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国际政治—国内政治”关联的分析框架——基于韩国政治发展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韩国论文,框架论文,国内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3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3)04-0001-12
修订日期：2013-03-20。
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韩国被列为成功转型的典范，因为韩国是在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情况下，以渐进、和平和有效的方式，实现了政治发展的目标。分裂国家的现状不必然会阻碍民主转型，但却会加深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仰赖国际因素的支持，例如多边或双边军事协定的保证。尽管学者们在研究韩国民主化时，经常有国际环境、国际背景等方面的论述，但大都没有对影响韩国政治发展的国际、国内因素进行互动分析，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论述非常有限，不可避免地出现孤立看待韩国政治发展的问题。
一、研究缘起：“国际政治-国内政治”范式的兴起
长期以来，由于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相互隔绝，政治科学难以发生研究范式的突破。科尔曼(Coleman)和安德希尔(Underhill)指出：“传统的国际关系文献常常坚持认为，国内与国际政治的性质之间存在显著区别，这种严格的国内-国际政治的区分忽视了政治上的全球、地区、国内这些多层面间的密切的关联性。”①政治科学以“国内中心”为取向，将政治现象仅仅放在国家体系内考察，国际因素至多被视为参照因素或情境变量加以分析。由于缺少“国际政治-国内政治”范式，②政治科学无法解释国内出现的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力量而产生的政治现象。
对政治发展的动因进行国际国内互动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可以归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兴起的“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研究范式，该范式是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的交叉产物。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指出，此前的学者只重视研究国际政治的国内根源，忽视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现在应是重视国际力量如何作用国内结构的时候了。在他看来，国际体系中除了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外，有两种因素对国内政治体制产生重大影响：一是国家间政治权力的分配状态，二是国际经济中经济活动和财富的分配状态。③
在民族国家日益受到挑战、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不断融合的现实情况下，必须将比较政治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有学者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关系，但一般都将国内政治视作国际关系的自变量，强调国际政治的国内根源。因此，早期的相关研究是不对称的，学者们重视国内政治文化、官僚政治以及政治体制安排的差异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而对国际因素如何影响国内政治，除了现代化理论、依附论④、相互依赖理论中有些论述之外，研究水平无法与前者相比。当时的研究，在国际因素方面，着重国际经济体系的变化对主权国家的影响；在国内政治方面，更多的是关注国家面对国际环境时的政策选择，较少论及国际因素对国家政治体系变化的影响。然而，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论学者，对于深陷于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出在政治上实行集权制度的药方。由此看来，1980年之前，学术界即便注意到国际因素与国内政治制度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也没有将国际因素与民主制度联系起来。⑤
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指出了比较政治学者与国际政治学者之间的“差距”，即比较政治学者忽视国内政治体系的国际影响，国际政治学者忽视国际政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提出了“联系政治理论”(linkage politics theory)。他把“联系”作为核心概念，建构“国内-国际联系”框架，用来确定和分析国内、国际两个系统重合的部分，考察在重叠区域所发生现象的性质，通过三种方式进行考察：第一，把握国内政治对于国际政治的作用，以对外政策的制定为中心；第二，把握国际环境对国内政治的作用，以国内应对方略为中心；第三，阐明不因国内和国际而存在差异的相互作用机制，以相互联系为中心。联系政治是国际政治体系与国内政治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过程；这种相互渗透和影响一方面在国际体系、国家体系和地方体系等政治主体的不同层次上展开，另一方面还在领土、地位、人力资源等问题领域体现。⑥罗西瑙提出“联系政治”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通用的概念体系，为系统研究国内政治行为和国际政治行为的关联提供分析框架。然而，他的研究只是停留在静态描述层面，没有揭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动态关系。此后一段时期，关于“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的研究在学界一度趋于沉寂。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研究范式的复兴，学界开始关注政治发展的国际因素研究。古勒维奇的基本结论是“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也是其原因。经济关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从政策决策到政治制度等广泛的国内行为。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联系得如此紧密，我们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分析”。⑦冷战的终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这一命题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从研究对象而言，“国际政治-国内政治”范式主要关注两大领域：
