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生产的历史形态与人的历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与人论文,形态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8）01—0010—07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对艺术生产理论的普遍关注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概括起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热点阶段，即对艺术生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的理论阐释；对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意识形态论的关系的讨论；对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关系、艺术生产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其间也包含着对西方后马克思思想资源的引进研究。反思这一过程，发现我国对艺术生产的关注和研究的重心基本是共时态的结构分析，而不是历时态的历史考察，因而对艺术生产的历史形态问题，总体上是忽视的，即便涉及艺术生产的历史，其分析也是为了最终证明艺术生产理论的某些逻辑结论。对这一题域的忽视，意味着罅漏或遮蔽了这一题域中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的思想就是其一，而且由此还带来诸多的理论弊端。
弊端之一是难以发见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丰厚历史内容、特别是人学内容。比如，马克思曾说：“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1]296 按照马克思的思想，“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既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的基本构成，同时又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的直接结果。作为构成，它就是物质生产实践本身，作为结果，它却是“人的发展”水平的历史标志。这种“关系”的历史发展，也就是人的发展，这是决定“精神生产的性质”，因而也会决定艺术生产的历史形态的更为直接性的原因。在马克思之前的旧历史观那里，由于“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于是也“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2]44。我国的艺术生产理论研究，当然超越了旧历史观，但由于轻视历史性研究，因此对马克思的理解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就是热衷于径直谈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忽略在两者之间存在着的中间层面，即“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陈学明曾针对哲学界说过，“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有关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尽管常常被人们所遗忘，但实际上这些常被人遗忘的东西正是马克思留给人类的最珍贵的遗产”[3]。其实，文艺理论界更普遍地存在着对这种“最珍贵的遗产”的“遗忘”。具体如，1950年代和1980年代，我国对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问题曾有过两次讨论，其间不乏国内知名学者的参与，讨论中也涉及了政治、宗教、道德等中介因素，可对上述两个中间层面却没有提及，说其“见物不见人”亦不为过。这种状况至今仍无改观，比如近些年在谈到这一问题时，重复强调的依然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不是机械的平衡关系”，他们之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还有政治、哲学、宗教、道德等上层建筑在起作用，看到这种复杂性才是辩证的”[4]，而没有谈到人的发展问题。再比如，在谈到艺术生产力时自然要谈到艺术生产者问题，这就要涉及人的发展问题，但时下谈论的都是对生产力三要素及艺术生产者的艺术修养、审美能力等的结构分析。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艺术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后者体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前者的基础是社会自由时间。社会自由时间作为人的发展的历史标志，其有无和多寡直接决定和制约着人有无可能和有多大可能去从事艺术生产，从而成为艺术生产力，所以艺术生产力是历史的具体的，在历时性上是发展的，在共时性上是不平衡的，由此决定了艺术生产也是历史的具体的，但习惯于结构分析的逻辑范式总是不屑于这种历史思考。
弊端之二是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的理解极易导向形而上学的抽象，这是抽出了艺术生产理论的历史内容的必然结果。比如，马克思提出艺术生产既是生产劳动又是非生产劳动，并充分论证了生产劳动也就是生产资本的劳动，它与劳动的内容性质，如是精神劳动还是物质劳动、是生产产品的劳动还是不生产产品的劳动（如服务）等无关，这些本来讲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艺术生产，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但在一些人的思考中，却将之抽象化而非历史化，认为“在《剩余价值理论》等著述中，马克思便大篇幅地讨论过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别问题，实际也就是讨论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区别问题”，这种理解同马克思说的“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本身，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这种区分毫无关系”的观点恰好相背，不啻是玩笑，进而为了论证艺术生产是非物质劳动，因而也是非生产劳动，竟毫无历史感地反诘道：“试想，‘诗三百’、屈原的《离骚》、李白、杜甫乃至毛泽东的艺术创作，哪一个是按照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流程完成的呢？”[5] 这里暴露出来的形而上学倾向几乎令人难以容忍。
