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崛起的若干理论争鸣及其学术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崛起论文,意义论文,学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崛起关涉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大国外交的基本目标，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注：秦亚青教授指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中国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中国崛起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另一种表述，因为若不融入，就不能崛起，而崛起的过程实质上体现了融入的过程。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至176页。）因为是中国的大问题，所以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学术争鸣。从国际关系学来看，近年来围绕中国崛起的理论研究非常之多，但理论争鸣相对较少。笔者认为，中国崛起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关乎中国的命运，不可偏执于一理，理论争鸣很有必要。而对于理论争鸣的比较研究更有意义。下面，把学界关于大国含义、历史分期、崛起环境评估、崛起方式等四个方面争论较明显的学术研究整理出来，（注：这里的资料收集主要涉及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于中国崛起的学术研究，而且主要是指与国际政治相关的研究，基本上不涉及国内研究。关于中国崛起的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区分，可以见王缉思：“‘和平崛起’提出的意义”；关于要研究中国崛起的国内因素倡议，见王逸舟：“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内基础”，两者分别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编：《国际前沿问题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4月，第88页、第94页。）供进一步讨论。
一、关于中国崛起的含义
首先，什么是大国？一种观点认为，大国在某区域内或世界范围内有较广泛的国外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拥有足够的综合国力，平时能够有效地维护这些利益，战时则能够或通常能够抵御至少其他两个区域性或世界性大国的联合力量，一般说来被别国广泛地认为有权利参与处理本区域或世界范围内所有重大国际问题和足以影响其他多国安全的国内问题，通常与本区域内和世界上其他大国有起码的共同利益、共同规范和共同国际运作机制。大国具有参与处理本区域内所有重大国际问题的公认的权利，拥有实力、广泛参与区域或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事务上同其他大国有足够协调与协作。（注：时殷弘：“关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其形象的思考”，载《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9/10期，第43至44页。）另外的观点认为，大国就是“强大国家”的意思，英文中的对应词是“great power”，指世界性大国。大国不一定是强国，“大国更多的是指一个国家的物质构成，如人口、版图；而强国更多的是后天争取的；构成大国的要素变化缓慢，相对来说是一种静态，构成强国的要素变化较快，相对来说是一种动态。但不论是大国还是强国，都是相对而言的，都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中进行定位的，故有区域性大国 （强国）和世界性大国（强国）之分。”（注：任东来：“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引自高全喜主编：《大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期，第76页。）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崛起研究浪潮中诞生的《大国》杂志，对“大国”有如下的解读：“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无数霸权更迭、大国兴衰的史实，知古鉴今，我们所谓‘大国’，非此之谓也。从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到今天的民族国家，中国人依凭的是古人所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人说，‘大者，老也’（《尔雅》）有人说：‘大者，多众之辞’。诚然，‘大有大的难处’。不过也有人说：‘大者，正也。’（《周易》）‘充实有光辉之谓大’（《孟子》）。”（注：高全喜主编：《大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期，封底。）
其次，大国或者大国崛起的标准是什么？有学者认为，大国崛起要有基本的国际条件、政治条件以及经济条件。“崛起的基本国际条件是争取到了国际社会对其主权合法性的广泛承认和尊敬”，“一个大国崛起的政治条件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稳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内战的可能性被基本消除”，“一个大国崛起的经济条件是人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工业具备了大规模出口生产的能力，科技技术发展有了缩小与先进国家差距的能力”。（注：阎学通、王在邦、李忠诚、侯若石：《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45至147页。）实际上，如果这个三个标准具备了，一个大国崛起就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某种程度上离地区性大国的身份不远了。有的学者则另执一词，认为地缘政治空间以及与大国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海上权力是现代大国的基本标志。“大国之所以为大国，不仅在于它的物质总量，而在于这些物质所能转换的力量及其发挥的空间总量”。“大陆国家崛起的条件是要有相应的安全外围和相应的制海权”。（注：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398、316页。）有学者不赞成强大国家一定要包括构成大国或强国的所有要素的观点，认为只要拥有“构成大国的人口和版图这两个要素中的一个”，或者拥有“构成强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三种实力中的一种”，就可以成为大国，比如地理上的小国日本可以因为其众多的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和第二大国防预算而成为强大国家。因此，“中国应该说大体具备了一个大国的硬指标”。“今天谈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是指中国崛起为世界性强大国家（ rise as world power or rise to world power） ”。