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宗旨：把历史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国民论文,宗旨论文,精神论文,财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再来谈论史学的宗旨，探究它应该具有什么意义，似乎是一个连“老生”也会感到乏味的问题了。社会各方对史学的淡漠，对史学家、尤其是青年史学家甚至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压力，以致于使一些优秀的青年教授也羞于承认自己的职业。至于在大学的招生中历史系早已是一个冷门了。出书难，出历史书尤难。基础学科的大学生就业难，历史系学生就业更难。科研经费缺，史学研究经费奇缺。……诸如此类的事实不能不给中国史学的现状投下浓重阴影，进而使史学家也不免会失去研讨重大史学问题的兴趣，或者对这种研讨失去应有的信心。读者很可能会提出质问：如果不用套话或大话，究竟有何新意值得撰写这样一篇长文？在这里我请求读者稍稍保持耐心，先来听一听我把这个在我国似乎早已失去了“老生常谈”资格的问题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的理由。如果读者对于我特意引录在标题后布洛赫五十年前说的那段话还不以为在当下的中国已经过时，那么，我将因此而抱有一线希望。我的史学功底很浅，希望自然不是建立在这一方面，而是自以为感受到了已经跌到谷底的中国史学目前正面临着机遇，自以为我已经和准备发表的见解既继承着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也不致于背离这位外国先行者的指引，同时又能结合我国史学的实际有一些新的发挥。希望和结果、许诺和实际往往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但即使如此，我仍诚恳地敬请史学同仁对文中言有不妥之处不客气地给予批评。一则有以教我，再则，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引发真正的鸿篇巨制。因为，一个民族假如没有合乎时代潮流的史学，那是民族的不幸；假如时代具备了条件，而与此相应的史学仍未能产生，那就是当时的史学家之过。
（一）从所谓“预流”说起
现在，在我国的史学界以及广大学术界，尊重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创造，钦佩他独立特行的人格，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恕我坦率直言，有一个闷在许多人心底的问题却迄今尚未真正被大家正视：为什么有众多信仰者和钦佩者的陈寅恪竟长期在偌大的中国史学界没有传人？史学界对陈先生学术成就的评价存在很不相同的意见，但我以为，在差距颇大的评估问题上很难也不值得分一个你是我非；要是把注意力转移到陈先生何以没有传人这个问题上来，本来意见相左的人们，也许倒可以找到较多的共识。本文不打算并且也不可能全面讨论这桩极其复杂的史学公案，而打算从一个侧面先略陈敝见，这或许倒是切入讨论本文主题的最佳角度之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的这段著名的话，在他的另一篇文章《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作了更具体的概括，即现今几为学者所能耳熟能详的“三重证”研究方法：第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第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第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从我们的研究现状看， 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评估：现今有相当多的史学家，对“三重证”研究方法中的前二者十分重视并身体力行之，颇有可喜的创获；唯独对第三重即“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研究方法偏偏不那么热衷，甚至可以说比较漠视。陈先生的研究，篇篇充满着思想，在看来几乎句句都是摘录的史料中包含着他的许多独特的、与时代息息相关的见解；而作为他的学生和学生辈的我们，大概没有不叹服他的博闻强记的，但又有多少人实践他善于用史料表述史观那种高超的本领呢？我以为，所有这些令人敬佩的特点其所以在陈先生身上发生，同样可以并且应当给予历史的解释。若是用一句话来概括，是否可以这样表达：青壮年时代的陈寅恪十分重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之新潮流”，强调并躬身“预流”，是他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大史学家的根本原因。不幸，可贵的“预流”之风并未在我国史学界发扬光大。
陈先生自幼即有良好的国学训练，从1902年十三岁开始又先后赴日本和欧洲的德、瑞士、法和美诸国学习多年。自洋务运动以来，留学之风于今为烈。以先生留学的国家和学科之多，迄今恐怕也并不多见，但他从未以获得一个什么学衔为意。陈先生自己似乎没有解释过个中缘由，而从他首先把那个佛教“预流”典故引入史学，并给予了全新而丰富的解释和发挥中，我们不难窥知一二。这些暂且搁置不论，让我们转而考察史学界对所谓的“预流”究竟持什么态度？从第一和第二方面看，成果斐然，众所周知，毋庸多说；唯第三方面，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迄今仍是赞叹者多，评议者少，深刻的评论更是罕见，至于身体力行，卓然有成者，也许应当说至今在中国史学界还没有出现。如果这种评估站得住脚，那么，其故何在？我想再一次请恕我直抒胸臆的冒昧之罪。依照我的粗浅之见，陈先生令人赞叹的史学实践，是把西方兰克的实证史学思想和我国传统史学很好地“互相参证”的典范。更具体地说吧，兰克史学是西方从传统史学发展为现代史学的第一阶段之新潮流，而陈先生则是首先把兰克史学思想引进来与中国史学相结合，配之以先生所特具的博学和才智，从而在当时生发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证史学。退一步想，即使我的这种评估不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你是否赞成他的观点，处处充满着思想是陈先生史学著作的最本质的特征；寓观点于史料之中在现代中国史学界更无人能出其右者，这在学界早有定论。尤其令人叹服的是，他在学术上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把它融会贯通，化为自己的灵魂，进而升华为独行特立的人格，这在现代中国学术界更是罕见其俦。不是某一方面，而是所有这一切，在现代中国的学界确属凤毛麟角。在这里，我想顺便指出以下切身感受：第一，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于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对马克思主义显然持有异议的学者优容有加，显示出一个负责任、有信心的大党风度。至今回顾，不禁心向往之，感慨良多！第二，当五、六十年代之际，我作为当时的一个青年史学工作者对陈先生的了解还是这样的少而肤浅，以致曾经打算写一篇文章批评他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尽管文章没有写成，使我得免在这个问题上现丑，未致辱没了先生，然而回顾起来，仍感惭愧。第三，请读者千万不要以为我在吹嘘名人以自重。不，我想声明，我很敬重陈先生是因为他代表了中国史学的一个时代和达到的水准，但我基本上不赞成他的史观，对他在中国现代史学上贡献的评估也持保留态度。如果陈先生地下有知，当不致于难以容忍我这种敬重而不苟同的态度吧！有发展和异议才有真正的继承；无发展和异议，那只能是萎缩或者说衰落。还是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精通多国文字、熟读中外典籍和聪明才智等等，虽然都是成就陈氏史学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勇于投入“时代学术新潮流”，就决不会有他所谓的“预流”，就决不会有处处充满了思想和观点的史著，就决不会产生视思想自由和学术观点高于生命的独立人格。先贤有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同时代的史学家中，我从陈先生身上依稀见到了这样的风范。他那宠辱不惊的道德与他别出心裁的史学文章基本做到了合而为一，远非那些宠辱皆惊之辈所可同日而语。
