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到辛亥：得失成败的再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论文,得失成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经历了洋务、维新、新政、共和革命四大阶段，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而言，这四大阶段皆为必不可少的环节，每一环节都包含着历史的进步，也包含着延滞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失误。其得失成败，颇有令人思索再三的内容。
一
清光绪二十年(1894)，黄海大东沟一仗，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维新派和保守派从不同立场愤怒指斥“数十年来士大夫争讲洋务，绝无成效。”[1]谭嗣同在《上欧阳中鹄书》中说：“近日又有一种议论，谓今日之祸皆由数十年之讲洋务。”[2]他自己则称洋务运动为“中国虚度此数十年”，“徒奉行故事虚糜帑项而已”[3]。可见洋务运动“破产说”、“失败说”并不始于今日。从当时情况来看，洋务企业经营的情况大多令人沮丧。洋务派提出的“求强”、“求富”口号的功效亦如李鸿章所言“茫如捕风”[4]。但问题在于，历史评价不能为“枝枝节节”的历史活动所迷惘，而必须充分关注历史运动的总趋向。洋务运动是中国对外部现代性挑战的最初回应，其价值意义只有在现代化运动的观念框架内方能获得理解。
对于洋务运动重新评价的核心是“制器”。与后来风雷激荡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相比较，“制器”当然格局狭小，眼界有限。问题在于“制器”活动的效应与意义决非局限于自身，它所引起的是一系列连锁反应。
“制器”需要引进“制器之器”，因为旧式技术与生产工具实难完成新式产品的制造，由此而有相当规模的机器及其生产技术进入中国，而与机器大生产相联系的雇佣工人也大批产生。
“制器”需要“制器之人”，由此衍生出三方面活动：（一）“延请洋匠，教习制造”；（二）“开馆教习”，创办新式学校，“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5]；（三）选派留学生出洋，“远适肄业，集思广益”，“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6]。这三项措施从不同角度启开了中国人的眼界，造就了一批学到了新本领、新思想的新型知识者。
洋务运动的“制器”是在缺乏相应科技背景的条件下进行的一项活动，急切输入相关科技理论成为刻不容缓之急务，然而“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导。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乎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7]。因此“翻译之事”自然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被赋予“制造之本”的意义。介绍声、光、化、电科学知识和西方史地国情的大批译书，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另一个天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智力开发之功效。
“西洋制造之精，实际原本于测算格致之学”[8]，格致之学因之“藉制器以显”[9]。译馆译书“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求格致，故格致之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10]。一批以“格致”为名的科学机构，亦即所谓“格致学院”在上海、宁波、广州等地相继成立。《格致汇编》、《格致启蒙》、《格致测算》、《格致举隅》等以“格致”命名的科技书刊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于一个古老的传统社会来说，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增长，无疑具有极大的破坏力。
机器工业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小农经济社会中，而必须有相应的燃料工业、原料开掘乃至交通运输业作为发展条件，采矿、交通、冶炼等项目因之兴建。军工企业的经营，耗资巨大，要求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来维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一类民用工业因之兴办。到甲午战争前，民用企业总数已达40个以上，除了现代银行之外，其他各类现代企业大体上或多或少都已具备。这些企业移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其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已为时论所公认。
洋务时期因引入西方器用而衍生出的持续变革的运动包蕴着深刻的历史底蕴。创立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角度阐述其要谛说：“工业领域一受到刺激，其后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会把所有其余的部门也带动起来。”“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1]当然，这样一种后果是“制器”首创者始料未及的。他们“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濜一步”[12]。在这一步一步前进的过程中，“西用”的范围日益扩大，“中体”的内涵不断紧缩，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发生溃败，早期现代化进程步步向纵深推进。谭嗣同等维新人士之所以能够站在洋务运动的“肩膀”上批判洋务运动并发出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呐喊，就其发生机制而言，仍然必须追溯于洋务运动所造成的文化持续变革开放的契机。