弊端之三是在理论的应用上缺少历史感。譬如，在中国古代艺术生产史研究方面，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某一成果，把我国古代歌诗艺术归纳为三种生产与消费的方式，即自娱式、寄食式和卖艺式，显示了在史料的收集、整理和使用方面的良好功力，亦不乏珍贵的学术发见，但历史感明显不足。具体说，该成果大体上是按照现代经济学中的生产与消费概念的表层逻辑含义来解释古代歌诗艺术生产的，因此，一是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论述艺术生产时的特指历史内容，二是对古代歌诗艺术生产没能作出有别于现代艺术生产的历史分析。以三种方式之一的“自娱式”为例，该成果认为“‘自娱’，包括两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是自作歌诗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另一种情况是吟唱别人的歌诗或者是吟唱在社会上已经广泛流行的一些歌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在这个前提下，提出“自娱式的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产生最早，也最为原始，同时也是最为基本的歌诗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所以从广义上讲，人类从古至今所有的艺术生产消费方式都是自娱式的”[6]。最后的结论不免有些贸然，从自娱式歌诗到所有的歌诗再到“所有的艺术”，而且“从古到今”，一下子都被同一化了，于是历史感也消失殆尽。按照这种结论，无法解释马克思讲到资本主义艺术生产的“形式规定性”在于它是生产资本的“生产劳动”。同样按照这种结论，就等于说寄食式和卖艺式也是自娱，是“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因而无法同缺少历史感但却讲出历史感的思想家康德对话，康德说，“雇佣的艺术”，“作为劳动，即作为对于自己是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结果（例如工资）吸引着，因而能够是被逼迫负担的”[7]，可该成果中的“寄食式”和“卖艺式”的艺术已经是“自娱”了。
对我国艺术生产理论的研究现况，有人评价说，“还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8]，应该说这种评价是客观的，之所以“还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可以说历史维度的薄弱或缺失是其重要原因和表现之一。本文对艺术生产的历史形态与人的发展的关系试作初识性的论述，期冀能有所补。
二、马克思的研究“本题”与艺术生产的历史形态
马克思认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把这些抽象出来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即使是这些“抽象出来的共同点”也“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只有同时把这些共同点的“种种规定”也抽象出来，才不至于“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否则“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他以语言的发展为例说道，“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基于这种历史原则，马克思声明说，“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9]22。马克思之所以把资产阶级生产作为自己的研究“本题”，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通过它“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10]。可以说，这个研究“本题”贯穿于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始终。马克思对艺术生产的论述大抵是在这一“本题”中完成的，讲的总体上是现代资本生产体系中的艺术生产，具体如对艺术生产理论的核心内容即“对象本体”的论述就是这样。
“对象本体”是一种理论区别于它种理论的根本所在。艺术生产理论不同于传统艺术理论首先表现在“对象本体”上。传统艺术理论的对象本体是“艺术”，而艺术生产理论的对象本体是“艺术生产”。传统艺术理论对“艺术”本体的追问和阐释从具体到抽象，企图找出能够统摄和解释一切艺术事实的绝对“艺术”，最终走向了形上思辨，使“艺术”至今仍然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艺术生产理论认为“艺术生产”不是形而上的问题，而是人的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是“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11] 实在。换言之，艺术生产理论革命性地将艺术的形上观念还原到了艺术生产的现实之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证”哲学，其革命性的意义就在于要同传统的思辨哲学区别开来。马克思对“艺术生产”的本体性考察正是这种“实证”哲学的一个实例。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艺术生产本体包括形式构成和本体规定两个方面。从形式构成看，艺术生产包括艺术的生产活动和艺术的消费活动。在整个的艺术生产过程中，两者是“同一性”的，其表现有三个方面：其一，生产与消费具有“直接同一性”，即“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其二，生产与消费是相互依存的“媒介运动”，即一方面“生产媒介着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另一方面，“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其三，生产与消费是互为创造的确证活动，生产与消费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即每一方“自己的实现”就是“创造对方”，而“对方创造出来”了也就是“自己的实现”[9]27—32。概言之，艺术的生产与艺术的消费是异质性的共在，共同构成整个的艺术生产活动。人们熟知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9]29，不过是这种同一性的一种体现。从本体规定看，艺术生产具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过程中提出，“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1]432，而把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种区分恰恰表现了那种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动的形式规定性”[1]426，并指出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1]426，因此“生产劳动”是对劳动所下的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效用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定义[1]443。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说一种生产或劳动是“生产劳动”并不涉及它“生产什么”或“是什么劳动”的内在实质。