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裕、刘毅之争与晋宋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刘裕论文,刘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义熙年间刘毅与刘裕之间斗争之性质
东晋末期，高门士族日益腐朽，逐渐丧失了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衰败的司马氏皇权一度回光返照，引发了皇族内部及与士族阶层的严重军政冲突，政局极其混乱。当时以北府兵为组织形式的次等士族阶层乘机崛起，最终实现了晋宋易代的社会变革。众所周知，在东晋末期北府兵重新组建过程中，刘裕是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与领导地位的人物；不过，刘裕地位的确立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北府兵势力控制东晋大局后，其领导层内部曾经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争夺。
晋末义熙年间（405～418），在北府兵领导层的内部斗争，牵涉到刘裕与诸多北府兵将领的关系变化及其处置，其中尤其与刘毅的权力争夺最为激烈，影响突出。刘毅在北府军事集团的地位与作用，一度与刘裕并驾齐驱，诚如吕思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所指出：“资名才力，与裕相亚，而尤意气用事，不肯相下者，莫如刘毅。”又说：刘裕与刘毅之间，“其欲争立功名，以收物望，彼此亦相若也”。①因此，刘毅与刘裕之间斗争的成败，决定着各自的政治命运，这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他们的相互斗争，还牵涉到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从而影响到两者的政治态度与政策，值得深入探究。
关于二刘相争之原因，吕思勉先生曾指出：“宋武帝起自细微，内戡桓玄，平卢循，定谯纵；外则收复青、齐，清除关、洛，其才不可谓不雄。然猜忌亦特甚。同时并起诸贤，几无不遭翦灭者。虽国内以此粗定，然中原沦陷既久，非有才高望重者，不克当戡定之任。并时流辈，既已诛夷，而所卵翼成就者，不过战将，资名相埒，莫能相统，关中且以此不守，更无论进图恢复矣。诒元嘉以北顾之忧，不得谓非谋之不减也。”②吕氏所言涉及刘裕诛戮“同时并起诸贤”之严重危害，他以为刘裕此举的根源在其“猜忌亦特甚”。不过，仅仅从个人性格角度立论似难以揭示全部之真相和深层之根源。对此，近年来，一些学者研究晋宋之际社会变革，指涉二刘之争，如田余庆先生曾说：“门阀士族让出了统治权力。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在社会上、文化上，他们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和影响。次等士族胜利了，用军事力量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但还要把门阀士族供奉在庙堂之上，以为自己张目。刘毅聚结门阀士族与刘裕对抗，门阀士族谢混党附刘毅，均被刘裕处死。这就是说，政治军事权力全入次等士族刘裕之手。”③他在《北府兵始末》一文中说得更为明白：“刘裕在京口，是以反对桓玄篡晋为口实而起兵的，当时并没有显示其他目的。与刘裕一同起事的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等将领，据《宋书》卷一○○《自序》载沈约《上宋书表》说，他们全是‘志在兴复，情非造宋’。也就是说，这些将领并没有考虑驱桓复晋以后进一步的问题。刘毅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他赞赏昔日的正始风流，在周围团聚了不少士族名士。他对于刘裕以驱桓复晋的盟主逐渐演变为咄咄逼人的权臣，深表不满。刘裕陆续消灭了他认为足以成为自己权力竞争者的一批北府将领。”④由此可见刘毅、刘裕之争，牵涉到当时寒门武将与高门士族的关系等复杂政治与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二人间的一般权力争夺。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刘毅与刘裕双方斗争之经过及其主要情形做一系统的梳理和勾勒，并对其性质予以辨析和认定。
刘毅之家世门第及其发迹
