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贫困——现阶段贫富分层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富论文,现阶段论文,贫困论文,财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政策已取得重大成就。但在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改革以后，我们发现共同贫困的局面虽已消失，但“共同富裕”却也还只是纸上的蓝图。现在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由于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有导致贫富分化的自发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共同富裕原则，避免两极分化过度，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也就成了政府必须加以解决的紧迫问题。
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
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存在，但那时社会公众的不满，和九十年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一份很详细的调查报告说明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主要是针对脑体倒挂，个体、私营业主收入过高，承包、承租者和一般职工收入差距过大，地区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等问题①。而到了九十年代，这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高收入者的主体加入了大批通过非市场手段致富的人，二是国有企业职工成了贫困人口的主体部分，三是收入高低悬殊的情况已比八十年代显著得多。由于这三方面的变化，贫困问题也就成为阻碍中国发展、影响社会安定的一大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从1986年到1992年，国有单位职工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非国有单位：（收入总数：亿元）类别
1986年
1992年
增长倍数国有单位
1537.3
3913.7
1.55城镇集体单位
401.5
885.4
1.21合营单位
9.4
111.1
10.28个体劳动者
120
495.7
3.13
从人均水平来看，1986年－1992年，国有企业单位职工人均收入由2633元增加到3594元，增长率为36.5%；城镇个体劳动者人均货币收入由2484元增加至5915元，增长率为138.1%②。如果考虑到后者的收入实际上远没有前者的透明度高，增长率决不止于此数。截至1994年8月末，国有企业职工的人均月工资为325元，而其它经济类型企业职工的人均工资为477元③。由于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目前全国有100多万退休职工领不到、领不够或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约有400多万在职职工未能足额领到工资④。
1994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50个县市的15万居民1993年全年的生活资料进行抽样调查，测算出城镇居民贫困标准为人年均收入1130元，困难标准为1355元。根据这一调查结果测算，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城镇居民约370万户1200万人⑤。据有关方面透露，由于企业亏损面在继续不断地扩大，许多国有、集体企业陷入了停产、半停产状态，这些双停企业的职工被停发或减发工资和退休金，断绝或削减了基本生活来源，这就使1994年全国生活困难职工比例由上一年占城镇人口的5%上升到8%左右，已达2000万人（人均月收入103元以下）⑥。劳动部信息中心提供的一份材料更具体地说明了目前中国贫困人口增加这一事实：近几年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职工人数猛增，1991年为10万人，1992年34万人，1993年103万人，1994年则达180万人，是1993年的1.8倍及前7年总和⑦。
这些城镇困难家庭有这样一些特征：
收入低，入不敷出，基本生活失去保障。目前中国国民收入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但对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来说，工资性收入仍是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一旦工资得不到保障，不能按时足月发放，生活就难以为继，那些靠离退休金生活的职工更是如此。调查结果显示，占城镇人口总数8%贫困家庭人均年生活费收入10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7.4%，人均消费支出1183元，收支缺口124元，这表明入不敷出是这些贫困家庭的主要特征。部分家庭要依靠借款或动用有限存款维持生计。
物价持续上涨使贫困家庭难以承受。1994年全国物价上涨的总水平已超过20%，尤其是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粮油肉禽蛋菜的价格和服务价格居高不下，给居民和职工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据统计，1994年因物价上涨而收入减少的城市居民占城镇人口的20.7%，贫困家庭消费性支出较1993年多164元，其中用于购买食品多支出近百元。贫困家庭消费性支出的2／3均用于食品消费，但饮食水平仍很低下，量少质低，营养不足。以黑龙江省为例，1993年40%的城镇居民入不敷出，其中10%的最低收入户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与生活支出比为1:1.2。
公费医疗得不到保证。双停亏损企业拖欠职工医疗费现象十分严重，1994年辽宁省18900户被调查企业中，拖欠职工医疗费的有3940家，涉及职工688200人。有的企业或因历史长，离退休职工多，或由于职工中绝症患者和慢性病者多，职工医疗费超支现象十分严重。个别困难企业拖欠职工待报销的医疗费用竟达数百万元。
除了上述这些职工以外，中国还存在一大批常年需要救济的人。据民政部统计，近几年每年需要救济的灾民和贫困户达1.4亿人，优抚对象近4000万人，孤老病残人员5000多万，总计2.3亿多人⑧。
杯水车薪的扶贫救济
