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创新与社会主义命运——广东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大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东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已有20年了。这20年，是风云变幻的20年：一方面，第四次新技术革命孕育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国际经济社会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另一方面，在东西方抗衡中，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走上了既充满希望又包含巨大风险的改革之路。在资本主义的冷战压力下，苏联及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如多米诺骨牌般倾复瓦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能否通过改革开放重焕发展新机，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落后国家和地区能否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经济起飞，追赶世界现代化大潮？这是20世纪下半叶乃至21世纪人类文明史上最悲壮、最沉重的挑战。广东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勇敢地迎接了这一挑战，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改革图强、开放发展的不归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广东人民用自己的创造性的实践和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托起了新希望的太阳。
一、两位一体的重大历史课题
三百年前，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电光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激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田园诗的幽梦，开始了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伟大的历史变迁。
现代化，作为人类发展现代生产力，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实现人类伟大解放的历史过程，成为近、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发展和进步的主题。西方先行了一步。从“工业革命”起，西方经过“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电子化时代”，正在迈入“信息化时代”。
在资本主义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飞跃的阶级冲突中，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结论。马克思主义缔造了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孕育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社会主义不是按照先哲的设想，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和成长，而是首先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俄国、东欧、中国、越南等发生，并取得胜利。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后的社会形态，而是作为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另一条道路与资本主义并存。于是，就需要我们依据新的历史事实，重新认识世界历史演进的新趋势和新格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时代条件，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显然，历史并非单线发展，而是多线发展。人类走向现代化有多条道路而不是一条道路。不仅有古典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有社会主义这第二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这第三条道路，以及其他形形式式的道路。社会主义必须在多元发展的世界中，与其他不同的发展模式进行发展竞赛。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历史任务不是马上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而是首先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要在追赶现代化大潮的赛跑中取得胜利。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还说，“抓住机会，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和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这是两位一体的历史任务。这就是：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代价更少地、更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同时，在推进现代化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关乎社会主义命运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比资本主义更好地、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人民就会抛弃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会垮台。这已为前苏联和东欧的历史悲剧所不幸证明。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能否避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厄运？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西方整整晚了近300年。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酝酿着现代化的伟大变革。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阻延了现代化的发生。中国革命胜利后，客观上有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前提。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也由于我们对世界局势判断的失误，特别是对现实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导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入歧途。（一）在取得国家政权后，没有及时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革命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上来，而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政治运动干扰经济工作，用政治挂帅代替科学决策；（二）教条主义地固守马克思的个别结论，把现实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错误地视作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订和实行了基本脱离现实条件，特别是脱离了中国初级阶段实际国情的路线和政策，导致了主观与客观的分离；（三）片面地用社会主义的特殊要求和特殊形式与世界文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一般形式相对立，如用集权的计划管理否定市场经济，用“精神万能”代替经济利益动力，等等；（四）盲目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采取与资本主义只有对抗而合作的格局，阻碍了社会主义对世界的全面开放。结果，不仅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