对于宋武帝刘裕的家世状况、事功业绩等，人们比较熟悉。而对于刘毅，所知者甚少，即便《晋书》中有其传记，《宋书》中也有零星的记载，但由于他曾经是刘裕的政敌，因此，正史中所见事迹和评价多为负面的。这显然与刘宋统治者干预史书著录不无关系，而后世史家则多延续旧说，以致人们对刘毅缺乏了解。
《晋书》卷八五《刘毅传》载其“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广陵相。叔父镇，左光禄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产业，仕为州从事，桓弘以为中兵参军属”。从这一记载可见刘毅家族的世代仕宦情况，并大致推断其家族门第状况。刘毅曾祖刘距为广陵相，这在门阀社会的仕宦标准中，并非显赫要职，而其祖、父二代则仕宦无闻，应当职位较低。至于其叔父刘镇出任左光禄大夫，贵为三品清官，表面上看，符合高门士族的标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刘镇出任这一职务是在刘毅执掌军政大权之后。《宋书》卷四五《刘粹传》载“卫将军毅，粹族兄也”，“粹族弟损，字子骞，卫将军毅从父弟也。父镇之字仲德，以毅贵，历显位，闲居京口，未尝应召”。可见刘镇是“以毅贵，历显位”，并非凭借其家族门第而正常获得。刘毅本人起家“仕为州从事”，后转为桓弘中兵参军，也与高门士族有异。那刘毅的门第出身如何认定呢？过去人们一般将东晋末年崛起的北府兵领袖人物统称为寒门武将，主要指其身份特征，而非阶级、阶层地位。关于东晋社会阶级的分野，特别是士族社会阶层的分别，陈寅恪先生曾有论述：“北人南来避难约略可分为二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而避难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其上层阶级为晋之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不及聚集洛阳之士大夫集团，除少数人如徐澄之、臧琨等外，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以武勇擅战著称，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族，以地位卑下及实力薄弱，远不及前二者之故，遂不易南来避难，其人数亦因是较前二者为特少也。”陈先生以为长江下游地区移民中，“东西晋之间江淮以北次等士族避乱南来，相率渡过阻隔胡骑之长江天堑，以求保全，以人事地形便利之故，自必觅较接近长江南岸，又地广人稀之区域，以为安居殖产之所。此种人群在当时既非占有政治文化上之高等地位，自不能亦不必居住长江南岸新立之首都建康及其近旁。复以人数较当时避难南来之上下两层社会阶级为多之故，又不便或不易插入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之吴郡治所及其近旁，故不得不择一距新邦首都不甚远，而又在长江南岸较安全之京口晋陵近旁一带，此为事势所必致者也”。居于京口晋陵郡一带者，正是“非占有政治文化上之高等地位”的“次等士族”阶层。东晋后期崛起的来自京口及其周围地区的北府兵将领，如刘牢之、刘裕等，都属于这一社会阶层，甚至建立齐、梁的兰陵萧氏也是如此。具体就刘毅家族而言，以其南渡先辈之身份地位及其仕宦情形等，自应属于这一次等士族阶层。⑤
此外，关于士族门第，除了重点考察其家族世代仕宦情况外，还应注意其婚姻状况。刘毅家族的婚姻关系，材料甚少，最典型的一条记载出自《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记载刘毅乃郑鲜之外甥。郑鲜之出自荥阳开封郑氏。郑氏在江南虽非一流高门，但属于文化士族则没有异议。一般说来，士族婚媾特重门第，刘毅父亲与荥阳郑氏通婚，可以借此推测其家族门第。祝总斌先生曾考察刘毅的门第，他总体上倾向于认为刘毅与刘裕一样，属于低级士族阶层，但鉴于其家族与荥阳的婚姻关系，以为“刘毅顶多也不过是一个高级士族的最下层”⑥。不过，由于难以从总体上把握刘毅家族的婚姻状况，仅凭此一条资料来推定其家族之门第，显然并不具有特别充足的说服力。在此聊备一说，仅供参考。