上文所列事实已经很清楚地说明，目前城市贫困家庭的成因主要是三点：一是家庭中主要经济负担者失业；二是企业开工不足，导致工作收入的不稳定；三是工资收入增长幅度低于通胀幅度。这些贫困人口虽然得到一些救济，但这些救济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中国社会化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按照有关规定，职工困难补助费主要来源于按职工标准工资总额14%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的一部分，企业行政不定额拨付。而那些特困企业连工资都无法兑现，整体贫困的职工群事实上已得不到本企业的救济。那些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全国大部分城市仍然执行国务院1988年(51)号文中所规定的补助标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猛涨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1993年，全国城镇享受定期社会救济的38.8万人，救济费1.4亿元，年均428.5元，月均才35.7元⑨。这样低的常年补助实际上无法使贫困人口正常生活下去，故此近两年各地政府都开展了一些临时性的救助工作。劳动部一位负责人称，1992年—1994年这三年，劳动部共使用4亿多救济金，救助了360多万特困职工。1995年春节开展的救助活动，比以往任何一年的规模都大。
我国在改革以前一直对西方发达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险制度颇有微词，列为批判对象，直到近年才将社会保险作为改革内容提上议事日程，并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深圳进行试点。从整体上看，中国社会保险不但水准低，其覆盖面也很窄。直到1994年年底为止，社会保障支出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覆盖面只占总人口的34%。在城镇中，全国只有59万户各类企业和7336万职工和1628万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地方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含民政部和系统统筹的数字），占城镇企业职工的66%和离退休人员的80%；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有53.2万个，职工7924万人，占城镇职工的53%⑩。
由于国有企业存在大量潜在失业员工，更由于不少国有企业面临破产，不少员工将失去工作——在中国这种半封闭式的就业体制中，失去工作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内可能找不到工作。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城镇国有单位职工共有1.09亿人，其中闲置富余职工约为1500万人，达12%；有的国有企业的冗员已达到50%左右。有关专家预测，在今后6年（1995-2000年）内，新失业员工总数将达2130万人，每年平均355万人(11)。如此庞大的失业人口，对中国造成的社会压力可想而知。为了减轻失业引起的社会震动，政府已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1995年的改革重点。但是这种为了应急而出台的社会保障体制，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却很值得怀疑。即便是为这数千万失业员工提供起码的生活费用，都需一笔相当庞大的资金。在贫富差距日大的今天，这么多的失业人员工存在，给社会伏下了相当大的不安定因素。
分配中的不平等问题
经济中的不平等问题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处于中心位置。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自然不会再去追求那种纯属子虚乌有的“乌托邦”式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但这并不等于对目前这种贫富差距过大的现状可以视而不见。
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是绝对平均主义下的“平等”，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使社会处于无效率状态，制约了社会发展。改革以后，为了使社会摆脱当时的无效率状态，更新社会思想观念，让社会成员适应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不平等，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当时的理论界前卫人士认为：现在优先考虑的不是社会公正，而是经济发展。隐藏在这一观点之后的实际论点就是：在发展的目标和平等之间存在着冲突，要想达到经济发展，必须牺牲掉社会公正。更兼当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商品短缺，物质匮乏，研究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的“短缺经济理论”成为经济学界一时盛举。在此情况下，“生产先于分配”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经济指导思想中无疑占有主导地位。无论是政府还是理论界当时都忽视了一点：生产和分配有如汽车的前轮和后轮，在同一宏观经济系统中是互相依赖，互为作用的。忽视解决分配领域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其结果就是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引起剧烈的社会摩擦。
收入分配的金字塔结构
工薪收入（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非劳动收入），是衡量人们财富的主要尺度。在发达国家，工薪收入更为重要，因为它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种维持某种生活水平的基本购买力。
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在目前的城乡居民的经济福利分配这一问题上，非劳动性收入远远高于劳动收入。
199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截止1994年末，中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已达21518.8亿元，与改革前1978年的210亿相比，增长了101倍多（按可变价格），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3.5%；人均存款由1978年的21.88元增加到1994年的1795元，增长82倍，年增长率为31.7%。这一年新增信贷资金的90%就是依靠这么一笔庞大城乡居民储蓄。
这样一笔庞大的存款，又是一种怎样的分布状况呢？据调查，占中国人口总数10%的贫困人口只占有存款总额的3%，且有下降趋势；而10%的最高收入者却占有存款总额的40%，且有上升趋势。行内资深人士预测，这种差距正在按每年10%的速度在扩大。(12)
根据本文所详细罗列的资料，可以把中国的收入状况形象地比喻成一座金字塔，就可以看到：
在这座金字塔的顶端，高踞着占总人口的10%的高收入者，他们储蓄着收入的大部分，拥有几乎占全国份额一半的私人的财富。让中国普通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花园别墅、高级公寓、进口轿车和各类精品店，是以他们为供给对象。在积累财富的前一轮竞赛中，这些人由于社会关系、所居职位、或是居住地的特殊地理条件——只有少部分人是由于个人才能，成为这个社会中的富裕者。由于他们的成功，他们用来喂猫养狗的食物都比贫困者哺育后代食物好得多。
