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沈氏与刘宋皇权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皇权论文,吴兴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44（2002）02-0262-06
南朝之初，吴兴沈氏沈林子兄弟凭借军功参与了刘宋政权的缔造，而军功家族吴兴沈氏的出现也标志着江南土著正式登上南朝政治舞台①。如果说，在皇权政治缔造之初，以军功为刘裕所用的沈氏兄弟，其政治角色更多地表现为君主私人亲信的身份，那么在此后刘宋日益强化皇权的斗争中，沈氏诸人物则多以武功政事之才为统治者所用。南朝四代，沈氏累世贵显的地位亦由此奠定。可以说沈氏家族发展伊始即与南朝皇权政治复归的过程息息相关。
一
元嘉之朝，发生了宋文帝与宗王刘义真之间的主相之争。其间，沈氏人物沈演之直接参与了巩固皇权的斗争，成为君主的得力助手。他也因而获得了远远超过沈氏第一代人物的政治地位。
沈演之是沈充后代，曾祖沈劲战死北方，朝廷予以嘉谥，从此解除沈充之叛后对其后代的仕宦禁锢。沈氏诸支中，演之一支仕宦较为突出：演之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以军功至益州刺史（是为东晋末年事。义熙年间战事频繁，武人时有上升者，而在东晋前期的门阀政治下绝不可能）。
沈演之“家世为将”，本人却“折节好学，读《老子》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宋书·沈演之传》）[1]。演之早年经历有类其他沈氏子弟，即出为地方府佐、王公掾属。曾为彭城王刘义康司徒左西掾，州治中从事史，复转别驾从事史，领本郡中正，颇受刘义康亲待。
宋文帝中年多病，政事一委彭城王义康。元嘉九年（432）后，宋文帝亲信王华、王昙首、王弘已相继病卒，义康于是总揽内外大权，势重一时。元嘉十六年（439），进大将军、领司徒，“内外众事皆专决”。文帝一度病重，刘义康党孔胤秀等竟“就尚书议曹索晋咸康末立康帝旧事”（《宋书·彭城王刘义康传》），意图效法康帝兄终弟及，排斥文帝子，拥义康为帝。“自是主相之势分，内外之难结矣”（同上）。宋文帝既对义康及其党羽猜忌日深，清除其势力也就在所必行。
沈演之虽曾为义康掾属，但并不党于义康。当刘义康党羽排斥宋文帝的亲信尚书仆射殷景仁时，沈演之因不与同调，遭到刘义康猜忌。《宋书·沈演之传》：“演之雅仗正义，与（刘）湛等不同，湛因此谗之于义康。尝因论事不合，义康变色……演之与（殷）景仁素善，尽心于朝廷，太祖甚嘉之，以为尚书吏部郎。”沈演之因支持殷景仁，遂为宋文帝倚重。案：吏部郎一职，清显且有实权，掌“小选”，按宋制，即七品以下的令史和更低级的官吏选举[2]。时刘义康为加强实力，在朝廷安插亲信，授以要职。宋文帝对此已有所警觉，如义康欲以亲信刘斌“为丹阳尹，言次启太祖，称其家贫。上觉其旨，义康言未卒，上曰：‘以为吴郡。’后会稽太守羊玄保求还，义康又欲以代之，又启太祖曰：‘羊玄保欲还，不审以谁为会稽！’上时未有所拟，仓猝曰：‘我已用王鸿’”（《宋书·彭城王刘义康传》）。双方人事争夺之紧张可见。以沈演之为吏部郎，正是文帝与义康争夺人事权的一项措施，说明沈演之至此确已成为宋文帝倚赖的亲信。
元嘉十七年（440）5月，刘义康亲党领军将军刘湛丁母忧解职。10月，宋文帝即采取行动。文帝虽因病较少过问政事，殷景仁亦停家养病，但对朝政并未放松控制。《宋书·殷景仁传》称：“卧疾五年，虽不见上，而密表去来，日中以十数，朝廷大小密以闻焉，影迹周密，莫有窥其际者。”这场事变能够迅速地解决，与文帝对宫廷内外宿卫军力量的控制是分不开的。殷景仁为中书令、护军、尚书仆射，元嘉十二年（435）居家养病，却不曾解除军职，始终与领军将军刘湛分控禁军。文帝处置刘义康群党，深夜急诏，“小床舆以就坐，诛讨处分，一以委之”（《宋书·殷景仁传》），看来殷景仁正是以护军的身份处理事变的。沈演之其时的表现，史无明载，但从刘义康乱平后，酬计功劳，沈演之迁右卫将军职事上仍可窥见蛛丝马迹。殷景仁寻卒，后军将军范晔迁为左卫将军，与沈演之共掌禁旅，同参机密。元嘉二十年（443），演之“迁侍中，右卫将军如故。太祖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宋书·沈演之传》）。