当然，考察刘毅这一类型人物的门第高低，除了依据其婚宦情况外，其早期的交游特别是高门士族社会的态度也必须考察。《宋书》卷五二《庾悦传》载庾悦出自东晋一流高门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曾祖为太尉庾亮，庾悦曾与刘毅有接触，其态度体现了高门士族对刘毅的一般看法：“初，毅家在京口，贫约过常，尝与乡曲士大夫往东堂共射。时悦为司徒右长史，暂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东堂。毅已先至，遣与悦相闻，曰：‘身久踬顿，营一游集甚难。君如意人，无处不可为适，岂能以此堂见让。’悦素豪，径前，不答毅语。众人并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悦厨馔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悦甚不欢，俄顷亦退。毅又相闻曰：‘身今年未得子鹅，岂能以残炙见惠。’悦又不答。”由此可见，刘毅发迹之前，与一流高门人物交往的机会很少，偶遇庾悦，尽力巴结，但自始至终庾悦“不答毅语”。高门士族对待寒门最直接的轻视态度就是熟视无睹，不予理睬。庾悦如此对待刘毅，正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门第，也说明刘毅并非高门士族门第。
刘毅作为次等士族子弟能够登上历史舞台，在于东晋后期政治、军事局势及社会力量的变化。东晋一代，高门士族长期把持朝政，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士族权势家族及其代表直接领兵。江淮以北移民聚集之地——南徐州、南兖州是东晋的兵府所在，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则为门阀士族权势人物竞相争夺的聚焦处。当年陈郡谢氏就是在京口重组北府兵，赢得淝水之战的胜利。田余庆先生指出，“谢玄募北府兵，主要是募将，特别是募散落而脱离建制的北府旧将”⑦。而侨居晋陵郡的次等士族子弟则成为北府兵中下层将校的渊薮。淝水之战后，随着东晋统治者内部权力斗争不断激化，北府兵卷入了内战，作为长期隶属于高门士族的北府兵将领，刘牢之缺乏政治头脑，先依靠王恭，后投归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又叛归桓玄，出尔反尔，最终为桓玄所打压。在桓玄代晋过程中，北府兵旧部中一些年辈相对较低的将领回到京口、广陵重建北府军队。《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载刘裕拒绝刘牢之北奔广陵的邀请，并对刘牢之甥何无忌说：“镇北（牢之）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很显然，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旧部中的年轻一辈已确定了反对高门士族统治的目标。
在北府兵重建及其反抗、诛灭桓玄势力的过程中，其核心人物当然是刘裕，但刘毅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刘裕重组北府兵，非但无现成的兵力可用，而且也没有军需费用，更何况当时还是一种冒险的秘密行为。田余庆先生说：“刘裕‘地非桓、文，众无一旅’，唯一可指望的，只有利用旧谊，纠集同道，共谋起事。他所纠集的人，虽然都是世居京口，其家庭多与北府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关系，本人也有一些成为北府诸桓的僚佐，但他们的威望与能力都与昔日驰骋疆场、屡建战功的北府旧将无法比拟。真正称得上北府将的，只有曾为孙无终参军、刘牢之司马的刘毅一人而已。”⑧这说明刘裕当初起兵之艰难、而刘毅是最早参与刘裕谋划反抗的关键人物。《晋书》卷八五《何无忌传》载：“初，刘裕尝为刘牢之参军，与无忌素相亲结。至是，因密共图（桓）玄。刘毅家在京口，与无忌素善，言及兴复之事，无忌曰：‘桓氏强盛，其可图乎？’毅曰：‘天下自有强弱，虽强易弱，正患事主难得耳！’无忌曰：‘天下草泽之中非无英雄也。’毅曰：‘所见唯有刘下邳。’无忌笑而不答，还以告裕，因共要毅，与相推结，遂共举义兵，袭京口。”可见，刘毅是刘裕起兵反桓玄计划的“定谋”之人。刘裕之所以要寻找刘毅加盟，还在于他在京口次等士族子弟中具有的较高影响力。《晋书·何无忌传》载：“初，桓玄闻裕等及无忌之起兵也，甚惧。其党曰：‘刘裕乌合之众，势必无成，愿不以为虑。’玄曰：‘刘裕勇冠三军，当今无敌。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摴蒱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其见惮如此。”可以说刘毅是当时京口地区“武勇擅战”之次等士族子弟的主要代表，刘裕争取他加入反桓玄斗争，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从桓玄“甚惧”的心态，足见这一目的确实是达到了。又，刘毅在与刘裕谋划反抗桓玄时，正值其居丧之时，《晋书》本传载“初，毅丁忧在家，及义旗初兴，遂墨绖从事”⑨。