首先，国际政治学者在研究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将国内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状况纳入分析视野。例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双层博弈理论集中关注国际谈判中的外交过程。⑧从国内政治层面研究一国的外交政策过程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国际关系学者将其运用于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跨国债务、武器控制等国际谈判的分析，并根据双层博弈理论的内在缺陷，对国内选举与国际谈判的关系、国际协议的遵守、政策不确定性等问题进行了补充、深化和完善。⑨
其次，比较政治学者在研究国内政治发展时开始关注国际因素的影响。例如，在深入探讨第三波民主化时，很多学者注意到美国民主促进政策的影响，认为西方国家通过国际贸易、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把经济援助与是否实行民主挂钩，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市场经济、进行民主改革，或是在发展中国家大力培养亲西方势力，寻找政治代言人，支持反对派开展民主运动，从内部颠覆其原有政权。⑩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国际结构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认为国际层次的变化能够通过既定的国内制度和实践反映出来，着重探讨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对国内选举制度的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如何改变国内政治分歧，以及全球沟通方面的变化如何影响各国政治。
“国际政治-国内政治”范式把国际因素引入政治学分析中，从国际层次的冲击与国内层次的回应两方面观察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结构变迁的影响。但是，学者们所做的大多数工作只是在国际和国内层次分别进行分析，然后将各个层次的分析结构相加，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分析框架。正如帕特南所言：“关于国内与国际事务的文献不是数不清的外交政策之国内影响的专门罗列，就是对国内与国际事务以某种方式连接在一起的一般观察。”(11)
二、分析框架：韩国政治发展的关联性结构
政治发展是一个涉及起点和结局的有关制度变迁的过程，即政治体制形态由威权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用五个基本标准来衡量政治民主，包括：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以及成年人的公民资格。(12)简言之，政治发展在政体形式上表现为从威权政体到自由民主政体的转型，意味着民主政体在该国基本扎根，民主已成为权力游戏的唯一规则。
“二战”后，在美国的扶植下，民主制度在韩国以宪法形式正式确立下来，此后，在制度层面和法律条文上，民主成为唯一合理的政治体制。但是，由于国际因素的影响，韩国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经历了颇为艰难的过程。美苏冷战、朝鲜战争，尤其是美国的介入，对韩国政治发展产生结构性的影响，韩国的政治制度、宪政框架和意识形态皆由此确定，呈现出国家主义、威权主义、发展主义、反共亲美的特点。韩国政治变迁是国际政治国内化的一种反映，沿着威权政体的确立——经济工业化—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的轨迹发展。
1987年6月，在大规模民主动员的高压下，在国际与国内的双重压力之下，全斗焕政府和反对党就民主转型进行谈判。6月29日，卢泰愚发表“民主化宣言”，表示要通过修宪实行总统直选。这一宣言缓解了国内紧张局势，标志着韩国民主化的正式启动。1987年12月，韩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公平公正的选举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接。从此，权力的和平转移成为政治运作的常规。民主的发展并不止于竞争性选举，它还须对国家权力的合法制约、保护公民权、建立比较廉洁有效的行政机构。在民主巩固的过程中，韩国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2004年的总统弹劾案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动乱，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程序下消解。在韩国，基本没有发生过重要的政治团体周期性地违反民主规则的事件，它们既没有充当体制外的反对派，也没有对执政党进行颠覆性的冲击。
政治发展不是发生于国际真空之中的，一国的政治发展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互动的结果。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箭头表示本研究基于相关理论的假设并需要进行验证的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基本假设是，国内政治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内政治，国内结构和国内行为体都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行为体，要全面考察国内的政治发展，就必须将国内因素置于国际体系的制约之下。这种国际-国内关联的分析框架把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连接起来，有助于拓展理论的解释范围，更全面准确地理解韩国政治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图1 分析框架