20世纪的世界变化很大，进步的速度也比以前的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快。仅以史学一端而言，本来执史学界牛耳的实证史学在二次大战之后已无可挽回地被新史学思潮所取代。其中，在西方的主要代表是布洛赫等人创建的年鉴学派史学，在原社会主义各国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如果让我们回到陈先生的学业和学生身上来看，毋庸讳言的严峻事实是，当1925年陈先生回国在清华大学开始“传道授业”之后不久，世界变化之快和之大，中国变化之快及其带来的后果之恶劣和严峻，迫使作为世事反映的史学潮流也在发生巨变。在中国其结果是，一方面，连本来被他自己视为优秀继承者的学生们不久也在根本的学术观点上与他分道扬镳；另一方面，限于客观环境（例如左倾之祸等）和主观条件（例如失明和多病等等），使他也无法像自己早年所言：“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从先生晚年不无牢骚地自称为“过时人”中，也透露着创造力的衰竭。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当然不是指具体的问题和个别事件的论列上。决不是的。即使到晚年，他的每一篇论著都仍然“发覆”着前人之未逮。我所指的是总体上的史观方面，即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自二次大战以来的史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学术新潮流，而陈先生限于主客两方面的条件却不能再“预流”了。任何人在历史潮流面前都必然是渺小的、有限的。我以为，这就是为什么一代史学宗师竟没有传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明乎此理，他的优秀的学生何以同时纷纷在学术观点上离他而去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不过，为了弄清这一点，需要把讨论范围更扩大到对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状况的根本问题作一番粗略的回顾；而这样的回顾又有可能涉及到一代史学宗师竟没有传人这桩中国史学公案更深层次的原因。
（二）正视自己：从成绩到问题
中国产生过在世界史学中也应名列前茅的学者——伟大的司马迁；即使在已经落后得不能再落后的清代，也产生了了不起的章学诚。至于陈寅恪先生虽然是前辈，却曾生活在和我们前后相接的时代中。过往的司马迁、章学诚等等姑且不论，当代的陈寅恪能够领风气之先，“预流”而卓然有成，为什么我们却不能？进一步想，他的好几位弟子（至于在他的私淑弟子中更不计其数）被新潮流所吸引，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私心仍很敬重的导师而去“预流”马克思主义了，为什么却未得“预流果”呢？问题还在于，现代的中国还有许多早已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后来更产生了越来越多、包括像我这样在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灌输下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史学家，他们或者明确反对实证史学，或者根本不了解实证史学为何物，为什么也统统都不能创造出在中国足以超过陈先生那样深度（请注意：包括文章和道德两个方面）、足以与世界史学新潮流相匹配的史学呢？还是更直接了当地说吧，是不是我们许多人曾经“预流”过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史学新潮流呢？或者是不是可以说，中国之所以没有继陈先生之后产生足以与时代相匹配的新史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之故呢？我相信，现在大概颇有人持这种态度，虽然谁也无法统计出确切的人数或比例。就我的有限见闻，海峡对岸的同行似乎更多地倾向这种观点。我愿意乘此机会表明自己的意见：海峡对岸的同行在许多中国史问题上有很精到的考证和深刻的见解，使我受益匪浅，近年来在自己的著述中也曾有所征引。但如实地说，他们的成果主要也仅仅只是反映在陈先生所谓的“三重证”中的前两个方面，恰恰同样缺乏第三个方面的杰作。由于历史的原因，那里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还可以理解。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台湾的同行也不那么热衷于年鉴学派呢？或者说不那么喜欢理论思维呢？我之所以想到在这里提到一下台湾（也许还应当包括港澳）的史学同行，主要原因是有感于这样一个现象：如果说此岸的史学家过去曾经个个都声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比较重视理论思维，现今则与对岸同行趋同，越来越热衷于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研究而同样忽略着世界史学新潮流。这种现象很值得深长思之。史学是根据既成的事实进行研究的，具体的事物必须进行考证，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史学即使是研究一件小事也不可没有思想。因此，无论如何，为了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的史学实践，都必须从陈寅恪出发而面对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面对理论思维的问题，并给予客观的评价。
史学家的职业使我们很习惯地评判过去和别人的是非功过，却往往疏于面对现实，更不是有很多的人经常反躬自问。我这样说首先包含着自我反省，既包含着八十年代以前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也包含八十年代以来生活和治学的诸多体会在内。我以为，中国史学现今之所以仍然热衷于评判是非功过，从学术渊源上看就是受了传统史学中主流学派的影响。一部二十五史，除《史记》等少数几部之外，最重价值评判，而那种字字寓含褒贬，事事不离抑恶扬善的所谓春秋笔法，至少在汉代已经定型。毫无疑问，这种以价值评判为主旨的史学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为当时的社会各方尤其是官方做出了很多和很大的贡献，从而获得了上层“精英”的首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每一个皇朝为证明自己的合法性，首先要做两件大事：为前朝编写一部历史书和为当时编制一部历法。过去，曾经有人甚至认为，孔子编辑的《春秋》足以为千秋万世之法自是无稽之谈，不过这却是使这位生时并不得意的学者在身后可谓春风得意的原因之一。孔子由最初被尊为“素王”开始，直到二千年之后，还享受着帝王或帝王之师的尊荣与“待遇”，这一切是否妥当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今天应该对传统史学的价值观重新作出评估。传统史学之所以在中国的学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归根究底与它的基本功能被定位在价值评判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这个重要问题，郑樵早在《通志·总序》就作出了深刻而尖锐的揭示：
