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音乐文化区及相关问题初论（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前论文,中国论文,区及论文,文化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古老的音乐文化之邦，其音乐文化的历史源远而流长。大约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音乐就伴随着史前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活动而得以萌生（注：黄厚明.中国原始音乐起源的考古学观察.中原文物，2003，（4）：24～27.）。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开始吹响起原始乐器的最初篇章。在其后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音乐文化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增强，成为和“礼”相互谐配的一整套制度和文明的架构。这是中国音乐文化的统一性所在，也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它域文化的重要符号表征。不过，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境内民族众多，中国音乐文化在统一性的前提下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特征。
有关中国音乐文化区的原始感悟，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所反映。《诗经·国风》篇将周代的民间歌谣分为周南、召南、邶风、秦风、郑风、齐风、魏风等十五国风。在这之后的汉代乐府中，也出现“吴歌”、“西曲”、“楚歌”等带有明显区域色彩的民歌称谓。近十多年来，随着民族音乐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人文格局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一些学者为此提出了音乐文化的色彩区（注：苗晶，乔建中.论汉代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文化流（注：费师逊.民族音乐与文化流.人民音乐，1988，（1）：19～22.）、文化圈（注：杨匡民.长江中游文化区民歌结构.音乐研究，1999，（3）：58～67.）等一些概念和理论。这种将局部置于整体进行研究的做法，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音乐文化的整体面貌，而且也使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区的地位和性质得以彰显。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区不是一个静止而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文化集合体。在这种情形下，要认清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变化的内在模式，除了从横向角度探讨不同区域音乐文化的传播和交流现象外，还应从纵深角度考察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区的历史发展进程。基于这样的思路，本文拟就中国史前音乐文化区及相关问题谈一些初步的看法，错误与疏漏之处，敬请诸家批评指正。
一、史前音乐文化的分区
探讨史前音乐文化的分区，必须首先搞清楚原始音乐的具体形态，这关系到分区标准的认定问题。从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观察，原始音乐大致存在着形体艺术——舞蹈、时间艺术——声乐、造型艺术——器乐三种艺术形态。虽然在发生时间上舞蹈和声乐要早于器乐，但由于舞蹈与声乐具有瞬时性、视听性等特点，要了解它们的原始状态只有通过考古发现的图像遗存来获得。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能够反映这类内容的实物材料大多为舞蹈岩画遗存。考虑到舞蹈岩画断代的困难以及创作主体的流动性特点，用它来界定史前音乐文化的分区必然会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故我们在进行史前音乐文化分区时，主要依据经过考古发掘出来的乐器材料。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在乐器出现之前，作为音乐文化的创造者和享有者的氏族尚处在形成之中，文化传统的力量还不够显著，缺乏进行音乐文化的分区的基础和条件。与此相对应，乐器的出现是原始音乐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在原始音乐领域的一次主动超越和变革。得益于这种转变，原始音乐文化的传统塑造力在特定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逐渐增强，并有力地推动了史前音乐文化区的形成。
原始音乐形态演变的诸多特点以及目前面临的现实情况，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探讨史前音乐文化分区时必须对乐器形态给予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就从史前乐器材料的检讨开始。据笔者统计，迄今为至我国境内发现的史前乐器已有500件之多，涉及的遗址亦逾百处（注：黄厚明.中国史前音乐文化状况初探.中原文物，2002，（3）：18～27.）。根据这些乐器的形态及文化属性等方面的特征，并结合原始乐舞图像资料，我们将史前音乐划分为中原区、海岱区、甘青区、江汉及邻近区、环太湖区、辽河区六大区域。
（一）中原区
中原区大致处在黄河中下游之间，出土的乐器主要集中在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境内。从出土乐器的文化属性来看，它们分属于五个相继发展的阶段，即贾湖类型——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原龙山文化。
贾湖类型距今大约9000年～7800年，在该文化的命名地——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曾发现数量众多的骨笛和龟响器（注：张居中等.舞阳贾湖（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992.）。贾湖遗址骨笛共出土20余支，分别出自贾湖文化类型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墓葬中。从三个时期骨笛的形制和测音结果看，早期骨笛开有等距离的五孔和六孔，能奏出四声音阶和完备的五声音阶；中期骨笛开有等距离的七孔，能奏出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晚期骨笛开有等距离七孔和八孔，能奏出完备的七声音阶以及七声音以外的变化音（注：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测音研究.文物，1989，（1）：15～17.）。龟响器系用内装小石子的龟壳制成，用手摇之可发出阵阵声响。出土的位置多在墓主人的小腿部、头部或双手所及之处。
在裴李岗文化的两处遗址中，曾分别出土1件骨笛和2件骨哨。骨笛的两端已缺损，器身残留两排相互交错的小孔9个。有研究者将它与贾湖骨笛区别开来，而推定其为定音、调音一类的乐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中山寨遗址.考古学报，1991，（1）：57～90.）。2件骨哨出土于河南长葛石固遗址下层一座墓葬中，骨哨外形呈现直管状，横断面近圆形，器身中部镂有一扁孔。这两件骨哨出土时，均放置在墓主人左膝附近，发掘者推测其为墓主人生前用以传达信息而随身携带的信号器（注：a.陈嘉祥.对石固遗址出土的管形骨笛的探讨.史前研究，1987，（3）：93～94.