洋务运动变器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传统文化体系的整体性，造成连锁变革的契机，而且在于通过新型物质文化系统的建树，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与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引入中国，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是一种以小生产力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所无法容纳的东西。在中国古代，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虽然一再受到战争的破坏，但很快便“以同一形式全新恢复起来”，因为，战争与动乱“只是一种外加的破坏，而不是内在的瓦解。内在的瓦解是使农业与手工业相分离”。而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只有机器才能完成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13]。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4]洋务派引入大机器生产“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它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他们活动的直接目的是自强御侮，拯救“它们十分感恩的国家政权”[15]。所产生的效果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深刻的社会变迁。戊戌以来对洋务运动的批评几近一致地责难洋务派只引进西方技术与生产方式，而不去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性改造。这种责难的误区一是不懂得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而必须受制约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二是忽略了“一切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16]。历史的经验表明，指望在现代化道路上通过革命方式绕过现代生产力所需求的物质基础，一跃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是根本行不通的一厢情愿。而洋务运动的功绩正在于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进行了最擋的现代化改造。
历史任务“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7]，而不是由任何个人派给。论者批评洋务运动没有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却全然不去考虑当时是否具备进行制度层面改革的内外环境和客观基础；论者又以洋务运动未能“求强”、“求富”而判定其破产失败，事实上，实现国家民族的“富”和“强”不仅是洋务派无法完成的任务，也是今天的中国人仍在全力奋斗的目标，因此而责难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实在是“于筚路蓝缕之际责以制礼作乐之事”[18]。从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格局来观照洋务运动，它理应承担的历史任务是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引入并聚合现代性因素，实现现代化的最初启动，至于启动后的发展则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应该承认，洋务运动大体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尽管这一使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甚至是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方式完成的。
二
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对其师有过这样两句评语：“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19]这一评语实际上可以用来观照整个维新派。
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典型人物的维新派是从传统士绅中脱胎、分化而来的最早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他们的登场，意味着中国社会舞台上启动现代化的动力群体发生了重大转换。
一般而言，现代化的动力群体可以分为四个类型：政治家和行政官员、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军人、工商资产者、知识分子。若对世界范围内启动现代化的动力群体稍加辨析，那么，西欧属于资产阶级主导型，日本属于政府官员主导型，南美（20世纪60、70年代）的一些国家属于现代军官主导型。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则经历了由行政官员主导型向知识分子主导型的演迁。
和中国社会其他阶层比较，从社会急剧转型和维新运动中走上历史舞台的知识分子，受西学影响最深，对现实感觉最敏锐，对现代性挑战有极强的领悟力，同时也最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理想，他们是现代化的热烈鼓吹者和推动者，同时又往往是现代化变革中最为激进的角色。
维新派的激进，首先表现在“全变”的变革纲领上。鉴于洋务运动的惨淡结局，康有为指出：“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0]。“旧法全除，宜用一刀两断之法”[21]。梁启超剖析传统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互为原因，互为结果”，在此种复杂格局中，“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因而他认为，若言改革，必须“全体并举，合力并作”。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就是由于明治政府“全体并举，齐力合作”，以“雷霆万钧霹雳手段”，“轻快捷速，打破局面”[22]。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最激进的斗士，他提出“冲决罗网”[23]的命题，代表了维新变法时期最勇敢的言论。他所说的“罗网”包括利禄、俗学（词章、考据）、全球群学、君主、伦常、天、全球群教、佛学九种，其范围又超出康有为的“全变”说。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百日维新”的103天内，光绪共发布各种谕旨300余件，内容涉及官制、法律、军事、经济、文教、人才选拔等各个方面。《字林西报》不无感慨地评论：“维新党在各个部门都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直到举世都为之震动，认为比起这个青年的中国来，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也瞠乎其后。”
维新派的“全变”思路与齐头并进的变法举措带有明显的“一揽子”解决的特点，即在“诏定国是”后将现代化的任务全面铺开，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维新派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除了知识分子特有的书生意气外，还与另外三个客观因素直接相关：