“凡左氏（《左传》）之有君子曰者，皆（《春秋》）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
郑樵的这个评论完全符合事实。所谓褒贬之类的“春秋笔法”完全是“史（学）之外事”，是博取统治者的欢心、猎获功名利禄之敲门砖，确系“决科之文”，哪儿算得上学术呢！然而，历代以来，当权者既需要又喜爱，这种以价值评判为宗旨的“决科”史学便日见发达繁荣，深入到中国传统史学的骨髓中来，以致几乎与史学家的职责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2〕。值得严重关注的是， 时至今日恐怕还不见得有多少史学家赞成把它剔出中国史学的主要功能之外。这并不是说，我想否定传统史学及其价值评判上的历史地位。不，我的意思仅仅是它在历史上有过巨大的意义，但早已变得很落后了。指出一个长期存在于我国史学家中的悖论，可能有益于启迪思维：早在汉代，伟大的司马迁就已把不朽巨著《史记》的主旨设定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幸，中国的史学家对他的这个看法，历来赞叹之声不绝于耳，而真正理解者则向来就不多，付诸实践者可谓凤毛麟角，至于卓然有成者，迄今在国内尚无其人。他那通天人和贯古今的学问，创造一家之言的崇高追求，敢于批评时政特别是批评当朝皇帝的勇气及其批评意见的深刻程度，《史记》中每一篇章的通俗和美丽之间的完美融合，在在都显示出他是无可企及的史学天才。伟大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十字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以为极为精当地概括了这个意思〔3〕。即使不再列举皇甫谧、刘知几、郑樵、马端临、 王夫之和章学诚，单以司马迁和《史记》就可以证明，缺乏理论思维和宏观架构并不是中国传统史学固有的特性。
或问：《史记》为什么会成为“史家之绝唱”？这虽然是一个很有探讨价值的课题，却显然需要另文才能加以讨论的。这里我仅想指出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司马迁所创导和实践过的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功能观点，既没有在过去的中国、也没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的中国得到继承，但在上一个世纪以来的西方却先后以更科学、更完善的形式出现了，并且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不止是个别国家的一些个人，而是一个自成系统、影响所及已扩大到世界各主要地区的史学学派。这就是本世纪中叶以来取代实证史学而执当代世界史坛牛耳的年鉴学派。因此，以年鉴学派的基本观点为镜子对照一下，我想或许是正视我们中国史学的途径之一。
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确实堪称年鉴学派的宣言书。这部写作于本世纪四十年代的史学杰作直到九十年代才在我国有译本，就像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早在二十年代的俄国就已出版、并随即又在世界许多国家被翻译出版，而在我国也直到九十年代才第一次出版一样，被搁置了很长时间。尽管我们翻译外国读物的总量还比较少，但在史学和经济学领域中偏偏对这类真正的名著“滞译”达半个世纪之久，这决不是出于偶然的疏忽，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我们学界的偏好和特性。所以，我以为从字字珠玑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摘录一大段文字是很有必要的：
“只有一门科学，它既要研究已死的历史，又要研究活的现实，……。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它使我们想起先辈那些动人心魄的丰功伟绩（与时下某些偏见相反），我建议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但这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的专业争地盘。人生有限，知识无涯，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难以穷尽所有人类的经验。有些人主要研究当代事务，有些人主要则专攻石器时代或埃及学，我们仅仅想提醒二者，历史研究不容划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4〕
读着五十多年前的这段话，谁都可以感到其中的每一句话都像是针砭着我国史学现存的主要弊病。“划地为牢”和“囿于一隅之见”的现象在布洛赫的故国，在世界上的不少其它国家，至少早已从它们的史学主流中消失或消退了，而在我们这里迄今还是如此的严重，以致于研究秦汉的可以不顾先秦和魏晋，研究清史的可以无视明朝和鸦片战争之后，而且被视为当然。中国的史学家应当正视自己的弱点，即割断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布洛赫在另一处把当时法国的诸如此类现象称之为“可怕的割裂”，实在是语重心长的。
也许由于法国当时的国民文化素质不像我国现在这样低之故吧，布洛赫没有特别把史学与大众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加以强调。但我以为，这是我国史学当前必须正视的又一个可怕的弱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早已被抬到了高不可攀的程度，而今，连已经堕入世界上最落后国家行列的清朝诸帝也被吹嘘得神乎其神，似乎不用“大帝”两字已不足显示其历史地位了。人民大众应当怎样评价呢？如果有人不予置评而不是不屑一顾，那就算是相当公允的态度了。毫无疑问，极左思潮在史学上的最恶劣的产物之一是拔高农民战争，曾经一度发生了强制性地用它取代甚至独霸中国历史的现象。历史学家完全有理由厌恶并抛弃这种空洞无物的“标签史学”，但决不可以因此而鄙薄农民战争，更加不应该因此而鄙薄农民大众。因为，那种空洞无物的“标签史学”归根究底仍是表扬少数几个农民革命领袖的“精英”史学，而对中华民族主体的农民大众其实同样并没有真正深入地研究。直白地说吧，从拔高农民战争到鄙薄农民战争，无非是又一次“翻了烧饼”而已！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触及陈寅恪为什么没有传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史学为什么没有像年鉴学派那样长成参天大树的深层原因了。年鉴学派在治学上的显著特点在于极其广泛地兼容并蓄，它不仅吸取各种人文学科，而且也吸取各种自然科学的成果。