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变化与经济增长和要素效率提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化与论文,要素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所讨论的所有制变化是指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指经济结构中的国有制比重与非国有制比重相互间地位的转变。这里要考察的一方面是伴随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增长的效应以及增长的均衡性；另一方面考察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于微观意义上的生产要素效率提升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特点。本文以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为历史根据和分析对象。
一、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资源配置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价格信号已逐渐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在商品生产和流通上，至少有90%以上的价格已由市场决定；在要素流动上，城乡劳动力90%以上已由市场支配而不再受行政直接约束，在国有部门就业并在一定程度上受行政约束的从业人员占全部劳动力比重仅为12%左右。资本市场虽然仍有诸多管制和限制，但自1998年起取消了对专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直接数量控制，银行信贷自主权极大提高；同时直接融资市场从无到有，发展迅速，股票市场自1990年开创以来，到2000年11月，股票市值总额已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50%左右。市场体系已基本形成并且其秩序逐渐完善。(2)与资源配置方式上的这种市场化进程相适应，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伴随企业独立性的加强和市场作用的扩展，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体制下宏、微观经济不分的集中控制的局面，真正开始形成了有别于微观经济活动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就财税机制而言，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放权让利、利改税及拨改贷、包税制，直到1994年以后的分税制等不同阶段的改革，财政政策目标导向经历了由针对短缺经济需求膨胀的适度紧缩，到针对相对过剩经济需求不足的积极扩张的变化，财政功能经历了由全面主导经济到逐渐让位于由银行作为资源分配的主要力量的转换，财政政策作用方式经历了由主要影响需求向同时影响总供给的方向演进。就金融体制而言，中央银行真正建立，商业性银行体系的构建，政策性银行的分立，各专业银行相对独立性和经营活动自主性的加强，相关金融立法的加速，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制度的日益健全等等体制性变化，均取得了相当迅速的进展，货币政策的作用以及对国民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程度显著上升。(3)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宏观调控机制之所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为根本的制度原因在于所有制的变化，包括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两方面的变化。从经济学最一般的道理看，所有制无疑构成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所有制的变化无疑构成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的最为深刻的根源；就我国经济改革现实来讲，我国经济体制的一切重要变化，均可以在所有制变化上找到制度性的解释。
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国有制比重的持续下降，相应地非国有制经济比重持续上升。据统计，在我国工业企业资产结构中，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余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净值比重自改革初期的90%以上，降至1985年的85.4%，再降至1999年的71.8%，相应地非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比重由不足10%升至14.6%，再升至28.2%；国有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年均余额所占比重，由改革初期的80%以上，降至1985年的76%，再降至1999年的62.7%，相应地非国有工业企业流动资产年均余额由不足20%，升至24%，再升至37.3%。
在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81.9%，降至1999年的53.4%，相应地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由18.1%上升至46.6%。
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自1978年的77.6%下降至1999年的28.2%，相应地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由22.4%上升至71.8%；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自1985年的18%降至1999年的12%，非国有从业人员比重由82%升至88%（包括农民在内的城乡总体从业人员）。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国有经济实现的零售总额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54.6%，降至1995年的29.3%，再降至1999年的23.3%，相应地非国有经济实现的零售总额比重由45.4%上升至70.7%，再升至76.7%。（注：上述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5、1997、2000年卷，中国统计出版社。）
在上述国有与非国有经济的结构变化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非国有经济比重之所以持续上升，直接的原因在于虽然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发展速度都在提高，但非国有经济增长速度更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同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据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数据所做的测算，国有资产总量自1950年至1995年平均每年递增速度为12.4%，1980年至1995年每年则为14.5%，1990年至1995年平均每年递增率为17.9%。可见在改革中国有资产的增长速度同样在不断提高，并且伴随改革深化，提高速度同样在加快，改革同样促进了国有资产的增长。但相比而言，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更快，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例。（见表1）除个别特殊年份外，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有经济，正是由于这种差异，逐渐形成了在资产结构上国有与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的变化。