国际因素对转型国家的影响不是单向的，民主选择是威权国家的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之间互动的产物，也是威权国家回应国际民主化压力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韩国民主化中所介入的国内变数，分为结构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将政治转型的结构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结合转型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博弈来探讨韩国民主化的演进。影响韩国民主化的国内结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关于对国际因素的分类，主要是受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启发，他认为，系统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决定一国的国家行为。研究表明，系统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决定了一国的政治变迁过程。系统层次的因素，不仅包括国际结构(国际体系的结构)，而且还应含有国际情境(international context)因素，其中国际结构(international structure)是决定性因素；单元层次的因素主要指各类国际行为体(international actor)。
三、影响韩国政治发展的国内因素
3.1 国内制度结构因素：社会-经济-文化
韩国政治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市民社会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政治文化变迁、民主意识提高以及威权政体合法性危机不断加剧的结果，(13)更是在全球民主化影响下政治精英进行战略选择的结果。古勒维奇甚至认为国内结构不是国际政治的原因，相反，可能是其结果。(14)
首先，社会经济发展是政治变迁的基础，二者存在高度相关性。经济发展对于民主的促进作用体现在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上。经济发达的一个结果是民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多，而较高的教育水准和文化素质提高了公民的自主权利意识，导向较高的政治参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中产阶级的崛起，(15)这一阶层既是民主的催化剂，又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通过数据统计发现，在财富、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和教育水平的平均数较高的国家有着相对较多的民主。经济增长是民主机制运行的物质条件，当一个国家发展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水平时，即进入民主化的“转型带”(16)。从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来看，城市人口比例60％以上、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以上、中等收入阶层占全体居民的40％以上是政体质变的客观指标。(17)
当政体的合法性式微和民主的经济基础生成之后，威权国家势必面临转型的压力。吊诡的是，与所有的非民主政权相比威权主义最不可能阻碍民主化，它有相当程度的社会、经济甚至是政治多元主义特征。威权政权完成了现代化的部分使命，如经济发展、公共权威的建立，民主化是在这个基础上起步的。威权政权曾以经济增长遮蔽了政治发展的要求；但从长期看，正是经济的增长，侵蚀了威权主义的根基，培育了民主政治的土壤。经济上的成功使威权政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经济发展对韩国政治变迁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市场经济促进民间财富增长、社会结构分化，催生了具有现代民主理念的中产阶级，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成效又为威权体制提供了绩效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威权统治。
全斗焕上台后，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方针，采取措施调整产业结构，韩国扭转了经济停滞的局面，通货膨胀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1986年开始，出现对外贸易顺差和经常性收支项目盈余。全斗焕时期被称为韩国经济的第二次起飞，(18)人均国民收入到1980年达到1645美元，到1987年增加到3321美元(见表1)。
其次，经济发展造就了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正是政治发展的中坚力量。市场经济促进民间财富增长、社会结构分化，催生了具有现代民主理念的中产阶级，要求扩大政治参与，民主政治的呼声日益强烈。随着社会条件的成熟，民主政治的呼声日益强烈。经济发展的所有各个方面——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构成与民主有关的主要因素。(19)经济高速发展造就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他们具有现代民主参与意识、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专业技能和政治改革目标。中产阶级的背叛削弱了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他们对民主派和民主运动的支持给威权统治造成摧毁性打击。
最后，政治文化是有利于民主的关键条件，如果公民不能创造出一种普遍支持民主理想和实践的政治文化，民主就不可能产生和维持。(20)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韩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强调社会关系的层级结构，其价值目标是维护现存秩序，这样的政治文化天然维护着威权政体。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西方思想观念的传播，韩国的政治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韩国无论是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几乎是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或思想，这样就产生了价值观念的混乱和互相矛盾”(22)。