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该派第一和第二代领袖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他们的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之一。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人们抛弃传统观点而提出新理论。……他所以偏重于研究经济和人们的物质生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而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戈夫则认为，当代法国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许多方面，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5〕反观我们自己， 尽管我们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史学，有的在史观上离开了陈先生，有的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然而不幸的是，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除了起初只开了一个很小的窗口，允许对苏联的史学有些了解，后来连这个窗口也关闭了。这样，我们对二次大战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中伴随着民族运动而兴起的史学，迄今仍然基本无知；至于发达国家的史学，除屈指可数的“精选”读物（往往是战前的或“内部读物”）外，在所谓“资产阶级史学”的帽子下整个地被划入了禁区。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史学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扩大和深入，突破了原先狭隘的眼界，使研究领域扩大到了地球上的各个地区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我以为最有意义的是，西方同行们开始更多地研究被他们的先辈视为“无历史特点的地区”，即所谓的“野蛮世界”，和原先认为“不能成为历史本身的题材”，即“大众历史，日常生活史和人民文化史”〔6〕。马克思主义对史学来说是一种历史哲学， 或者用更生动的话说是“元历史学”。正如英国著名的史学家、哲学家伊赛亚·伯林所说：“在一切比较重要的社会历史理论当中，马克思主义胆量最大，而且最充满智慧。”〔7〕我更赞同前英国历史学会主席、 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评论：“虽然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但是，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8 〕不幸——我记得在本文中已第四次使用这个令人不快的辞语了——除了一些世界性宗教的创始人和孔子之外，这位确实“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在生前和死后却遇到了最严重的教条化之害。历史上大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发现，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发现，往往易于被教条化，被凝固为僵死的公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9 〕他们自己在许多篇章中对当时有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抨击是如此严厉，以致马克思本人竟不得不愤怒地宣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0〕至于在死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发表以来，情况更加严重，马克思主义已不止是教条，而是不容许有任何异议的金科玉律。在这篇文章中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罗列许多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必须明确地指出，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被僵化的事实，在理论上阻碍了我们的史学走上新生之路。因为，我国虽有极其丰厚的传统史学积累，但它向现代史学的转变到本世纪刚刚迈出了初步之时，就被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产物窒息了生机。那个时期我们只能照搬照套诸如《简明教程》那样的东西，严禁吸收世界史学正在日新月异地生发出来的丰硕成果。这样，不管人们的主观意图如何，在当时的政治和学术氛围下，其结果就难免会出现左倾史学，亦即教条主义和传统史学结合的怪胎。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的评估岂不是抹杀了新中国的史学成就？
新中国的史学成绩，谁也不应并也不可能予以否定。就我本人而言，论成绩自己没有提供什么真正有分量的篇章，论缺点却包含着本人的某些工作在内。我之所以在文中讲缺点和问题多一些，其实不是存心抹杀、反而是满腔热情地珍惜我国传统史学的菁华和现代史学的成绩。我觉得，我们的史学即使尚不能说处于危机之中，至少也应说还远远未到可以颂扬成就以庆功的时候。一句话，我在这里无非着重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有人也许会提出另一种疑问：你是否想为左倾之祸辩护？
毋庸讳言，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同时，我又坚信无发展就只能是它的反面——教条主义。对于左倾之祸，没有比曾经身受其害者更具切肤之痛。但我的顾虑倒是在左倾过去之后，假如仍然不打开大门，照旧因循传统的一切，例如死守乾嘉考据学之余绪而不“预流”世界史学的新潮流，中国史学有可能出现新生吗？
客观地说，近十几年来我国史学确实有了前所未有的迅速而多样化的发展，这是与近年来打开门窗大量引进密切相关的。引进——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疑是促进人类进步最廉价、最便捷的工具。不过，我们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历史学家应该更自觉地把引进仅仅当作一种发展自己而决不是用以取代自己的条件和机遇。历史的新生往往发轫于交流之中，同样，史学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外和多学科之间的兼容并蓄。照我的看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与国外史学的先进成果融会贯通起来形成一种新思维，并用以研究中国历史，开发我们所特有、迄今尚未充分开发的浩如烟海的史籍宝藏，除了正史、地方志之外，同时去收集、整理和综合不计其数的族谱、鱼鳞册、民间文书等等，等等，从而把注意焦点转移到历来被忽视、而至今仍是中国社会主体——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历史，这才是中国史学摆脱危机、走上新生的必由之路。当然，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的历史，决不能像前几十年那样仅仅局限于农民战争，既不能满足于对它作简单的歌功颂德，也不能如近几年有的人那样，向它大泼污水，而是要用陈寅恪先生的方法，这应该是新时代的“三重证”方法。不过，在这方面还是布洛赫看得更远一些：他在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的同时，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关于后一点，非常重要，让我稍稍更换一下视角来进行深入的讨论。