表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上年为100）
年份总计国有集体全体
其他
1981
5.5
-10.5150.449.8-
198228.026.6
51.318.2-
198316.212.6-10.352.7-
198428.224.5
52.727.1-
198538.841.8
37.230.9-
198622.723.7
19.621.3-
198721.517.8
39.622.6-
198825.423.3
30.128.4-
1989-7.2-7.0-19.9 1.0-
1990
2.4 6.3
-7.1-3.0-
199123.924.4
31.718.1-
199244.448.1
94.8 3.3-
199361.844.1
70.520.8-
199430.421.3
19.133.5
99.4
199517.513.3
19.229.9
21.3
199614.810.6
11.325.4
23.7
1997
8.8 9.0
5.5 6.8
13.0
199813.917.4 8.9 9.2
11.6
1999
5.1
3.8 3.5 7.95.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
第二，在非国有经济高速成长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多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中，中国自身的私营企业（不含“三资”企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根据有关统计分析，在同一时期，各类经济成分中，私营企业发展速度最快。从1989-1998年，我国私营企业户数增长11倍，从业人数增长9.4倍，平均每户注册资本额提高45倍，平均每户实现产值规模上升36倍。在私营企业组织形式上，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最大，到1998年底，有限责任公司户数占各类私营企业总数比重达51.8%，注册资本额占全部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比重达58.2%，雇佣员工数占全部私营企业雇工人数的47%，投资者人数占全部私营企业投资者总数的65.24%。1998年底，私营企业集团已达1563户，上市公司20多家。在私营企业的分布结构上，越是接近市场的领域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领域，私营企业发展越快。1998年底在三大产业结构上，私营企业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在第三产业中的私营企业户数占全部私营企业数的55.5%，从业人员占全部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的44.4%，注册资本占全部私营企业注册资本的62.5%；在地区分布上，东部地区私营企业户数为77.5万户，占首位，其次是中部地区，私营企业为26.7万户，西部最少，为15.9万户；在城乡间的分布上，1989年农村私营企业户占总数的61.6%，到1998年城镇私营企业户占总数的比重已达62.9%，注册资本额已占城乡私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74.1%，从业人数占总数的56.9%。（注：资料来源于《经济导报》（周刊）第25页，2000年，第37期。）
我国所有制结构的上述变化，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事实，并且还将成为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根据中共十五大以及十五届四中全会的有关决议，今后国有经济将进行进一步的战略转移和结构调整，真正集中于国民经济命脉性领域，更有效地提高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将这些命脉性领域进一步明确为四个方面，即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种方针不仅为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提供了指导，而且为拓展非国有经济生长领域提供了依据。
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定的制度变化是否代表历史的进步，孤立地观察制度变迁本身是难以回答的，从经济上来讲最根本的在于考察伴随制度变化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否取得了较以往更为显著的成就。
根据统计资料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十分高的，1980-199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8%，1998、1999年虽有所下降，但也分别达到7.8%和7.2%，预计2000年将回升到8%左右。这一增长速度无论是与同期发达国家比较，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比较，都是领先的，并且保持持续高速增长时间之久，在各国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
正是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就GDP人均水平而言，从改革之前1978年的人均379元人民币，上升至1999年的人均6534元人民币，相当于1978年的17.2倍，折算成美元（即使按黑市汇率1∶8.5折算）大体相当于768.7美元，按世界银行的分类，达到了当代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740美元）以上，实现了由低收入穷国（人均水平300美元以下）向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的阶段性转变。就产业结构转变而言，以就业结构为例，1978年，我国就业结构中第一次产业所占比重为70.5%，到1999年已降至50%左右，第二次产业就业比重由1978年的17.3%上升至1999年的23%，第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由1978年的12.2%升至1999年的26.9%。与当代世界发展水平不同的各类国家比较，我国目前的就业结构与当代世界各国平均就业结构相类似，当代世界平均第一次产业就业比重为49%，第二次产业就业比重为20%，第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为31%。而1978年我国的就业结构则与低收入穷国最为接近。当代低收入穷国平均第一次产业就业比重为69%，第二次产业为15%，第三次产业为16%。（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7》。）这种结构演进表明我国经济质态的阶段性成长。就国民生活而言，以恩格尔系数为例（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我国改革初期1980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平均值为61.8%左右，城镇居民则在59%左右。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划分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状态，温饱尚未解决，当时我国有2.4亿贫困人口，直到1984年我国才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到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支出中的恩格尔系数为41.9%，农村居民平均为52.6%，已达到或接近联合国划分的小康标准（小康水平恩格尔系数为40%-49%）。（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这种经济发展上的深刻变化，当然与经济体制改革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经济体制变化最为根本的在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在所有制结构变化中最为突出的则是非国有经济比重的上升。