侍中是南朝以后参与决策的文官，左右卫将军是朝廷宿卫军的统帅，兼此二职者地亲位重，反映了刘宋皇权重建之际制度上的一大变化[3]。出身将门，家世并不显赫的沈演之能获得这一“宰相便坐”的优崇地位，标志着吴兴沈氏在南朝政治生活中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除演之外，沈氏其他人物在这场内争中亦为宋文帝所用。他们积极参与出谋划策，内外驱驰。正是借助于此类效忠者，刘宋皇权逐渐加强了对各方面的控制。和沈演之一样，身份较低的沈庆之也坚决维护皇权。《宋书·沈庆之传》：“及（刘）湛被收之夕，上开门召开庆之，庆之戎服履靺缚绔入，上见而惊曰：‘卿何意乃尔急装？’庆之曰：‘夜半唤队主，不容缓服。’遣收吴郡太守刘斌杀之。”沈庆之行动上的充分准备说明他对事变发生情况了然于心，亦应是知晓文帝谋议的。
沈氏另一人物沈邵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沈邵，沈林子长子。沈林子与宋文帝有私人情谊，后其子沈邵、沈璞均得宋文帝关照。不过沈邵兄弟成为文帝“腹心”绝不仅依靠父辈的思荫，更有赖于自己在元嘉政治中的表现。元嘉十七年（440），宋文帝最宠信的皇子刘浚出为扬州刺史，文帝以沈璞为其主簿，“时顺阳范晔为长史，行州事。晔性颇疏，太祖召璞谓曰：‘……浚以弱年临州，万物皆属耳目，赏罚得失，特宜详慎。范晔性疏，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当密以在意。彼虽行事，其实委卿也’。璞以任遇既深，乃夙夜匪懈，其有所怀，辄以密启，每至施行，必从中出”（《宋书·自序》）。文帝曾对沈邵言：“身昔以弱年出藩，卿家以亲要见辅”，并特意向录尚书彭城王义康推荐：“沈邵人身不恶，吾与林子周旋异常，可以补选（强弩将军）。”（同上）不久，又入为通直郎。《宋书·自序》曰：“时上多行幸，还或侵夜，邵启事陈论，即为简出。前后密陈政要，上皆纳用之，深相宠待，晨夕兼侍，每出游，或敕同辇。时车驾祀南郊，特诏邵兼侍中负玺，代乘官陪乘。”沈邵所密陈政要的内容已不得而知，但就时间来看，他入为通直郎大约正当文帝与义康主相之间矛盾日益激化之时，沈邵陈论大概指出局势危急，故文帝”即为简出”。刘义康事变，沈邵随即被宋文帝派遣为监视义康的特使。义康镇豫章，沈邵为“大将军中兵，加宁朔将军，邵南行，上遂相任委，不复选代，乃兼录事，领城局”（同上）。元嘉二十二年（445），发生了太子詹事范晔谋反案，事连义康，义康遂被徙至安成郡，沈邵又调任“安成公相，领兵防守”（《宋书·彭城王刘义康传》）。元嘉二十四年（447），豫章胡诞世、前吴平令袁恽等谋反，复欲奉戴义康，太尉刘义恭等奏将义康徙附广州，“仍以安成公相沈邵为广州事，未行，值邵病卒，索虏来寇瓜步，天下扰动。上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同上），最终派人杀死义康。沈邵病卒与义康之死间存在着如此微妙的制动关系。沈邵官位虽不高，但不能因此忽视他的政治作用。南朝君主以私人亲信代己行使监测之权的现象由此可看到其雏形。沈约《自序》记“沈邵疾病，使命累续，遣御医上药，异味远珍，金帛衣裘，相望不绝”，邵死，“上甚相痛悼”。固然，南人沈氏与刘宋君主之间私交甚深，如沈邵弟沈璞因尽忠于文帝子元凶刘劭，拒迎孝武帝刘骏而被杀。但这不是全部原因，更重要的是沈邵等为文帝所用，成为君主身边位虽不高但功用颇大、不可舍弃的左右手，这也是皇权政治下君臣关系的一种新类型。
在宋文帝清除义康集团的过程中，吴兴沈氏上至吏部郎，下至宿卫军队主，无论在现场抑或嗣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此以后，官至右卫将军的沈演之，成为继前期的王弘、王昙首、王华及殷景仁等门阀出身的贵族亲信后最得宋文帝信赖的人物。贵族出身的范晔虽为左卫将军，与沈演之对掌禁旅，但地位显然远不及后者。“时范晔与沈演之并为上所知待，每被见多同。晔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尝独被引，晔又以此为怨。”演之始终掌管中央禁卫军，元嘉二十一年（444），迁中领军。二十二年（445），“晔怀逆谋，演之觉其有异，言之太祖，晔寻事发伏诛”（《宋书·范晔传》）。沈演之再次在戡平乱事中立功。