社会主义的命运到了最紧急的关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
解放思想，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是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关键的问题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与资本主义并存，面临组织工业化，推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出发点。由此就产生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判断；我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科学地回答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次新的飞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新的飞跃。
如何通过开放推动改革，通过改革创新社会主义，在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现代化中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新的伟大探索。前无古人的历史探索需要寻找突破口。
历史又一次把广东推到了中国历史舞台的前沿。
二、改革、开放、发展三重奏
1979年，是广东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这年的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广东可以展开改革、开放两个翅膀起飞了。
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省，坚决地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在经济领域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国民经济的全面起飞疏通了航道。
广东经济的起飞，可以分为四大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4年）为高速滑行准备起飞阶段。这一阶段是国民经济主要是依托第一产业的扩张而高速滑行。
第二阶段（1985-1989年）为升空起飞阶段。这一阶段是国民经济主要是靠第二产业的迅速扩张形成的推动力起飞的。1985年第三产业的超常规增长主要是由全民经商引致的畸形现象。
第三阶段（1989-1992年）为调整期。这一阶段主要通过治理整顿高速经济结构。广东特别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为第四阶段的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到来作了基础准备。
第四阶段（1992-1997年）是高速发展阶段。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鼓舞下，广东人民又掀起了经济发展新高潮。
广东的经济起飞，既具有80年代国内经济成长的典型特征，又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把改革、开放、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开放促进改革，通过改革促进发展，形成和谐的三重奏：全面推进改革，使国民经济发展由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注入巨大的动力和活力；实行对外开放，使国民经济运行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增强了经济发展实力；调整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由单一收敛型转向多元扩张型，为加速国民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拓展广阔的发展空间。
80年代，广东国民经济的起飞是在双重过剩和双重短缺的市场——产业格局中起动的。一是农业劳动力的潜在过剩与农副产品的短缺并存。由于农业管理旧体制的束缚，造成一方面农副产品供给全面匮乏，粮食不足，菜蔬短缺，肉鱼禽蛋凭票限量供应；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力隐性闲置，土地利用效率低，劳动力相对过剩；二是工业中基础工业相对过剩，消费资料工业品严重短缺并存。由于国家30年来基本上实行重生产资料工业，轻消费资料工业的产业倾斜方针，至70年代末形成一个基础工业相对超前发展，消费资料加工工业相对滞后的状况。一方面造成消费资料市场供给匮乏，为80年代加工工业的高速增长积聚了强大的市场牵引力；另一方面积蓄了相对过剩的基础工业潜力，为80年代加工工业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必要的产业前提。
这两个双重过剩双重短缺，构成了80年代广东经济起飞的两个“引爆点”。
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注定它的发展成为广东国民经济起飞的第一个“引爆点”和第一级推动力。一方面，民以食为天，农产品市场的严重匮乏所形成的需求压力，使因旧体制束缚而形成的农业生产力强制性荒置与农产品市场供给不足并存这个“引爆点”一触即发；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力有机构成低，不像工业那样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起动，只需要进行体制改革和产业政策调整，就可以“引爆”，把积存起来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业产业政策的调整，使农村生产力终于挣脱了旧体制的束缚，形成了1980年至1984年农业生产发展高潮。1980年至1984年，全省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8.2%，比70年代的2.4%高出2.4倍。农业生产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供给。仅仅几年时间，便基本解决了农产品市场供给短缺问题，除粮油外，各种农副产品已基本取消凭票限量，实行敞开供应。另一方面，农村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1978年至1984年，全省农业净产值由54.06亿元增长到132.95亿元，增长了1.5倍，农业商品率由45.0%上升到58.7%。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93.25元增加到425.34元，增长了1.2倍。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在农村迅速积累起巨大的市场购买力，成为国内市场扩张的主力，为第二阶段全省的加工工业起飞创造了强大的市场牵引力。1978年至1984年，农村家庭用于建房支出增长了2.44倍，用于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支出增长了1.65倍；全省农村个人存款由6.7亿元增加到53.5亿元，增长了7倍。