b.郭天锁，陈嘉祥.长葛石固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1）：3～25.）。
仰韶文化的音乐发展水平较前期已有很大的发展，表现在乐器上不仅出现了人工的制作材料，而且乐器的种类也明显增加。现已出土的乐器有陶埙、石哨、陶哨、陶铃、陶响器、龟响器、角状陶号、陶鼓等。发现陶埙的地点主要有陕西西安半坡（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1～320.）、临潼姜寨（注：半坡博物馆.姜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266～267.）、甘肃秦安大地湾（注：张朋川.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塑.中国文物世界（香港）.1989，（58）：43～48.）、山西万泉瓦渣斜（注：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小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60.）等文化遗址。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埙外型呈橄榄状，体中有一个开口于上下两端的“＜”形管腔，经测定能发出相距小三度的二音。姜寨遗址出土的陶埙共3件，分二式：Ⅰ式外型亦呈橄榄状，中空，上端有一吹孔；Ⅱ式呈蒜头状，中孔，上端有一吹孔，中腹有两个高低不等的音孔。此外，在姜寨遗址还出土一件石哨，呈管状，中部一侧有一吹孔。大地湾遗址出土陶埙1件，外型呈鱼形，中空，四面有吹孔和音孔。瓦渣斜遗址出土陶埙2件：一件呈平底卵形，腰部有一个圆形音孔，经测定能发出相距小三度的二音；另一件呈球形，腰部有两个并列的圆形音孔，经测定能发三音。陶哨仅见于河南渑池，形呈两端稍细、中部略粗的圆管状，中空，腔壁笔直，两端开口（注：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8.）。仰韶文化陶铃主要见于郑州大河村遗址（注：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3）：301～376.），其中2件属于第三期，一件属于第四期，其形制呈椭圆形，喇叭口，平顶上有两个小圆孔。陶响器分别出自临潼姜寨（注：半坡博物馆.姜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266～267.）、陕西铜川李家沟（注：西安半坡博物馆.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1）：5～33.）、河南唐河茅草寺（注：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茅草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5，（1）：1～3.）、寨茨岗（注：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唐河寨茨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12）：641～645.）等仰韶文化遗址。姜寨遗址出土陶响器2件，皆为泥质红陶，其中一件形似两个圜底浅腹盆相扣，中空，轻轻摇动，可发出清脆的响声；另一件形似橄榄，两端圆尖，鼓腹，器略扁，外表凹凸不平，中孔，摇动亦可发出沙沙声。李家沟遗址出土的陶响器为圆形，中孔，器表饰有锥刺纹，内装小陶丸，摇之可听到声响。此外，在临汝大张水库出土一件四孔器（注：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临汝大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6）：1～4.），外形呈船形，中空，是不是陶响器目前尚难断定。龟响器出土于河南淅川下王岗（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238.）和陕西郑县龙岗寺（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230.）遗址，皆为随葬品。角状陶号见于陕西华县井家堡仰韶文化墓葬（注：贾麦明.罕见的新石器时代角状陶号.文物天地，1990，（4）：7.），其外形呈弯曲的圆筒状，与去尖的牛角形状相似，在出音口一侧有两个小孔，估计是作穿绳系带之用。陶鼓出土的数量较多，约有20余件，主要集中在河南内乡朱岗（注：修海林，王子初.看得见的音乐乐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33.）、郑州大河村（注：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3）：301～376.）、郑州后庄王（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后庄王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88，（1）：5～12。）、临汝大张水库（注：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临汝大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6）：1～4.）、新郑唐户（注：赵世纲.仰韶文化陶鼓辨析.华夏考古，1993，（1）：69～73.）、甘肃秦安大地湾（注：甘肃文物工作队.大地湾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2）：1～12.）等遗址。陶鼓可分三式：Ⅰ式和Ⅱ式各一件，分别见于朱岗和大地湾遗址，前者为泥质红陶，鼓身作筒形，鼓面作喇叭状，在鼓面与鼓身结合处外部有突起“齿纹一周”，鼓面绘制黑色的柳叶纹；后者为直口、深腹、平底，颈部附加3个用于蒙革的角状钩纽，高65厘米，直径20厘米。Ⅲ式陶鼓多为灰陶，素面或饰绳纹，大口，亚腰，尖圆底，口沿外饰一周鹰咀状凸钮，腹壁或器底有一个以上的穿孔。需要指出的是，Ⅲ式陶鼓都是兼作葬具使用的，鼓腔内大多有尸骨遗存，一般无随葬品随葬。以大河村遗址为例，该遗址出土的三件陶鼓分别发现于W1、W2、W117。W1、W117陶鼓与陶鼎或陶罐扣合东西置放，内堆松软的灰土和一件小孩骨骼，鼓腔内无随葬品。W2陶鼓作为葬具与陶豆扣合东西置放，内有三具小儿骨骼，亦无任何随葬品。陶鼓被用作葬具的事实，表明当时的人们在丧葬活动中已经开始使用乐鼓。