二
沈氏最初是凭借军功而为统治者所亲任。沈庆之、沈攸之以低等武人的身份，际遇风云，分别得到孝武、明二帝的信赖，遗以佐命大任，从而达到沈氏家族中政治地位的最高点。
沈庆之起家始于宋初征蛮活动。刘裕永初年间，长江中游诸蛮开始活跃起来。永初二年（421），发生江州揭阳蛮叛乱，自此后，蛮事不断，颇令刘宋统治者棘手，征蛮亦因而成为江左仅次于南北战事的第二大武事。《宋书·沈庆之传》：“荒扰之后（指孙恩之乱），乡邑流散，庆之躬耕垄亩，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阳省兄，（赵）伦之见而赏之。伦之子伯符时为竟陵太守，伦之命伯符板为宁远中兵参军。竟陵蛮屡为寇，庆之为设规略，每击破之。”孙恩之乱后，三吴流民大量涌向长江中上游地区，史籍中多见三吴人出任中游王公掾属现象，沈庆之即属此类。庆之兄敞之为“赵伦之征虏参军”，从弟法系“初为赵伯符将佐”，大概情况亦类似。沈庆之作为低等队主参与了元嘉七年（430）、二十七年（450）的两次北伐和元嘉十七年（440）宋文帝清除宗室义康的活动（见上文）。但沈庆之的真正功绩却是在长江中游的几次伐蛮行动，这也是他与襄阳武人集团集合在一起拥立孝武帝刘骏的契机。元嘉十九年（442）、二十二年（445）、二十六年（449），沈庆之先后三次在长江中游主持伐蛮，“斩首三千级，虏生蛮二万八千余口，降蛮二万五千，牛马七百余头，米粟九百余斛”（《宋书·沈庆之传》）。丰厚的战利品大大加强了他的实力。当时的一些名将柳元景、宗悫、顾彬等都隶其仗下，随同讨伐。元嘉二十九年（452），西阳五水蛮叛乱，他进一步获得了都督诸将，节度豫、荆、雍所遣伐蛮军之特权。刘劭弑父自立之际，朝廷最有实力的大臣只有庆之，故“（刘）劭密遗沈庆之手书，令杀武陵王骏。庆之求见王，王惧，辞以疾。庆之突入，以劭书示王，王泫求入内与母决”（《资治通鉴·卷一二七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沈庆之的态度既成为牵动时局变化的关键，庆之率领的襄阳武人集团拥立孝武帝入都告捷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雍州实力的形成大致是在“胡亡氐乱”后，《宋书·州郡志》“雍州条”云：“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则居于雍州者大抵为关中世家大族晚渡者，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宋武、文二帝虽倚仗北府，但对雍州势力的发展也予以重视，尤其是文帝以皇子刘骏出镇襄阳，“襄阳地接边关，江左来未有皇子重镇。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为抚军将军、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以旧宛比接二关，咫尺崤、陕……”（《宋书·自序》）当然，由于拥立孝武帝是在江州起兵，雍州势力只有部分参与，主要是元嘉以来被中央政府起用伐蛮的柳元景等人，但与下游刘劭倚仗的萧斌等北府诸将相比，优势已很明显。故沈庆之言：“萧斌妇人不足数，其余将帅，并是所悉，皆易与耳。”（《宋书·沈庆之传》）雍州势力拥立孝武帝入京，成为开国元勋，沈庆之与柳元景并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庆之对孝武帝忠心耿耿，参平鲁爽之乱。大明三年（459），已罢官就第的庆之还再次出征，率领兄孙怀明等平定竟陵王刘诞广陵之乱，又经年平定西阳五水蛮，是孝武一朝的军事支柱。故孝武帝死，“遗诏若有大军旅及征讨，悉使委庆之”（同上）。
大明八年（464），孝武帝死后，以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沈庆之、王玄谟掌关内外。辅政大臣中遂形成两派，刘、柳、颜等人排斥沈庆之。颜师伯尝谓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预政事！”（《资治通鉴·卷一三○宋明帝泰始元年》）并欲拥立刘义恭为帝。沈庆之遂发其谋，支持废帝诛杀诸公，成为废帝的亲信。