1985年的一项调查表明，韩国民众对民主的基本原理如人格尊严、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等的认识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对竞争、妥协、程序等民主政治的基本规范也有一定的理解(见表2)。民主结构持久的、有效的运作有赖于根植于社会深层的政治文化的生成，使负责任的民主实践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
“巩固民主”的标签预设了一个长期社会化过程的存在，以对大多数民众灌输民主观念。1987年，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见表3)，民众民主意识高涨，要求军人下台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继续军事威权统治还是走向民主成为国内争论的焦点。当年，进入学校学习的学龄儿童由1950年的69.8％增至93.9％，中学生人数增加近56倍，接受高等教育者增加了38倍。(23)民主政治的框架在韩国一直得以保留，这种民主形式具有公民教育的功能，即便民主程序经常被破坏，但经常性的选举、政治辩论和政党竞争，使公民了解和认识民主制度和程序，熟悉民主的政治行为，接受和认同民主的理念，使得公民观念不断成熟。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思维观念是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识，民主政治文化逐渐形成。
韩国的民主运动总能在美国民间得到广泛的支持，包括教会、政党和政治组织、民间团体、议员、知名人士、学者、新闻记者等。这种广泛的国际联系有助于保护反对党不受迫害，民主化的国际压力随之增强。随着民主的深入，那些按照民主规则行事并忠诚于民主的政治行动者的人数和范围就会增加，民众对民主的担当就从工具性转为原则性，政治竞争者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也会增加，民众日益社会化。
3.2 国内行动者因素：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
个人的力量作为一种偶然因素，对政治发展所起的加速或推动作用有时是相当关键的，(24)但任何政治行为都不是凭空的，会受到既有结构因素的制约。政治精英的决策与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影响民主转型的结果。民主化是一个充满冲突与斗争的过程，各种政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然展开激烈斗争。政体转型的过程不是受制于静态结构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其中政治行动者往往能影响这一不确定过程的最终结果。(25)在转型过程中，朝野各派的战略选择和互动关系对于民主体制的创设有着直接影响。
在韩国民主化的关键时期，为什么全斗焕主动放弃动用军事镇压的选择，转而接受新韩民主党和国民的民主化要求?多数学者认为，美国政府的强硬警告对于全斗焕的决定产生强制作用。1987年6月19日，全斗焕颁布撤销釜山守卫法令就与美国驻韩大使李洁明直接相关，是他劝说全斗焕撤退军队。除此之外，美国特使和东亚太平洋事务助理大臣西格尔(Seagal)于6月23日访问韩国，向全斗焕转达美国政府“反对将武力用于政治目的”的警告。但这种观点没能充分解释全斗焕政府为何决定与民主派协商以推动民主转型。因为如果没有最小的生存保障的承诺，即便在国际压力之下，任何威权政权都不会主动放弃权力。倡导选举的统治者相信，他们要么能维持其政权，要么能维持其同伴的统治。(26)因此，需要关注全斗焕政府摆脱危机的策略，因为全斗焕还有其他选择。几乎在全斗焕考虑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的同时，统治集团内部已就通过直接选举总统来维系权力的选择展开积极讨论。这一选择随即获得统治集团内部多数人的支持，因为军事手段遭到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执政党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资金、组织机构，民主正义党候选人在大选中获胜的可能性很大。(27)韩国威权政体的转型是各派政治精英之间进行策略互动的结果，是执政党领导人在国际国内因素变化所造成的压力下，基于对转型成本的计算而做出的选择。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发表“民主化宣言”，表示要通过修宪实行总统直选、保障国民基本人权等。次日，全斗焕发表特别声明，完全接受“六二九宣言”，决定实行总统直选。全斗焕的第五共和国及其新军部统治在民众大规模的民主抗争中被推翻。
“六二九宣言”一方面是军政府与渴望民主政治的国民的妥协，另一方面也是执政者为维持权力而做出的战略选择。军政府的抉择基于以下考虑：第一，鉴于经济成就，军政府可以赢得中产阶级中多数的支持，全斗焕政府为获取中产阶级的支持，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卢泰愚树立为民主化的英雄；第二，统治集团认为即使举行总统直选，由于两金的相互斗争，在野的政治势力被分裂的可能性极大，使得执政党赢得胜利的机会大增。
卢泰愚在韩国政治转型中的作用在于其改革措施使民主政治的法律框架逐步完善。卢泰愚接受了反对派的全部要求，开始修改宪法，为总统直选创造条件。1987年10月，全民公投通过《第六共和国宪法》。根据新宪法，韩国采用总统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由公民直选，任期5年，不得连任；国会是立法机关，在全国按选区选出，国会议员任期4年，国会可以动议解除总理和各部部长的职务，可以弹劾总统、总理等行政领导；设立独立的宪法裁判所，由9名审判官组成，所长经国会同意由总统任命，任期6年，可连任，主要职责是裁定对总统、总理和法官的弹劾，决定解散政党，审查立法与宪法的一致性等。《第六共和国宪法》取消了总统的非常措施权和对国会的解散权，只赋予总统以紧急财政与经济权，加强国会对政府的牵制力度，增强最高法院的独立性，恢复国政监察，实际上采用“由议会原则补充的总统制”，为韩国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的运作提供宪政架构。在修宪基础上，改革措施纷纷出台，包括：赋予地方政府自治权；地方政府行政长官不再由中央任命，而由地方选举直接产生；取消旨在控制民主集会和言论自由的《集会法》和《新闻基本法》，民众可以自由结社和发表言论。政府放松对大众传媒的控制，也为民众的自由言论创造了渠道；存在着独立且不受党派操控的媒体是保持竞争性政制的要件之一。
四、影响韩国政治发展的国际因素
