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故论文,新文学论文,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4)06-0682-06
一、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
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其间的转变换来了一场关于传统与现代意义关系的论争。有 意思的是，它发生在20年代新文化阵营内部，还在新文学与守旧派之间就文言与白话论 战正酣的1919年。当时的守旧派倡导“浸淫于古籍”，学衡派力主“昌明国粹”，甲寅 派正在高喊“读经”。而新文学刚站稳脚跟，但立足并不牢固，文学秩序也没有完全确 立起来。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出整理国故，其冲击力必然是巨大的，也必然会引起一场论 争，并由论争而走向对文学秩序和话语权力的争夺。
五四文学革命以“破坏”立场，从语言工具入手，提出了“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 ”主张。“破坏”来自于他们的“历史的文学观念”，相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1](P39)。历史的主客观条件又使他们选择了从语言入手，科举制度的废除，文言失去 权力的支撑，白话开始盛行。胡适提到了这一点，“科举一日不废，古文的尊严一日不 倒”，“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1](P1 43)。更重要的是，他们主观上也认为语言工具为文学变革之利器：“文字是文学的基 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2](P150)任何革命在逻辑上都要追求“破除”，文学革命也必然要以“破坏”作为精神基础，反传统是一种必然的策略。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也是以“推倒”与“建设”的基本句式立论的，传统属于被打倒之列。有意思的是，他们提倡白话文，并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里的正宗地位，而中国的白话文学恰恰又是传统文学的一部分，这使他们不得不又回到传统，重新发现中国文学的新传统。中国文学也就有了大传统和小传统[3](P88)，这同时也说明五四文学革命并没有切断与传统的联系，最多与大传统有一定的分离，但却依靠了小传统。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可以看到，在它主张的字里行间，都是有所指的，所列举的大量例证都来自传统俗文学。如“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1](P24)，才有“不摹仿古人”、“不用典”的立论。
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当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3篇倡导文学改良和革 命的文章之后，紧接着就在1919年提出“整理国故”。相隔时间之短，虽让人有些不可 理解，但细想也会发现其内在理路。从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不主义”，到“历史的文学 观念”，再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其中有三个关键词：文学进化论、国语的 文学、文学的国语。它们背后有这样的思路，中国文学存在一条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化之 路，国语与文学相伴而生，它曾经既是中国文学的“小传统”，也将成为中国文学的“ 大传统”。整理国故就是对传统做输理、考辨和阐释，重建新“传统”，尤其是中国文 学的“小传统”。
“国故”有的称之为“国学”，有的称为旧有历史材料。整理国故倡导的科学精神和 民间化价值取向，对新文学意义建设很有启发和帮助。相对于新文学运动中的其他思潮 ，“整理国故”有一套完美而系统的理论设计。胡适是“整理国故”的始作俑者，“整 理国故”成了建设“新思潮的意义”的一个环节。他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 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 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他引用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作为评判的态度的注释。 他还提出“评判的态度”的两种基本方法：“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这样，他有 了全面的逻辑思路，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以“整理”的眼光，“从乱七八糟里面 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缪解里面寻出个真意 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4](P232)。“整理”就是寻求事实、意义 和价值的“真”，就是回到历史中去，还原历史，“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 ，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4](P72)。对于西方思潮要“输入学 理”，对于社会现象要“研究问题”，最后实现“再造文明”，概而言之，就是他在文 章题辞中的四句话：“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样，从历史到 现实，从西方到中国，不能不说是非常完备的。
