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放西藏与中央治藏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和平论文,中央论文,政策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平解放西藏已经过去60年时光，当时的主要决策者和主要执行者大多离我们而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仅没有忘怀，而是不断增加着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关注热情和研究兴趣，有大批关注西藏和平解放的回忆录、研究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面世，探寻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由来、人民解放军履行“十七条协议”进军西藏并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过程，以及和平解放的伟大意义。①事实上，和平解放西藏，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探索治理西藏方针政策的一次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
一、确定处理西藏事务的基本原则和路径
(一)坚持原则：阻止帝国主义势力外部插手，打击西藏地方内部分裂势力，捍卫国家主权
和平解放前夕，西藏地方面临着极端险恶的政治形势。第一，自辛亥革命以后内地中央政权和西藏地方政权之间非正常的关系不仅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反而在20世纪40年代末有急转直下的危险，1949年7月8日的“驱汉事件”最为典型。第二，帝国主义势力插手中国内部事务，破坏中国统一的活动趋向频繁。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势力一直插手西藏地方事务，干扰和破坏民国政府实现统一的努力，但是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后起的美国政府，并不直接支持或者说并不公开支持“西藏独立”。新中国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际上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局面，让美国这个头号霸权主义国家转变立场，积极支持“西藏独立”活动；英国则暗地里向西藏地方售卖军火，为分裂势力鼓劲打气；其他有关国家则各怀鬼胎，设法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治理西藏。这些都增加了解放西藏的难度，也给西藏地方上层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第三，西藏地方上层内部的分裂势力，加快活动步伐，幻想着在美、英等西方列强的支持下铤而走险搞“西藏独立”。面对如此的形势，使用政治、军事等手段打击西藏地方分裂势力成为当时关键的工作内容。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地方一度曾经出现地方势力膨胀试图分裂的倾向。十三世达赖喇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即所谓“新政”，一方面试图通过改革，挽救西藏地方封建农奴制衰退的局势，求变图强；另一方面，在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英印政府的支持下，一度幻想着搞“西藏独立”，由此西藏地方内部出现了以一部分上层贵族为代表的分裂势力，到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形成一股图谋“西藏独立”的逆流。他们代表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利益，错误判断形势，试图铤而走险，改变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成为解放西藏的现实阻力。
面对这一局势，党中央坚定原则立场，明确解决西藏问题的路径，既在于打击境内外的分裂势力，遏止“西藏独立”的逆流，又在于提振士气，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力。中央人民政府迅速表明西藏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原则立场。在1950年6月12日“进藏部队前线指挥官给藏军拉鲁和牟霞的信”中指出：“西藏素为中国领土，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同胞怀念甚殷，本军奉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协助西藏人民驱逐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实现祖国领土主权完全统一，巩固国防。”②“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表述也在后来的“十七条协议”中得到充分阐述。③解放西藏自然是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在1951年2月13日“中央军委关于西北方面参加解放西藏的准备工作的通知”第一条中，更明确了解放西藏的时间表：“今年必须全部解放西藏、西北入藏工作必须于三月底前完成一切必要准备，不得延误。”④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实现西藏解放需要强大的实力、正确的政策，以及非凡的胆识和智慧。清末入藏川兵失败，北洋政府进军西藏半途而废，国民政府几度试图出兵西藏，但最后知难而退，都是明证。只有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与民国政府的软弱立场和态度相比，习惯于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欺辱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势力此时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真正挑战。
为解决西藏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展现出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敢于担负历史责任，志在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完成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题为“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严正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任何侵略者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如果敢于在中国领土上挑衅，如果敢于妄想分割和侵略西藏和台湾，它就一定要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警告这些侵略分子立即在西藏和台湾面前止步，否则他们就必须担负他们这种行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的全部责任。”⑤神圣威严，掷地有声。
(二)政治解决：充分协商，签署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人民解放军进藏，恢复行使完全治权
解放西藏是确定无疑的方针，但是考虑到国内外各种因素及西藏地方的特殊情况，中央提出了和平解放的方针。1950年2月25日，中央发出指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⑥1950年5月17日中央在给西南局的电报中指出：“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⑦目的是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统一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战争对西藏地方可能造成的破坏，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促成内地与西藏、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解。
