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的书评及其理论和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评论文,风格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1)03-0137-07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家中，李长之书评的涉猎方面之广，撰写之勤，数量之多上，无人能及。
从他1927年18岁写《读日本满蒙政策一书》算起，到1956年他47岁写《新版的镜花缘》止，近30年间，他写了100余篇书评！由于李长之初学理科，学生物，后学哲学，再后来才踏上文学道路，他的书评就涉及到诸如语言、文学、生物、哲学、教育、文化等许多领域，又由于他懂德文、英文，兼通日、俄、法等多国语言，他的书评更是视野广阔，目力所及，甚或超出了中国的出版界。在中国现当代的从事书评的学者中，既有系统的书评理论，同时又主持专门的出版物以实践之，于李长之之外也是颇为罕见的。
一
李长之写书评几乎出自于一种天性并贯穿他的一生。尽管现在能看到的他最早的书评是在天津《大中时报》上署名李长植发表的《读日本满蒙政策一书》，但实际上他的书评从十一二岁就已经开始了。他在写《孩子的书》自序中说：“我在自己儿时的作品中，仿佛见了现在自己的淡影，那轮廓却是越来越深的，说得明显一点，就是我早就喜欢批评了”。“我何以老早就喜欢写些东西，只是源于自己的一种态度：我不愿袖手旁观，我不愿意只当观众，我不愿只当读者”[1]。24岁的他写《我如何作书评》（《大公报》1934.5.26）时已经准备将其书评结集了。1976年的春天，四人帮尚逞威孽，李长之仍在劳改中，他在参加系里修定《新华字典》之余，写了《读〈新华字典〉》的书评，这离他辞别人世只有两年多了。
他写书评，不是偶尔为之，不是眼下一些人为朋友捧捧场，为书商作作广告，当个书托，而是当作一种事业，当作贯彻其文艺主张的利器，当作文艺教育的严肃的依归来从事的。他主编天津《益世报》是如此，创办《文学评论》是如此，协助孙晋三办《时与潮文艺》主持《书评副刊》更是如此。李长之常说：“如果有人称我是批评家，我听了最舒服，比称我什么都好。”“谁要想拉我从批评上退下一步，我就决不答应。河山易改，此性难移啊”[2]。可以说，李长之的一生，是批评家的一生，也是写书评的一生。
李长之的书评生涯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927年至1936年，是李长之写书评的初始阶段，而以批评鲁迅的作品为成熟的标志。这个时期他批评了卡之琳、老舍、张资平、茅盾、梁实秋、臧克家等人的作品，而尤以对鲁迅作品的评论用力最勤，影响最大，如《阿Q正传之新评价》（《再生》第1卷第6期1932.10.20）、《三闲集——鲁迅最近的杂感散文集》（《北平晨报》1932.12.13）、《鲁迅和景宋的通信集——两地书》（《图书评论》1卷18期1933.10）、《鲁迅伪自由书》（《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4期1933.11.8），后来，李长之以此为基础，完成了著名的《鲁迅批判》。《鲁迅批判》既是他一系列鲁迅作品书评的总结，也是他此时文学批评的总结。
1937年至1945年抗战时期，是李长之写书评最活跃，产量也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在李长之负责《时与潮文艺》的《书评副刊》时期，从3卷1期至5卷5期，他连续写了40余篇书评，几占其一生所写书评之一半。而其所评范围既有学术著作，也有文艺理论、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可以说大后方出版的重要书籍，李长之都进行了评论，他跟踪之快，反映之迅速，非常惊人。比如书评副刊4卷2期所评沙汀《淘金记》出版于1944年5月，胡风《看云人的手记》出版于7月，胡秋原的《民族文学论》出版于8月。而李长之的书评则皆作于1944年10月。有些在中国文化史上颇为重要的著作，如郭沫若《今昔集》、《青铜时代》、《屈原》、《棠棣之花》，曹禺《北京人》，老舍《贫血集》、《火葬》，巴金《憩园》，臧克家《泥土的歌》，姚雪垠《新苗》、《春暖花开的时候》，田间《给战斗者》，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沙汀《淘金记》，胡风《看云人手记》等等，似乎李长之的书评是其最早的评论，有些则是唯一的评论。由于书评和作品的年代贴近，也由于时代背景的其他原因，李长之的评论无疑是研究这些著作的宝贵资料。李长之的书评可以说是同当时整个的文艺战线同步的，是抗战交响乐中配器之一种，可以说它同样起到了抗战救亡的作用。其时李长之之勤奋与他“我不以没有去前线为耻”的信念有关，他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由于勤勉辛苦，他得了肺病，当时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给他送去了药品，使李长之非常感动。