“六五”计划时期与“七五”计划时期之交，是广东国民经济起飞的阶段转换期。各种情况表明，经济起飞的准备酝酿阶段已经结束，即将进入以加工工业为主导的腾飞阶段。第一，经过5年的高速增长，农产品供给陡增，农产品市场供给短缺压力已经基本消失，在原有结构下农业生产力潜力已经释放完，农业增长在1985年开始转入缓速增长，作为经济起飞准备阶段支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的农业，已不可能作为主力军继续支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第二，随着基本消费层次的满足，群众的生活消费开始转向以日用消费资料，特别是耐用品和新潮商品为主的高一级消费层次，形成了对消费资料加工工业的强大的市场牵引力。第三，经过“六五”计划时期的发展，全省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全省银行信贷存款由1978年的68.03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303.7亿元；全省预算内财政收入由1978年的39.46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65.46亿元。工业腾飞的资金积累已逐步形成。局势表明，广东国民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已结束，第二个“爆发点”已开始引爆，国民经济已逐步转入以加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腾飞阶段。事实上，以1984年底银行贷款体制调整，大量信贷资金涌入工业领域。以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为导火索，广东加工工业已结束1981年至1983年缓速增长的低谷期，从1984年开始爬升、加速，迅速进入高速增长轨道。1984年至1988年，全省工业总产值（1980年不变价）由394.97亿元增加到1050.77亿元，4年增长了1.66倍，平均每年递增27.7%，比1979年至1983年的增长率高17.5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起飞。全省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由1984年的112.72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384.55亿元，平均每年递增17.1%。比1979年至1984年的增长率高5.7个百分点。正是第二、第三产业的腾飞，使广东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全面繁荣。国民经济成长跨过工业化初级阶段，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加工业的快速扩张，经济高速增长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明显滞后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一矛盾成了广东经济起飞的第三个“引爆点”，并由国家的治理整顿政策所引爆。从80年代末90年代开始，广东以市场为取向，把基础设施建设推向市场，实行产业化开发，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的步伐。全省电力、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产业的投资由1990年的99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497亿元，5年整整增加了4倍。在“八五”期间，全省新增发电机组容量1104万千瓦，新增市内电话自动交换机225万门。仅在1995年，全省就新建公路867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90公里），改建公路947公里，新建公路桥梁49座，新建码头泊位15个。“八五”期间基础产业的快速发展，有效地解除了基础产业滞后于整体经济发展的矛盾，为“九五”期间国民经济的进一步拓展创造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三、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的历史飞跃
2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创新和再生。20年的实践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教条的重大突破，是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飞跃。广东人民用自己的初步的成功实践，回答了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
（一）社会主义能否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和效率，成为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理想的制度选择。
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即推进现代化，首先是采取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在私有制基础上，依靠市场竞争机制，通过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形成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在近300年中，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实现了人类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特别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是用“剑与火”实现的，是以牺牲广大劳动者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中心，以有产者阶级聚敛财富为目的的，它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的发展本质，一开始就暴露其历史局限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走了第三条道路，即北欧模式。他们通过议会道路执掌政权后，把私有制与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也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并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好的社会福利制度。
这样，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二种制度选择的社会主义，就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压力和历史挑战：社会主义如果不能成功推进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社会主义就将为历史所淘汰。
社会主义能否创造出高于第一条道路，也高于其他道路的社会生产力和发展能力？
广东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以骄人的成就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在20年间，广东创造了工业化发展的高速度。从1979年至1997年，广东跨越了发达国家用近200年时间走过的由初级阶段工业化到高度工业化阶段的历史性飞跃，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4.2%，人均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2%。创造了战后新兴工业国（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好成绩。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否与一般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
市场经济是从传统自给自足农业经济转向以社会大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不可替代的经济形式。现实的社会主义作为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制度选择，就无法回避市场经济问题。即必须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取代市场经济，商品和货币将随着计划经济的建立而消失。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取消商品货币，实行自上而下的集中的计划管理。但是，实践很快就证明：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发生社会的大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化；在社会大分工的条件下，既不能取缔市场经济，也不能取消商品、货币；商品、货币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唯一可能的纽带”。（《列宁全集》第33卷，第143页）列宁很快从战时共产主义退回到“新经济政策”。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后来逐步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否定了列宁刚刚开始而没有最后完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作为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教训，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由政权得而复失到最后陈尸丛林，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他在取得政权后马上消灭商品和货币，不能不是一个致命的原因。