从宏观上看，韩国现代政治史是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也是西方民主体制在韩国移植的过程。韩国的威权政体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形成、运作与变迁的，因此不能忽视国际因素对韩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与制约。韩国的政治转型不仅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市民社会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政治文化变迁、民主意识提高以及威权政体合法性危机不断加剧的结果，(28)更是在全球民主化影响下政治精英进行战略选择的结果。国际因素的影响十分复杂，它是由多方位、多层次的概念综合构成的。从内容构成看，国际因素可分为结构、情境、行为体三个层面。从影响方式看，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从影响力来源看，可分为个别国家和国际社会两种。
4.1 国际结构因素：从对抗到缓和的东亚地区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从对抗转向对话，基本态势是军备控制取得进展、美苏军事对峙的水平有所下降。1985—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改革主要着眼于解决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在外交上的主要任务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缓和美苏关系。1987年12月，美苏签订《中导条约》，标志着双方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出现了双方在对抗中对话的局面。(29)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分布发生变化，按照意识形态划分的政治分野线日益模糊，地区政治表现出相互依赖的趋势。中美俄日四边关系取代中美苏大三角在东北亚地区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由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提高，政治对话领域扩大，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和中日影响力的上升，中美俄日四国在东北亚地区形成“非敌对性的均衡关系”，(30)相互间既竞争又合作，既依存又制约。这一变化给处在大国力量旋涡中心的韩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朝鲜半岛地缘战略格局的演进来看，随着围绕半岛的国际政治结构由两极、一超多强向多极过渡，意识形态因素逐渐让位于国家利益，这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了韩国政治发展议程的优先次序。
首先，鉴于国际体系的变化和东亚地区关系的缓和，美国对东亚政策进行调整，在经济上开始要求东亚国家更加开放市场，在政治上对东亚威权国家施加民主转型压力。冷战时期，美国虽然对韩国民主政治给予关注，但出于冷战的需要，更将韩国视作反共防共的东翼堡垒，向韩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韩国的威权政体获得较为有利的国际生存空间。冷战结束后，韩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美国开始将韩国视作经济竞争对手和推广西方价值观的障碍，向韩国施加转型压力，要求推行民主化。1987年夏，在民主力量和威权当局紧张对峙时，美国国务院警告韩国军方不要试图进行政变或动用军队镇压示威群众。
其次，朝鲜和韩国的敌对情绪和态势发生变化。朝鲜和韩国相互承认和苏联、中国与韩国建交，缓解了韩朝之间的紧张对峙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体制崩溃后，韩国的北方政策取得巨大成功，而朝鲜则处于外交孤立与粮食危机之中。韩国经济持续增长，民主化进程加快，体制更加稳定。这些因素使朝鲜陷入被动与不安。由于受到东欧与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解体的冲击、国内日渐恶化的经济状况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使得朝鲜在对外关系上采取较为务实的做法，不再坚守闭关自守的政策，而愿意与美国、日本等国改善关系，以免陷入孤立境地；在统一问题上，朝鲜亦与韩国达成共识——由“一个韩国”的统一政策转变为允许“两个韩国”共存，承诺与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1991年底，韩国与朝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经贸、文化协定。
最后，朝鲜半岛敌对双方各自阵营都发生结构性变化。从朝鲜一方看，中国与朝鲜的“兄弟国家”关系因为朝鲜的一意孤行而出现离散的倾向。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朝鲜公开批评中国，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偏离马克思主义。但是，朝鲜经济的持续衰退造成其对国际援助的严重依赖。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是朝鲜外援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在偏离中朝“兄弟”关系时仍然依靠中国的经济支持。在对待朝核问题上，中国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和用和平手段解决朝核纷争。但是，朝鲜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外交努力不是全面配合，以致发生朝鲜单方面不顾中国的劝阻恶意逆国际舆论而动，进行核试爆。
就南方三角而言，尽管美日同盟仍然是对朝鲜进行冷战威慑的支柱，但作为美国对朝直接对峙的前沿同盟——美韩同盟，其冷战色彩有所减弱，主要原因在于：由于韩国经济政治独立性逐渐增强，韩国对美国的依赖减弱，对中国的经济依存性相对加强。两极格局瓦解后的韩国加强其多边自主外交，与中国在经济贸易和外交领域的合作迅速提升。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韩国在国防上的自主倾向进一步提升，美韩同盟逐渐从单向的控制型同盟向双边互助型同盟方向发展，其具体表现主要有：美韩联合军事指挥部的建立、举行代号为“协作精神”的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分摊防务负担、修改《驻韩美军地位协定》等。(31)
两极格局瓦解后，在国际社会中，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而言，经济因素超越意识形态因素。东亚地区关系的调整和大国关系的缓和，对于韩国的政治发展议程产生重要影响，政治民主超越政治稳定成为韩国政治发展的首要议程。冷战时期，以朝鲜为对象的反共意识形态一直是军事政府实行威权统治、打压左翼势力、压制民主运动以及使威权统治合法化的工具。尤其是威权政府利用对朝接触的垄断地位，故意夸大朝鲜好战的特性和朝鲜的军事威胁，对反对势力进行打压，以维系威权统治。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不再是影响和决定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东亚不再是西方阵营反东方阵营的桥头堡，丧失了冷战时期的地缘优势；共产主义威胁消除后，东亚国家无法再以反共为借口来维持其威权统治；西方国家减少了对威权政权的支持，而将促进民主作为其对外政策之一。