1945年至1949年，是李长之书评风貌发生蜕变的阶段，此时他的书评表现出两个特点：其一是更加注重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书籍；其二是以鲁迅为榜样，明显关注现实生活，表现了强烈的战斗色彩。前者反映了李长之在抗战胜利后对中国文化重建复兴的期待；后者反映了他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对日本侵略者的仇视。前者的书评如《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大学教育》（《自由批判》1948.7.11）以及收录于《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李长之，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中的《评新理学》、《评新事论和新事训》、《评新人生观》；后者则有《批评的课题》（《世界日报》1947.12.15）、《和汉二十四孝图说》（天津《益世报》1948.1.4）、《评李广田创作引力》（《观察》5卷1948.9.25）等。这一时期的书评反映了李长之思想上的转变，其中有热烈的期待，有痛苦的幻灭，有沉重的反思，也有选择后的豁然开朗。
1950年以后为沉寂阶段。自40年代末期始，李长之开始接触马克思文艺理论，其批评体系逐渐完成了由德国古典文艺美学向马克思文艺美学的转变。1951年李长之受挫于关于武训传的批评，但后来他仍然写了《读文学论稿》（《光明日报》图书评论41期1954.10.21）、《胡适白话文学史批判》（《人民文学》1955.3），并逐渐比较偏重于古典文学方面的书评，写了《评“东周列国志”新编》（《光明日报》1956.5.17）、《新版的镜花缘》（《光明日报》1956.3.4），等。1957年反右前不久，他曾应老舍、茅盾、邵荃麟的邀约在翠华楼吃饭，席间老舍提出请他办书评刊物，李长之自感大劫难逃，予以婉拒。1958年，他果然补入另册，被迫中止了他的书评撰写。
综观李长之的书评生涯，其视野虽然广袤开阔，但其批评的范围，偏得于哲学、文学，文学之中又偏重于文学理论、诗歌、戏剧、小说作品，均与李长之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理念及其兴趣爱好有关。
书评由于时效性，与书籍的兴衰有很大关系。一般说，有好的书籍才会有好的书评，好的书籍和好的书评会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李长之的书评鼎盛时期也恰是现当代文化繁盛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的作品造就了李长之的书评成绩。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李长之的书评，也反映了他作为书评家的眼光和识力。不能说李长之的书评都是大家和优秀之作，但至少他的大部分的书评所评论的是当时最有代表性、最优秀的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能够占上一席地位的作品，即可见其书评的品位。
书评是文学批评的重要部分。李长之的书评和他的整个的文学批评轨迹是同步的。1935年，李长之在《鲁迅批判》“后记”中追忆自己的文学批评历程时说：“在我最早的批评文字中，是印象式的，杂感式的，即兴式的，我有点厌弃，此后的一期，是像政治、经济论文似的，也太枯燥，我总觉得批评的文章也得是文章，我的批评老舍的《离婚》（1933年11月3日作，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期），就是一个新的尝试。自从读了宏保耳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lb er Schiller und den Gang seiner Geistesentwicklang)提醒我对一个作家当抓住他的本质，并且需看出他的进展过程来。于是写过一篇《茅盾创作之进展的考察及其批评》，……现在批评鲁迅，当然仍是承了批评茅盾的方法，注意本质和进展，力避政治、经济论文式的枯燥。”李长之在这里谈他的文学批评的历程，但同样也是他的书评的发展历程。1951年，李长之由于在武训传的批评上受到批判，写了检查，从此，他的书评沉寂下来，而其整个文学批评，除对鲁迅的研究仍坚持着不绝如缕，古典文学的研究循着教学的路数开展之外，也基本上停滞了。