为阐明这一思想，马克思分析了大量艺术方面的实例，由此说明了艺术生产作为生产劳动也就是作为“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动”，是“生产资本的劳动”，不涉及艺术的“内容”及其“特殊效用”或“特殊使用价值”；艺术生产作为非生产劳动才是“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是“天性的能动表现”，因而体现了艺术的“特殊效用”或“特殊使用价值”，这种特殊效用或价值通常被人们概括为艺术价值或审美价值。可见，生产劳动的一面是艺术的外在的形式规定，非生产劳动的一面才是艺术的内在的本质规定。在资本生产体系中，艺术生产的二重性不能截然分开。综合艺术生产的形式构成和本体规定，意味着艺术生产理论的对象本体是既包含着体现审美或艺术价值的艺术的创作与鉴赏活动，同时还包含着艺术“生产资本”，使资本增值的生产活动与消费活动，进而构成的创作／生产—作品／商品—鉴赏／消费的复杂活动。显而易见，马克思论述的艺术生产是现代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商品化艺术生产。在这里，马克思严格地贯彻了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的历史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形态分析的经典范例，它不仅揭示了艺术生产的一切时代的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如形式规定，同时揭示了区别于其他历史形态的“种种规定”，如本体规定中“生产劳动”一面。
艺术生产在不同历史阶段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历史形态，从根本上说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此基础上，联结并贯穿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人的发展状况，亦即人同自然的一定关系，总是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艺术生产的历史形态。事实上，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思想资源是丰富而深刻的。
关于人的发展，马克思提出了三大历史形态的思想，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9]104 这一思想受到了当前我国哲学界的特别关注，并将之简化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三大历史形态。马克思对艺术生产的历史形态没有作过如此集中的表述，但综合其在不同时期不同著述中的论述，其思想与此完全一致。前苏联著名美学家卡冈曾提出并论述了包括艺术生产在内的艺术文化的三种历史类型，即原始集体的艺术文化、纳入社会分工的职业化的艺术文化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艺术文化，就是看到了这种一致性，可谓慧眼识珠。不过，他的论述是一种综合概括，没能把艺术生产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凸显出来。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借鉴卡冈的阐释，艺术生产随着人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大历史形态：一是同“人的依赖关系”相适应的原始集体文化的艺术生产、二是同“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相适应的职业化的艺术生产、三是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与“自由个性”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艺术生产。
三、“人的依赖关系”：原始集体文化的艺术生产
“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的发展的“最初的社会形态”，发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原始集体文化的艺术生产，最终取决于当时的物质生产方式，但构成直接影响的是人的发展状况。
从物质生产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社会生产力尚处在原始水平，相对低下，其表现是“分工还很不发达”，只是由性别、体力、需要、偶然性等“自然形成”的分工，生产活动的内容都是直接对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还不能“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而生产。从人的发展看，尚处在“人的依赖关系”状态，因此个人“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9]21，即不能独立地展开自己的生命活动，而是必须依赖于他人或集体，在有限地域内的社会共同体的活动中才能展开自己的生命活动。由此决定了发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艺术生产，不仅没有同其他的精神生产区别开来，而且同物质生产也没有区别开来。与此相应，艺术生产也没有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就是还没有“作为艺术生产出现”。
这种不是“作为艺术生产出现”的艺术生产的特征，第一是其活动的非独立性。艺术活动或生产不仅是人的整个生命活动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为“所有别的方面——劳动、祭祀、战争和道德教育活动等等所必需的”，经验使他们“坚信艺术因素有助于成功”，艺术的或形象的形式能提高“人们任何社会行为的效能”，因而“纯粹是‘应用’的”[12]514。列维—布留尔说，神话是“原始民族的圣经”[13]435，马林诺斯基经过对现代原始部落的实地调查说，所谓神话是对于现存制度及社会关系“给予一种根据的宪章”[14]，也都从不同方面提示了人类早期艺术活动是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活动存在着的。第二是其产品的非纯艺术性。其产品如神话，不被看做是特殊的“艺术世界”，就是说它不是作为现代意义的艺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社会意识的混合体”[15]，其中还包含着现代人可以“看见”但“已经体会不到的东西”[13]437，而艺术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卡西尔说，“语言起源问题与神话起源问题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只有涉及另一方才能提出这一方。同样，艺术、文字、法律或科学的起源问题，也要归溯到这样一个阶段：那时它们全都寓于神话意识之直接、无区别的统一体”[16]。卡西尔同时从现象学上论证了这一事实。这一历史阶段的艺术生产及其特征几乎是直接受制于物质生产，但从中亦见出同人的发展状况的直接关系。