关于沈庆之之死，《宋书·沈庆之传》载：“帝凶暴日甚，庆之犹尽言谏争，帝意稍不悦。及诛何迈，虑庆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闭清溪诸桥以绝之。庆之果往，不及渡而还。帝乃遣庆之从子攸之赍药赐庆之死，时年八十。”废帝永光年中诛戮群公及庆之死事，颇多疑点。吕思勉先生认为，若沈庆之果无贰心，则于废帝可谓有利无害，其遭杀便不可解。又庆之与柳元景等既素来结交不厚，后者也就不可能以废帝立义恭之计相告。因而吕先生以为实情当是庆之为保身计，亦曾参与废立计划，后逆料事情不成而告发。废帝则因惧其前后反覆而终杀之”[5]笔者以为，就庆之前后行事看，他不可能对废帝怀有不忠之心，而导致他死亡的原因应是他对废帝构成的“侵逼之虞”。吏部尚书蔡兴宗游说庆之废帝另立，谓：“（帝）今所忌惮，唯在于公，百姓喁喁，无复假息之望，所冀正在公一人而已”，“况公威风先著，统戎累朝，诸旧部曲，布在宫省，宗越、谭金之徒，出公宇下，并受生成，攸之、思仁，公家口子弟耳，谁敢不从。且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宅内奴僮，人有数百。”（《宋书·蔡廊传子兴宗附传》）蔡兴宗游说之辞，或有夸大，但基本符合事实。《宋书·沈庆之传》亦曰：“庆之群从姻戚，由之在列位者数十人。”庆之弟子文秀时迁青州刺史，率部曲出屯白下，劝庆之起事，称“因此众力，图之易于反掌”（《宋书·沈庆之传》）。前废帝刘子业即位不同于乃祖父辈武、文、孝武诸帝的是由地方人据中央，手中牢牢控制了一支支持自己的军队。为巩固权力，他只好尽量扶植地位较低的禁卫军将领。《宋书·宗越传》：“帝凶暴无道，而越及谭金、童太一并为之用命，诛戮群公及何迈等，莫不尽心竭力，故帝凭其为爪牙，无所忌惮。”蔡兴宗所指的“出公宇下”的宗越、谭金等人恰恰是前废帝拉拢的对象，前废帝正是派自己的亲信直阁将军沈攸之轻而易举地除掉了庆之。“及死，赐与甚厚，追赠侍中、太尉如故，给鸾辂韫鲸车，前后羽葆、鼓吹，谥曰忠武公”（同上）。废帝此行事，与前诛戮群公大不相同。倘若庆之果真参与刘义恭等谋逆，并无掩饰的必要，死后厚封，说明沈庆之不可能存在谋叛事，另外大概也有安抚沈氏家族的意味。
前废帝刘子业派去药杀沈庆之的直阁将军沈攸之是沈庆之的从父兄子。攸之“父叔仁，为衡阳王义季征西长史，兼行参军、领队”。“攸之少孤贫，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寇，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宋书·沈攸之传》）。就此来看，攸之身份低贱，当为沈氏中寒人。攸之早年所走的是一条低等武人积累军功的道路，这一点正与族人沈庆之类似。景和元年（464）十月，明帝即位。沈攸之因告发宿卫军将领宗越等谋反有功，被明帝纳为心腹。泰始初年变乱叠起，政局动荡不安。沈攸之四出征战，成为义嘉之乱中宋明帝最为信赖的将领。在正史记载中，沈攸之是以叛乱者的面目出现的。沈约《自序》中宗属不列攸之，恐怕也是认为他的叛乱者形象不太光彩。然而，正史所记实属敌对者一方诬词，与史实并不相符。
宋明帝是一位性极猜忌的君主，他临终前处置或调动了包括吴喜、王景文、萧道成等一大批文武之臣，以达到削夺兵权的目的。沈攸之为外藩，时间是泰始五年（469），出为持节、监郢州诸军、郢州刺史，这正是宋明帝大肆清除不信任者之时，次年又进监豫州之西阳、司州之义阳二郡军事，进号镇军将军。明帝似绝无疑攸之之意，而《宋书·沈攸之传》云“自至夏口，便有异图”，与实情并不符合。
宋明帝死后，留下一个外藩内朝共同辅政的格局：外藩为荆州刺史蔡兴宗、郢州刺史沈攸之，内廷则有司空桂阳王刘休范、护军将军褚渊、尚书令袁粲、尚书仆射兼中领军刘秉。辅政诸人，均淡然权力，于幼主无侵逼之虞，形成内廷无为、外藩尽忠的局面。朝中实际用事者乃明帝亲信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阮佃夫等一批寒人。王道隆等以蔡兴宗强直，不欲使之居上流，遂私自典定回换，调兴宗人内为中书监，以沈攸之代之为荆州刺史。沈约、裴子野等论后废帝时败亡均归咎于明帝“先弃本枝”，“剪落洪枝，不待顾虑”。既而“本根无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势弱倾移，灵命随乐推回改”（《资治通鉴》卷一三二宋明帝泰始七年胡注引裴子野、沈约论）。其实明帝自己另有考虑，那就是实行以异姓亲信大臣代替宗室镇守上游辅政，而在中央授权近习以掣肘，辅政大臣终而居事无为的策略。这本是吸取了孝武帝末年政局的一些教训的，但王道隆等却使明帝的设计很快便遭破坏。