在李长之的书评生涯中，抗战时期的成绩无疑最为光彩。其时李长之不过30岁左右。这除去与他的勤奋相关，也同当时其学术已臻成熟，并有着自己的书评阵地《书评副刊》有关。同时，当时文化创作上的繁荣，国共合作期间文化氛围相对的宽松，也是不容忽视的外部的因素。当然，这些不仅是李长之的书评能够发展的原因，也是书评事业得以繁荣的必要条件。
二
李长之致力于书评事业，同他深受德国文艺理论影响密不可分，他认为文学的主要内容有三个：“一是文学的美学(literarwissenschaft)，决定文学创作上的一切原理原则，二是文学的美学的应用，便是文学批评(literarkritik)，三是文学批评的应用，乃是文学教育(literarpaedagogik)”。“我们推行文艺教育，文学的价值如何普遍地使人认识，欣赏的趣味如何普遍地提高，人们究竟如何从文艺里面吸收其关系身心的教养，理论和实践，都在所急需”[3]。他认为中国现实的文学教育太差，“中国的专家太少了，学术的园地太荒芜了，一般人对于专家的尊重和信赖也太不够了。所以无论我们民族有多末伟大的作家，在民族的精神教养上还是不发生影响。”“一时要矫正过来，当然是很难的。但我们希望有人注意于此。理论的工作刻不容缓。先要配一副远大的眼光，有一套可靠的技术。这些大作家的精神，应一一为之做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而书评则被认为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必由之径[4]。
怎样写书评？李长之揭橥了两个原则，他说：“因为书评是文学批评的一部分——纵然是一小部分，所以我们理想中的书评应该符合一般的批评文章的条件，那就是：要同情的了解，无忌惮地指责，可以有情感而不能有意气，可以有风趣而不必尖酸刻薄，根据要从学识中来，然而文学仍需是优美而有力的创作”。[5]也就是说，书评对其批评对象而言，应该公正中肯；对自身而言，又应该是文学的，是有自家面目的创作。
批评的公正中肯，李长之把它概括为一种批评精神。他认为这是文艺批评最要紧的出发点，是批评家最根本的品格，非独书评和书评家为然。为此，他在其著作中三致辞焉：“文艺批评家的态度，无异于自然科学家的态度。为要求真，他的态度便先要忠实。碍了面子，说话是不能忠实的；互相标榜，说话是不能忠实的；受了命令，说话是不能忠实的；别有目的，如想登广告，想出风头，想拉拢，想敲竹杠，是不能忠实的。这些都有害于批评。在自然科学家，也不顾一切，他为的真理。批评家亦如是！自己的工作和使命，是比任何事都重要的，是神圣的，是尊严的，为这，牺牲一切，都在所不惜。只有如此，那小小的创获，也才是对人类有益的事业”[6]。“批评工作的基础究竟是在批评精神。批评精神的核心是在争一个真是非，是在不徇私（阿其所好和肆意攻击都是在徇私）！”[5]“专为书店作出版消息似的书评，这是小伙计；专为朋友捧捧场，或者为不同派的作家检定一下意识，以证别人之没落，这是叭儿狗；为读者献一献殷勤，专作作全书的章次和标题，或者专抄本文，这是录事；怕得罪作者，而专在抑扬上下工夫，弄得啼笑皆非，这是旧剧里令人作呕的小旦；有的倒不客气了，这个字也错，那个字也错，然而这却是止于有了勘误表的用处的校对。”[7]
李长之是视书评如创作，强调书评的相对独立性的。他在《我如何作书评》一文中强调：“在书评里，我仍然使其存在着我自己的面目，发挥着我自己的主张，抒写着我自己的感触，甚至在文字上，我必力求其不失我自己的调子，即在可能范围以内，必尽量让它成为是可读可诵的，不如此，我不甘心。我很希望，在我的书评中，除了对原书，尽我忠实的公平的褒贬外，我仍要求有独立的价值。加以批评的书，容或是各式各样的，但在所加的批评中，我要使其一致，在思想上，我要有我自己的系统。”[8]
李长之的书评是其理论的实践。
李长之的书评，丁是丁，卯是卯，他像法官执三尺法一样，用他的文艺理论衡量评论一切作品。李长之的文艺理论来源于德国古典美学，当然也有不可否认的不足和偏颇之处。但我们可以批评他的武器的缺憾，却不能不认可乃至欣赏其批评的严肃和执法的同一。李长之的批评对象，既有他景仰的文学巨匠鲁迅；也有当时有成就的文学家如茅盾、郭沫若、老舍、曹禺；既有他的好友如臧克家、林庚，也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一般笔耕者。李长之不因景仰鲁迅就为长者讳，他在批评鲁迅的作品时就指出“鲁迅在文艺创作上的失败之作”[9]。他评郭沫若的《屈原》就说：“我们对于这个剧本的估价，是在欣慰于郭先生之创作力的兴旺处，超过于他那本身的艺术的。它的艺术，虽有力，然而粗！”[10]他也不因是好朋友如林庚、臧克家就无原则吹捧，他评林庚的诗集《夜》就说：“他的诗，在前期，有因太明白而失败了的，那便是他忘了在明白之中是要给人以可咀嚼的吟味无穷的东西的。在后期，有因太不明白而失败了的，那便是他忘了在虽然和读者相远的感觉也必须是由文字上可以领会的。”