除上述发现的乐器遗存之外，在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一组用碳黑绘制的地画（注：甘肃文物工作队.大地湾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2）：1～12.）。该画面由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两舞蹈者形象，皆左臂举顶，右手叉腰，双腿交叉，足跟着地；下部为一略向右上方斜的黑色长方框，框内画有两个类似动物的形象，左边的一个头近圆形，头上方有一只向后弯曲的触角，身躯呈椭圆形，有弧线斑纹，身上侧绘有两条向后弯的腿，身下侧绘有四条向右弯的腿，身后有一条向后弯的长尾巴，右边的一个头为椭圆形，头上有三条触角，弧形呈扇形分散，身上绘有向不同方向弯曲的四条腿，身下侧是四条向前弯曲的腿。关于这幅地画的含义，学术界存在多种认识。宋兆麟先生认为“大地湾地画题材主要是对祖先或已故亲长的一种悼念，人们表演的正是丧舞”（注：宋兆麟.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303.）。张朋川先生认为“地画中的人物表现的是祖先崇拜，方框内是这个民族图腾神的动物形象”（注：张朋川.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绘画——大地湾原始社会居址地面.美术，1986，（11）：51～55.）。李仰松先生认为“地画是原始社会晚期施行巫术仪式的真实记录”（注：李仰松.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地画研究.考古，1986，（11）：1000～1004.）。上述说法孰是孰非，单就目前材料尚难作出判断。不过，从仰韶文化所处时代背景分析，这应与当时宗教仪式中的音乐活动有关。
庙底沟二期文化具有仰韶文化向中原龙山文化过渡的性质，也有研究者将它归于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在该文化分布范围内，目前发现的乐器种类有陶埙、陶鼓，陶钟等。陶埙发现一件，见于山西垣曲丰村，近似扁卵形，器身有吹孔（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集刊，1987，（5）：27～38.）。陶鼓共出土4件，分别见于陕西商县紫荆（注：商县图书馆，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1，（3）：33～36.）、武功浒西庄（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报告——浒西庄与赵家来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1～269.）、河南渑池不召寨（注：J.G.Andersson，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PL.104，1.）、甘肃宁县（注：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宁县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10）：869～876.）等遗址。紫荆遗址出土的陶鼓器体较大，形制规整，冒革部位的鼓口呈圆钵状，未设置悬挂的耳钮，有散音孔2个。浒西庄遗址出土的陶鼓是一件残器，小平底，底部正中有一粗孔，器表饰篮纹，似为鼓腹。不召寨遗址出土的陶鼓形制大致与浒西庄相同，为长圆腹，腹部有四个小孔，器底设孔。宁县遗址出土的陶鼓敛口束腰，口沿外饰一周泥铆状突钮，底部一周指压纹，下腹有穿孔一个，其形制同于紫荆遗址出土的陶鼓。陶钟仅发现一件，出土于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第387号灰坑（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54.），其顶部有柄，呈圆形，器壁斜直呈梯形，钟口外侈，中空，顶部有穿孔直通钟腔。
中原龙山文化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实际上包括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三里桥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以及陶寺文化（山西龙山文化）。这一时期发现的乐器材料主要有陶埙、陶鼓、木鼓、石磬、陶钟、陶铃、铜铃、陶响器、陶号等。出土陶埙的地点有河南郑州大河村（注：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3）：301～376.）、尉氏桐刘（注：方建军.先商和商代埙的类型与音列.中国音乐学，1988，（4）：120～130.）、山西太原义井（注：吕骥.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讨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文物，1978，（10）：54～61.）、万泉荆村（注：吕骥.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讨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文物，1978，（10）：54～61.）、襄汾陶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1）：30～42.）、襄汾丁村（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襄汾县丁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10）：882～891.）等。陶埙特征较为一致，外型多为卵形，一端有一平面，另一端有一吹孔，埙身有一个或二个不等的圆形音孔。陶鼓和木鼓皆发现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鼓共6件，形似葫芦，有细长和粗胖两种，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短管，周围又有三小孔，颈腹之间置双耳。从出土情况看，六件陶鼓完整者4件，其中3件出土于大型墓，一件出土于中型墓。木鼓（鼋鼓）2件出土于陶寺大墓M3015中，外壁施粉红或红底色，以黄、黑、白、蓝等色绘成风格神秘而又森严的图案花纹（注：a.黄石林.陶寺遗址乃尧至禹都论.文物世界，2001，（6）：21～22.