第一，早发现代化国家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行者，对他们来说，不存在“赶超”的迫切感，他们国家的现代化因而是在相对“从容”的心态支配下向前推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推进者则因外来的现代性挑战而看到了本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强大的紧迫感、危机感使他们易于在主观上形成急于求成、“毕其功于一役”的心理。
第二，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落后往往意味着国力上的衰弱与全面的落后。由于陈旧因素“对待相生，牢不可破”，形成“胶葛纷纶”的整体联系，因此，在某一方面推进现代化，势必因缺少来自其它方面条件的支撑而备感艰难。严复与梁启超不约而同地述说改革者的焦灼说：“今者审时度势，而思有所改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24]而这样一种感受和认识很容易导致现代化推进者采取全面现代化的战略。
第三，早发内生型现代化既有的“经验”、“道路”和“模式”，不仅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一种“示范”作用，而且往往导致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精英产生“全面采借”的强烈欲求与“全面采借即意味着成功”的信念。甲午战争后力倡“西化”的言论与康有为“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的说法都透露出这样一种心态，而任何对早发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全面采借实际上都意味着现代化的全面推进。
作为现代化策略的一种类型，全面推进现代化自有其优势所在，这就是充分调动社会变革激情，广泛唤起现代化的支持力量，实现现代化变革中各方面相互支持的协调发展。然而，这种策略也包含着极大的风险。首先，“全体并举”的现代化变革有赖于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强劲的现代化推进力量，缺少这些基本要素，仓促上阵，将使现代化推进者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其次，全面型的现代化方案及其实施，既可能广泛动员支持现代化的力量，也可能因全面触动旧体制而将反对现代化的潜在力量动员起来，形成抗拒现代化的强大阻力。在一个传统势力根深蒂固，人们对现代文明还相当隔膜的社会中，后一种动员比前一种动员来得迅速和效果显著，其结果是很容易断送刚刚起步并充满生机的政治变革，造成现代化进程的大挫折。
全面型现代化方案所包含的风险是维新派从主观到客观都无法克服的困难，他们全力推动的齐头并进的变法因而遇到空前强大的抵抗。
强烈的抗拒首先来自因变法而触动其私人利益的守旧力量。康有为请开制度局，军机大臣集体抵抗；梁启超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与八股性命相连的举人“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光绪帝令将天下宗祠悉改为学堂，“于是奸僧恶巫，咸怀咨怒”；岑春煊上书请大裁冗员，“尸位素禄阘冗无能妄自尊大之人”，“有与维新诸臣不两立之势”。梁启超在事后非常感慨地说：“除旧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25]这确是历尽劫难后的甘苦之言。
维新派的艰难，不仅在于他们面对的是凝结怨恨和杀机的巨大历史惰性，还在于他们天然是观念人物而非行动人物，天然是思想家、教育家而非政治家和实行者。
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表明，维新变法的成功，不仅有赖于启蒙者的鼓吹，更离不开实行家的努力。日本的维新派就是一批精明强干、“断事大胆活泼”的实行家，他们虽然如福泽谕吉所说：“知识非常浅薄”，但却具有知识分子型现代化推进者绝对不及的政治实践经验。这样一种优势可见于中日维新变法运动的策略比较之中。
新政府成立后“诏定国是”是中日维新运动的共同做法。但日本明治政府的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改定的五条誓约，中国却是“百日之间，维新之诏，联翩而下，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26]，显示了一种急于求成的心态。
在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上，日本明治维新紧紧抓住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这一核心主题，以“雷霆万钧霹雳手段”，“轻快捷速，打破局面”，其他方面的变革则依轻重缓急，分别展开。“百日维新”却不分主次先后，从“变官制”到“剪辫易服”齐头并进全面变革。身为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以旁观者的眼光指出“百日维新”的策略错误说：“他们把足够几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容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27]这确实是切中要害之论。
传统与现代的对抗是现代化变革天然包括的内容。然而新旧矛盾对抗的必然性并非意味着现代化推进者可以忽略必要的政治谋略以减少变革阻力。不明智地扩大打击面和激化矛盾，都有可能带来葬送变革命运的风险。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推进者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善于利用时机与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力量的能力，对于反对现代化的传统势力和各种与旧制度相联系的利益集团，他们采取和缓性的赎买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传统与现代相对抗的程度。维新派却缺乏冷静务实的政治谋略，更多一些操之急切的急躁心态。他们贸然触动满族人的特权和习俗，使“旗人的不满意达到了顶点”。他们又酝酿以武力制服或慑服慈禧西太后[28]，其直接后果是太后“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29]。由是而有康、梁逃走日本，光绪身囚瀛台，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之悲惨结局。
维新派在维新运动中表现的激进主义虽然并非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但因种种激进主义而造成的谋略失误无疑对变法失败的最终结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即有论者指出维新派“过激”的失误说：“中国之当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无操之过蹙，失于急激以自贻蹉跌之忧乎？”[30]其言确乎深有道理。