（注：任东来：“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引自高全喜主编：《大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期。第76至77页。）还有学者把中国崛起的条件进一步细化，提出了“10条标准”，即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主要大国的前列、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整体发展水平相对均衡、能够预警和防范全球资本流动引发的金融危机以及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有能力引导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实现国家的统一、基本完成国家制度的现代化建设、有能力对全球和地区问题作出自己的战略选择、与主要大国和地区集团结成广泛的能够化解孤立中国的利益共同体和战略合作关系拥有较强的文化竞争力和其他软力量。（注：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200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3至4页。）
再次，何谓大国崛起？一种观点认为，“崛起是指新兴大国实力与其他强国的差距迅速缩小，或超过其他强国”。（注：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崛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加快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崛起应是指一个大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高并对世界力量格局、秩序和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全部过程的完成就是崛起的最终结果”。（注：阎学通、王在邦、李忠诚、侯若石：《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1998年4月，第139页。）也有学者认为，崛起的“含义与过去我们通常用的‘赶超’差不多，如果我们去除‘赶超’概念中不切实际的目标和政治化的意义。不论是崛起还是赶超，显然都是要以一定的‘加速度’，缩小与一些强国在某些方面的差距，超过与自己处于同一或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注：任东来：“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引自高全喜主编：《大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期，第76页。）
二、关于中国崛起的起点与历史分期
目前，学者关于中国崛起的起点与分期，也有不同的界定。有学者采取了四分法，即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四次崛起。第一次崛起以秦朝统一中国为主要标志，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涉及东北亚的朝鲜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第二次崛起以唐朝的建立为主要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对中亚、南亚以及东亚的日本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次崛起，是明朝的建立。冷战结束之后，中国进入了第四次崛起的新时期。（注：王赓武：“中国迎来第四次崛起，有助于改变世界格局”，载《环球时报》2004年2月27日。）
还有一种分类，从“国强民富”的大战略观出发，将中国崛起主要视为经济崛起的主要成果，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50年的大国成长分为三个时期。这种观点认为，1800年至1949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跌至历史上的最低点。1950年以来，中国进入了经济崛起的时代，“1950—1980年是中国经济准备成长期；1980—202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期，即经济起飞期；2020—2050年，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的强盛期，基本实现现代化。”（注：胡鞍钢：“是威胁论还是互利论：中国经济崛起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载《国情报告》2002年第61期；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7页。）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阶段说”注重了国力相对增长的进程。“从广义上讲，一个民族国家崛起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全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崛起的准备阶段、崛起的起飞阶段和崛起的冲刺阶段。从狭义上讲，崛起主要是指起飞阶段的历史过程。”具体地讲，中华民国的成立开始了中国崛起前的准备阶段，70年代中国的国家主权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意味着“中国在准备阶段的国际任务基本完成”。1982年宪法的修改为进入崛起的起飞阶段创造了条件，而九五计划完成后中国的温饱问题的解决，为崛起创造了经济起飞条件。他估算，中国的崛起阶段有可能历时40年左右，2040年前中国有可能完成四化建设任务。（注：阎学通、王在邦、李忠诚、侯若石：《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1998年4月，第145至151页。）
还有一种分类把“中国崛起”的历史起点追溯到二十世纪中叶，具体的时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中国获得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的政治独立，以强大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不过，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以及中国经济的成长道路来看，“中国崛起”的实际进程开始于30年之后的1979年，因为那个时候，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探索真正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开放条件下实现大国崛起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抛弃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实现体制的发展效率，利用国际条件而不是在封闭条件下实现发展，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利用市场经济效率，既实行对外开放又坚持独立自主。”不论是1949年的崛起道路，还是1979年的崛起道路，中国寻求崛起的基点，均是和平发展的道路。（注：张幼文教授的观点，参见施文：“‘中国崛起’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载《中国政治学》，2004年5月3日。）