在我国，从解放以来就在社会主义要不要保留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争论。一批主张社会主义还必须搞市场经济的学者，还因为坚持己见而蒙受政治打击、批判、坐牢甚至牺牲生命。大名鼎鼎的经济学泰斗孙冶方先生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利润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为此他蹲了大牢。但他不够彻底，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仍是商品经济。就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仍是市场经济，也还需一番思想较量，冒一番政治风险。直到80年代后期，主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需实行市场经济的学术思想，仍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理论围剿。由此可知，社会主义要与市场经济结合，是一件多么破天荒、多么艰难的事情。
广东人民却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以敢为天下先的“吃螃蟹”精神，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破解这道世纪性难题。一难难在来自自己营垒的“左”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束缚，它成了套在我们创新社会主义实践上的一道紧箍咒；二难难在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这是前无古人的制度创新，没有现成经验，只能大胆创新；三难难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跨越历史大峡谷的“惊险的一跳”，她不是单纯的体制转换，而是整个社会经济利益结构的重组，处理不慎，将导致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正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在苏联、东欧的历史悲剧。
首先，广东人民从理论上破解这道题。广东经济学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泰斗，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卓炯同志为旗帜，开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顽强研究。早在1961年，卓炯就在《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一文中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这种商品经济的特点就是计划商品经济”。这与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提法不谋而合。而卓炯为此锲而不舍地钻研了几十年，贡献了他的后半生，并为此受尽了政治磨难。广东的整个经济学界，特别是经济学家曾牧野、张元元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抗争，则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可以说，没有理论上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上的突破。其实，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已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直到1992年他的南方谈话发表，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才为这一世纪性论争划上句号。
在实践上，广东人民毅然而坚决地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这得益于数百年来广东小商品经济发展所奠定的商业文化基础。从放开农副产品市场和价格，到放开日用工业品市场和价格，从放开生产资料市场和价格，到放开粮食价格和市场，20年风雨，惊险一跳，跨越了社会主义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初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在改革中，广东特别注意把改革与发展、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改革推动发展，发展促进稳定的良性互动的社会变革过程。改革的结果是清楚的：社会主义必须要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完全可以驾驭市场经济，并通过市场经济加速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
（三）社会主义能否向世界开放，把社会主义发展融入世界现代化大潮？
这无疑又是一道艰辛的难题。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在世界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现代科技、经济发展的先进文明成果基本集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本上都发生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世界文明发展的成果应当为人类所共享；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对世界特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开放，就难以吸收和共享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就无法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广东人民遵循邓小平的开放思想，率先实践党中央的开放战略。兼容、开放、富于开拓精神的岭南文化，以及广东毗邻港澳的特点，使广东人民成为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广东的开放经历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沿海到山区，由单一经济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过程。在对外开放中，广东集中破解了三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要不要对外开放。结果是令人信服的，广东建设和发展的资金30%以上来自境外，国民生产总值中接近40%是在国际市场上实现的。外向型经济成为广东国民经济高速起飞的巨大“引擎”。二是社会主义能不能对外开放。实践表明，对外开放，没有损害社会主义的主权，也没有冲击社会主义的主体经济，相反，她强化了我们的发展实力和综合国力。三是对外开放是否会瓦解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广东在对外开放中，不仅引进了先进技术经验和资金，也吸收了世界先进的精神文化成果，同时通过实践“排污不排外”的政策，在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有效地抵制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文化的侵蚀和影响，保持了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主导地位。
（四）社会主义能否解决现代化的“文化代价”论问题，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