这种“人的依赖关系”或人的“不独立”性，还从两个方面给这一历史阶段的艺术生产以直接影响。其一是决定了艺术生产形式的原始集体性。“人的依赖关系”决定了在原始集体或共同体中，人们的活动没有分工，因而也没有把劳动与享受分开来，艺术的活动和生产总是“把每一个参与劳动过程的人都吸收到自己的领域。狩猎和战争题材的舞蹈，劳动的歌舞是大家都参加的，编造和转述勇士歌、神话、传说，以及艺术制作和建造是人人都有份的”[12]514。其二决定了艺术生产内容的原始本真性。从“人的发展”来看，“人的依赖关系”或人的“不独立”性，是原始的、幼稚的，然而正是在这种原始和幼稚之中包含着现代人已经失去了的原始本真性，即每个人都把“类”看做是自己存在的前提，看成是相对于对象世界的人的独立性存在，从而在整个生活生产活动中“把人看作生产的目的”。马克思说，“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的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的目的”。比较之下，古代世界的“这种看法比现代世界高明得多”，“古代世界也确是人们寻求一切完善形象、形态和圆满境界的所在”，“那幼稚的古代世界看起来便像是一种格外崇高的世界”[17]。可以说，初民的艺术生产正是以这样的“比现代世界高明得多”的人格人性，创造了表现同样的人格人性的艺术。马克思在谈到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关系时高度评价的古代希腊神话就是这样的艺术。这是因为希腊艺术是在“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生长出来的，并因此才“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9]49。这里突显出来的正是交融在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人的发展问题，是不发达的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人类“童年的天真”带给了希腊艺术以“永久的魅力”，而不是径直决定于物质生产水平。
四、“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职业化的艺术生产
“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人的发展的第二大历史形态，同其相适应，艺术生产表现为专门化、职业化的艺术生产，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独立地“作为艺术生产出现”的艺术生产。这种艺术生产的产生，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但不是物质生产内部分工的直接结果，而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分工的直接表现。人类从原始社会中期至其解体而形成奴隶社会，历经了畜牧业与农业、手工业与农业、商业与生产业相分离的三次社会大分工。这些分工既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反转来又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这些分工还不足以直接产生专门化、职业化的艺术生产。马克思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艺术生产也是“从这时候起”才独立地“作为艺术生产出现”，成为人类的专门化、职业化的活动。以往艺术生产理论的阐释由于轻视历史性研究，因此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疏忽，这就是只考察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分工，不管其此前的物质生产内部的分工以及这种分工是怎样发展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工，于是也就忽视了专门化、职业化的艺术生产何以直接产生于后者而不是前者的历史追问，进而也就忽视了包含于其中的人的发展问题。
从人的发展来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分工是远比物质生产内部的分工更为重要的历史进步。按照马克思的思想，物质生产主要是“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因此是人类的必要劳动，物质生产内部的分工也就是必要劳动之间的分工。它表明人的活动还在物质世界的局限之内，缺少独立性、自由性。而专门化的精神生产是“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超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而进行的生产，相对于前者是人类的“非必要”劳动，因此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工也就是必要劳动与非必要劳动之间的分工。它表明人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物质世界的局限，取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自由性。因此说，精神生产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同时表明了人的生产活动和生产活动中的人的历史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专门化职业化的艺术生产既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需求，又是发展人的独立性的途径与方式。
关于“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哲学界大多数人偏重于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方面的理解，强调在物的拥有的基础上实现的相对于他人或群体的个人独立性，但这仅能是马克思的一个意思。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这种“人的独立性”的更重要内涵是在物的拥有的基础上实现了人对时间的自由支配，因而能独立于劳动时间之外而活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曾谈到过两种时间，一是劳动时间，即从事必要劳动的时间，一是自由时间，即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于必要劳动时间又称“非劳动”时间。物质生产内部的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从而使人类可以用相对少的时间从事生活和生产资料的生产，甚至可以有一部分人不再从事这种生产，这意味着物质生产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还“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18]221。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19]，“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18]225—226。因此，从人的发展来看，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提高带给人自身的更重要成果或财富是自由时间，人类正是拥有了这种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才可能独立于必要劳动之外，形成“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其中包括“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按照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的标志和提示，“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活动包括“艺术等等，科学”[20]215、“精神上掌握自然”[18]225。专门化职业化的艺术生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产生的，因此它不是单纯的物的生产的直接结果，而是在物的生产基础上“人的独立性”发展需求的直接产物，是人类支配“自由时间”、实践人的全面发展的活动。