确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之后，中央人民政府积极推动和谈解决西藏问题。但是，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西藏代表团的性质是地方性的或民族性的，二是谈判地点只能在北京。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关于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的批语”中指出：“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⑧1950年8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给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的电报中指出：“我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是：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但可承认其为西藏地方政府或西藏民族的代表，并同意其以此身份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商和平解放西藏问题，此谈判应在北京举行。”⑨这就粉碎了西藏地方上层部分人及境外势力幻想特殊地位，乃至变相“独立”的迷梦。⑩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中央要求西北局、西南局认真调研，拿出方案，先是形成“四条”作为谈判的基础：一是将英美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二是实现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是西藏当时的各种制度暂维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以后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四是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11)接着形成“十条”(1950年5月29日)，(12)最后确定《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该协议是在坚持领土主权和治权完整的条件下，充分考虑西藏地方的特殊性，并着眼于西藏地方稳定发展的未来，经过充分协商之后形成的。当事人土丹旦达的记述：“我们动身前，噶厦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证书外面注明西藏全权代表五人姓名及身份，里面写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可答应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此外不得做任何许诺等字样。”他们受达赖喇嘛之命拜会印度总理尼赫鲁并请其给予“指导”。“尼赫鲁对我们说，估计中共会提出以下三条：一是要西藏回到中国大家庭。不承认这一条，没法谈判，国际地图也早已标明西藏属于中国，所以必须承认。二是西藏外交要由中国统一管理。不承认这一条，也没法谈，因此也得承认。三是解放军要进驻西藏。承认了这一条，西藏今后就会有很多困难；我们印度与西藏毗邻，对我们也很危险，所以不能同意。要运用巧妙的办法，力争维护西藏的政治、经济权利，但切记不可与中国作战，那是打不赢的。”(13)西藏地方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这是一个重要基础，但是，既然西藏是中国领土则人民解放军驻守西藏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尼赫鲁的“指导”显然只关注印度自身的利益，而忘记了一些最基本的国际通则和常识。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十八军等部队进入西藏后，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解释和宣传“十七条协议”的工作，并在阿沛·阿旺晋美等爱国力量的配合下，逐渐赢得了工作上的主动。中央严格要求进藏部队和人员“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5月26日)，“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14)可以说是严于律己、自觉模范遵守“十七条协议”的约定。
与此同时，对西藏地方却并不提出刚性要求，可谓宽以待人。毛泽东在1950年6月9日“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的指示中指出：“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15)“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更多的工作依然是宣传解释，以期促成西藏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
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噶厦经过反复讨论，最后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16)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入藏人员坚持原则，却并没有要求西藏地方政府急于改革落后的政教合一制度。1954年3月23日，在谈到西藏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时，毛泽东指出，要按照宪法草案第61条第3款的规定、西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决定，同时他还说：“十七条协议不执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执行。但其中哪一条你们现在不愿意实行，可以暂时不执行，可以拖。因为协议上并没有说到哪年哪月哪天一定要执行。已经拖了三年，如要拖，可再拖三年。三年过去后，还可拖延三年，拖它九年也可以。不能干人家反对干的事情，要等待人民的觉悟。我们相信人民一定会觉悟。……我们曾发表过社论说：汉族干部不能干西藏人民所不愿干的事，要按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办事。”(17)在进藏部队干部、受苦的农奴、藏族爱国人士乃至西藏地方政府部分上层人士提出改革的要求时，中央最高层也意识到改革的复杂性，并未做出民主改革的决定。
甚至到1957年2月，毛泽东依然明确表示：“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做出决定，不能性急。”(18)
毕竟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完全掌握西藏的主权和治权是第一位的，民主改革是内部事务可以延缓，也可以充分协商。
(三)明确目标：改革地方社会制度，造福西藏民族和地方百姓
对于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央早已明确，就是：改造旧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早在1950年1月毛泽东就指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19)暂时不改并非永远不改，改革西藏地方社会制度，实行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重要使命，也是藏民族和西藏地方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世代遭受落后制度压迫和剥削的百万农奴的福音。1950年4月27日，周恩来在中央民委举办的藏族干部研究班上作报告时指出，“西藏是实行政教合一，我们要逐步使政教分离。”(20)这为改革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指明了方向。
(四)慎重稳进：调查研究，商量办事，大多数人同意
由于解决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在解放军进军西藏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就成立先遣队，调查情况，宣传政策。
