联盟各国代表一百六十人，韩国国乐团员三十人，中外使节团员二百七十人和日本书道院代表七十二人。” (63)《联合报》1970年3月18日第2版：“台北孔子庙产权共有人辜振甫、辜伟甫、陈锡庆及陈锡铭，今天正式表示：愿意将孔庙全部产权，捐献给国家。辜振甫今天上午，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邀请，代表孔庙产权人，出席文复会第十一次常务委员会议。” (64)《经济日报》1970年6月7日第8版。 (65)依据“中华百科全书·编钟”：“台北、台中、高雄孔庙中之编钟，由庄本立设计制作(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_media/main-art.asp? id=9439)；截取日期：2013年9月9日。 (66)庄本立先生更提到音乐和节奏部份是延用明代，而他设计和重建的乐器有编钟、编磬、特钟、特磬、晋鼓、镛钟、建鼓、应鼓、搏拊、鼗鼓、排箫、埙、篪等共计21种。文舞部份参照明代的《南雍志》，而服饰则参考宋明的样式和颜色。 (67)同注(60)，第5页。 (68)［宋］陈赐《乐书》；［明］朱载堉《乐律全书》、徐一夔《南雍志》、李之藻《頖宫礼乐疏》、柳子光《乐学轨范》；［清］康熙、乾隆《律吕正义》、孔济汾《文庙乐谱》、叶柏英《文庙礼器乐舞图谱》。 (69)最理想是比较历年课程，但因数据不足，在此仅能先以1992年到1996年为例。 (70)(71)同注⑧，第504－507页。 (72)台北与北京的直线公里数。http://www.timeanddata.com/worldclock/distances.html?n=241；截取日期：2013年9月22日。 (73)“台南孔庙祭孔大典，由赖清德着传统服装担任正献官，各级机关首长、民意代表、学术界与教育界代表任分献官，依循古法行迎神礼、初献礼、分献礼、亚献礼、终献礼、撤馔礼、送神礼。典礼并邀请孔庙旁的忠义国小学学童在大成殿前表演佾舞，增添祭孔庄严气氛”。参考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4/7/5/8/102475831_3.html? coluid=7&kindid=0&docid=102475831&mdate=0320123019；截取日期：2013年9月22日。 (74)根据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网页(http://www.hanban.edu.cn/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截取日期：2014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