b.黄石林.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文物世界，2001，（6）：23～31.）。出土石磬的地点为河南禹县阎砦（注：匡瑜等.禹县阎砦龙山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8.）、山西五台阳白（注：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西五台阳白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4）：46～57.）、闻喜南宋（注：李裕群等.山西闻喜县发现龙山时期的大石磬.考古与文物，1986，（2）：94.）、襄汾陶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1）：30～42.）等4处，皆为特磬。阎砦遗址出土的特磬形状如璜，除底边弧曲外，其余各边基本平直，倨句顶平，其下琢钻一圆形悬孔。阳白遗址出土的特磬平面近于不等边梯形，表面较平整，有固定的打击点，加工方法以打制为主。南宋遗址出土的特磬表面虽经磨光，但不甚规整，鼓部较薄，股部较厚，在中间偏向股部一侧的上部对钻一圆形悬孔。陶寺遗址出土的4件特磬分别出自M3002、M3015、M3016、M3072等4座大墓中，其中，M3002∶6特磬略呈凸五边形，股部较厚，鼓部较薄，磬身上部有一悬孔；M3015∶17特磬器表粗糙，未经磨光，上端钻一孔；M3016∶39特磬磬表有琢磨和打制印痕，磬体两端一宽一窄，顶中部略凹，底呈孤线形，一面中部略凹，另面局部略显鼓凸，中部较厚，边缘较薄，磬身对钻出两个透孔；M3072∶10特磬修磨精细，磬体规整，局部表面光洁，器体中部折断，只余残半。此外，在襄汾大崮堆山还采集两件石磬坯，两磬皆为打制，表面凹凸不平，无悬孔，声音清脆（注：陶富海.山西襄汾大崮堆山发现新石器时代石磬坯.考古，1988，（12）：1137.）。陶钟出土于长安斗门镇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注：修海林，王子初.看得见的音乐乐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41.），外形呈长方形，横削面近似椭圆形，中空，顶部有柄，柄把与钟体相接处有两个圆孔，前后壁稍薄，两侧壁稍厚。出土陶铃的地点有山西襄汾丁村（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襄汾县丁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10）：882～891.）、襄汾陶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1）：30～42.）、河南汤阴白营（注：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3）：193～202.）、禹县瓦店（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3，（3）：37～48.）等，其形制基本一致，为合瓦体，平顶，顶上有一到二个数量不等的悬舌小孔。另外，陶寺遗址还发现一件铜铃，出土于成年男性墓主的腿裆中间，形制同于陶铃（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考古，1984，（12）：1069～1071.）。陶号发现于河南禹州谷水河，形似牛角，一面扁平，一面弧鼓，口部椭圆，尾部尖角，吹音口附近有一用于穿挂的小孔（注：王子初.号角.乐器，2002，（2）：64～65.）。
（二）海岱区
海岱区是一个历史文化区概念，它的地理范围包括山东全境、苏北、皖北、豫东等地区。目前发现的乐器主要出自山东和苏北两地，分属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三个前后相继的考古学文化。
北辛文化的乐器有陶鼓、陶铃两类，皆出自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45～56.）。陶鼓共5件，仅一件完整，为方唇、敛口，上腹呈圆筒形，中腹饰一圈半圆形附加堆纹，下腹略鼓并附对称的环行双耳，耳旁各穿一圆孔。陶铃器形正面呈梯形，喇叭口，横截面呈椭圆形，平顶上有两个小圆孔，正背两面靠近顶部各有3个小孔。
大汶口文化的乐器种类有陶鼓、陶埙、陶号、陶笛、龟响器、陶铃等。出土陶鼓的地点有山东邹县野店（注：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190.）、泰安大汶口（注：a.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1～164.
b.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45～56.）、兖州王因（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270～272.）、广饶五村（注：刘桂芹，王建国.山东上饶县五村遗址发现大汶口文化陶鼓.考古，1997，（12）：28.）、青州桃园（注：何德亮.山东史前乐器初探.中原文物，2003，（4）：14～23.）、江苏邳县大墩子（注：a.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2）：9～29.
b.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7～41.）、邳县刘林（注：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2）：9～34.）等遗址。陶鼓多呈桶形，口微敞，口沿外饰一周乳丁状凸钮，平底，器壁或器底有数量不等的漏孔。按形制和纹饰，陶鼓可分六式：Ⅰ式口沿外饰乳钉状凸钮，器身呈桶状，上宽下窄，下腹微折，折腹处附三个环状足，有穿孔一个，平底，腹部和底部各有穿孔一个，腹身着红色陶衣，上绘四个白彩长方框，白框内填白色大圆圈，色彩鲜艳。此鼓为大汶口文化流行样式，主要见于山东邹县野店遗址。Ⅱ式为直筒形，腰下作大圆底，腰侧有一圆环状把手，口沿外设一周乳钉状凸钮，腹壁和底部有圆形小孔多个。在环状把手的腹部，绘有深褐色和白色相间的平行带纹。Ⅲ式为方唇、鼓腹、小平底，口沿外饰一周乳钉状凸钮，器腹中部绘有深褐色和白色相间和瓣平花纹图案。Ⅳ式为侈口，方唇，深腹，近底部稍鼓，平底，沿下有一周较大的喙状突，中腰一周有五个散音的圆孔，底部下中亦有一孔。Ⅴ式器形不甚规整，侈口，束颈，直腹，近底部折收为平底，颈部有一周15个乳丁纽，腹部两侧上下各有2个散音孔，底部正中有一孔。Ⅵ式为尖唇，敛口，束腰式长桶腹，上腹部近口饰一圈鸟喙形附加堆纹凸泥饰，下腹内折呈大圜底，腹和底部各穿有小圆孔，腹部的孔作两两对称分布，底正中有一小孔，腹部用白色、深红色和熟褐色等三种彩色分两层绘弧线三角纹和卵点，组成四瓣花图案。陶埙计2件，皆出土于邳县大墩子遗址（注：a.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2）：9～29.