元徽二年（474），桂阳王刘休范于寻阳起兵，攸之急遣军主孙同、沈怀奥兴军驰下，受郢州刺史晋熙王刘燮节度，参与平叛。时上下游军事行动虽仍基本一致，但寻阳之乱使泰始末辅政格局进一步遭受破坏。王道隆、阮佃夫等不仅私自典定回换用人，而且在战争中凌驾于刘勔等统帅之上，胡乱指挥，导致战争失利。刘面战死，而素为明帝猜忌的萧道成却因用兵得当，在乱后崛起。六月，萧道成迁中领军，参决朝政，在朝中取得压倒袁粲、刘秉、楮渊诸贵的地位。明帝本欲使大臣居中无为，这时却出现了权臣控制政局。中央格局的变化使上下游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执政欲执攸之而惮于发命”，于是以太后令遣中使征攸之，事终不成。萧道成在元徽三年（475）遣亲信张敬儿为雍州刺史，于上游防范攸之。尽管如此，元徽四年（476）7月，建平王刘景素据京口起兵，攸之仍积极遣将协同平叛，“攸之遣军入峡讨蛮帅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峡中军”（《宋书·沈攸之传》），调之以平叛。
元徽五年（477）7月，萧道成杀废帝立顺帝，时势发展日益明朗。袁粲、刘秉等在朝大臣遂开始与攸之联络，准备协同上下游，共同对付萧道成。袁粲等因忠心且居事无为，为宋明帝看中，但亦因无能而轻易即被萧道成清除。萧道成倾下游之力，调动雍州力量与攸之对抗。《南史·沈攸之传》：“攸之有素书十数行，常韬在两裆角，云是宋明帝与己约誓。又皇太后使至，赐攸之烛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国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举兵。其妾崔氏、许氏谏曰：‘官年已老，哪不为百口计？’攸之指两裆角视之。”此段记载，本于《南齐书·高帝纪》，《宋书·沈攸之传》不见。沈约《宋书》成于南齐永明年间，故必有所讳，萧子显撰《南齐书》辍取此段史料，李延寿《南史》则径附于传文中，似亦有史家明辨诬矫枉之意。观泰始末年辅政格局之设计及元徽中中央袁粲、王蕴等与攸之的频繁接触，攸之意实亦不为妄。案：时居间联系中央与地方共同实行反萧计划的当为王蕴。王蕴，王景文兄子，为明恭皇太后母族，对于势力日益壮大的萧道成，王氏自感不安。蕴为湘州刺史，“遭母丧罢任，还至巴陵，停舟一月，日与攸之密相交构。时攸之未便举兵，蕴乃下达郢州。世祖（萧赜）为郢州刺史，蕴期世祖出吊，因作乱据郢州，世祖知之，不出。蕴至东府前，又期太祖出，太祖又不出吊，再计不行，外谋愈固。”王蕴于是以外戚身份，负责组织联络。“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见太祖威权稍盛，虑不自安，与蕴及黄回等相结举事，殿内宿卫主帅，无不协同。”（《南齐书·高帝记》）[6]这样，就出现了异姓大臣秉政之际，外戚与辅臣联合起来捍卫皇权的斗争。攸之称“得太后令”，一似有据。《南齐书·明恭王皇后传》：“顺帝即位，齐王秉权，宗室刘晃、刘绰、卜伯兴等有异志，太后颇与相关”，“建元元年，薨于第，时年四十四”。
沈攸之败死，萧道成终以齐代宋。沈攸之虽被诬为叛乱者，却于齐武帝永明元年（483）四月与袁粲、刘秉等同得敕，听任其丧柩改葬。这当为其本非叛乱者又一证据。
三
吴兴沈氏，在刘宋一朝异常活跃。从刘宋国祚初建至皇权巩固及以后辅立新主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沈氏人物无不参预其中。沈氏因军功而兴，但在政治斗争的险恶漩涡中，也不可避免地遭到种种挫折。沈庆之、攸之均曾任总一方，位登三公，最终却落得了满门屠戮殆尽的悲惨下场。对沈氏这种南朝新兴的军功家族，这无疑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但是，家族作为一种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社会群体，在历史的世代承袭中显示出了它独特的稳定性与生命力。南朝方兴的吴兴沈氏，其规模与势力虽不能与东晋以来的王谢高门相媲，但终亦能在政治变故中绵延保存，其基本途径就是转化门风。人齐之后的吴兴沈氏逐渐走上了由武而文的发展道路。这是东晋南朝以来门阀大族门风变迁的共同趋向，吴兴沈氏亦概莫能外，且转化的过程更为迅速。