整理国故还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提出了怀疑、实证的科学方法。毛子水主张研究国 故要有“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这个名词，包括许多意义，大旨就是从前人 所说的‘求是’。凡立一说，须有证据，证据完备，才可以下判断。对于一种事实，有 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自己的意思，择善而从。这都是 科学的精神。”[5](P133)胡适认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 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6 ](P212)科学讲究扎实的证据和材料，讲究理性的评判。拿出证据来是科学最基础的要 求。如郑振铎所说：“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无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 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我们怀疑，我们超出一切传统的观念——汉宋儒乃至孔子及其同 时人——但我们的言论，必须立在极稳固的根据地上。”[7](209-210)因此，“大胆的 假设”的作出需要熟悉问题现状及背景，并不是自由无边的胡思乱想，而是善于运用怀 疑的精神和方法。应该说，在多数人眼里，整理国故的科学精神更多来自西方传统。西 方科学观念就是理性和秩序，科学的本质是理性，科学就是以理性方法探究事物存在的 秩序。整理国故倡导科学精神正是用理性眼光发掘传统之于现代的意义，重建传统与现 代的秩序。
整理国故取民间化立场，眼光从贵族转向平民，从精致转向通俗。胡适理解“国故” 的内容很广，“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 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 歌之细，都是历史，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4](P72-73)。北京大学曾发起对民俗、民 谣、民间文学的整理，搜集歌谣、传说、故事和信仰、习俗材料。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 了歌谣征集处，1923年又成立“风俗调查会”，“征集关于风俗之器物，筹设一风俗博 物馆”。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诞生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鲁 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民俗研究，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沈雁冰 的《神话研究》亦或多或少与这一思潮相关，它标志着“新文化人把工作重点从文化批 判转为学术研究”[8](P222)。北京大学曾搜集了一万多首歌谣和众多的民间故事，并 对它们作了具体深入的研究，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和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 理研究的尝试》，无论是材料的收集，还是立论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方法，都有独特的 发现和贡献，给了后来者以启迪和示范作用。
整理国故对传统小说和戏曲，更是多有收获。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和北京 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可以看到，从五四前后到20年代末的中国古典 文学论文，其中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戏曲、小说、民间文艺方面就占内容的一半以上 。民俗、民谣、白话小说和戏曲在历史上属于生长于社会底层的边缘文学，一向被人所 忽略和轻视，人们很少对它们作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对民间的、边缘的文学的重视以及 民间化取向成为整理国故的重要特点，它使新文学拥有了传统的合法性资源。从这个意 义上说，整理国故支持了白话文和文学革命。
二、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
整理国故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它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学理问题，而是关系到新 文学的意义和秩序的重建。传统国故与外国文学都被看作“新文学的基础”，二者有着 同等的价值和地位。在理论上，它校正了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重建了传统 与现代的理性关系。当然，彻底反传统也是新文化选择的一种策略，对传统取彻底决裂 的态度，不过是通过“拆屋顶”而达到“开窗子”的效果。事实上，传统的东西有多种 层面，物质的、制度的和语言符号的，物质传统容易破毁，制度传统也可以促使变革， 但文化符号里的传统则渗透有人的生命、情感和思维方式，要实行彻底反叛，恐怕也是 心比天高，力比纸薄，口气比力气大。作为传统物化形式的“辫子”可以说剪就剪掉， 传统一夫多妻的制度也可以改为一夫一妻制，但隐藏在心中的“辫子”和“男权”心理 ，改变起来并不是一时半载就能奏效。传统时时制约着反传统，反叛来自于传统的压力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则多有联系和依赖之处。