b.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7～41.）。其中一件形似兽形，两端分别塑成兽头和兽尾，中空，两端有小孔；另一件形似小鸭，器身两侧有三孔，底部和尾部各有一孔。陶号共土4件，分为牛角形和羊角形两种。陶牛角号发现于山东莒县陵阳河（注：山东省文物考古所等.山东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7，（3）：62～82.）和大朱家村（注：山东省文物考古所，莒县博物馆.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墓葬.考古学报，1991，（2）：167～179.）两处遗址，其中陵阳河遗址出土2件（79M19∶25、79M7∶15），大朱家村发现一件（79M26∶20）；陶羊角号发现于泰安大汶口，形似羊角，器形较牛角号要小（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45～56.）。陶笛仅见一例，发现于陵阳河遗址，编号为79M17∶157，该器呈酒杯状，细直柄，中空，柄对侧各有一孔，可吹奏四个不同的乐音，音响与竹笛音质相似（注：a.曲广义.笛柄杯音乐价值初考——对笛柄杯柄部的研究及推测.齐鲁艺苑，1986，（5）：31～34.
b.王树明.山东莒县河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笛柄杯简说.齐鲁艺苑，1986，（5）：52.）。龟响器在山东泰安大汶口（注：a.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1～164.
b.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45～56.）、邹县野店（注：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190.）、兖州王因（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270～272.）、茌平尚庄（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4）：465～486.）、江苏邳县刘林（注：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2）：9～34.）、大墩子（注：a.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2）：9～29.
b.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7～41.）等遗址皆有发现，一般是腹甲和背甲共出，内装小石子等，龟甲上多有穿孔。
龙山文化出土的乐器有陶埙、陶铃、陶响器等。出土陶埙的遗址有山东潍坊姚官庄（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83.）、禹城邢寨汪（注：德州地区文物考古队.山东禹城县邢寨汪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3，（11）：966～972.）两处。姚官庄遗址出土的陶埙呈圆球形，内空，顶部中央有一个圆形吹孔，近旁一侧有一按音孔。禹城邢寨汪遗址出土的陶埙呈卵形，平底，一端略尖，有一吹孔，腹有两音孔。陶铃仅在山东章丘宁家埠遗址发现一件，器形正面略呈方形，椭圆形口，顶部有两孔，器表饰人面纹。出土陶响器的地点有山东日照东海峪（注：日照市图书馆，临沂地区文管会.山东日照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6，（8）680～702.）、章丘城子崖（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写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胶南西寺村（注：《中国文物精华》编写组.中国文物精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等，东海峪遗址出土的陶响器器形中凸边薄，平面呈椭圆形，上镂4个小圆孔，周边有两处用手捏制的凹口，剖面似杏核形，内空，里面有多粒陶丸。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陶响器形状如龟，扁圆器身分制成阴阳两面，阳面磨光凸起形似龟背，阴面粗糙略凹形似龟腹，器身长条形的突形似龟头、龟尾、龟足，内空并装有数粒陶丸。西寺村遗址出土的陶响器形似蚌壳，内空，器身下腹有4个规则的小孔，内装数粒泥丸。
（三）甘青区
该区主要在甘肃、青海境内，以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为代表。马家窑文化的乐器种类有陶鼓、陶响器、陶哨铃等，其中陶鼓和陶响器是该文化最为流行的两类乐器，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出土陶鼓的地点主要有有甘肃永登乐山坪（注：a.尹德生等.原始社会晚期的打击乐器——兰州市永登乐山坪陶鼓浅探.史前研究，1988：152～162.
b.马德璞等.永登乐山坪出土一批新石器时代陶器.史前研究，1988：203～211.