4.2 国际情境因素：全球化带来的民主化进程
对于民主条件成熟的国家，国际情境因素减少了民主化的阻力，对于民主条件尚不够成熟的国家，国际情境因素往往是民主化进程启动的最初动力。
在经济方面：20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情境的变化(如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跨国生产体系等国际体系的变化与区域经济兴起的趋势，对韩国发展型国家形成重大挑战；另一方面，韩国在面对国际经济结构变迁时积极采取调适策略以应对危机。(32)为因应国际因素的变化，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威权政府以自由化与国际化为经济政策原则，放宽政府管制，鼓励民间参与，加速产业升级。经济全球化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化程度，推动其发展战略从政府主导型向民间主导型转变。越是国际化，与国际联系越强，对体制内部的制度趋向自我约束的要求也会严格起来。(33)对于韩国这样一个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的国家来说，要求扩大对外联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和人民都意识到，民主化将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门票，而这就为国内政治、经济的自由化提供了强烈的动因。(34)
在政治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第三波民主化在全球兴起，菲律宾的民主化对韩国民主化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示范效应对于民主化的促进作用体现在：①向一个社会的领导人和集团证明另一社会的领导人和集团结束威权政权、建立民主政体的能力；②示范效应表明怎样实现民主，后续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人民试图学习和仿效先前民主化所使用的方法；③后来的民主促进者从中学会躲避危险和克服困难，从而顺利推进转型。80年代末，示范效应在那些具备其他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和民主自身都很薄弱或根本不存在的国家出现了要求民主化的努力。(35)1986年2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下台；1986年4月，全斗焕对反对党做出重大让步，同意在1988年进行修宪，这不能简单归结为巧合。民主的示范效应在地理上相近和文化上相似的国家产生最强的反响，韩国和菲律宾为近邻，在政权结构、社会构成、内外处境各方面与菲律宾相似，韩国威权政府不能不从这些事件中吸取教训。
在社会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加速发展，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对韩国民主的巩固产生了推动作用，这是因为：①全球公民社会在社会公共利益层面整合了来自市场经济领域的庞大政治能量，并将其转变为一国民主化的重要组织基础。②全球公民社会与韩国的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国际联系，向其提供资金、人员、技术支持，为其展开民主活动提供了充分的国际支持。③公民社会在全球扩展的同时，推动了民主观念在韩国的传播，在潜移默化中对韩国的民众进行民主培训。
在文化方面：冷战结束后，国际情境因素中逐渐发展出对自由、平等、民主等原则的普遍尊重与广泛承认。民主观念开始突破地域和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已发展到被行为体内化和制度化的阶段。和20世纪60年代初相比，民主的基础更加坚实，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等各方面均是如此。无论是美国长期以来向韩国传播民主观念，还是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民主观念的扩展，都对韩国公民文化的成熟、韩国政治发展的推进产生了积极影响。威权统治日益陷入危机之中，韩国的民主转型与巩固得以在国际支持充分的情境下展开。
4.3 国际行为体因素：国际行为体的民主化压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为依托，韩国对美国的依赖逐步减少，不愿再被动充当美国的反共工具，通过逐步展开的北方外交，韩国对美国频频说不；而美国也由于冷战胜利在即，韩国的反共重要性降低，经济摩擦增加，不断批评指责韩国的威权政体，甚至直接插手韩国内政，敦促韩国进行转型。80年代初期，全斗焕政权和里根政府在安保领域加强合作关系，激起了韩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到“六月抗争”前夕，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韩国民众的反美情绪和民主化的热情以及韩国政局的不稳定等因素，决定采取积极介入的政策。1987年，美国对韩国民主化的态度强硬更加直接和突出。6月10日，以800多名学生和市民占领明洞天主教堂为契机，美国正式介入韩国政局。针对“六月抗争”，美国表示“和平的示威，可以视为合法政治意愿的表现，但若强力促求之，不能避免暴力冲突，强调现阶段的政治问题不是军方的干预，而是要求政治解决”(36)。这种立场表明，美国反复强调避免使用暴力、防止军方介入政治，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美国是以肯定的诱因在起作用。
全斗焕政权垮台后到1986年韩美之间对韩国国内政局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分歧，美国希望韩国政局保持稳定，所以到8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对全斗焕政权持支持态度。(37)在全斗焕做出推迟直选总统的决定后，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西格尔访问汉城，劝说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继续与反对党讨论选举改革问题。在美国压力下，全斗焕意识到进行某些方面的政治改革是不可避免的，非此不能改变韩国的国际形象和缓和国内矛盾。当威权国家的领导人纷纷抱怨美国干涉其内政时，韩国人对来自美国政府和民间在人权问题上施加压力的做法并没有表现出民族主义的不满，反而要求美国政府对韩国统治者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使他们停止侵犯人权。(38)1987年6月10日，随着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发展，美国国务院以发表评论的方式，要求韩国政府“和平地解决民主的进展与局势”。