维新派在现代化谋略上的失误，固然构成维新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其功绩的卓著已载入“中国现代化”这部宏伟巨著之中。多年来，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然而，正是这一“软弱”的阶级以一帮无权无势、手无寸铁的书生激荡风涛，牵动朝局，发起“知其难而为之”的改革运动，与国内强大的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何等伟大的勇气！历史的发展充满着矛盾与危机，充满着复杂性与偶然性，而推动历史前进的契机便潜藏在这复杂的历史旋涡中。康有为等维新派以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历史主动性，以一种“雄横一时”的胆气去捕捉中国现代化的际运，无论成败如何，都堪称中国现代化运动中顶天立地的英雄。
三
“戊戌变法”的失败虽然意味着现代化受挫，但是，“中国革新之机”已“如转巨石于危崖，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而后已”[31]。正因为如此，戊戌政变后不到三年，承继百日维新事业并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的改革再次出现于京师，波及全国，史家称这次改革为“清末新政”。
如果不带偏见地评价，“清末新政”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官制改革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教育改革奠定了中国现代化教育的基础；军事改革推进了中国军事的现代化；法律改革开中国法律现代化之先河；奖励实业直接促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这些实绩所构造的宏伟场景皆为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所无法企及。与有形的实绩并存，改革中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程度、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动员的程度以及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程度，亦较过去有了引人瞩目的进展，而这些因素都是现代化的基本变量。
清末新政的发生明显地具有王朝自我挽救的意味，其主持者又多是一批曾仇视改革或与改革为敌的人们，时论因此通常把清末新政称为“假维新”。这一传统论断实际上大有问题。所谓“假维新”的真确含义应该是侈谈维新变法，实质上无所行动，甚至背道而驰。而清政府在新政期间确确实实地在推进变革，并取得远较百日维新实在的成效，其言与其行大体一致，实无相悖之处。以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动机来说明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同样乏于逻辑的力量。以“动机”论历史，所表述的不过是泛道德主义的偏狭思维。更何况，现代化运动和社会政治变迁本来就包含非革命的发展方式，亦即传统统治集团以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运用传统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政策创新，在保持既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社会变迁和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清末新政实际上便体现了这样一种历史发展内容。
然而，清末新政毕竟是一场来得太晚的改革。在日本和俄国，与新政具有相似性的全面性的现代性变革早于19世纪60年代便已展开。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现，现代化后起国家的问题，不仅不同于先行国家，而且后起越晚，形势就越为复杂。由于西太后主持下的清政府把现代化特别是政治现代化的任务一直拖到20世纪初，国内关于现代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国际上现代化的影响和示范效应也急剧加大，这种情形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决定了新政一旦推行，便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首先，传统君主制下的有效改革，以拥有充分集中的政治权威以及享有这种权威的合法性为前提。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也要求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将极为有限的现代化基础条件动员和集中起来，施展于现代化的最关键环节。但是，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拯救民族危机上所表现出来的软弱与无能，清廷高层领导面对改革浪潮的满腹疑虑、犹豫不决以及盛行于各种官僚机构的贪污腐败，已经极大地损害了清政府的权威地位，从而导致普遍的信任危机与政治民主化情绪的高涨。在现代化过程中，强化中央政权与政治民主化是突出的一对矛盾。强化中央政权意味着政治资源的集中，民主化则意味着政治资源的分散。清政府在这一对矛盾中左右冲突，进退两难，最终无力解脱困境，走向崩溃。
其次，新政所推行的种种变革措施，无论是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制还是政治体制的有限改革与法制改革，都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社会与政治整合的机制。然而，推动这一变革的清政府却无力以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来吸附和制衡旧体制瓦解后大量出现的疏离分子和新型人才，其结果只能导致严重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整合危机。例如，传统科举制既是维系王朝与社会精英关系的重要纽带，又与成千上万的士人举子“性命相依”。当科举制作为现代化的梗阻被废除，不仅清王朝陡然失去原有的社会支持基础，中断了与士绅阶层的联系，而且在原来以举业为生活目标的士子阶层中，离心倾向越来越强烈，反叛情绪普遍酝酿。同样深刻的矛盾发生在其它方面的变革中：清政府因“人才之贫”而广为创办新式学堂与“多派士人出洋留学”，然而，现存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全然无法吸引和整合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清政府为稳固统治秩序而扩编新军，军队成分的变化和士兵知识化程度的提高却使新军对传统政治深致不满，转而向相反方向演化；清政府在“帑项奇绌”、“库储一空如洗”的困境中讲求商务，奖励实业，却导致了“资产阶级利益、知识分子利益与专制制度的冲突越来越大”。而清政府在新政启动之后，既无力引导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回归到传统统治秩序中，又无法应付现代化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将新政中出现的新鲜事物与新的社会力量纳入传统集权政治的规范，其结果只能是进退维谷，举步维艰，最终被由改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