（三）珍惜我们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名言：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李约瑟的《中国与西方的科学和农业》中也有同样精辟的言论：
“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过去，我们也就没有多少希望来把握未来。”“因而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有我们骄傲和自卑的理由。我们不必为过去而过多地烦恼。我们需要了解过去并揭示其与未来的关系。”
对于这些至理名言，就像对司马迁对史学功能的界定那样，仅仅赞叹是不够的，需要的是增砖添瓦，哪怕其实乃是狗尾续貂，也总比“闭关自守”、“陈陈相因”要强。
人类是从自然界演化而来，至今已有三百多万年的历史。就中国这块土地而言，从元谋猿人以来，也经历了二百多万年的漫长路程。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历史和世界上其它各民族的历史一样，都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亿万群众自己创造的。作为这种创造的结晶究竟是什么？是良渚的玉器、商周的甲骨和金文？是一系列出类拔萃的人物？是秦始皇和万里长城？是《史记》和《资治通鉴》？是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是长江大桥、卫星上天和三峡水库……？是的，但又远远不止是所有这些已经列出和尚未列出的一切。历史，无论中国的还是其它国家的，不仅仅是我们人类对自然和社会所曾经发生的活动（包括成功与失败，光荣与屈辱），不仅仅是已经物化的（包括可以见到和难以发现的）物质与精神遗迹，而且，还必须包含更深层次的东西，即民族历史进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特有逻辑。毫无疑问，恢复并掌握历史的发展过程已不容易，进而认识这些规律和逻辑就更加不容易。但既然我们大家都认同的史学先圣已经多次提出并光辉地实践过，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人为什么可以放弃这种努力？假如自司马迁之后，我国的历史学家未能继承其余绪而有所发扬光大系出于时代条件之所限，那么，到了现代，认识历史对于当前社会的重要性也就格外显得突出和刻不容缓了。自然科学已经从传统发展为现代科学，当前它的飞速发展已经能够揭示小至细胞的基因，大至银河宇宙之奥秘，生物工程、宇宙飞船、信息高速公路等等，日新月异，不一而足。在那里有人充分肯定星相学和炼金术的历史作用，却不会有人再迷恋它们而忘返。反观人类社会，我们对自己每日每时都在参与其创造的历史，认识和研究的情况究竟如何呢？认识水平究竟如何呢？对我们中国的史学来说，说一句不客气的老实话，两者之别，不啻天壤，其丰富和贫乏、深刻和浅薄的反差之大是谁都掩盖不住的。试问原因到底何在呢？这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自然现象不仅是人类可以通过复制而直接被感知的事物和过程，而且，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每一重要的认识飞跃还能给自己直接带来越来越大的福祉。但是，历史研究则不同。由于它具有不可逆性，既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重复试验以观真伪，其成果也永远不可能填平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这样，客观进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迫切的任务：在人世的一切问题中没有比未来更为重要的了；而认识未来，除了通过研究历史之外就别无他途。无论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整个世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而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有生气，是否有活力，看一看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历史持什么态度，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因为，重视历史正表示出对未来的关心和信心；深刻的认识则表示出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觉醒。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固然不可避免地拉大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试图找到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是更加困难了；但唯其如此，史学不是无用了，或者可有可无了，反而证明现代社会对史学的需求更高也更加迫切了。如其不然，我们的先辈，我们的父兄，用血汗所换来的这唯一的经验（包括惨痛的教训），岂非统统被付诸东流？如其不然，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岂非等于又回复到了原始蒙昧时代，还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与此同时，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的巨大进步，同时也给我们创造前所未有的各种有利条件，使今人对历史的认识完全有可能更全面、更深刻一些，正如现代自然科学比之传统时期要先进得多一样。历史的进程从宏观上看无疑是不断前进的，对史学的进步从总体上看也应当具有充分的信心。
对上述这些意见，我完全有把握得到同行们的赞同，虽然，也许他们会批评这无非是一些于事无补的大话。但这不要紧，不妨从长计议，慢慢讨论。因为，不论怎样评估和表述，作为史学家总是在史学具有重要价值这个问题上具有共识。我担心的是下面接着要发表的意见是否能多少引起同行的共鸣。如是反对，也应视为好事，因为那将不仅会促进我纠正错误，还能引起思考和讨论。我最担心的还是这些意见的发表如同一个人在茫茫大海上的呐喊，既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不过，对于这种结果，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正是引发我非要发表这些意见不可的动因。我们的史学家没有人在主观上不十分珍视遗产，把它视为重要的精神财富；但要是从客观实践上看，史学家中的许多人其实并不珍惜史学遗产，或根本没有把它当作重要的精神财富来对待。做一个未必很确切的比喻：爱子之心，人皆有之，而爱子适足以害子的事情却比比皆是。历史学家对史学遗产的珍惜和不珍惜的共存现象，与此庶几近之。下文让我来列举史学实践上的几种表现。