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金融组织，一方面协助韩国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对韩国施压要求实现贸易自由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正准备举办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韩国持续不断的政治危机引起国际传媒的关注，柏林、洛杉矶等城市公开表示，如果汉城由于政局动荡而不能举办奥运会，它们就会争取主办权。在民主化抗争达到高潮的1987年6月，国际奥委会向韩国政府下达最后通牒——“如果动乱继续扩大而无法收拾，将取消韩国的奥运会主办权”;卢泰愚不愿国内政局动荡影响奥运会承办的前景，决心实现国内和解。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提供了附加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国际援助，迫使其实行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韩国民主化的成果。
五、结论
1948年，韩国在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转变为民主国家，原本有机会成为亚洲民主发展的先驱，但之后不久就退化为威权政体，就国际因素而言，主要是因为日本殖民统治的遗产、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军事介入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改革政策、美国的军事协防与朝鲜的军事威胁降低等国际因素的出现，使得韩国可以无后顾之忧地促进内部民主化的进展。国际因素与韩国政治发展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之间的互动不但影响国内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而且影响民主框架下的制度选择。(39)本文的主要发现有：
第一，韩国政治发展是韩国国内政治精英在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情境因素的制约下与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协商妥协的结果。在全球相互依赖的背景下，一国的政治发展进程深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其国内政治结构的变革对外部因素具有很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40)来自全球借贷机构、媒体、国际社会以及邻国的压力都迫使发展中国家采取一种民主的路线;(41)威权政权难以承担在国际上被孤立的代价，民主已经成为一国政权获得合法性的国际来源。第二，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在政治发展中表现为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转型过程中，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的作用此消彼长，呈现为由外到内的移植过程。在韩国政治转型的初期，由于更多地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韩国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主要表现为精英的战略抉择；随着民主转型的进行，许多国际因素转化、沉淀为国内因素，从而直接作用于转型过程，因此，可以说随着国际因素的式微，转型过程更多的受到国内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第三，有利于政治发展的国际因素的产生并不表明民主政体的即刻降临，它创造了民主化的基本条件、提供政体转型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没有国内政治精英的具体实践，政治发展仍不可能；民主的充分落实有待于政治精英的现实选择，政治精英的素质及其所选择的战略能够使民主化提前或迟滞、顺利或反复，在韩国政治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政治精英的不同选择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政治精英主动选择向民主过渡并开启转型过程并不意味着民主化已告一段落，民主的巩固仍有赖于国内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全面变革。
第四，当大国与威权国家之间实际上构成庇护关系时，国际因素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二战”后，在朝鲜战争的影响下，通过美韩同盟，美韩之间形成依附与利用、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关系，这是一种地缘政治取向的霸权—附庸关系。由于韩国对美国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的高度依赖，美国对韩国政府的行为具有极大的约束力，使得韩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美国的支配。美国的指点、支持和压力，对韩国的民主化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42)这种国际因素之所以能对韩国国内政治产生影响，主要还是因为它与韩国国内的民主期望相契合。
注释：
①W.D.Coleman and G.R.D.Unverhill,“Introduction:Domestic Politics,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in William D.Coleman and Geoffrey R.D.Underhill.,eds,Regionalism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Europe,Asia and the America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4.