1949年2月28日，西藏工委成立政策研究室，王其梅兼任研究室主任，工委吸收了一批熟悉西藏情况的教授、专家如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祝维翰等参加研究室工作。研究室多方搜集整理西藏情况资料，写出了《西藏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之分析》、《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进军守则》、《藏人的风俗和禁忌》等，(21)为中央和西南局决策和为人民解放军进藏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2年4月1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问题的指示》文稿时批示：“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22)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和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谈话时说：“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23)这些政策的贯彻执行既保证科学性，也切合西藏地方实际，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大大减少了阻力，赢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二、制定和实施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一)军事策略
1.解放西藏必须出兵，而且是多路出兵
西藏是采用和平方式解放的，但是，要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却必须出兵。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有西南一路。”(24)经过西北局和西南局反复权衡之后，确定由西南局派十八军为主力从四川出发，同时解放军从云南、青海、新疆等地协同进藏，减少供给压力并形成多路并进的合围之势。
2.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鉴于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图谋“西藏独立”活动甚急，为防夜长梦多，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前往莫斯科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并转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西南局负责人，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指示。1950年初，他再次强调指出：“如果今年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一九五一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25)抓住解放西藏的有利时机，用实际行动粉碎内外反动势力试图搞“西藏独立”的图谋。
3.修路运粮是关键
多路进军除了军事上的考虑之外，还有解决粮食供应困难等的用意。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中提到：“(一)刘(伯承)邓(小平)已决定十八军为进攻西藏的主力，并提议由青海、新疆及云南各出一支并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以便解决粮食及地形上的困难。又，刘邓提议有西北局负责派工兵迅速修复由西宁经玉树到甘孜的公路，并调查玉树飞机场的情况电告”。(26)等到“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1951年5月25日，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中，除了谈到兵力布置以及保持高度警惕之外，重点谈的就是粮食和修路问题：“西北军区由新疆准备入藏之部队，除先头部队继续侦察到达噶大克的道路外，主力继续修通公路，以备随时入藏。”并提到三条具体路线：“A，甘孜—昌都—丁青—乌所—太昭—拉萨公路由十八军负责抢修，力争明年年底完成。B，西宁—黄河沿—玉树—囊谦—类乌齐—丁青公路由西北军区负责修筑，并将黄河沿—玉树—囊谦段继续修通。C，敦煌—柴达木—黑河—拉萨线为我对西藏将来油料补给的预订路线，应由西北军区派人进行实地勘测。”(27)修筑青藏和川藏公路对落实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维护西藏地方局势稳定及边防巩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修筑公路花费了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巨大的人力物力，成为历史壮举。
(二)经济策略
1.进军西藏，不吃地方
1949年2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见了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在展望解放战争的进程时，毛泽东谈到了西藏问题。他指出：解放全国，“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28)195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西藏阿里两位地方官员的信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29)1951年1月29日，毛泽东又致电西南军区，询问十八军进藏准备情况：“入藏部队必须携带之皮衣、皮帽、帐篷、饭锅、水桶、黑矾、大蒜、料袋、牛绳等二十余种物品，十八军是否业已准备好，望查告。”(30)这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既关心进藏将士，也关心“不吃地方”政策、关心减轻西藏百姓负担的落实。
路途遥远，高山峡谷重重，匪患严重，交通运输极为困难；西藏地方物资匮乏，进藏部队的给养无法就地解决；粮食和物资的匮乏既可能导致军事上的失败，也可能导致政治上的被动。因此，中央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通过运输解决进军西藏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付出巨大，收获也颇多，实践证明是一项英明的决定。(31)1950年12月17日，西藏地方政府制定的关于和谈的五项条件中，第四项即以“西藏地区农田不多人口也少，缺乏食物，百姓易遭饥荒”为由，要求“汉政府军队撤回内地”。(32)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敏锐的观察力和预见性。
2.运输和生产问题
由于执行毛泽东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指示，运输问题成为解放西藏军事行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西南局邓小平、贺龙等进一步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军方针：“西藏的经济、地理和气候的特殊条件，给进军部队的衣、食、住、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补给问题必须解决好。我们的方针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33)当筑路任务遇到重重困难而无法按计划完成时，中央及时调整方案。毛泽东在谈到入藏部队的当时任务时说道：“关于这些部队一九五一年的任务是以修筑公路为主，还是生产粮食解决给养为主的问题，张国华在京时曾对我说应该是筑路而不是生产。张并认为明年一年即可修通甘孜至拉萨公路。但据后来所得情报，明年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许需要两年至三年才能修通。似此，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靠购买，则对藏民影响不好。因此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定为生产与筑路并重……”(34)这一指示妥善处理了二者的关系，而康区藏族百姓为运送军粮物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开荒生产
人民解放军进藏后，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西藏上层爱国人士的帮助采买了部分粮食和用品，但远不能解决根本问题。1952年2月，西藏军区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重点研究开荒生产问题，会议提出了“开荒生产，自力更生，站稳脚跟，建设西藏，保卫边防”的战略方针，号召各部队“向荒野进军、向土地要粮、向沙滩要菜”。据统计，从1951年冬到1954冬，共开垦荒地61000亩，修水渠20000多米，收获粮食35万多公斤、土豆76万多公斤、蔬菜600多万公斤，(35)缓解了物资供应危机，帮助部队渡过进藏初期最艰难的岁月。