大凡成熟的文明或社会，都有相应的文化秩序，有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准相联系的人类 行为的规则。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观念意识都与文化秩序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文化秩序是稳定的，每个民族的根性即深藏其中，并通过理性的网络形成社会的表 面张力，使盘根错节的社会机体达成完形，不至于突然之间失去平衡。文化秩序的变异 ，只能是渐变，不应该是突变”[9](P87)。传统也是文化秩序的组成部分，它不断参与 社会现实的运作，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思维和观念，并最终成为现实秩序的一部分。整 理国故的提出和开展，也证明传统最终成为新文学的意义资源，进入到新文学秩序的重 新安排。
说穿了，整理国故牵涉到的还是一个新与旧的意义和方法问题。文学革命从语言入手 ，牵出了白话与文言的矛盾，也带出了文学与语言的复杂关系。林纾反对白话文，认为 “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绎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 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学之绝也”[10]。他批评文学革命的语言化倾向， 忽略了文学意义的创造。这也是事实，连当时的胡适也寄希望于未来，“要在三五十年 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1](P43)。郑振铎也承认：“现在中国文学界的 成绩还一点没有呢!做创作的不少，但是成功的，却没有什么人。”[11](P329)文学革 命首先在语言上取得了成功，为了推广白话而不得不借助文学。茅盾认为：“新文学运 动也带着一个国语文学运动的性质……中国的国语运动此时为发始试验的时候，实在极 需要文学来帮忙；我相信新文学运动最终的目的虽不在此，却是最初的成功一定是文学 的国语。”[12](P28)胡适曾说：“我的‘建设的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1](P45)可以说，新文学运动首先是一场国语运动，接着才是一场文学运动。
周作人是新文学运动的主力干将，他发表的《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和《平 民文学》等理论文章，为新文学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在这些文章里，材料和眼光几 乎都来自西方文学对他的启示，这说明当时他对传统文学，即使是胡适推崇的白话文学 也并不十分看重。但后来他的态度却发生改变，如认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 是‘通’的”，“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13](P101)。对 待文言与白话的态度也更为理性，认为：“古文的文字是死的，所以是死文字学”，“ 国语白话文是活的，所以是活文学”，但也“不见得古文都是死的，也有活的，不见得 白话文都是活的，也有死的”[14](P210)。1932年，他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源 流》，把新文学的源流追溯到了明末的公安派、竟陵派，认为：“那一次的文学运动， 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 同。”[15](P26)并认为：“文学的死活只因它的排列法而不同，其古与不古，死与活 ，在文学的本身并没有明了的界限。”[15](P55)周作人的转变，有传统阴魂的缠绕， 也与新文学对传统资源的重新发掘与整理相关。传统与现代、古文与白话文并不完全是 截然对立，它们之间也可以实现交流和沟通。
当然，发生在周作人身上的静悄悄的转变，有他纯粹个人的原因。文学研究会对待传 统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文学研究会在发起的“宣言”和“简章”里，明确提出“本会 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小说月报》同时改版，茅 盾起草了《改革宣言》，他也认为“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则有急待整理之必要”，他把 介绍西洋文学与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列为《小说月报》的“研究”栏目，并确信“中国旧 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事隔一年， 他们并没有多少动作，受到了读者来信的质疑：“先生辈所组织之文学研究会，章程上 所顶宗旨，谓创造新文学，介绍西洋文学，整理中国固有文学；两年来贵会对于宗旨之 实行如前两项，可谓尽创造与介绍之能事，此可于《小说月报》中觇之，至于整理中国 固有文学一项，迄今未见有何表现，想尚在考虑中，不欲邃行发表，否则章程等于具文 ，贤者决不为也。”沈雁冰对来信作了回答，他说：“文学研究会章程上之‘整理中国 固有文学’，自然是同志日夜在念的；一年来尚无意见发表的缘故，别人我不知道，就 我自己说，确是未曾下过这样的研究工夫，不敢乱说，免得把非‘粹’的反认为‘粹’。”[16]他们不是做不了，而是担心做不好。又隔了一年，在郑振铎的主持下，《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专门设置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并发表了7篇文章，开始对整理国故作了积极的回应。接着，《小说月报》从第15卷第1号(1924年1月)连续登载了7期由郑振铎撰写的《中国文学者生卒考》。1927年6月，《小说月报》第17卷作为了“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以“号外”形式刊出。这也可以说是新文学杂志参与整理国故规模最大的一次，它分上下两册，约80余万字。作者阵容集中了当时的精兵强将，除国学大师梁启超、陈垣外，大部分都是文学新锐，如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俞平伯、朱湘、刘大白、台静农、滕固、陆侃如、许地山、胡梦华、谢无量和钟敬文等，还翻译了日本学者盐谷温、仓石武四郎研究中国小说和戏曲的论文。