②虽然“国际政治-国内政治”范式的渊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例如罗西瑙的“联系政治”，但一般认为，1978年美国学者古勒维奇在《国际组织》杂志上发表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国内政治的国际根源》一文，是“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研究在当代全面复兴的标志。
③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p.881-882.
④依附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完全被殖民化，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附庸，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剥削的基础上。这种依附关系导致落后国家内部分配不公、经济停滞、政治专制等问题。因此，依附不可能带来全面的现代化，更谈不上民主的实现。卡多索认为，依附国可能会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但仅限于和发达国家有经济联系的行业。跨国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形成，但是由于这种发展严重依赖跨国公司提供的金融、技术、市场、管理等，造成收入分配不均和巨额外债。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连为一体，则要求国家的政治体制与这种经济依附关系相适应：一方面，国家放弃政治控制工具，如政党体系、选举、新闻自由等；另一方面，国家政权迅速扩张，尤其是在经济管制领域。中产阶级与军政权互相支持，形成不民主的军事官僚阶级。Cardoso F.H.&
⑤Faletto E.,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79.Kurth,“Industr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Change:A European Perspective”,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D.Colli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p.319-362.
⑥James Rosenau,“Toward the Study of National-International Linkages”,in James Rosenau,ed.,Linkage Politics:Essays on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Free Press,1969,pp.44-63.
⑦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911.
⑧Peter Evans,Harold Jacobson and Robert Putnam,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33,pp.434-435.
⑨H.Richard Friman,“Side-Payments Versus Security Cards:Domestic Bargaining Tactic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Negoti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3,1993,pp.387-410; Keisuke Iida,“When and How Domestic Constraints Matter:Two-Level Games with Uncertainty”,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7,No.3,1993,pp.403-426.
⑩许开轶、蔡双根：“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浪潮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3期，第75-79页。
(11)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1988,p.430.
(12)[美]罗伯特·达尔著，李柏光、林猛译：《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3页。
(13)郭定平著：《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177页。
(14)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881.
(15)经济发展未必直接导向政治民主，其间要有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的相应变化作为中介环节，以积蓄民主运转的环境资源。经济发达意味着市场体系的完善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为政治资源的配置按照公平竞争的方式而非先赋的方式进行奠定了社会基础。
(16)亨廷顿语。丛日云著：《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17)朱燕华：“威权统治与民主转型：台湾和韩国的比较”，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3页。
(18)陈池等著：《韩国》，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19)[美]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20)[美]罗伯特·达尔著，李柏光、林猛译：《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8-15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页。
(22)李相沃：“韩国的政治文化”，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23)J.Yoo,“A Study on the Local Autonomy System in Korea:The Politics of Decentralization”,Korea Observer,Vol.XXIV,No.2,1993,pp.151-167.
(24)王沪宁著：《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2页。
(25)Guillermo O’Donnell,Philippe C.Schmitter,“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in Guillermo O’Donnell,Philippe C.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eds.,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Comparative Perspective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19.
(26)[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3页。
(27)[韩]权翼著：《韩国政治民主化转型的力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28)郭定平著：《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177页。
(29)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86-488页。
(30)苏格：“亚太安全中的四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第10期，第61-64页。
(31)石源华、汪伟民：“美日、美韩同盟比较研究——兼论美日韩安全互动与东北亚安全”，《国际观察》，2006年第1期。
(32)Chu Yun-han,“The East Asian NICs:A State-led Pathto the Developed Word”,in edited by Barbara Stallings,Global Change,Regional Response:The New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99-238.
(33)韩国社会学会编：《韩国社会走向何处》，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34)韩升洲：“转型中的韩国政治”，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35)[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8页。
(36)朱翼焕：《大韩民国政治民主化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论文，1996年，第167页。
(37)Don Oberdofer,“U.S.Policy toward Korea in the 1987 Crisis Compared with Other Allies”,Korea-U.S.Relations:The Politics of Trade and Security,Robert A.Scalapino and Hongkoo Lee,ed.,Berk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8,pp.178-179.
(38)郭定平著：《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39)Philippe C.Schmitter,“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upon the Choice of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in Neo-Democracies”,in Laurence Whitehead,ed.,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Democratization:Europe and the America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26-49.
(40)Amitav Acharya,“Southeast Asia’s Democratic Movement”,Asian Survey,Vol.39,No.3,1999,p.419.
(41)[美]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娄亚译：《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42)文勇、吴丛环：“过渡与超越：韩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比较分析”，《今日东欧中亚》，1998年第4期，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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