当时驱除桓玄，是以恢复晋朝相号召的，刘毅“墨绖从事”的行为便具有了某种为公赴义而颇为壮烈的意味，这无疑增添了刘裕等人起事的正义色彩，在提升义军的士气和争取舆论支持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仅如此，刘毅在剿灭桓玄势力的军事活动中，还是主要的指挥者和冲锋陷阵的勇士，立下了殊勋。《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三年（404）”概述刘裕等起兵时的军事攻击部署说：“于是（刘）裕、（刘）毅、（何）无忌、（王）元德、（王）仲德、（孟）昶及裕弟道规、任城魏咏之、高平檀凭之、琅邪诸葛长民、河内太守陇西辛扈兴、振威将军东莞童厚之，相与合谋起兵。道规为桓弘中兵参军，裕使毅就道规及昶于江北，共杀弘，据广陵；长民为刁逵参军，使长民杀逵，据历阳；元德、扈兴、厚之在建康，使之聚众攻玄为内应，刻期齐发。”这是刘裕起兵的总体布局。《晋书·刘毅传》又载“毅讨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青州刺史桓弘于广陵”。刘毅负责攻击并占领京口、广陵，而桓修、桓弘控制着收编来的北府兵军事力量，实力相当大，刘毅的成败对刘裕能否控制建康有着直接的影响。后来的战绩表明，刘毅成功地完成了使命，而诸葛长民负责攻击南豫州历阳的任务一度失败，而正是刘毅杀桓弘等，解除了桓玄布置的周边军事支援。刘毅在控制了京口、广陵后，又驰援刘裕。当时刘裕、刘毅所统军队人数甚少，无法直接与桓玄的主力对抗，于是化整为零，“分为数队”，殊死冲击，迫使桓玄丢弃建康，仓促逃奔荆州。
桓氏在荆州经营数代，根基深厚，如不能及时追击并加以消灭，待其获得喘息之机，必将酿成大祸。这一任务又落到了刘毅等人的肩上。当时刘毅率何无忌、刘道规等西上，桓玄聚集战士数万人，而刘毅所统不足万人，力量悬殊，又遭遇大风等恶劣天气，战事颇有反复，但最终击破桓玄主力，迫使桓玄自杀。此后，桓玄余党桓振、桓谦等又一再攻占江陵、巴陵等地，刘毅协调诸军，屡经恶战，前后长达一年多，彻底消灭了桓氏家族在上游的有生力量，护送被挟持的晋安帝平安返回建康，奠定了恢复晋祚的军事基础。在反抗桓玄的军事斗争中，刘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勇猛善战、身先士卒，战功卓著⑩，而且在追讨桓玄的过程中，担有统帅之任，当时明确“诏大处分悉委冠军将军刘毅”(11)，何无忌、刘道规等都受其节制。从总体上说，刘毅的军事协调是有效的，“其余拥众假号以十数，皆讨平之”(12)，从而成功消灭了桓氏在长江上游地区的军事残余，稳定了荆、湘之地。不仅如此，刘毅在军事征战过程中，还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家的素养，《晋书》本传称其“号令严整，所经墟邑，百姓安悦”。有利于争取民心，也是刘毅能够取得军事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
综上所述，刘毅自反桓玄以来，无论是参与谋划定策，还是实际的军事征讨，他的作用与功绩，都超过了除刘裕之外的其他当初共议义举的人物，成为新一辈北府军事势力中名望仅次于刘裕的代表，甚至其军事功业，特别在恢复晋业的过程中，实际作为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刘裕，只是由于当初刘裕在密谋反抗桓玄时具有首倡之功已成为某种共识，因而处于首要的地位，得到北府士众的尊崇。《南史》卷一《宋高祖武皇帝纪》载：“（刘）毅既有雄才大志，与帝俱兴复晋室，自谓京城、广陵功足相抗，虽权事推帝，而心不服也。”刘毅与刘裕相抗，这固然是后来的事，但确实说明刘毅在“兴复晋室”过程中具有显赫功业。在“兴复晋室”过程中，刘毅也不断受到封赏和提拔，历受策为冠军将军、青州刺史、兖州刺史、抚军将军，平定荆州余祸之后，朝廷下诏以刘毅都督豫州、扬州之淮南、历阳、庐江、安丰、堂邑五县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将军、常侍如故，义熙五年（409），刘毅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当时人称“亚相”、“次相”，其地位仅次于刘裕。从其个人心态而言，刘毅的功勋积累及其地位的提升，难免使其产生某种骄傲心理，并自觉不自觉地有所表现；从刘裕方面来说，他自然会感受到或隐或显的压力和威胁。这样，他们之间势必要发生围绕军政权力与地位的争夺。
义熙年间刘毅、刘裕间的权力争夺