四
20世纪初中国最为复杂的问题在于：清王朝虽然油枯灯尽，革命势不可免，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却并不成熟。这一深刻矛盾注定将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
首先是权威真空的填充问题。
中国传蛽政治权威集中体现于皇朝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皇权既是权力中心，社会与政治整合的中枢，又是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心。
从秦始皇到宣统，皇朝体制在中国存在了2132年，无论农民起义、外族入侵，还是军阀混战，作为国家组织结构与治理制度的皇朝体制始终是“风动云动天不动，江中水流石不动”，表现出一种不可动摇的超稳定性。
皇朝体制在中国的历代相沿、长期存在，绝非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魅力或来自自称的、同时也为他人相信的神圣规则，而是因为它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政治、宗法政治、小农经济相适应，合乎中国传统社会生存、稳定、和谐的需要。正因为如此，皇朝体制统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在中国社会获得普遍的认同和信仰。中外学者称此种体制为“威权体制”、“君主专制”、“皇权至上”，触及实质地揭示了皇朝体制的根本性内容。尽管在专制王朝兴衰过程中非君乃至无君思潮若隐若现，但它们只浮动于文化精英的极小范围内，无法形成皇朝体制的解构力量。尽管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无以计数，但这些反抗运动只不过是韦伯所称的“传统主义革命”，并未脱出皇朝更迭的传统轨辙。即使挟千里席卷之势的太平天国革命，最后孕育的也仍然是皇朝体制的幼卵。
皇朝体制在中国社会的特殊功能和泡肌浃髓的影响，意味着皇权一旦被推翻，社会的权力中心、整合中枢、文化象征和资源分配中心亦将同时消失，形成权威真空与权力真空并存的深刻的政治危机。
早期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由传统状态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总会伴随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转换，由于新旧权威转换的异步性，其间往往出现合法性基础的断裂，亦即权威真空或权威危机。一般而言，填充权威真空的方式不外乎以下四种：第一，利用旧的权威形式实现权威基础的较平稳而逐渐的转换，最典型的是采取君主立宪制，以旧的象征符号保护新的权威基础的生长。英国、日本、德国即属这种类型。第二，以个人魅力型权威填充权威真空。这在有殖民地经历而又通过民族解放斗争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最为常见。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鲁、土耳其的凯末尔、加纳的恩克鲁玛等均属这种类型。第三，建立新的法理权威，如法国、美国。第四，在既缺乏可资利用的过渡型传统权威，又缺乏可以凝聚整个社会的个人魅力型权威的情况下，由军人实施强权政治[32]。
不幸的是，以上四种填充权威真空的方式都无法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危机中得以实施。
在各派政治势力中享有崇高权威的孙中山试图重建新的政治权威。但是，他所面临的是一系列不利条件。首先，手上几无军事实力可言。而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国家层次上的政治强制，都与一定的军事实力相联系；其次，由于清政权基本上是自己打倒自己，而不是为长期革命战争所推翻[33]，孙中山又长期远离国内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这些因素无疑限制了孙中山以个人魅力型权威来填充权威真空；最后，在辛亥革命全过程中，“驱除鞑虏”的口号远比“民主共和”的口号更具感召力，而反满主义并不能支持新的法理型权威形成。正因为无力解决推翻清王朝后空前突出的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孙中山不得不将最高权力拱手让给袁世凯。
和孙中山侠比，袁世凯不仅握有清末民初军事力量中的精锐——“北洋新军”，而且在旧体制与资产阶级中拥有广泛的有力的支持。凭藉独特的优势和条件，袁世凯采取一系列强权手段集中军政大权，解决了孙中山束手无策的权力危机，并试图通过恢复帝制建立合法性政治权威。问题在于君主制作为一种权威类型，已因清末民初的鼎革而丧失了资源和威望。世界民主化潮流也以其强有力的示范作用，摧毁了国内民众接受帝制的心理基础。袁世凯一着失识，满盘皆输。而孙、袁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产生“普遍为人遵从的领袖”。对于现代化的推进而言，这样一种长期的“权威真空”既阻滞着必不可少的社会动员，又是种种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基本原因。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仅无法形成可以凝聚整个社会的个人魅力型权威，而且缺乏实际运作民主化的基础。诚然，戊戌以来，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潮大量输入，并逐步在中国知识分子层中赢得了相当的信仰者，但对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民众来说，自由民主尚是十分陌生的概念，国人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经验与常识。康有为曾表达他对“骤行共和”的忧虑说：“共和虽美，民治虽正，而中国数千年未之行之，四万万人士未之知之。……今何时乎？乃万国竞争之日，列强群迫之时，而聚行人人所未经之涂，人人所未闻之事，此吾所深忧却顾，俯仰彷徨而不能自已也。”[34]事实表明，康有为绝非杞人忧天。“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无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之首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来行使最终的权力。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来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得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35]。孙中山不得不从如何集会、如何选举等常识入手，“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36]。而薄弱的政治民主化的基础，必然造就畸形的政党政治，其结果是“中央视之无奈何也，人民视之无奈何也”。中国政治徒增动乱因素，中央政权整合社会和控制社会的功能及主导地位亦因之大为削弱。