刘裕以低等士族的身份进入建康，终而改变了东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格局，开南朝皇权政治回归之端绪。自此以后，原来左右时局的门阀世族虽仍有一定座次，但真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却是那些同皇权而兴的军功家族。军功家族，就身份而言，是低等士族。就地域而言，又可分为京口侨人、江淮“晚渡荒伧”和以沈氏为代表的三吴豪族[7]。在某种意义上，南朝历史就是这三种军功家族相互联合、共同作用以缔造皇权政治的过程。本文所考察的吴兴沈氏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历着由兴到衰的演变。
沈氏家族的兴起与刘宋建国有关，更与建国后的皇室内部斗争有关。皇室内争是南朝政治中突出、经常的现象。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子孙屠戮之惨”条备说详情。宗室屠戮的历史表象后掩藏着更深刻的内容：南朝重用宗室正是皇权要求伸张、压倒异姓门阀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刘宋始立，皇权重振，君主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分封宗室的手段被特别频繁地运用。但是，君主重用宗室对付异姓大臣，反之又受到宗室威胁的历史悖论又导致了南朝伊始皇室内部诸多争斗。于是，在中央政治中又逐渐产生君主以私人亲信掣肘诸王，控制内外的现象。我们可以在这种背景下来认识沈氏家族人物在刘宋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性质。此后屡有低等士族乃至寒人因功位登台鼎者，这在门阀大族把持政权时是不可想象的，说明南朝历史开始出现一种新气象。
需要指出的是，沈氏在政治上的衰落也与其家族内部相互倾轧有一定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家族制度空前发展的时期。门阀士族势力雄厚，绵延数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重视家族门第。和北人相比，南人的家族观念则淡漠得多，江南风尚，重视世俗功利超过家族血亲。沈氏主要支系虽本同源，但至南朝，其关系已相当疏远，几乎不见有家族互相往来的记载。《宋书·沈攸之传》记元嘉二十七年（450）征发三吴民丁，攸之在征发行列，至京后，特诣领军将军刘遵考求补白丁队主职。时其从父沈庆之已官至太子步兵校尉，具有一定的实权。而沈攸之并未向他求援，这反映了亲属间关系的冷淡。至后来终于有沈攸之、庆之互相残杀、两败俱损的事情，对整个家族发展而言，这是一个致命打击。观察沈氏在南朝的政治活动，在这里，没有北方门阀那样奖掖后进、提携同宗的现象。由于南方宗族势力发展的天生不完善（南方的顾、陆、朱、张等文化士族有别于此），家族成员相互关系疏远而隔离，因而，沈氏虽“奕世荣显”，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却从未形成过雄厚的家族联合力量。就此点而言，本文所讨论的沈氏家族在概念上也有别于其他关于家族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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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吴兴沈氏与刘宋建国的关系，可参见拙作《吴兴沈氏与刘裕建宋》，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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