[11]他评臧克家《泥土的歌》，就直言诗集中“平凡的诗占一半，太好和太坏的各占四分之一”。“坏诗的坏处是在空洞，弱，和散文化。”“至于《活路》一首，我们试不加分行而直排下去，——难道不像散文的讲演么！”[12]李长之并非不了解中国文坛的现状和人情，但他以一个殉道者的口吻说：“书评的文字，我自知是费力不讨好的。因为，说出一个作家的长处罢，往往使另一些人不舒服；说到一个作家的缺点呢，那个作家本人就先觉得有些敌意了。——这是在一个把人情和学问不能分开的国度里是所不能避免的。然而这也就是批评在中国不能发达的根本因。然而——仍然‘然而’——也就正是我要坚持地工作下去的”[13]。李长之书评具有批评家的人格尊严和批评精神，尽管他为之付出过代价，但也给他带来了朋友。像他和老舍、梁实秋、宗白华正是通过批评建立了友谊。
书评是书籍的派生物，先有书，后有书评，这是不易之理。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批评家来说，书评又是批评家贯彻其文艺美学，引导文学向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利器，他可以也应该在书评中阐明自己的美学理想，陈述其与作家相同或不同的对生活的感悟。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评又不是书的附庸，书的应声虫，它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好的书评本身也是一种创作。李长之书评之可贵的地方，除其强烈的独立批评精神，批评家尊严的人格之外，尤在于其体系性，连贯性，有着像创作一样的文艺性。
李长之是一个鼓吹浪漫主义的作家和批评家。他的书评便贯彻着这种精神。1941年除夕，李长之发表《我希望于中国作家者》的新年祝词，疾呼：“浅薄的理智主义过去了，短狭的功利主义过去了，我们要理想，要热情！”“原始的，健朗的，丰盛的，充溢的热情归来！”[14]我们试看其书评也无不以此为号召，为依归。他赞扬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一则说：“在《棠棣之花》许多创造的理想人物中，尤其可爱的是酒家女。酒家女春姑可以说是青春和热情的象征。”再则说：“全剧是浸在浓挚的情感之中。这情感特别表现于聂萦的手足之情上”。最后竟遗憾于“印得太坏了，未免辜负这富有青春和热情的力作！”[15]他欣赏曹禺《北京人》，欣赏“正面的动作着的剧中人，虽然也许受着作者的鞭策（不管是轻微的，或沉重的），一律为作者所爱着是无可疑的。但这背景里的另一世界，却更值得人低徊向往；事实上，作者也的确在那里不断寄其低徊向往的。没有爱，不会有创作！”但他却不满意于剧中理想的表现，“既是理想，我们就要求其完全。”“我们要原始的力量，但不要暴力。”[16]这种一以贯之的批评，使得李长之的书评虽散见于不同的年月和地域，却有着一个完整的批评体系。李长之是一个批评家，也是一个对中国文化有着精湛研究和独到见解的学者。他的书评有时与读者“奇文共欣赏”，也与作者“疑义相与析”；不仅与其文艺理论相辉映阐发，而且与其对中国文化的见解相为表里。他评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张君劢《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李辰冬《红楼梦研究》、冯友兰《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贞元三书，都涌动着李长之对中国文化的深湛的体悟，贯穿着李长之对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待和努力，他的书评呐喊，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是一回事，而其不懈的努力，其一以贯之的精神不能不让人感佩。
李长之书评的联系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书评对象与即时文化现象的联系；其二是书评对象前后作品之间的联系。前者体现了李长之视野的开阔恢弘，能将文化现象连缀贯穿予以观照，如他评沙汀的《淘金记》就指出“现代中国小说的发展，大部分是写实，写实中又大部分是写农村的，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已开其端。《淘金记》中茶饭的舆论，也有些似乎是阿Q示众时舆论的延长。可是《淘金记》不能不说比那时又迈了许多步。在写实的以农村为材的作品中，最近又能许多人专走地方色彩的路，我们不妨称之为乡土文学，作为农民文学的又一小类吧。《淘金记》者，却是我们仅见的乡土文学中之最上乘的收获了。”