然而，正如戊戌维新虽然失败却无法泯灭它的业绩一样，辛亥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变动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亦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1912年3月5日，《时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新陈代谢》的文章，文中描述民初中国社会的革故鼎新说：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尽管文中的概括远不够完备，文章所论列的新旧兴废，也并非那么效果显著，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从封建的宗法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跨进的最初业绩。
注释：
[1] 谭嗣同：《报见元征书》，《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页。
[2]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58页。
[3] 同上。
[4]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七。
[5]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6] 《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
[7]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七。
[8] 李鸿章：《选派闽厂生徒出洋习艺并酌议章程疏》，《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九。
[9] 《徐雪村先生像序》，《格致汇编》1877年秋。
[10] 《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73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1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2-53页。值得一提的是，保守派也看出了洋务派引入西方器用将引起连锁反应的严重性。光绪元年，于凌辰上奏，指出洋务派“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所谓“礼义廉耻其守而勿失”，“此必不能之势”〔《洋务运动》（一），第12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页。
[15]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见《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5-65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9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5页。
[18] 语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集部，《毗陵集》条。
[19] 《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20]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辙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
[21]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
[22]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23]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捌，第290页。
[24] 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页。
[25]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26] 黄鸿素：《清史纪事本末》，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260页。
[27]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65页。
[28] 参见赵立人《戊戌密谋史实考》，《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
[29] 陈夔龙：《梦焦亭杂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81页。
[3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273页。
[31]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32] 参见孙立平《权威基础转换的异步性与“权威真空”》，《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33] 张骞在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说：“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怨苦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授柄在官收商办铁道之不合方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略，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致袁世凯函》，《张骞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34] 《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9页。
[35]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8页。
[36]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