4.与印度的贸易
除了解决粮食困难，中央也注意到开展对外贸易。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提到两点：“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36)明确争取从印度贸易中获得粮食补充，同时也要做好出现最坏情况的物质和精神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三)政治策略
1.成立先遣队，做好调查研究、政策制定和政策宣传
十八军进藏之初，“部队进行了组织整顿和思想动员教育，并派出了一支先遣部队，沿路作调查研究，进行政治宣传，为后续主力部队开辟道路”。(37)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在解放西藏的整个过程中，西北军区部队担负进军后藏和阿里地区的任务，而后藏又是班禅的世居地，因此，刘伯承建议由西北局负责接管后藏和阿里的政治任务，同时指出：“西藏全部解放后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将涉及到很多复杂问题，如整个自治区的疆域，自治区内部行政区划，前后藏及阿里间的关系，达赖、班禅两个集团的关系，宗教派别(黄、红、花)，政教关系，藏民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又须注意到自治机关的形式，人员配备……”(38)对这些问题需要调查研究，拿出方案。
2.执行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发展的民族政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旨在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目的是“实现西藏民族的区域自治，并与国内其他各民族建立像兄弟一样的友爱互助关系，共同建设新中国和新西藏”；“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和农、牧、工、商各业。改善人民生活。”(39)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和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中说：“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40)这是历史上历代统治阶级所不具有的，也是当时多数国家都难以做到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真正赢得了民心。
3.保护寺庙，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针对西藏地方群众普遍信教以及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情况，中央政府特别强调执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寺院和僧众利益的宗教政策。1950年11月8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由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刘伯承、贺龙、邓小平颁发公告，郑重宣布：“我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为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尊重西藏人民之风俗习惯，必须切实保护各地喇嘛寺庙，未经寺庙主持人许可，不得在寺庙驻军，不得损毁寺内之一切建筑、经典、佛像、法器等，不得干涉僧众举行宗教仪式。如有违犯，须加惩处。望我全体军民人等一体遵行。此布。”(41)这些政策的颁布和严格执行，赢得了宗教界及信教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4.以上层重点人物为对象做好统战工作
和平解放初期，中央高度重视做西藏地方上层人士的工作，依靠阿沛·阿旺晋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等爱国进步力量，团结达赖喇嘛等中间力量，不断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组织西藏参观团到内地考察交流，增进了解和友谊，增强对建设伟大祖国的信念和爱国热情。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接见，与藏族代表人士谈话、做工作，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西藏地方有着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包括上层一部分爱国人士和广大的僧俗群众，他们反对分裂。做好上层的统战工作，发挥好政策的指导作用，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从而为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外交策略
在涉藏外交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反对一切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干涉中国内政的任何外国势力。1949年7月8日西藏发生“驱汉事件”后，新华社发表社论，矛头直指美国、英国和印度三国侵略势力。(42)仔细分析，新中国政府对三者的态度存在细微的差别。
1.对印度的态度
关于解放西藏和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中国政府态度鲜明：“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43)毛泽东批示：“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44)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在联合国有可能准许中国加入的时候，在西藏不会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下，中国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值得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就此指出，中国参加联合国和中国解放军解放西藏是两个问题。西藏是一定要解放的。我们希望西藏解放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因此，当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团抵印后我们即希望其来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毛泽东批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之。”(45)
关于达赖问题。周恩来总理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谈西藏问题时指出：“达赖已在亚东，希望他不要离开西藏，这样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们尊重西藏宗教自由，同意达赖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来进行谈判。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解放军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如此，中印关系亦可以增进一步。从前的摄政(指大扎活佛)正在引诱达赖离开西藏去印度。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因为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46)
应该说，当时的中印关系最为复杂。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有斗争、交锋，也有相互合作，毕竟是邻国且都曾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有共同的立场和利益。
2.对英国的态度