随便翻开一部我国的史学论著来与现代西方的史著作个比较，谁都立即可以发现形式上的巨大差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史著大抵充满着原文的征引，连篇累牍，兴犹未尽。许多课题本是前人早已研究过无数次的，而论者不仅有意或无意间不肯指出前人之成果，从而精简自己重复之劳，而且，更加不愿实事求是地赞扬同时代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在这种史学实践中必然会形成这样的特殊氛围：一方面，羞于引征所谓“第二手材料”，羞于使用同时代人的成果；用一句话说，这就是“文人相轻”在史学家中的变种吧！另一方面，我国的不少史学家当别人对自己的哪怕一条史料的发现不以为意或未曾提及时，又感到愤愤不平，动辄所谓“剽窃”之责不绝于口！总之，对自己或者从主观上说，是重视史学的价值的；对别人或者从客观上说，却把不珍惜史学研究成果的种种现象视为当然。我觉得，在我国，当前史学的要务是尽快消除这种主客观之间的背离，真正把珍惜历史的思想首先在史学家中变成现实。
博古通今，言之易，行之难，先贤言之详矣。究其原因，盖出于个人的有限和历史的无限之间的矛盾。用布洛赫的话说就是：“人生有限，知识无涯，即（译文作既，显系误植，书中多见，已改，不另注——达人）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难以穷尽所有人类的经验。”这也就是说，每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不有所侧重，从而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必须同时真正从心里承认，他的历史知识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不把这样的认识停留在口头上。“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布洛赫的这句话是解决中国史学实践中上述背离的又一句金玉良言。近年来，伴随着史学著作的卷尾出现了越来越普遍的参考文献的制作，多位史学家共同撰写的多卷本史著也日见其成。这都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同时又每每显示出不少不必讳言的不足。举其荦荦大者，许多卷帙浩繁的巨著的出现，并没有表明一个个新的史学学派的诞生。像年鉴学派，为时仅仅几十年，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传人当令。除此之外，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费正清研究中心、剑桥中国史等等，都在史学学派和大型史著方面给予我国史学家如何珍惜历史遗产以启迪。在这里，我还想坦言：我们的近邻日本在研究中国史方面的成就给予自己的教育也很深、很大，以致在不少问题上，读他们的论著比我国同行给予的益处还更多一些。像堪称著作等身的宫崎市定先生，他的那篇《东洋的近世》〔12〕给我的启迪是这样的深刻和广泛，似乎在中国现代的同行中还尚未能找到同样深度的史著。说来惭愧，由于不谙日文，我的上述感受主要来自刘俊文主持翻译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和《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两部丛书。不过，我在读得了许许多多收获之外，似乎还看到了一些自以为不妨一吐的问题。日本的中国史学界曾有泾渭分明的学派，这很好；但是不是门户之见太深？我的自知告诉我还不足以对日本史学说短论长；其所以要把这个不成熟的意见拿出来，是因为在我国传统的史学和学术中，曾经有过林立的学派等于林立的门户之见这么一种现象。我殷切地希望我国史学能尽快地成长起领时代风骚的新学派，但不想看到传统史学中那种唯门户之见是从的所谓学派沉渣又一次泛滥成灾。
历史如大江之水，东逝不息。从总体上看，历史进程的基本趋势具有不可重复性。从这种意义上去看，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因而似乎也是不可知的。其实，要是从局部去看，历史又经常在一定程度上重演着，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年过去了，许多事情的特点仍然没有多少本质性的变化，甚至还出现一些严重的退化，使我们感到很熟悉，从而有可能找到其深层的内在联系。这很矛盾吗？不，这是一致的，或者可以说只有上述两方面相反相成而构成的整体才是真正的历史进程。根据我的初步研究，我觉得非常需要在历史研究上把宏观与微观衔接起来，以避免在历史研究中最容易犯的最大错误：由视野上的片面性所必然带来的绝对化或简单化。有一种在过去的西方和现今的中国很流行的线性思维观点，认为历史进程是一条不断向上发展的直线。相反，在古代的中国和现今的西方则很重视历史重演方面的表现。我以为，只有极少数史学家曾经注意到要把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以上所说只是珍惜历史的一个方面，亦即历史学家如何才算真正珍惜历史的问题。另一方面，亦即国民大众珍惜历史财富的问题，也就是前面我已经提到的缩短史学和国民大众的距离问题，其实更值得大家关注。
新中国的史学是有不容抹杀的成绩的。就以被一些人戏称的“五朵金花”而言，无一不是传统史学所从来没有涉及过的问题，诸如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运动的动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它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逻辑等等重大问题。这些重要问题的提出，本来有可能使中国史学走上新路。我们应该深刻反省的是：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却何以未能取得“正果”？其深层的原因何在？为了便于读者的了解，我想把近十几年中关于中国农民史研究的回顾和分析作为例子，择要叙述在下面。
至少在最近的八千年中，农民一直是我国社会的主体。因此，在中国农民史研究中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究竟是否应该成为史学的主体？第二，为什么事实上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不仅在过去，而且直到现在仍然不能变成史学的主体？早在1983年，《中国史研究》第3 期上发表了拙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对农民史研究》，针对当时史学界非历史地贬低、责难农民和农民战争的观点正在取代以往一味拔高、颂扬它们的实际情况，我首先在中国史学界提出了农民史这个史学研究方向，并且反对不顾我国历史特点而鄙薄农民的见解。对第一个问题，我当时和不少同行一样持肯定的态度。不久，因工作变动使我完全脱离了史学研究。在时隔九年重新归队之际，发现农民史研究已陷入这样冷落的程度，使我们不禁发出如下的感叹：“当一门学科走红时趋之若鹜，而不景气之际避之唯恐不远，这至少不应是历史学家的态度。问题并非因研究农战史而发生，当然也不能通过抛弃或回避而解决，这样做反倒可能又重新回复到新的一轮大起大落。”〔13〕坦率地说，归队之初吐露的这种意见与其说表达了对农民史研究现状的不满，不如说更多地暴露出自己对史学不景气现状的惶惑不解。这也就是说，直到几年前，我对第二个问题仍感茫无头绪，既找不到本来应该在中国得到加强的农民史研究为什么反而日益削弱的真正根源，也不知道使中国农民史研究真正得到加强的道路究竟何在。随后，在读了一批国外史学的成果并研究了一些族谱、特别是新编的村志之后，我才恍然彻悟。