c.尹德生，甘肃新发现史前陶鼓研究.考古与文物，2001，（2）：31～35.）、通渭李家坪（注：何钰.定西地区出土的陶质乐器.文物，2001，（5）：48～50.）、牛家沿（注：何钰.定西地区出土的陶质乐器.文物，2001，（5）：48～50.）、定西堡子坪（注：何钰.定西地区出土的陶质乐器.文物，2001，（5）：48～50.）、陇西堡子坪（注：何钰.定西地区出土的陶质乐器.文物，2001，（5）：48～50.）、青海民和阳山（注：青海省文物工作队.青海民和阳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5）：388～395.）等。陶鼓可分为三型：A型呈喇叭形，有上下两口，上口较大，口沿外饰一周鹰咀状钮，下口较小，口部微收，中部为直筒形，在器身两端有一环纽，外壁施黑红两色彩绘，图案有三大圆圈连续漏纹、三角形锯齿纹、平行锯齿纹、网格纹等。此鼓是马家窑文化中最为常见的类型，目前发现的数量已有30余件。B型为圆锥状，侈口，束腰，折腹，尖底，通体饰绳纹，口沿以下颈腹部饰十几个尖状乳丁纽，腹部有一散音圆孔。C型为深腹、平底陶鼓，直颈较长，折腹或弧腹，口沿外饰一周方形扳钮，肩、腹部有1～2个散落圆孔。陶响器的出土地点有甘肃皋兰东乡（注：尹德生.甘肃出土的几件原始打击乐器.西北史地，1987，（2）：91～95.）、糜地（注：陈贤儒，郭德勇.甘肃皋兰糜地趼岘新石器时代墓葬清理记.考古通讯，1957：7～8.）、兰州红谷土谷台（注：甘肃省博物馆等.兰州土谷山——马厂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3，（2）：191～222.）、临洮寺洼山（注：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1949，（4）：95～101.）等，其形制各异，可分为四型：A型主体呈穹窿型，平底，中空，内有陶质或石质弹丸若干，器底和器身有大小一致的小孔。B型器形呈橄榄状，略扁，中空有丸，器身有4个小孔。C型主体呈圆筒状，内空有丸，上下两头略向内收，中部稍稍突起，其上自然延伸一个扁平的弓耳形握柄，与上面之间镂空。D型为圆头、细直柄、小喇叭尾，形似哗啷棒，圆头中空有丸，无孔眼，器身绘有竖条纹和十字纹。陶哨发现于甘肃泾川刘家沟，该器塑半胸式像，兽头上部已经残，尚存鼓出的双眼下半部，宽嘴露齿。平底处及背后各有一孔，空腹，内装石子，摇之作响，吹气入孔，则可发声（注：吴诗池.中国原始艺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140.）。
除乐器之外，马家窑文化还发现两件舞蹈纹彩陶盆，一件出土于青海大通孙家寨遗址，另一件出土于青海宗日遗址，皆为马家窑文化彩陶盆上的舞蹈图案画（注：a.青海文物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文物，1978，（3）：48～49.
b.青海文物管理处等.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5）：1～14.）。孙家寨彩陶盆舞蹈图案位于盆内壁上部，共绘有相同的三组舞蹈图案，每组5人，画中舞者手牵着手，面向左方，头饰摆向右方，尾饰摆向左方。宗日彩陶盆所反映的内容与之类似，于盆内壁精绘两组舞蹈人像，每组12人，均着宽松短裙。舞蹈图案彩陶盆这种整齐划一、牵手而舞的群舞形象，生动再现了文献中记述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那种欢乐热烈的舞蹈场景。
齐家文化是马家窑文化的后继者，目前发现的乐器种类有陶鼓、陶响器和石磬三种。陶鼓发现于甘肃庄浪程家小河村，形制同于马家窑文化A型喇叭形陶鼓（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写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甘肃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127.）。陶响器的出土地有甘肃永靖大何庄（注：J.G.Andersson，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P.68，PL.72，1947.）、通渭张家湾（注：何钰.定西地区出土的陶质乐器.文物，2001，（5）：48～50.）、定西渭源灰堆山（98）、张家湾（注：何钰.定西地区出土的陶质乐器.文物，2001，（5）：48～50.）等遗址，按形制可分四型：A型体似覆豆，侈口，束腰，高圈足，豆柄中央有一小孔，内装弹丸。B型为圆球形，厚壁空心，内装沙粒，器表有多个镂孔。C型为带柄球体，柄把已残缺，腹中空，内置小丸，器表镂刻30多个小孔。D型为圆柱体，直腹，有上下底，壁腹中央有2个穿孔，空腹置丸。石磬仅一件，发现于青海乐都柳湾遗址，该石磬呈三角形，单孔，一端已残，敲之有声（注：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柳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32～234.）。
（四）江汉及邻近区
该区主要在湖北、重庆和安徽境内。这一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乐器有陶响器、陶埙、陶鼓、陶钟等，分属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薛家岗文化。在上述四支文化中，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一脉相传，薛家岗文化虽然不属于上述文化系统，但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影响。
大溪文化以各种型式的陶响乐器最为常见，广泛分布于重庆巫山大溪（注：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4）：461～490.）、湖北公安王家岗（注：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王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2）：193～220.）、宜昌清水滩（注：宜昌地区博物馆等.湖北省宜昌县清水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3，（2）：1～12.）、中堡岛（注：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宜昌中宝岛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1）：45～98.）、黄冈螺蛳山（注：湖北省黄冈地区博物馆.湖北黄冈螺蛳山遗址墓葬.考古学报，1987，（3）：339～358.）