西方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文价值精神的退化，社会文明的衰落。这就是典型的“文化代价”现象。社会主义能否在推进现代化，大规模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人类的人文价值精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呢？无疑，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最先也最强烈地感受到资本主义腐朽文明的冲击，如黄、赌、毒、颓废的精神价值观等等。对此，广东省委、省政府以及全省人民按照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精神，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性地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服务中心，以立为本，虚功实做，务求实效的工作思路，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伦理道德建设，文明村镇和文明社区建设，思想情操和社会理想的培育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探索。无疑，我们无法避免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消极腐朽的精神现象的出现，但是我们成功地、有力地扼制了人文价值精神的退化，高扬了社会主义人文精神。只要我们对照一下18、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发生和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文明的退化、激烈的阶级冲突和劳动群众物质和精神的贫困化，对照一下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我们就不无理由相信，社会主义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制度优势，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代价”问题，在实现物质文明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精神文明的现代化。
（五）社会主义能否在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社会公正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合理。
在现代化进程中，效率与公平是一对互相矛盾的“冤家”。人们能否在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高效率地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让全体人民都能公平地共享发展的成果，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现代化对人类文明提出的双重挑战，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双重挑战。
在古典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中，以利润为核心，以市场竞争为机制，资本主义创造了在以前不曾有的劳动生产率和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但是，资本主义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困、堕落、不平等，其现代化的副产品是贫富两极分化和尖锐的阶级对立。据最近材料披露，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产，相当于世界上最穷的46个国家的财产总量。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人本身的异化性质：人不是发展的目的，而只是资产阶级积聚财富的工具；即使实行高效率、高消费，也没有改变这种发展的异化性质，它既导致发展对人的反动，也导致发展对环境的反动。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文明日益显现其对于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极限性质。
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社会主义运动致力于实现发展的社会公正，致力于避免现代化发展对人的异化性质。但是，作为现代化的第二种制度选择，社会主义能否按照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有效地处理公平——效率的关系，在效率优先的同时，兼顾公平，使全体人民逐步享受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文化成果，而不是相反，成为工业化、现代化和有产者聚敛财富的牺牲品呢？
遗憾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在片面强调公平的同时却失之于效率。我们曾经大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结果效率没有了，创新没有了，发展没有了。社会主义陷入了“不发展”甚至“崩溃”的尴尬境地，社会主义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挑战。
改革开放后，我们重新诠释社会主义的含义。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三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把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生产力发展观统一起来。我们依靠三种机制突破这一世界性难题：一是通过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提供平等的发展权，并通过市场竞争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东改革开放2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4.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2.5%。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从1980年至1996年，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由70.4下降到42.6；农村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由60.4下降到51.6。三是通过政府的宏观分配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发展的相对公平。根据城市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材料分析，从1985年至1996年，虽然最低收入户人均月收入由80.81元增加到326.47元，增长了3.04倍；最高收入户由176.52元增加到1402.97元，增长了6.95倍。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每人收入的差距由此及彼2.2比1上升到为4.3比1。但是在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由176.52元增加到1402.97元的同时，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也由80.81元增加到326.47元，增长3.04倍，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绝对贫困问题。四是坚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灌输社会主义精神和价值观。
在解决发展的公平性问题上，广东特别注意通过党和政府的自觉的主导作用，解决三个现实问题：一是注意不同发展条件的地区间的平等发展权，努力创造相对平等的发展环境；二是注意给不同社会阶层提供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三是通过产业政策和平等的市场竞争创造不同行业的相对平等的发展条件和分配政策。正由于此，我们成功地避免了欧美资本主义出现的激烈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动荡；特别是我们成功地使广大人民共享了发展的成果。现在，广东人民的生活普遍基本摆脱了贫困，实现了温饱。多数家庭已由贫困越过温饱进入了小康，有的已进入富足水平，20年跳过了3个台阶。
四、新的挑战与新的发展观