这种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反映到GDP总量方面，呈现出如下状态：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1997年为例），在我国第一次产业的增加值中，国有经济的贡献为2.75%，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为97.25%；在第二次产业的增加值中，国有经济的贡献为27.84%，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为72.16%；在第三次产业的增加值当中，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为28.5%，国有经济的贡献为71.5%；加权平均计算，1997年GDP总量为74772.4亿元（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为13968.8亿元、36770.3亿元和24033.3亿元），其中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为62.44%，达到46687.9亿元，国有经济的贡献为37.56%，达28084.5亿元。也就是说改革以来，在GDP总量中，由于国有经济占主体的状态发生了根本改变，62%以上的GDP是由非国有经济所贡献。这种所有制结构变化反映到经济增长速度（增长率）的结构分解上，呈现如下状态：仍以1997年为例，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8.8%，按当年国有经济创造的GDP净增量占全部GDP净增量的比重计算，在总的GDP比上年增长8.8个百分点中，国有经济拉动的百分点仅为2.02个，而非国有经济拉动则为6.78个百分点。这表明，不仅在GDP总量的结构中，到90年代末已经是非国有经济为主体，而且在GDP增量中，同样是以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为主。
进一步观察还会发现，非国有经济不仅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主要作用，而用对缓解增长中的失衡也有重要作用。
从控制通货膨胀来讲，非国有经济发展至少从五个方面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压力：(1)非国有占绝对主体的农业稳定增长对于平抑物价起着关键作用。(2)非国有经济总体上占用的信贷资金较少而资金流转较快，因而在促使资金总供求与商品总供求各自平衡和相互平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缓解着总供求矛盾对价格上升的压力。(3)非国有经济上缴税金不断增加，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而同时非国有经济对财政的直接依赖度低，因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是增加财政赤字的原因，反而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进而缓解着由于财政赤字增大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4)非国有经济的预算约束相对国有经济更严格，投资的市场效益总体上也高于国有经济，因而其投资增长较快形成较高需求的同时，其增加供给的效率也较高，从而缓解着通货膨胀的压力。(5)非国有经济工资水平上升以及福利水平上升一般控制得更严格，与企业经营状况联系更直接，因而缓解了由于工资上升过快形成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压力。
从缓解失业来看，一方面，从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来看（见表1），不仅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国有经济，从而新增加的就业机会更多，而且由于非国有经济投资主体受市场约束更严格，受行政约束较少，所以在投资过热时，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并不特别高涨，在行政性紧缩时，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也不特别跌落，这在一定意义上淡化了经济的周期性，在经济增长速度降低时，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从而缓解着经济衰退时期的失业压力。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规模和比重迅速扩张，本身就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同时由于种种制度性原因，非国有经济平均吸纳一个就业者所需要的各项成本远低于国有经济（据测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国有经济每吸收一个就业者所需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投入和工资成本，比国有经济低1倍左右），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国民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
非国有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对经济失衡所起的积极的缓解作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效率水平较高。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并实证性地证明其利用要素的效率。
三、非国有经济发展对生产效率影响的计算
1.模型设定
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是决定其生产能力的主要要素。在经济学中，一般由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表示这种关系，具体形式为：
Y=AK[α]L[β]e[ε] (1)
其中Y表示国民收入；K表示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L表示一个国家的劳动量；α和β分别表示该国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ε是随机扰动项，表示除资本和劳动之外其他生产因素对生产的影响。该模型的特点是假定一个国家的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不变，这种弹性度量了要素的生产率。我们用该模型来研究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生产力的影响，具体做法是：以每一个省作为样本单位，以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作为每个省的经济结构特征。这样，经济结构对生产的影响可归结为以下三种情况：
(1)描述经济结构只对经济规模产生影响的模型：
(2)
其中x[,1]和x[,2]分别表示一个省的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特征，x[,1]表示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扣除农业部门的就业人数），x[,2]表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γ[,1]和γ[,2]表示经济结构对规模的边际影响参数。
(2)描述经济结构只对生产要素的生产力产生影响的模型：
(3)
其中α[,1]和α[,2]表示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资本产出弹性的影响；β[,1]和β[,2]表示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劳动产出弹性的影响。
(3)描述经济结构对经济规模和要素的生产力都产生影响的模型：
(4)
该模型是一个一般性模型，它包含了第一和第二两种情况。以下我们将对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2.数据来源与模型估计