也许文学研究会对整理国故的积极态度，有郑振铎个人偏爱古典文学的原因，尤其对 传统俗文学，郑振铎与胡适有着同样的兴趣。郑振铎明确提出过，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 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其理由有二：第一，“新文学的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 译方面努力，而对于一般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彻底的把他们改革过，因为旧的文艺观 念不打翻，则他们对于新的文艺，必定要持反对的态度，或是竟把新文学误解了”。这 也是人们常说的“温故而知新”，为了打翻它而去了解它。第二，“新文学运动并不是 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 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 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7](P207-208)。对新文学运动 而言，整理国故是为了熟悉而警惕，是为了重新发现和估价，两方面都离不开传统文学 ，它既是新文学的镜子，也是新文学的肥料。郑振铎曾把新文学运动过程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时期；二是新文学的建设时代，也就是文学研究会和创 造社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新文学“不完全是攻击旧的，而且也在建设新的。不完全是 在反抗，破坏，打倒，而也在介绍，创作，整理”，“所走的路线是决不能笼统的用‘ 欧化’两个字来代表一切的新的倾向的了”[17](P77)。这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 国新文学不断寻找秩序的平衡，“整理国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论战
整理国故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受到左右夹击。五四时期，对待传统基本上有三种态 度，疑古派、守旧派和释古派。守旧派抱残守缺，盲从迷信；疑古派对传统以怀疑为旗 ，什么都不相信；释古派以阐释、理解的眼光重释传统，整理国故就是代表。在新文化 人提倡整理国故思潮期间，文化复古依然属于强势力量，章太炎给社会公众“讲国学” ，“甲寅派”提出“六经以外无文”，推行读经救国。20世纪20年代，西方制度的弊端 也随世界大战的爆发而逐渐显露出来，西方哲学家杜威、罗素相继来华，为东方文明大 唱赞歌，对文化复古添火加薪，也催生了“二梁”(梁启超、梁漱溟)的东方文化论调。 大大小小的声音，汇成了“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不可否认，有意无意间，整理 国故被文化复古借了“光”，让它们反对新文学运动有了更多的口实，至少，它也瓦解 了社会对新文学反传统的注意，分散了新文学联合阵线的力量。
这不得不引起新文学界的高度警惕和质疑。在新文化运动中，可算是胡适的“同胞兄 弟”的陈独秀，对整理因入多有讥讽。他赞成把国故当作历史材料研究，如果把国故当 国学，就会出现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 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 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里寻找毒药了!”[18](P248)他把国故、 孔教和帝制称作是“三位一体”。茅盾认为整理国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属于新 文学运动题内的“应有之事”，但在现实意义上，他们忘记了新文学的历史使命，“把 后一代人的事业夺到自己手里来完成，结果弄成了事实上的‘进一步退两步’，促成了 这一年来旧势力反攻的局面，爆发为反动运动”，也让“三五年来新文学运动出死力以 争而得的结果，都在动摇中了”[12](P171)。
从现实层面考虑问题，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思路。鲁迅认为，在新思潮来到中 国，还未尝变得“有力”的时候，老头子和年轻人都来讲国故是“抬出祖宗来说法”， 虽“极威严”，但他不相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 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 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 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 荒谬绝伦”[19](P167)。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层面，鲁迅对待整理国故有感性的 紧张和理性的反思态度。