英国是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侵略中国西藏最积极且危害最大的国家。1950年1月14日，美国合众社从伦敦发出消息称，西藏当局派出四个“亲善使团”，分别到美、英、印、尼四国访问，同时另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表示“独立”。中国外交部于1月20日通过新华社发表谈话，指出：如果拉萨当局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令，派出非法的使团从事分裂和背叛祖国的活动，那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47)英美等国政府于是通知拉萨当局表示不愿意接待西藏派使团来访。后来，英国对华关系有所松动，我国中央政府得出“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48)的判断：“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49)
3.对美国的态度
美国当时积极支持西藏分裂势力，操纵联合国对中国施加压力。因此，新华社1950年1月21日社论特别点名指责了美国的侵略中国西藏的阴谋，并在1950年11月22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短评，题为“斥美国对西藏的侵略阴谋”，严厉驳斥了美国指使萨尔瓦多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所谓干涉西藏问题的议案，肆意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因此，当时中国反对美国侵藏活动的程度超过反英。
三、治藏政策的理论渊源与创新特点
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理论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基础，也有多方面的创造发明。也就是说，有继承也有创新。
(一)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1.对中国大一统思想的继承
中国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大一统思想，以及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实践，使“大一统”成为中国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民国政府一直努力却并未实现的对西藏地方主权和领土特别是治权的统一的目标，落在了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人身上。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驱除帝国主义势力，解放西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2.对中国传统治边思想的借鉴
中国共产党人借鉴历史上治理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思想，根据西藏地方地理、民族、宗教和文化的众多特点，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不仅顺利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也为西藏的发展繁荣找到适合地方特点的路子，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促进了西藏地方的稳定、发展和进步。
3.对近代中国各民族反帝爱国思想的继承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使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肆意侵犯中国主权，掠夺财富，欺凌人民，边疆地区更是重灾之地。晚清和民国的统治者生成一种流行病，就是畏惧列强，畏惧洋人。与此相反，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掀起反帝爱国的高潮，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艰难的条件了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888年和1904年英国两次发动武装入侵西藏活动，都遭到西藏人民的英勇抗击。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在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方面也继承了近代各族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传统，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因此才能顶住压力，最终完成解放西藏的伟大事业。
4.对晚清民国治藏政策的反思与批判吸收
由于清朝灭亡民国代兴之历史变革，在英帝国主义的插手之下，西藏地方出现一股离心逆流。民国时期西藏和内地的关系处在非正常状态，联系减少，隔膜增多，再加上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和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汉藏不团结，西藏地方内部达赖喇嘛和班禅等之间也不团结。(50)中央政府通过对一段历史的反思，采取化解矛盾、消除隔阂，增进交流了解和友谊的措施，为各项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治藏理论和政策的创造与发展
在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开展创造性的工作，也为治理西藏留下宝贵的智慧和精神财富。
1.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运用与实践
西藏地方宗教气氛浓厚，群众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宗教是一股能力巨大的社会政治力量，自元朝至民国的历代中央政府，都采取扶持某一教派来实现对西藏地方的管理。中国共产党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自身是唯物主义者，不信宗教，坚持无神论，这对判断西藏地方局势和制定政策，特别是科学理性地处理涉及宗教的重大政治问题至关重要。辩证法在政治、军事和统战工作实践中的娴熟运用，事例更多。在处理达赖外逃和发动武装叛乱问题时，辩证法的运用更是达到淋漓尽致、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说：“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51)“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武斗争中予以完成。”(52)“西藏越乱越好，可以锻炼军队，可以锻炼基本群众，又为将来平叛和实施改革提供充足的理由。”(53)
2.把维护国家统一与促进西藏地方和藏民族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毛泽东1955年10月23日在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等的谈话时说：“昌都应该和西藏其他地方团结起来。卫(前藏)、藏(后藏)、昌都三个地方应该联合起来。”(54)1956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再次强调团结和信任：“你们西藏可以商量商量，破除老办法，采用新办法，用互相批评互相帮助的办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用互相信任代替互相不信任。藏族和汉族过去互相不信任，慢慢地就可以互相信任。你们前藏、后藏、昌都过去也互相不信任，今天也要用互相信任来代替。”“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那就是达赖为好。……主席让达赖喇嘛当，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55)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明确表达了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态度，即：在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原则下，充分重视西藏地区和藏民族的发展，使两者得到统一。
3.实行民主改革，改造落后的社会制度