经过20年的发展，广东已完成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国民经济成长由以轻纺轻工业主导增长的工业化初级阶段跃升到以基础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中级阶段，并向以技术集约化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高级阶段迈进。人民生活已实现小康水平，正在向富足水平迈进。到2010年，广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超过30000元，即接近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水平。
这是一个充满选择机会的阶段。创新现代化文明，是我们面临的历史挑战，她将决定我们在21世纪的现代化路向。
以物质文明增长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已日益显露其发展的极限性质。人口爆炸，正迅速超越地球的环境容量，导致人类文明的逆转；大工业文明的疯狂扩张，已经大规模污染和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以及地球生物圈；地球资源相对于人类工业化文明的推进正加速趋于枯竭，人类经济文明面临崩溃的巨大威胁；人类社会的人文价值精神在物欲主义的强烈冲击下，正加速退化。
这种发展的极限性质是由三种历史因素造成的：
首先，以物质财富增长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观和价值观，导致现代化发展与人的本质规定的冲突。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展现为人的本质的发展和展开，而是表现为人类对自然的单纯的支配、掠夺和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人在发展中的本体地位消失了。这就导致了西方式的畸形的物质文明浪潮。
第二，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作为铁的规律强制性地驱动人们不断地滥耗资源，扩大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积累规律，驱使人们“为生产而生产”。高效生产、高额消费成了资本积累的两个飞速转动的轮子，人成了资本财富积累的工具。
第三，以暴力文化和国际争霸为特征的国际秩序，强制性地驱动各国扩张经济，强化国力，军备竞赛，狂耗地球资源。
显然，传统现代化文明这种强烈的反自然和反人类的性质表明：西方的现代化文明并不是天然合理的。现代化文明也将是多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预示着人类新现代化文明的曙光。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拥有对现代化的再选择权力。
创新现代化文明，我们拥有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首先，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和平的文明竞赛，将为我们探索新的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动力；第四次新技术革命进一步拓展了人类的理性能力和实践能力，并开创一个全新的知识文明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手段；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战略日益成为发展的主流，为我们探索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保存了社会主义价值精神，为探索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精神动力和制度保障。
因此，广东的跨世纪发展，已面临一个全新的发展视野和发展路向。发挥后发优势和再选择权力，在必要的物质文明基础上，构建更符合人类发展本性的、高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新现代化文明，这是广东人民跨世纪发展的伟大使命。
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是人类精神意志的自由自觉的发展。新现代化文明的灵魂是，重新确立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重视发展的人文价值精神，体现现代化对人的本质发展的充分肯定及对人的终极关怀。我们需要在对传统现代化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中重新确立人的生命尊严、人格尊严，重新理解和实现人类生命的本质意义，使发展重新回归于人类的主体精神。这种主体精神的回归，将为解决人与环境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提供根本的理性前提，从而使现代化进程更加有利于、更加符合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即人的才能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人的社会尊严的确立。劳动与享乐的统一，这是未来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现代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
新的现代化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只能以现代文明观的变革为先导。
现代化文明观的变革至少应包括：
变革发展价值观。由以物质财富增长为中心的物本发展价值观转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人本发展价值观。由此，消灭传统现代化的反人类的异化性质，确立人在现代化中的主体地位和本体意义，使现代化真正成为人类的本质发展和实现的过程。
变革自然伦理观。由人定胜天的哲学世界观转向自然——人本主义哲学世界观，消灭现代化的反自然的异化性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升华自然，使现代化进程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进化、发展过程。
变革生活观。由追求物欲满足为中心的消费生活观转向以人格的完善和自主自觉的意志发展为中心的生活观，重建属于人的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从而赋予现代化以新的属于人的全新内容。
变革代际伦理观。由只关心当代人的生存与幸福的满足转向既关心当代人的发展，又尊重后代生存发展权的代际伦理观。传统的现代化文明在追逐当代人的财富增长和幸福满足过程中，大规模地透支后代的资源和成本，导致人类文明的不可持续发展。今天我们必须摒弃这种对后代发展不负责的发展模式，确立尊重后代发展权，重视资源永续利用的代际伦理。
变革社会技术观。传统工业化文明的一个巨大危险，是“技术万能论”，盲目信赖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一个思想误区。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也可能走向异化，成为可怕的异己力量，把人类文明推向崩溃。关键是用人类的科学理性掌握科学技术这把剑，把科学技术进步与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协调起来，保障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由此科学理性精神与人文价值精神的结合和统一，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正是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上，显示了社会主义人文价值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地位。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保障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
已经初步实现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广东，能否在迈向新世纪的发展中，在创新现代化文明方面先行一步？这是广东人民面临的新的历史挑战。中共广东省第八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增创新优势，迈向新世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三大战略。这就是外向带动战略、科教兴粤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广东人民将用敢为天下先的历史实践，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