[17]由于有书评的积累，李长之对一个时期文化的述评就很切实而不浮泛，像他的《一年来的中国文艺》（《民族》3卷1期1935.1）、《中国文化运动的新阶段》（《新认识》6卷3、4期合刊）、《统计中国新文艺发展的轨迹》（《文潮月刊》2卷3期1947.1）、《关于一九四九年文艺动态的几个考察》（《新建设》1卷9期1950年1月），至今被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作为了解其时文化的可靠信息源。后者，则体现了其书评的追踪性，而这又与李长之长期的坚持和执着有关。李长之评老舍的《离婚》、《猫城记》是1934年，评《贫血集》是1944年，《火葬》则是1945年；评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是1942年，《今昔集》是1943年，《青铜时代》是1945年。这种跟踪评论，使李长之对一个作家的创作进程，思想发展，有深刻明晰而具体的认识，他的作家论就显得厚实可信。《鲁迅批判》即其范例。
李长之视书评的写作如创作，他的书评也就像他的其他批评文字一样有着浓厚的文学色彩，明晰、健朗，热情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且有一种独特的抒情味道。李长之的书评多署笔名，但其所独具的风格在众多的文章中不难辨明。其书评尤有两点过人处。其一是风格的多样性。李长之的书评写得快而多，其中自不免有率意潦草者，但多数写得龙生九子，个个不同：既有随笔的表现形式灵活多样性，又具有学术文章的厚实和素养。《时与潮文艺》书评副刊每期大都由李长之自撰，有时一期连写5篇，或活泼，或激烈，或沉稳，或娓娓而谈如叙家常，不断变换着语言色彩和风格，决不雷同。其二是他的书评大都短小精悍，一两千字左右，其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不过600字，少而精，简而明，风趣深刻，透彻利落，其举重若轻，精练概括处，较之时下千篇一律，长篇宏论的书评，真令人有“风景不殊”之感。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界，以书评为己任，踏踏实实地从事着这一工作的人并不多，而像李长之这样，以批评家自居，在文艺批评理论和文艺批评实践两个战线作战的学者更是罕见。书评是文艺批评的重要方面，是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当代文艺批评史上，书评史的研究应该得到重视，应该总结其有益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全面评价现当代文艺批评史，指导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开展书评工作，以宏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有一定的意义。
三
温儒敏先生是大陆上第一个认真研究李长之在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学者。他在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第一次不是因为《鲁迅批判》，而是从现代文学批评的史实说到李长之，这得力于当代文学批评界的思想解放，也得力于温儒敏先生实事求是的史的眼光，但他认为李长之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特色在于其传记文学批评却并不准确。他对于李长之批评的分析权限于其批评专著，而并没有注意到李长之在其批评的生涯中大量存在着的书评现象，没有注意到书评在李长之的批评生涯中的地位和影响。实际上，书评对李长之而言，主要体现于其对现当代文学的批评；文学传记批评专著，主要体现在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两者都是批评的应用，是其批评生涯的不同的方面。不能说李长之是传记文学批评家，正如不能说李长之是书评批评家一样，那都是持其一端，以偏概全。而且，李长之在其传记文学批评专著中所采用的将作家的生平事迹与其作品相联系，注意抓住其本质特征及其进展过程而予以全面的批评，这是一种批评方法，一种批评的角度，还不能就只认为一个批评家的批评特点，尤其是理论特点。如果要说李长之批评的特点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是，为批评的批评，强调独立的批评精神，或者主张感情的批评，硬性的理智，鼓吹浪漫主义，这才是李长之文学批评理论可讨论的一些特点，——但这已超出了本文的探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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