西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有自然地理因素，有历史因素，也有历代统治者政策方面的因素，但是实行了数百年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无疑是诸多因素中最关键的一个。“十七条协议”中就有中央不变革当时西藏的政治制度一项，同时也提到西藏地方应该自动进行改革，目标就是建立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性任务，实现西藏与全国的同步发展，并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4.推动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发展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发展的政策在西藏的实践，也是治藏制度上前所未有的创新。这也和以往历代统治者只重视稳定、只重视上层的政策存在较大不同。毛泽东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都希望建设西藏工商业，发展西藏经济，是很好的。中央人民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使西藏的经济逐渐繁荣，人民的生活逐渐改善。”(56)西藏的发展不仅能够实现汉藏民族平等、各个民族之间平等，也让藏族内部各阶层实现平等有了可能。
5.坚定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1952年4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在西藏“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藏军发动暴乱“……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57)广大藏族群众是党在西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治藏政策的鲜明特点
通过和平解放西藏实践总结出来的治藏理论和政策，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1.坚定的立场，灵活的策略
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民族尊严、中华民族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既便于人民解放军遵照执行和西藏地方政府正确理解，也便于国际社会减少误判。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能够把刚性原则与柔性策略结合起来，使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策略相得益彰，效果良好。
2.深厚的感情，巨大的耐心
和平解放西藏，改革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是着眼于西藏地方和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兴办教育、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同样是为了西藏地方的文明和进步。但是对于这些好的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中央却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诚意，把历史使命感，对藏族人民和西藏地方深厚的感情与耐心细致的工作结合起来，可以等待理解和觉悟，用更好的方式把好事办好。
3.昂扬的斗志，实干的精神
十八军将士来自河南、安徽和江苏等省，转战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最后来到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原来任务是驻守川南。张国华军长已出任川南行署主任，谭冠三政委即将到自贡市任市委书记，多数干部也都被任命了地方的工作任务。”突然受命进藏，思想转弯就是一个巨大考验。十八军将士通过总结光荣历史、评选功臣模范等进行思想动员。政委谭冠三在进藏誓师大会上，手持军帽，郑重宣誓：“请记住！此去边疆，如果我为祖国献身了，请一定把我埋在西藏。”(58)正是有了这样一种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成就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宏伟大业。但是，到了西藏这样一个高寒缺氧，语言不同，宗教势力影响巨大，风俗习惯存在差异，以及外部政治环境险恶，内部基础工作薄弱、上层阻力重重的地区，光有热情不够，是他们用实干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重任。
4.深入的调查，准确的判断
善于做调查研究工作，善于获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重视实践，权衡利弊得失，做出切合实际的准确的判断，是和平解放西藏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也是治藏政策可资借鉴的成功做法。诸如，是以西北军区部队还是西南军区部队为主力进军西藏，采取军事手段还是政治手段为主，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的判断与把握，生产与筑路的关系，解决西藏问题是以达赖为首还是班禅为首等，都是经过反复调研之后获得了科学的判断，赢得工作的主动。这也展示出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过人的胆识、卓越的智慧和非凡的能力。
5.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做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
从容镇定，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从应对最坏的情况发生入手，朝最好情况的方向去努力，也是治藏政策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应对进藏部队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还是应对达赖喇嘛出逃以及西藏地方上层发动武装叛乱等，都直接体现了这一特征。
和平解放西藏是新中国处理复杂的边疆、民族和宗教事务的一项伟大实践。它涉及面广泛，既是内政也有外交，既有军事也有政治，既有发动群众也有上层统战工作，甚至在西藏地方上层内部，也还存在如何处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者的关系，团结爱国力量，既开展反分裂的政治斗争，又要着手民主改革，还要发展生产，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等诸多问题。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者，迎难而上，不畏艰险，深入调查，准确判断，克服重重困难，驾驭复杂局势，顺利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目标，并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既有理论创新，又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方针政策，炳彪史册，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参见赵慎应主编：《西藏革命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宋月红：《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王小彬：《经略西藏——新中国西藏工作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
②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③“十七条协议”开宗明义：“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125页。)
④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121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⑥《中央对西南局派志清法师赴藏电示西南局、西北局》，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68页。
⑦《中央复西南局有关西藏问题的电报(节录)》，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77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页。