陈独秀、茅盾和鲁迅对整理国故的反思与批判，新文学界有了不同的声音。要知道， 他们与胡适曾经都是新文化阵营的主将。创造社的郭沫若和成仿吾对整理国故也持批判 态度。郭沫若本着“分工易事”的社会原则，“各就性之所近，各尽力之所能，以贡献 于社会”，国学研究也是研究者的份内之事，不必干涉。但他们向社会宣讲，并把国学 看作“人生中和社会上唯一的要事”，那就超越了自己的本份，侵犯了他人。退一步说 ，国学也有“可取的地方”，需要以“科学精神”，在“有了心得之后”去作“整理” 。当然，“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 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从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 ，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20](P160-161)。郭沫若与鲁迅有一致的地方，他并不反对有 一部分人在学术领域里整理国故，但不能让它成为全社会的“群众意识”。事实上，他 们与整理国故论者在思想与学术领域，在青年学生之间，争地盘，争位置和影响，争读 者市场。以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思想界依然以现代思想 为旗帜，坚持现代立场，反对传统，反对复古，力图使现代价值，如白话文、个人主义 等发扬光大，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思想，拥有更大的社会空间和影响。人以群分，物以类 聚，整理国故论者与新文化启蒙者、革命家和有独立意识的青年学生分属于两大不同阵 营，新文化战线自此发生了分裂。成仿吾有过这样的希望：“我愿从事这种运动的人能 够反省，我尤切愿他们不再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舐这数千年的枯骨，好好让他们暂且把根 基打稳，至于遗老逸少借此消闲，那也是他们的自由，不是我愿意说及。”[21](P331) 这有一点各走各的路的味道，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光道。他们为“整理国故” 的态度、对象和方法发生争论，更为各自的思想和观念在社会的影响和读者市场而发生 争论。后者更为隐蔽，也更为持久。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和思想的“场”里，这样的争论 ，表象的和实质的，以后还出现过多次。
青年学生成了双方争夺的对象。胡适忙着给“普通青年人”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 学书目”，计有工具书15种，思想史94种，文学史79种，共计188种。思想史中有佛教 书籍23种，文学史中有明清小说13种。[6]1929年，郑振铎发表《且慢谈所谓“国学” 》，认为提倡国学、整理国故是盲目的举动，贻害了青年，“一般志趣不坚定的少年受 了梅毒似的古书的诱害”，“沉醉于”“破旧古物，却忘记了他们自己是一位现代的人 ，有他们的现代的使命与工作，有他们的现代的需要与努力，有他们的现代的精神与思 想”；如果“我们失去了一部分有作为的青年，便是失去了社会上的一部分的工作能力 ”，“青年们要是人人都去整理，研究，保存所谓‘国故’‘国学’，则恐怕国将不国 ，‘故’与‘学’也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我们如果提倡‘国学’、保存 ‘国故’，其结果便会使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复古的空气而拒却一切外来的影响。这种的 阻拒，在文化与国家的生长上是极有妨害的”；而“我们的生路是西方科学与文化的输 入与追求，我们的工作是西方科学与文化的介绍与研究”，所以，应集中精力“全盘输 入、采用西方的事物名理，以建设新的中国、新的社会以及改造个人的生活”，而不是 去整理国故。[22]这样的观点与他20年代的说法完全不同，这也许是受时代氛围影响的 缘故。
学术研究与思想启蒙在其出发点、性质和对象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它们是两种不同的 思想范型。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知识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思想启蒙关注的则是社会现实 的改造与发展。对现代中国追求现代化而言，思想启蒙是其最重要的工作，学术研究也 不是不需要，它也应该实现学术的现代转化。但在不同时间阶段，会有不同的时代命题 ，有不同的社会需要。五四时期是一个盛行思想和主义的时代，学术研究也需要配合思 想的启蒙与传播。整理国故试图跨出单纯的学术圈进入社会知识的播散，显然有些逆潮 而动。“国故”在当时是思想启蒙者时时防范的对象，传统之于现代的阻碍和压力，使 新文化人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连胡适自己在1928年也意识到整理国故的弊端：“我们 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理，于人生有何宜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 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 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他非常敏感地 意识到整理国故对青年人所造成的危害：“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 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 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6](P220)胡适的幡然醒悟，让我们感受到了整理 国故结局的凄凉，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那个时代，乃至整个世纪学术生存空间的逼仄。
在现代中国，思想、学术、文学都在努力争得自己的位置，都在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 转变。“整理国故”之争，是现代思想与学术之间的论战，也是学术和文学的论战，更 是传统与现代的挣扎。最后，思想和文学结合，把整理国故划定在学术和历史领域。现 代文学在离开学术资源背景之后，转向日常生活，走入社会大众，龟缩在学术领域的国 故整理在以后也没有得到多少出头的日子，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才对它有了客观 公正的评价。
收稿日期：200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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