从国家安全与国家崛起的关系角度进行分类，也是较为独特的一种崛起历史分期研究。这种观念认为，中国崛起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营造阶段”，目标是营造安全的周边环境，这是一种维护型的，标志是主权领土不再分裂；第二步是“塑造阶段”，目标是塑造对我有利的安全环境，这是一种主动型的，标志是收复失地；第三步是“经略阶段”，目标是经略对我有利、国际社会又能普遍接受的政治经济新秩序，达成战略平衡和稳定。中国目前处于第一阶段，因此，必须把加强国防，提高军事实力作为一项重要国家战略。（注：罗援教授的这种观点，见陶德言、张滨阳：“崛起是大国抱负”，载《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4月7日。）当然，还有许多学者作了自己有意义的分类，这里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关于中国崛起的国家安全环境
关于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近年来大致有三种判断，一种是“形势严峻论”，一种是“喜忧参半论”，一种是“形势乐观论”。“形势严峻论”主要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针对国内战略界的某些乐观情绪提出的，其基本背景是1996年美日同盟的出现与台海形势的紧张。这种观点认为，“冷战结束后，中国崛起的势头越来越明显，国人也感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于是认为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不错。这种感受是历史性的纵向比较结果，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确从没有面临过这样好的国际环境。这种感受也使许多人认为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崛起是最为有利的。实际情况是否与多数人的直觉一样呢？”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缺乏稳定性。在6年的时间里最高的环境指数和最低的环境指数相差1.67，差了两个等级还多。外部环境的这种严重不稳定性明显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中长期计划的实施，中国有必要采取较大的努力，防止国际环境大起大落，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特别是1995年，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不及德国与日本，崛起的外部机遇将小于日德两国，中国需要更好地运用外交策略改善环境。在崛起前的准备阶段，一国的实力与世界强国差距极大，根本无力与世界强国抗衡，稳定国内政治制度和奠定经济起飞的基础需要很长的努力，因此，最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单极世界格局。在崛起阶段，崛起国的实力开始加快缩小与世界强国的差距，世界强国对崛起大国的恐惧心理增长，多极格局对崛起国家来说显然是最有理想的国际环境。在冲刺阶段，两极格局对崛起的国家相对有利，崛起国有机会以非战争的方式赢得实力竞赛，并且付出的代价最小。（注：阎学通、王在邦、李忠诚、侯若石：《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1998年4月，第189、188页、151至153页。）
从目前情况看，“喜忧参半论”的主要代表者大多具有自由主义学术背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曾经对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认为有必要认真对待一个关于大国成长的新概念，即“有效国际环境”。它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当时的世界形势，包括时代因素，特定时期主要的哲学精神和社会思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分布状况，社会发展水平，大国力量对比等等；其次是一国对外部挑战的反应能力，其中包括“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水平、态度和政策取向”；第三是外部挑战和内部反应的具体结合方式和时机。他还较有意义地提到了，同样的国际环境对于后进大国的成长与先行大国的成长，具有不同的意义。当前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有五点：中美关系的可控性，中国对于俄日印的相对优势，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张力缓解了中国安全压力，进入长波的上升阶段的世界经济状况有利于中国融入世界，新经济的特点与中国发展具有一致性。不利的国际环境有也有五、六点，一是持续与和谐的发展是个难题，160年的最近中国历史上前三次崛起机会，都半道夭折，即同治中兴、一战初胜、一五期间。二是国家统一问题，三是化解美国的对我敌意，四是中印俄日的恶性互动的可能性，五是产业分工的低端，六是对外过于依赖。（注：金灿荣：“论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编：《国际前沿问题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4月，第72至80页。）而这种论点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则提出了中国崛起的“十有利因素，十不利因素”，其中十个有利因素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下中国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建设、中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竞争态势的影响力明显上升、中国与主要大国和主要经济集团的相互依存关系加深、中国成为带动和稳定东亚经济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因素、对台取得战略突破、多极化格局出现明确的轮廓、中国软力量领域的弱势得到改变、中国开始改变被动接受旧国际秩序的局面、中国国际形象更加具有吸引力、中国进一步提高高技术条件下的战略威慑力；而十个不利因素是：国际安全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把中国崛起作为其重大的潜在威胁并加大军事安全战略调整、美国战略上牵制中国、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复杂化、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面临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中国经济的迅速膨胀引起世界能源、粮食等资源供应的紧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上升、国际机制对中国的“软约束”转变为“硬约束”、西方利用信息化网络化条件对中国的官方宣传构成冲击、美国加强对中国的技术控制的力度。（注：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至6页。）