、枣阳雕龙碑（注：阎金安.枣阳雕龙碑遗址调查报告.江汉考古，1984，（3）：14～19.）、麻城栗山岗（注：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湖北麻城栗山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0，（4）：439～474.）、江陵毛家山（注：纪南城文物考古发掘队.江陵毛家山发掘记.考古，1977，（3）：158～165.）、松滋桂花树（注：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3）：187～196.）、蕲春易家山（注：湖北省文物管理处.湖北省蕲春易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0，（5）：1～6.）、枝江关庙山（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第二次发掘.考古，1983，（1）：17～26.）、湖南澧县梦溪三元宫（注：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4）：461～490.）等遗址。其形制可分为二型：A型器形为圆球形，腹空，内装小石子或陶丸，器表饰各种纹饰，并有数量不等的镂孔。这类陶响器数量最多，差不多在上述遗址中都有所见。B型器形呈哑铃状，中间是空心长柄，两端球腹内中空，内置小石子，通体刺篦点纹。此型陶响器数量极少，仅见于关庙山遗址。除陶响器之外，在重庆巫山县城中医院址建筑工地还发现石埙一件，器形呈橄榄形，内孔经磨制，两端较小，腹部较大，对穿一孔，疑为大溪文化晚期遗物（注：幸晓峰.巫山出土陶响器、石埙、石磬考略.四川文物，2002，（5）：15～17.）。
屈家岭文化的乐器种类有陶响器、陶鼓等，其中仍以陶响器的数量最多。据考古资料显示，目前发现陶响器的遗址有湖北京山屈家岭（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湖北京山屈家岭.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1～82.）、朱家嘴（注：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京山朱家咀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考古，1964，（5）：215～219.）、宜昌中堡岛（注：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宜昌中宝岛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1）：45～98.）、枣阳雕龙碑（注：阎金安.枣阳雕龙碑遗址调查报告.江汉考古，1984，（3）：14～19.）、湖南澧县三元宫（注：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考古学报，1979，（4）：461～490.）等。跟大溪文化陶响器比较，此时期仅见圆球形陶响器，且器形相对较大。陶鼓仅见一例，出土于湖南澧县东田丁家岗遗址（注：湖南博物馆.澧县东田丁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考古辑刊，1982，（5）：215～219.）。该陶鼓为泥质红陶，口微侈，折唇，鼓腹，小平底口沿下饰刺丁一周，共23个，腹中有散音孔一个。值得指出的是，此类陶鼓跟仰韶文化Ⅲ式陶鼓一样兼作瓮棺使用，这说明在丧葬活动中使用鼓乐并不限于中原地区。
石家河文化为长江中游龙山时代遗存，目前在这一文化中发现的乐器种类有陶响器、陶埙、陶钟等。出土陶响器的遗址有湖北京山屈家岭（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湖北京山屈家岭.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1～82.）、松滋桂花树（注：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3）：187～196.）、蕲春易家山（注：湖北省文物管理处.湖北省蕲春易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0，（5）：1～6.）、黄冈牛角山（注：幸晓峰.巫山出土陶响器、石埙、石磬考略.四川文物，2002，（5）：15～17.）等，按形制可分三型：A型为常见器，器形为圆球形，腹空，内装小石子或陶丸，器表饰各种花纹。B型为长方形，中空，内装小粒，体表饰划线米字纹，米字纹中心交点上有一圆形镂空。该型仅一例，见于蕲春易家山遗址。C型为带柄球体，球腹中空，内置小丸，器表饰人字纹、圆圈纹等。该型发现一例，见于牛角山遗址。陶埙发现于湖北麻城栗山岗遗址，分二式：Ⅰ式近似椭圆卵形，顶部穿两圆孔；Ⅱ式呈卵形，平底，顶穿一圆孔，腹中部穿一小圆孔。陶钟仅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一件，钟体呈椭圆形，无柄，斜弧壁呈梯形，上小下大，陶钟顶部有并列的穿孔，可悬挂敲击，钟面饰有饕餮纹饰（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13～114.）。此外，在石家河文化邓家湾遗址中还发现一批乐舞人物陶塑，所塑人物或奏或舞，姿态各异。在这些乐舞陶塑中，以人抱鱼形器数量最多，也最具特色。孟华平先生认为人抱鱼形器是乐师奏乐的艺术体现，而鱼形器则是乐师用来吹奏的乐器（注：孟华平.浅议“人抱鱼形器”.中国文物报，1994-04-24.）。
薛家岗文化是以皖西南沿江平原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该文化发现的乐器有陶响器、陶埙两种。其中，陶响器的出土地点有潜山薛家岗（注：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3）：283～324.）、天宁寨（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潜山县天宁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7，（11）：974～983.）、望江汪洋庙（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望江汪洋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6，（1）：43～60.）、怀宁黄龙（注：许闻.怀宁黄龙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研究，1986，（2）：1～3.）、太湖王家墩（注：高一龙.太湖县王家墩遗址试掘.文物研究，1985，（1）：3～6.）等处，器形大致同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圆球形陶响器。陶埙一件仅见于汪洋庙遗址（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望江汪洋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6，（1）：43～60.），呈枣核形，顶部和两侧共有三孔，顶孔和两侧孔相通。