在这座金字塔的底座，是占总人口10%的贫困人口，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在积累着债务。他们的情况在前面已有详细的描述。居于金字塔中部的是为数众多的工薪阶层。他们辛勤工作，只能积蓄收入中的小部分。从九十年代的城市生活状况来看，这些工薪阶层的“财富”，主要是家具、家庭设施和数量不多的储蓄、国债、股票等。在沿海地区，如深圳，工薪阶层最典型的财富就是有一套不能进入市场买卖的“福利房”。这些家庭中的一部分（即处于金字塔腰部中线以下的那一部分），如果不辛苦撑持，就有可能掉入金字塔的底座。因为他们存款的增长速度，无论如何都无法和通胀率的增长速度相比。
民众的相对剥夺感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中国的贫困并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的贫困。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任何一个地区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比改革以前要富裕得多。但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不仅仅是要看它比以往的历史纪录是否更好或更差一点，还要看它和其它阶层相比的相对差距。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异程度。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合理状态，而0.4以上则属于收入差距过大，如果达到0.6，暴发户和赤贫阶层同时出现，则社会动乱随时可能发生，所以0.6被定为警戒线。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3—0.4之间。
据世界银行测量，在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5，这个指标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这说明当时我国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盛行。而到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86年为0.19，1990年为0.23，1994年为0.370。我国农村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82年为0.22，1986年为0.30，1988年为0.34，1994年为0.411。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根据他们于1994年在全国范围内作的一次严格的PPS抽样、入户调查问卷的数据所作的计算，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4，同年，城乡按家庭户收入分组计算和基尼系数为0.445，这已经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通常的基尼系数。这组数字表明，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已经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安的国家，这种变化无论如何不应该被忽视。该中心的专家指出，在收入分配差距的比较中，还常用五等份的测量方法。按照这种方法，1994年我国最贫穷的20%的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这种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根据美国1990年的数据，美国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6%，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3%。
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个基尼系数和老百姓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在这些调查中，对中低收入阶层家庭的调查比较可信，那是由于这些家庭收入透明度较高；而对高收入家庭的调查却应该打下折扣，因为这类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了解中国国情的研究者都知道这样的事实：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几大投机行业：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这几大投机行业的兴起，使得一部分人可以依靠资本和权力的投入，进行一次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如在股份制改造中、股票发行的一级市场中上下其手，大捞原始股；或用批条批土地，炒房地产；用特权获得期货市场的准入资格等等。这就使得在改革前十年积累了大量资金的人，可以通过这几大投机行业加速度地进行财富积累。中国的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就是在这一轮积累财富的竞赛中，才涌现出来的。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由于作为我国国民主要就业渠道的国有企业陷入了日甚一日的亏损之中，相当部分国有企业的职工长期以来只能领40%—60%的工资，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所以一些民间调查机构在对中国的现实进行调查了解以后，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13)。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统计数据并不太能反映我国的现实，这一点连政府官员都予以承认(14)。且不谈在经济转轨时期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数据的情况日趋严重，仅仅由于地下经济、泡沫经济的存在，工资外隐性收入的增加，预算外资金比重日大，非银行机构资金体外循环扩大等，就已对全面搜集生产、建设、分配、交换、消费等资料带来严重影响，使统计信息难以覆盖全社会。研究者亦很难据此统计资料对社会进行全面观察分析，即使进行了分析，其研究结果也难以让人信服。所以在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还必须广泛调查老百姓的意见。