不过，这种“实践”是历史的，不是抽象的，并因此受到两个方面的历史规定。一是社会分配的历史规定。马克思说：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就是说财产的私人占有是分工的伴随物，这点同样体现在对自由时间的占有和支配上。那些“不劳动的人”从社会财富那里拿走了“两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20]215，那些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统治者同时占有了社会自由时间；而创造了“自由时间”的劳动者却没有或少有个人的“自由时间”，因而也“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20]344。这就形成了一个必然性的历史事实，“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2]460。艺术生产的专门化职业化同时意味着告别原始集体文化，走向少数人的贵族文化，多数人的民间艺术生产成了微弱的边缘文化。这同人的发展和人类创造自由时间的初衷是相悖的。二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规定。“自由时间的多少，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18]114，因而人的历史发展及艺术生产的历史状况也会有所不同。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这是前资本主义的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因此它创造的社会自由时间也是前资本主义的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这在客观上为人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而也为艺术生产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可能。如果说前资本主义的艺术，比如希腊艺术作为“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是“就某方面说”的，那么资本主义时期的艺术生产已经表现出了多方面的形态和成就。如果要在这里寻觅规律的话，那就是社会生产力越高，创造的社会自由时间越多，人类自身发展的空间就越大，对艺术的需求、生产、消费就越多。“艺术终结”的说法是不会出现的，相反，马克思说“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就是说“人的独立性”在准备着并走向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与之相伴，人类的艺术生产也将会走向新的历史阶段，这倒是一种真实的历史走向。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个方面的历史规定是历史地交织在一起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配之间的矛盾只要表现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上，就必然会表现在时间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上，因此人性的异化还表现在人的发展空间异化或时间的物化等方面，这些都会使这一历史阶段的艺术生产呈现一种极端复杂性。比如，资本主义时期的艺术生产，一方面因工业生产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自由时间，因而有了多方面发展的人性前提，另一方面又因资本家“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18]139，窃取了工人自由发展的时间，剥夺了多数人的人性前提，并把这种“自由时间”纳入资本生产体系；而在资本生产体系中，资本还会以二重身份支配和左右着艺术生产：一方面以其巨大的整合力量可能将一切生产要素，如物质要素、技术要素、文化资源要素、劳动者和艺术家的自由时间等组合在一起，因而有利于艺术生产，另一方面又要以资本的生产或盈利为最高原则，要求艺术屈从于资本，使艺术生产者的时间物化，因而可能或必然地伤害或损害艺术生产理应追求的人本精神价值；最终艺术生产的二重性，既是“生产劳动”又是“非生产劳动”就成了它不可回避的历史选择。
五、“自由个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艺术生产
建立在真正实现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和“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人的发展的第三种历史形态，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其相应的艺术生产将是“自由个性”的艺术生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两段论述涉及这种艺术生产：其一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37 其二是，“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2]460。根据这两段论述，可以概括出这种历史形态的艺术生产的基本特征：一是非职业化，随着“对分工的依赖”和“职业发展的局限”的消失，艺术的活动和生产已不再是专门化的职业活动，因而也不再是个人职业的标志，这是艺术生产告别专门化的职业活动的历史发展；二是全民性，即任何人都可以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当然也可以从事艺术活动，这是“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状况的历史性转变。