从1993-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各地区分行业国内生产总值表、各地区资本形成总额及构成表、各地区按三次产业分的从业人员表及国有经济单位分行业职工人数表中，可以推算出各省1992-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劳动（就业）量、非国有经济部门就业人员（扣除农业部门的就业量）比例、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例，即Y、K、L、x[,1]和x[,2]的观测值。用这些变量的观测值对模型(4)进行最小二乘法的回归估计。估计的模型如下：
InY=0.66InK+0.061x[,1]InK+1.16×10[-5]x[,2]InK+0.33InL+5.99×10[-5]x[,1]InL-
(0.46) (0.089)
(2.59×10[-5])(0.43) (1.75×10[-5])
1.98×10[-5]x[,2]InL-0.057x[,1]-0.31x[,2]+0.64(5)
(1.91×10[-5])
(0.53)
0.17
(0.28)
判决系数R[2]=0.965，其中括号内的数表示对应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显然，估计出的模型存在严重的共线性，α[,1]、α[,2]、β[,2]和γ[,1]的估计值显著为零，也就是这些参数所对应的变量观测值之间存在共线性。视参数α[,2]和γ[,1]为零，再用回归方法估计模型得：
InY=0.67InK+0.056x[,1]InK+0.32InL+6.32×10[-5]x[,1]InL-1.14×10[-5]x[,2]InL-
(0.03) 0.02 0.04
1.7×10[-5] 4.15×10[-6]
0.28x[,2]+0.6 (6)
(0.147)(0.22)
判决系系R[2]=0.965。显然，参数γ[,2]的估计值在5%置信水平下无法通过显示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参数β[,2]和γ[,2]对应的变量观测值存在共线性。视参数β[,2]为零，再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得估计模型：
InY=0.68InK+0.038x[,1]InK+0.30InL+4.07×10[-5]x[,1]InL-0.52x[,2]+0.91
(0.03) (0.018)(0.038)(1.52×10[-5])
(0.12)
(0.19)(7)
判决系数R[2]=0.964。此时模型中的所有参数估计值在3%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不为零，并且不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问题。因此，体现经济结构特征的生产函数的估计模型为：
(8)
这说明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对生产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产业结构影响经济的生产规模，即经济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如果第一产业缩小，则整个经济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将向外移，也就是整个经济的生产规模将扩大；而所有制结构影响的是要素的生产效率，当非国有制经济部门扩大时，要素的产出弹性，特别是资本的产出弹性将增大。
3.估计结果分析
从(8)式可知，在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产业结构只影响经济生产的规模，并且影响的程度为
，即在第一产业就业的人员比例减少1%时，经济的生产规模将扩大0.52%。如果经济的生产规模扩大10%，那么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例得减少近20%。而所有制结构却只影响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由(8)式知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68+0.038x[,1]和0.30+4.07×10[-5]x[,1]，也就是当非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员比例增加1%时，资本的产出弹性将增加0.038个百分点，而劳动的产出弹性将增加4.07×10[-5]个百分点。此时生产的规模经济弹性：
s=0.68+0.038x[,1]+0.30+4.07×10[-5]x[,1]≈0.98+0.038x[,1]
(9)
因此，当x[,1]＜0.53时，生产将表现为规模不经济，也就是资本和劳动同时增加1%时，产出的增加会小于1%；当x[,1]=0.53时，生产表现为规模不变，即资本和劳动同时增加1%时，产出也增加1%；当x[,1]＞0.53时，生产表现为规模经济，也就是资本和劳动同时增加1%时，产出的增加将超过1%。这意味着当产业结构不变时，只要在非国有经济部门就业的人员超过53%，生产将表现为规模经济的生产，并且这种规模经济生产的出现主要归结为资本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虽有提高，但贡献不大。由此可知，所有制结构的改变，即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扩大会由于资本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使经济得以增长，但是如果经济中主体人的收入分配主要是通过市场进行的直接分配，那么广大的劳动者不会从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改变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好处，也就是说这种经济增长不会通过市场有效地在主体人之间进行分配，它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然而它的优点是明显的，即只需通过制度的改变，而不需要资本的大量投入就可获得经济的增长。因此，对于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或地区，通过所有制结构的改变来提高人们绝对的生活水平应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要作为一种持久的方法必须辅之以适当的收入分配方法。
改革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国有制比重下降而非国有制比重上升。这一特征体现在我国经济增长上，就是非国有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而体现在增长的均衡性上，就是非国有经济受市场约束更强，因而对行政性干预所导致的高涨和紧缩具有相当大的淡化作用；而对要素效率反映，却是非国有制比重的提高提升了全社会劳动和资本的效率，尤其是资本的效率。通过经济计量分析，我们可得以下结论：
(1)所有制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影响经济的生产规模；而所有制结构的改变主要是影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
(2)所有制结构对生产要素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它对资本要素的影响是对劳动要素的影响的(0.038/0.0000407=)900多倍。因此，在市场条件下，通过所有制结构的改变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距。
(3)从已估计的生产模型可以看出：在中国经济中，当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就业人员超过53%时，经济会进入规模经济增长的良性增长状态。
总之，所有制的变化，尤其是非国有化率的变动，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特别的解释能力，这种解释能力不仅一般化地体现在增长的数量方面，而且更特殊地体现在增长的质量及效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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