⑨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编：《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⑩参见《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谈的五项条件》(1950年12月17日)，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250—251页。该条件的本质仍然是“西藏独立”。
(11)参见《西南局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向中央的请示(节录)》(1950年5月11日)，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75—76页。
(12)参见《西南局关于十项条件为和平谈判及进军基础给西藏工委的指示》(1950年6月2日)，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81—82页。
(13)土丹旦达：《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定的前后》，《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9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7页。
(16)参见《班禅及班禅堪布会议厅人员发表声明拥护协议》(1951年5月28日)、《达赖喇嘛致毛主席电表示拥护协议》(1951年10月24日)，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201—202、206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105页。
(18)《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386—387页。
(19)《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20)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编：《周恩来与西藏》，第113页。
(21)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60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01页。
(24)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46页。
(25)《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11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年)，第50-51页。
(28)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36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42页。
(31)参见郄晋武：《入藏先遣团执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方针的经历——不惜任何代价解决供应》，《中国藏学》1991年第2期；周培德、邱银松：《强化补给运输保障进军西藏》，《军事历史》1991年第2期。
(32)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252页。
(33)《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34)《入藏部队的当前任务和兵力部署》(1951年9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178页。
(35)参见杜玉芳：《略论毛泽东解放西藏的后勤决策》，《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61、62页。
(37)张国华：《十八军进藏纪实》，《和平解放西藏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38)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104页。
(39)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105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01页。
(41)《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进军西藏布告》(1950年11月8日)，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103页。
(42)参见《绝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1949年9月2日)，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147—149页。
(43)《在袁仲贤关于印度对西藏问题态度报告上的批语》(1950年10月1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549页。
(44)《在袁仲贤关于梅农同申健谈西藏问题报告上的批语》(1950年10月2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627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33页。
(46)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124页。
(47)参见《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1950年1月21日)，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151页。
(48)《关于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195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9页。
(49)《占领昌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1950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3页。
(50)参见《毛泽东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宴会上的讲话》(1951年5月24日)、《朱德副主席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讲话》，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194、188—189页。
(51)《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6—327页。
(52)《对中央关于动员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959年1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53)《在西藏武装叛乱情况简报上的批语》(1959年2月18日)，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2月1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十六号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6页。
(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29页。
(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37、139页。
(56)《对达赖喇嘛来信的复信》(1952年8月18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86页。
(57)《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1952年4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2—63页。
(58)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