义熙年间，刘毅与刘裕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军事、政治事件及其用人方略上不断发生分歧与冲突，其目的是力图压制对方，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与地位。双方长期明争暗斗，大约在义熙三年以后，二人军政意见分歧渐多，矛盾凸显，并日益激化，最后演化为以刘毅的失败和死亡告终的血腥相残之祸，现根据相关零星的文献记载，考述如下。
（一）刘毅企图阻止刘裕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
东晋南朝，扬州刺史一职地位非同一般。由于扬州刺史管辖包括京畿地区在内的江东核心地域，权力不仅影响地方，而且参掌朝政、录尚书事，故一般都为朝廷首要权臣兼领。就个人权力与地位而言，担任扬州刺史则意味着有机会操纵朝政。因此，刘毅与刘裕之间围绕着这一职务安排，自然要发生对抗，其可考叙者有两次。
在驱除桓玄、恢复晋祚后，刘裕首先是以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之孙王谧担任扬州刺史一职。刘裕的这一人事安排，当然是一种权宜之计，有其不得已处。一方面，他驱除桓玄，是打着复晋的旗号，如果自己立即就任此职，难免有窃盗国政的嫌疑，不利于局势的稳定；另一方面，其本人虽有复晋之首功，但毕竟出身低下，公然执政，难孚众望。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他选择出自东晋显赫门第的王谧充任此职。刘裕重用王谧，可以利用其门第影响，向门阀士族社会作出交代，搪塞他们的指责。但必须指出的是，刘裕之所以用王谧绝不仅仅是看中了他的门第，而主要在于他与王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私人关系。《晋书》卷六五《王导传附王谧传》载：“初，刘裕为布衣，众未之识也，惟谧独奇贵之，尝谓裕曰：‘卿当为一代英雄。’”其实，王谧对刘裕不仅流于一般赞誉，而且还施以具体的帮助。《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载：“初高祖家贫，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逵执录甚严，王谧造逵见之，密以钱代还，由是得释。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唯谧交焉。”王谧在刘裕早年“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之时，帮助其偿还巨额赌资，这不能不使刘裕终生难忘。由于刘裕与王谧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以王谧任此重职，刘裕自然可以驾驭自如。不过，在驱除桓玄之后，刘裕重用王谧，在道义上存在着非议。王谧曾经帮助桓玄行篡夺之举，这自然为其他门阀士族所诟病，刘毅便以此发难。《晋书·王导传附王谧传》载：“及裕破桓玄，谧以本官加侍中，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谧既受宠桓氏，常不自安。护军将军刘毅尝问谧曰：‘玺绶何在？’谧益惧。会王绥以桓氏甥自疑，谋反，父子兄弟皆伏诛。谧从弟谌，少骁果轻侠，欲诱谧还吴，起兵为乱，乃说谧曰：‘王绥无罪，而义旗诛之，是除时望也。兄少立名誉，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谧惧而出奔。刘裕笺诣大将军、武陵王遵，遣人追谧。谧既还，委任如先，加谧班剑二十人。”(13)刘毅公然斥责王谧，表面上是从维护晋廷声誉立论，而背后是否受到其他士族群体的影响尚不清楚，但实际上则表达了对刘裕这一重要人事任命的不满。《魏书》卷九七《刘裕传》明确说：“裕以其偿钱之惠，固请免之，乃遣丹杨尹孟昶迎焉。”仅以刘裕报答王谧偿钱之恩而任其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自然过于简单化了，但刘裕追回王谧，“委任如先”，显然是对刘毅的回击。此事发生在复晋之初，刘毅与刘裕之间的矛盾尚未表面化、公开化，但探究二人斗争的过程，则无疑是双方冲突、交恶的起始。
义熙三年（407），王谧死，围绕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人选，刘毅、刘裕之间的斗争明显激化。对此，《宋书》卷四二《刘穆之传》记载：