近两年来，不断有各类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别过大的现实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如山东省有关部门在1995年一季度就当前企业职工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职工们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就是感到社会分配严重不公。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分配既不是按劳分配，也不是按需分配，更不是平均分配，根本没什么标准[(15)]。而且相当部分高收入者，并不一定做出了与收入相匹配的重大贡献；倒是相当多的低收入者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组织的一项调查中，当问到“您认为在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富人中，有多少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时，回答“不太多”的占48.5%，回答“几乎没有”的占10.7%，回答“不知道”的占20.8%，仅有5.3%的人回答“很多”。由此可见，多数人对分配不公的抱怨主要是对致富方式的不满，而不是对贫富分层的不满。
笔者在和各界人士交谈中发现，现在中国民众对分配不公的抱怨已与八十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那时的抱怨还多少有点平均主义的遗迹，对个体户带有身份上的歧视，认为文盲之类的挣大钱，使教育显得一文不值，但却没有人否定个体户主要是依靠能力，通过市场行为赚钱。经过后来的“下海”潮，人们早已知道“下海”的不易，对个体户、私营业主的含辛茹苦有所体会，愤慨小了许多。但民众也看得很清楚，九十年代几次机会中基本都是权力圈中人或和他们有关的人获利。一想到致富因素是靠自己掌握权力，或是靠社会关系中有什么人能弄到条子批地，批各类紧俏物资，批外汇额度，或搞原始股票之类，这种机会不均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就显得特别不公平。而在财富积累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一步赶不上，就会步步赶不上。因为在凭借资本称雄的九十年代，不大会有八十年代早中期那样多的机会留给一无所有、白手起家的人了。
毫无疑问，在高收入者和贫困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当高收入者的高收入常用于奢侈性的挥霍上，只刺激了某些不正当行业和寄生阶层出现时，社会公众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就很容易理解了。
收入集中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对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史稍加关注的人都知道，平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始终是处于中心位置的问题，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在详细考察了亚洲一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态后，得出了如下结论：
“从经验来判断，显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并未证明有助于富有活力的经济成效和发展的强大势头。事实上，看起来更可能是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从物质和心理上）阻碍了公众对于发展的参予，从而妨碍了健康的经济发展。(16)
社会的平等和经济平等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种种迹象表明，收入的严重集中化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首先，贫困人口低下的生活条件损害了他们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结果只会使生产停滞不前，大大降低效率，这就使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还要走很多弯路。
其次，不平等的现状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因为在民众寻求更大的平等背后，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识，即它在社会公正方面有种独立的价值，对国家凝聚力具有健康的作用。而中国目前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毫无疑问使国家凝聚力下降。
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抉择是艰难的：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推动生产力发展是主要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已初步建立的情况下，资本推动也是必不可少的。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资本收入越多，越有利于资本形成。如何使资本等要素参予分配，并确定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比例，牵涉到社会公正问题，而不平等这个伦理问题又和所有的社会经济关系相连。不管怎样，政府要考虑的不仅仅只是经济效率问题，它所肩负的责任比这要复杂得多。因此，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政府必须在社会财富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过程中，想出行之有效的办法调校目前这种状态，以防止少数人不正当的收入过高和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张。
注释：
①《关于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讨论综述》，《教学研究资料》，1989.11.1
②郭继严、杨宜勇：《城镇居民收入总量增长分析》，《内部参阅》1995.3.13
③⑧冯同庆：《我国职工现状分析》，《内部参阅》1994.12.19
④⑧⑨喻利新、刘朝晖：《全国贫困职工救济中的问题与对策》，《改革内参》1994年第24期
⑤⑧张敬武：《城镇居民收入两极分化、贫困线下一千二百万人》，《投资导报》1994、12、11
⑥南子，《贫困职工急需最后屏障》，《中国市场经济报》1995、1、10
⑦1995、1、12新华社消息
⑩郭佩：《社会保障：现实与展望》，《改革内参》1994年第24期
(11)李缘元：《三个庞大群体压向就业市场》，《中国妇女报》1995、4、5
(12)《中国市场经济报》1995、4、19
(13)熊海滨：《全民逐富：中国“大洪荒”》，《经济潮》总第三期
(14)郑家享：《转轨期经济与统计失真问题》，《内部参阅》1995年1月
(15)《中国市场经济报》1995、5、15
(16)《亚洲近来的社会趋势与发展》，载于《亚洲与远东经济通报》第19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