其实，人们平时常常挂在口边的所谓农民是中国历史主体或主人之类表述，仅仅是从历史的客体，即历史的客观进程意义上而言的；至于农民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当广大农民对此还处于不觉悟之际，或者如整个漫长的封建时期，这个事实上的历史主体被完全排斥在史学的大门之外而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或者如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即使新史学给予农民以这种光荣的地位，随后不过一股思潮颠簸，这种地位顷刻之间就动摇了。歪用一句唐诗，真可谓“来是空言去绝踪”。但是，如果农民自己开始觉悟了，主体地位并不是从外部给予，而是出于觉醒的农民自己的强烈需要，问题就会根本不同；只有到这个时候，历史的主客体地位才能出现合一，从而为农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建立巩固的基础。回顾起来真正是不胜惭愧：对我来说，认识到前者还比较容易，而认识后者则花费了大约十几个年头，直到几年前得知一些富裕起来的乡镇、特别是农村，已经在积极主动地编写自己的乡镇志、特别是村志时，才促使我不能不更深刻地反思中国社会主体——农民的觉醒和中国史学的创新之间的关系。
说到农民觉醒，政治上的解放自然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它的基础却只能是两个积累：经济积累和文化积累；换言之，必须使广大农民摆脱经济上的贫穷和文化上的落后面貌。如果说政治上的解放可以通过一场运动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摆脱贫穷落后则唯有依靠亿万农民自己长年累月的积累；就是说，这必然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渐进过程。是否可以这样说：1978年以来我国部分地区的农村（迄今主要还在沿海地区）开始脱贫致富，是建国初土地改革的继续，而那些富裕起来的农村主动要求编写自己的历史，正是农民的觉醒在史学上的一个集中表现。近年来农民自己动手编写的村志，浙江省各地的农村陆续出版了一批：江山市的《白沙村志》〔14〕、永康市的《河头村志》〔15〕、杭州市的《浦联村志》〔16〕。其它省也出现了一批。就我所见，比较好的有河南省巩义市的《白沙志》〔17〕。我国现在大约有70多万个像浦联、河头、白沙这样的村落。它遍布祖国大地的每个角落，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基层结构，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着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农民。要了解中国社会及其主体农民，对这种基层组织结构缺乏深刻的了解显然是不行的，个中道理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然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迄今似乎仍未引起大家应有的重视：说到了解中国社会，如果作为其构成主体的中国农民自己没有这种了解的需求，或者虽有这种需求却没有为他们的了解提供适当的读物，慢说我们的学术界是否能够对中国社会获得真知灼见，即使学者们通过深入研究已经获得了很正确、很有深度的认识，这种书斋里的东西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少数精英中传播的思想，或者甚至无非是一些连同行专家也未必有兴趣的观点。从学术的继承看，没有这种纯学术研究当然不成；但是，从学术的创新和应用看，无疑更需要那种记载广大农民、使他们有兴趣读并读得懂的研究成果。因为，如果没有这种适应广大民众的读物，提高国民素质就无从谈起，从而也使学术的发展失去了社会的需要和条件。因此，目前正在兴起的村志，尽管考察对象的范围很小、层次很低，著述的水平参差不齐，往往显得较为稚嫩，但它的主要特点和意义恰好就在于这是一种以农民为研究对象、有他们直接参与编撰、并且是以农民为主要读者的新型著作，是当前缩短史学与农民之间的距离的桥梁，是把历史真正变成国民精神财富的最有效的形式之一。
也许没有人会否定村志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具有精神塑造上的意义。那么，它对我们专业史学家究竟又具有什么意义？
乾隆时代的章学诚说过一段十分精彩和深刻的话：
“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18〕
圣人在传统的中国只用之于尧、舜、周公、孔子等极少数最有学问的人，为什么章学诚说向他们学习，其结果只能是贤人，亦即学问家？向贤人学习的结果只能是君子，即知识分子？而向无知识的大众学习则反而可能产生圣人呢？谁都清楚，作为大学问家的圣人，是洞察客观世事的所以然的人，而众人却往往没有多少独立的见解，是一些“不知其然而然”的人群。从知识的角度看，大有知识者向无知或很少知识的大众究竟又能学习什么，并且为什么要成为圣人又必须这样做？对这些问题，他的回答也是前无古人的：
“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尔。……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19〕
章学诚的这些话见于传统史学理论的杰作《文史通义·原道》篇。这篇文章在乾隆时传到京师，“反映非常强烈，平时素爱章氏文者，看了此文也‘皆不满意’”，普遍的指责是“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用今天的话说，就好比是“文革余风”和“假、大、空”语言了。当时只有极个别的学者如邵晋涵作了充分的肯定：“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20〕前贤有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章学诚当时虽得一个知己邵晋涵，却是以极端凄凉的生活为代价换来的。他死后，经一批学者的研究，现在了解他的学问的人多起来了，但章氏的上述重要观点恐怕迄今仍未必见得有很多人真正理解。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尽管有人赞扬章学诚，尽管今天已有比二百年前好得多的条件，却至今似乎还没有人在中国史学中把这个观点付诸实践。我所说的更好条件主要是指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早已有了其实是最具开放性的“元历史学”，即马克思主义，现在又引进了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世界史学的优秀成果，它们都十分重视社会基层的研究，并且积累了很丰富多样的经验。第二，我们曾经拥有世界无比的悠久又系统的史学传统和史籍。举其大者，除了在全国有二十五史为代表的所谓正史和各地的地方志之外，在聚族而居的乡村有族谱，其数量（特别是在南方的广大农村）之多，虽经多次禁毁，迄今还是任何其它史籍之总和也难以相比；其中有关中国社会主体农民和民族文化的老根——家族观念等方面的内涵容量之丰富，也是其它各种典籍所难以匹敌的。第三，现在我们有了最现代化的手段，例如电脑和计量史学等等，使我们具有可能处理涉及数以亿计人群的庞大数据的能力。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历代以来直至今天，对正史和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都极其重视，唯独对族谱，或者如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乾隆皇帝，称之为“民间无用之族谱”，命令在编辑《四库全书》时“无庸采取”〔21〕；或者如建国以来不少地方的干部，以封建主义为由，直接下令并采取行动一次又一次地销毁。