“形势乐观论”的代表人物既有自由主义者，也有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强调中美合作的正面效应，以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良好前景。而个别现实主义则从国际权力的重组与变化来论证中国的战略机遇。持这种观点的一位学者认为，“9·11”事件后，南北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矛盾的根源在于世界资源总量的短缺及其分配方式的不合理。面对新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又一波兴起，美国要维持霸权，面临三种战略选择：一是欧美降低现有消费水平，让出部分国际资源满足东亚的发展；二是迫使南方国家进一步让渡资源；三是削弱东亚或者欧洲的部分发展。“9·11”事件后，“美国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力量投注于第二种选择，即在限制欧洲和东亚的同时，将打击力量投向南方世界中资源利益与地缘利益相对富裕与集中的大中亚地区”，美国打击的三个“流氓国家”中有两个在中东地区，这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是难得的‘喘息’机遇”。因此，“我们眼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正在为中国崛起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锐气初挫，国内经济又长期低迷不振；美国已从‘一鼓作气’进入‘再而衰’阶段，此间我国如能在与美国搞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做好以防不测的军事准备，特别是海军现代化的准备，中国关于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可落实处，中国崛起将不可阻挡。”（注：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m4年5月，第340至342页。）
四、关于中国崛起的方式
关于中国崛起的方式的讨论，目前国内大致有三种学术观点：一种是战争崛起，说得更具体一点是，要敢于使用武力来解决崛起中的核心问题；一种是和平崛起；第三种观点介入两者之间，可称之为“国际环境决定论”。第一种观点认为，“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美国一百多年前同样的历史进程，如果中国要实现其崛起的目标，大概也只有学习早期的美国：在反霸中统一国家主权，在反霸中强化统一的民族市场，并在反霸中不惜用枪杆子捍卫主权国家本应具有的平等分享世界资源的权利。”（注：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391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要崛起，不能走过去其他大国武力成长的老路子，应该和平地崛起。“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为此，一是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注：郑必坚教授的和平崛起思想，参见“‘中国和平崛起’论的由来”，载《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4月7日。）这种和平崛起的理念，后来被进一步细化，形成了六条原则，即“‘和而不同’世界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核心”、“和平、合作、发展、进步、公正的文化价值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精髓”、“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利益观是中国和平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基础”、“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保证”、“共同繁荣的发展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动力”、“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远期目标”。（注：夏立平、江西元：《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39至142页。）
第三种观点认为，大国崛起必然要与现存的世界大国分享世界主导权，但是前者不一定采取武力扩张的方式，采取战争方式崛起还是和平方式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当世界主要强国以军事力量为维护其现有地位的主要手段时，新兴大国的崛起战略就可能依赖军事发展”，“如果其他世界强国以经济为主要手段遏制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兴大国则可能乐于采取经济的崛起战略”，另外，战争崛起之所以成为过去历史的常规，是因为“军事实力历来被认为是国力要素的根本”，而“当经济成为国力构成的根本要素时，新兴的崛起大国便可能选择扩大经济实力的战略，而不走武力扩张的道路”。（注：阎学通、王在邦、李忠诚、侯若石：《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1998年4月，第165至167页。）当然，国际环境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五、中国崛起之理论争鸣的启示
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上述争鸣，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它反映了具有不同理念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家群体逐渐形成，并且开始有别于纯学术研究和纯政策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在政策层面上，这种严肃的学术争鸣有助于国家决策层能够拥有多元的战略方案选择，从而通过理性的比较做出较为正确的科学决策。而在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本身，也很有意义。它的首要意义在于培育国际关系理论界健康向上的学术交流风气，有助于开创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为中国理论的真正形成创造必要而且有利的学术环境。除此之外，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问题研究”不断引导“主义创新”
中国崛起面临的问题，是国家成长与对外交往的大问题、真问题，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理论工作者“竞相折腰”，从各自的学术背景与理论优势出发，开出一片天地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现实主义学者率先进行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与战略选择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一些学者奉行现实主义与科学主义研究中国崛起后不久，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也投入其中，重点研究了“新安全观”、“非传统安全”，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研究作为中国崛起的基本点，强调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崛起道路。这些研究为2003年的“和平崛起”研究热潮，从学术背景与理论资源上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和平崛起”的提出，开辟了中国崛起研究的新道路，无疑为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研究中国的大国成长之道提供了方向与空间。国内一大批学者提出要从国际机制以及建构主义的角度研究“和平崛起”的逻辑，体现了不同于现实主义学者的学术声音。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研究和平崛起未尽其兴时，又一派的现实主义又卷土重来，这是不同于“现实主义加科学主义”的现实主义，而是“现实主义加历史主义”的现实主义。中国崛起的某些最近研究，从某种程度上使学界重新认识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必要性。