（五）环太湖区
该区包括宁绍平原和太湖流域，出土的乐器有骨哨、角哨、陶埙、陶响器等种类，分属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
河姆渡文化的乐器有骨哨、角哨、陶埙三种（注：浙江省文管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1）：1～68.），其中以骨哨数量最多，约有160余件。骨哨外形呈圆柱形，中空，一侧有孔，孔数2个～4个，用手指堵其两端，吹气入孔，凭气流的变化，可发出各种悦耳的音响。角哨出土不多，其中标本T194∶16，鹿角制成，表面磨光，中部饰锥刺纹或短线纹，形同骨哨，唯音孔呈方形有差别。陶埙为卵形，顶穿一圆孔。
马家浜文化分布于太湖地区，目前发现的乐器仅陶响器一种，见于江苏常州圩墩（注：吴苏.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4）：223～231.）和武进潘家塘（注：武进县文化馆，常州市博物馆.江苏武进潘家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9，（5）：404～409.）遗址。陶响器数量很少，且多为椭圆形，器形亦不甚规整。良渚文化的乐器有骨哨、陶埙和陶响器，其中，骨哨和陶响器出自江苏吴江梅堰遗址（注：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6）：308～318.），陶埙出自浙江杭州老和山遗址（注：蒋瓒初.杭州老和山遗址1953年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2）：5～15.）。梅堰遗址出土的骨哨呈管状，表面磨光，近一端作了一个瓜子形小孔，便于发音。陶响器共2件，一件为圆球形，一件为椭圆形，内腹有陶丸。
（六）辽河区
辽河区包括西辽河流域和辽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迄今为至，在这一地区发现的乐器有陶埙、陶鼓两种，分属后洼文化类型、红山文化。后洼文化遗址距今6000多年，是辽东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该文化曾发现陶埙一件，为卵圆形，形似军用水壶，顶部为乳头形吹孔，吹孔旁有一圆形音孔（注：许玉莲.后洼遗址发现东北地区最原始吹乐器——陶埙.北方文物，1994，（4）：51.）。
红山文化是在西辽河流域发展起来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年代大致于后洼文化类型相当，该文化发现的乐器主要是陶鼓（注：陈星灿.红山文化彩陶筒形器是陶鼓推考.北方文物，1990，（1）：26～29.），分别出自辽宁阜新胡头沟（注：方殿华，刘葆华.辽宁阜新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6）：1～5.）、喀左东山嘴（注：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11）：1～4.）、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注：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4）：497～510.）、凌源、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积石冢（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梁河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文物，1986，（8）：1～17.）等遗址。这些陶鼓为直筒形，上下口贯通，鼓腹，腹部大多有彩绘或者涂有红陶衣，出土的位置或是在墓葬上方的石圆圈旁，或是在祭祀基址的石墙边，房址及墓葬内部少有发现。
二、两个问题的探讨
（一）史前音乐文化的表征系统和承传方式
史前音乐文化作为一个动态结构与系统，其运行方式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与人类社会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文化的发展、人的自身发展等多种因素有关，而且还包括各种音乐活动的动态展示，以及在音乐承传中的动态实现。乔玉光在论及民族传统文化表达系统时曾指出，民族的历史文化，概可分为“物质化”与“非物质化”两套承传系统（注：乔玉光.论民族传统文化表达系统.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0，（4）：37～43.）。诚然，任何民族文化在承载与传承方式上，都毫无例外地呈现出“双轨道”的惯性表征，民族发展的模式不同，规定了这两套系统在不同民族中的不同承传角色。
对史前音乐文化而言，“非物质化系统”和“物质化系统”各自扮演着不同的承传角色：“非物质化系统”是以具体的音乐行为（舞蹈、歌唱、奏乐）承载并惠于后代，音乐行为人通过对它的体悟、接纳、阐释、交流，建构来实现其价值功效，它具有先时性、敏感性、自然性等特点；“物质化系统”以“物”的形式承载并惠于后代，这种“物”的遗存反映在史前音乐生活中，就是以上所述的乐器和舞蹈图像材料。相对于“非物质化系统”，“物质化系统”具有滞后性、物质性、能动性等特点。在通常情况下，一种音乐形态的产生、确立和流行，总是“非物质化系统”首先进行吸纳、整合和确认，然后再通过“物质化系统”表达出来。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非物质化系统”内容皆可通过“物质化系统”表达出来。事实上，原始音乐形态中的舞蹈和声乐不仅不可能像今天那样采用录音和摄像的方式加以承载，而且还受到来自当时物质生产条件的种种制约。如早期发现的乐器主要限于骨、龟等天然材料，只是随着农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陶质乐器才普遍出现。乐器所用质料的转变，充分反映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对原始音乐文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