甚而至于在史学界的不少人中，迄今仍然以族谱中存在若干失实之辞为由，无视其价值。其实，要是就失实而言，官修史籍中用挖、改、抽、毁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篡改并伪造诸如弑父杀子之类丧尽天良的事实，也非某个皇朝的罕见之事，何以学者们不以失实而菲薄之？若说封建主义，记载皇朝和地方衙门为主的正史和地方志当是最大或更大的封建主义，何以唯族谱迭遭灭顶之厄运，而前者却整理、注解和研究之不迭，近年还有新编地方志这样的盛世之举？我的意思当然绝不是说我们重视研究正史和地方志的工作不应当，或者说过分了。不是的。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薄弱环节。但相比而言，我们对族谱的态度迄今仍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和误解，以致在历史文献方面已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其结果之一是，在史学的发展方面也给自身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严重地阻滞着它向现代史学的转变。关于族谱的价值和意义，我在近年来的一系列论著中已经作过初步的阐述，最近还拟在另稿《族谱的利用和史学的创新》中作进一步发挥，兹不赘言。在这里我只想请读者再重温一次陈寅恪先生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卷帙之多达到迄今尚无确切统计的族谱，其实是一个未曾得到收集、更谈不上开发的宝藏。史学家若能取用这份巨大的新史料加以研究，定当能在章学诚所指出的“学于众人，斯为圣人”的事业中开出花朵，定能在把历史变成国民大众的精神财富方面作出贡献。
布洛赫说得好：“尽管我们必然从属于过去，并永远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处，确切地说，这就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22〕布洛赫的这段话，尤其是最后两句说得多么深刻、多么好呵！问题是看我们史学家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美国的中国史学家费正清等人很了解我们的优势和特点，他在《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指出：“在人类所有的大集团中，东亚人民最习惯于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自己和他人。对于他们来说，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巨大贮存库，也是人类成就的度量衡。”〔23〕对于读诗来说，也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颇有美感的回味，但对于中国史学家来说，我们不应身居宝山而不觉，忘记或抛弃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日本的中国史学家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中指出：“思考历史是人类的本能，什么人也不能不思考历史而存在。历史的发生并不是历史学家的特定的权利或义务。然而在思考历史时，我们不知不觉会设定一个框框。这个框框虽然并没有什么学问根据，却往往成为定案，不明所以的被视为真理，或随意的被当作公理，似乎再没有必要去证明其中的真实。事实上，如果它真是公理的话，必然会自我宣告本身是一个假设，而不会令人以为只此一家，不必再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对象无限地远伸至过去，覆盖整个地球，研究题目又无数之多，所以称为历史学家的人可以在这个框框内安心埋头追求微细的因果关系，而无法对这个成为框框的范围本身作出反省。不过历史学家真正的任务，或许应是探讨支配了世人历史意识的各种各样的框框。”〔24〕宫崎先生和前两位都已作古了。读着他们的遗文，作为晚辈心中不免有一种由惭愧而引起的责任感：我们中国史学家在老框框，例如在精英史观的老窝里“埋头追求微细的因果关系”的时间实在太久、太久了！当前，我们应当利用中国史籍丰富、国民的史学意识较强的优势，对“支配了世人历史意识”的种种框框重新加以思考，把布洛赫所说的“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在我们的史学中变为现实。谨以这种希望权作本文的结论。
注释：
〔1〕《陈寅恪学术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第503页、501页。
〔2 〕对以上有关陈寅恪的“预流”和郑樵的史学“褒贬”诸问题，我将在另文《族谱的利用与史学的创新》等文中进一步论列，待发。
〔3〕《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420页。
〔4〕〔22〕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38～39页、50～51页。
〔5〕《法国史学的新视野》， 载《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7年印刷。
〔6 〕格奥乐格·伊格乐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的序言：“从历史角度看历史研究的变革”，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
〔7〕〔8〕杰弗·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6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58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446页。
〔11〕《史记·太史公自序》，《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
〔12〕〔24〕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第1卷， 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
〔13〕孙达人等：《中国农民史论纲》，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14〕《白沙村志》，学林出版社1991年出版。
〔15〕吕镜湖等：《河头村志》，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16〕王志邦：《浦联村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17〕傅瑞清：《白沙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出版。
〔18〕〔19〕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45页。
〔20〕仓修良等：《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78页。
〔21〕《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中华书局1987年印刷。
〔23 〕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