2.推动“学术命题”与“政治命题”的研究更趋平衡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有其独特的传统，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学术研究积极为政策服务，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学术命题”与“政治命题”的研究不平衡的问题，不论学术立场如何却一拥而上在一些政治术语上兜圈子的现象时有发生。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特别是“和平崛起”的研究，一度突出了这个问题。可喜的是，上述有关的理论争鸣，却使中国崛起的学术研究纳入正轨，推动“学术命题”与“政治命题”的研究更趋平衡。比如，2003年初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政策取向，这无疑为理想主义包括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从其学理进路论证和平崛起提供了可能性，但有意思的是，一些持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也出现了“跟风”的现象。当然，仍然有一些学者坚持“和平崛起”不是“学术命题”的说法。后来一段时间内，由于政府不再明确把“和平崛起”作为中国未来战略的提法，转而提倡“和平发展”，一部分学者仍然从自己本来的学术道路出发研究中国崛起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不因为“和平崛起”政府不提了就不研究了，这说明，中国理论界已经逐渐走出了幼稚时期，既能够正确地对待与学术较远的“政治命题”，也能对待与政治较近的“学术命题”，还能够挖掘“政治命题”的学术意义。
3.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寻找根基
我们认识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不断崛起的中国如何融入国际社会。这个问题解决了，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学派就有可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就有可能形成。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又光明的道路，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念（包括国际共运理论、民族解放理论、三个世界思想）在中国的宣传，到美国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新自由制度主义、科学行为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等理论的译介，以及近期英国国际社会学派、新中世纪主义等非主流学派在国内的流行，均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昌盛和创造性转换准备了基础性的条件。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在哪里？中国独特的东西在哪里？我们的借鉴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面对这个理念与现象极易区域化民族化的世界，不应该进行反思吗？为什么外来理论的中国化有如此大的困难？答案也许在外来理论与中国问题的对接上。事实证明，关于中国崛起的好的研究，大多扎根于中国问题，也就是针对中国崛起及融入国际社会。我们通过争鸣会形成一个共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未来力作，既要深入研究中国崛起的普遍性，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又要深入研究中国的特殊性，既中国国力增长方式与国内社会的发展进程。不仅要研究大国成长中的权力对比，还要研究经济相互依赖与冲突，更要研究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4.不断开辟大国成长研究的科学道路
中国崛起是大国成长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总体上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但又不是简单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上述理论争鸣表明，历史上的大国成长经验无疑是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周期性问题、大国崛起的零和性问题、世界资源的稀缺性问题、大国间普遍存在的“安全两难”问题，在这方面，坚持现实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仍然是重要的。从现实主义出发研究中国崛起，仍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同时，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对于国际关系的革命性影响，一方面加强了现实主义的某些逻辑，甚至将国家的作用张扬到一个新的程度，但另一方面，也许更为根本的，是改变了世界政治变化的方向，推动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科学地研究大国成长，不能忽略时代性赋予中国崛起的新的普遍性律令，大国之间创造的国际制度特别是联合国联系下的全球组织网络已经部分地改变了所有大国的行为方式，依靠国际制度实施大国崛起，已经不是什么摩根索50年代前所不屑一顾的“乌托邦”，而是中国崛起大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注：肯定国际制度在中国大战略中的地位的著作，近来包括喻希来：“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20世纪中国历史总成绩的回顾”，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叶自成：《中国大战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唐世平：“再论中国的大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推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我们的学术视野就会清晰与全面；推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结合，我们的思考就会扎实和深刻；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结合，我们的“融入”研究就超越了单一维度与工具理性，具有了更大的国际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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