显然，上述概括主要是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做出的，而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看，这种艺术生产将是“自由个性”的活动，其价值意义在于面向所有的人的“个性全面发展”。这种自由个性不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有局限的人的独立性、自由性，即不再是少数占有财富因而也占有自由时间的人的自由，而是全社会的每个人都真正地以时间作为人的发展空间的自由性。“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使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所有的人都富裕了，“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18]222。马克思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20]216 所以人的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实质也就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活动中，从“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生产向“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发展的历史过程。其中，“人的依赖关系”表明人类还局限于“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状态，仅能运用自然产生的自由时间，人的精神发展还交织在人的物质发展之中；“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表明在满足“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基础上，创造了“自由时间”，人的发展有了相对独立性，但还会受制于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个人自由时间和社会自由时间的对立的影响和制约；“自由个性”表明已经超越了“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实现了对充分的自由时间的充分运用。这时，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个人自由时间与社会自由时间的对立已经消失，“所有的人都将有自由时间，都将有可供自己发展的时间”[21]。马克思说，在这个历史阶段，“对分工的依赖”和“职业发展的局限”消失了，并不是说分工和职业本身消失了，而是必要劳动与非必要劳动的对立、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个人自由时间与社会自由时间的对立消失了，因而真正实现了在“类”的意义上“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就实现了“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
建立在这种自由个性前提下的艺术生产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形态，不是一个理论想象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这种艺术生产将不是交织在物质生产之中，为其他活动方面所必需，而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需；也不再为资本生产所规定，既是生产劳动又是非生产劳动，既要创造审美的或艺术的价值，又要服膺于资本的生产与增殖的需要，因而存在着人本与物本（资本）的冲突和对抗，而是随着“人的劳动将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乐生的需要”，随着“物质需要或生存需要的紧迫性和相对重要性在下降，而发展需要和精神需要的重要性在上升”，随着“人的需要将呈现出空前的多层次性和不断的超越性”，艺术作为一种活动将会融会到人类的整个活动之中，成为每个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一种需要，而每个人则因有了充分的自由时间或发展空间，只要他有这个“心愿”，就既可以鉴赏艺术也可以创作艺术。
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时，强调的“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思想，是我们思考当代艺术生产、特别是思考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艺术生产的一条历史原则。由于资本生产的商品化（资本主义生产把一切非商品生产变成了商品生产）、世界化的普遍现实性，加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不是很高，这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超越商品化的资本生产。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艺术生产不可能摆脱既是生产劳动又是非生产劳动的二重属性。与此同时，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个人自由时间与社会自由时间的对立也不可能消失，人的发展在“类”意义上的不平衡和在个人层面上的不充分依然存在，仅此而言，我国的艺术生产也不能说进入或者说已经进入到了人的发展的第三大历史形态。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艺术生产又将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艺术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包括艺术生产在内，是按照资本的原则运转的，因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的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的目的”，而社会主义生产及包含于其中的艺术生产，情况正好相反，将视人为生产的目的，经济的发展要服从于人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艺术生产作出不同于资本主义艺术生产的历史性选择的主体性原则，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是坚持社会主义艺术生产必须遵循的实践性原则。近些年来在党和国家政策层面，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之近二三十年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加快了社会自由时间的创造，为人的发展提供积极的理论导向和一定的客观前提，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发展需求正在逐步成为普遍化的社会需求，这将积极推进我国的艺术生产走向第三大历史形态的进程。这种历史形态分析昭示的理论意义是，不能超越历史地认为我国艺术生产已经是第三种历史形态的艺术生产，也不应混淆性质地认为我国艺术生产完全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艺术生产。
收稿日期：2007—11—27
基金项目：辽宁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编号J05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