义熙三年，扬州刺史王谧薨，高祖次应入辅，刘毅等不欲高祖入，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或欲令高祖于丹徒领州，以内事付尚书仆射孟昶。遣尚书右丞皮沈以二议咨高祖。沈先见穆之，具说朝议。穆之伪起如厕，即密疏白高祖曰：“皮沈始至，其言不可从。”高祖既见沈，且令出外，呼穆之问曰：“卿云沈言不可从，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晋朝失政，非复一日，加以桓玄篡夺，天命已移。公兴复皇祚，勋高万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藩之将邪？刘、孟诸公，与公俱起布衣，共立大义，本欲匡主成勋，以取富贵耳。事有前后，故一时推功，非为委体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敌势均，终相吞咀。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谧，事出权道，岂是始终大计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复以他授，便应受制于人。一失权柄，无由可得。而公功高勋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异端互起，将来之危难，可不熟念。今朝议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厝辞又难。唯应云‘神州治本，宰辅崇要，兴丧所阶，宜加详择。此事既大，非可悬论，便暂入朝，共尽同异。’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受授余人明矣。”高祖从其言，由是入辅。由这一记载，可见刘毅“不欲高祖入，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此是想效仿刘裕用王谧的前例，以高门士族代表人物谢混为扬州刺史，使刘裕无法反对；同时，如果刘裕决然领扬州刺史，则建议于丹徒领州，希望阻止其进入建康，以免其直接操控朝政。从刘穆之为刘裕所分析的情况看，刘裕如欲确立自己的特殊地位，必须坐镇建康，“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而他一旦公然居于辅政地位，便与其他“俱起布衣”者有了地位的分别。同时，从刘穆之之言，也可以看出刘裕与刘毅等人矛盾即将公开化了，一旦“力敌势均，终相吞咀”。(14)
（二）刘裕、刘毅各阻挠对方的军事征伐活动，欲争立军功以压制对方
作为“俱起布衣”的北府兵主要代表人物，随着双方矛盾的不断激化，刘裕、刘毅为了压制对方，都希望在军事领域再立殊勋，以提升自己的地位与声望。这方面有二则事例颇为典型。
其一，刘毅企图阻止刘裕北伐南燕。南燕是十六国后期在今山东境内由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刘裕欲领兵亲征，通过对外的军事胜利压制刘毅等人的气焰，为自己进一步获取大位准备条件。刘毅当然明白刘裕的动机，他深知一旦刘裕北伐成功，自己与其争夺必然处于劣势，因此必加阻止。《宋书》卷五二《谢景仁传》载：“义熙五年，高祖以内难既宁，思弘外略，将伐鲜卑。朝议皆谓不可。刘毅时镇姑孰，固止高祖，以为：‘苻坚侵境，谢太傅犹不自行。宰相远出，倾动根本。’景仁独曰：‘公建桓、文之烈，应天人之心，匡复皇祚，芟夷奸逆，虽业高振古，而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广树威略。鲜卑密迩疆甸，屡犯边垂，伐罪吊民，于是乎在。平定之后，养锐息徒，然后观兵洛汭，修复园寝，岂有坐长寇虏，纵敌贻患者哉！’高祖纳之。”对于刘裕的北伐之图，刘毅的反应极为强烈，以为“宰相远出，倾动根本”，于是“固止高祖”。刘裕听从了谢景仁的建议，深知自己“德刑未孚”，必须“广树威略”，以巨大的军事功勋提升声望，从而对刘毅等人取得压倒性的地位优势。
其二，刘裕阻止刘毅西征卢循。刘裕北伐南燕时，流落广州的天师道首领卢循、徐道覆等率其信众北进，企图乘机攻占建康，何无忌领军阻截，战败身亡，引起东晋朝野的极度惊慌。当时刘裕紧急回师，但路途遥远，尚有时日，刘毅决定西征。《晋书·刘毅传》载：
及何无忌为卢循所败，贼军乘胜而进，朝廷震骇。毅具舟船讨之，将发，而疾笃，内外失色。朝议欲奉乘舆北就中军刘裕，会毅疾瘳，将率军南征，裕与毅书曰：“吾往与妖贼战，晓其变态。今修船垂毕，将居前扑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从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谓藩曰：“我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不及刘裕也！”投书于地。遂以舟师二万发姑孰。徐道覆闻毅将至建邺，报卢循曰：“刘毅兵重，成败系此一战，宜并力距之。”循乃引兵发巴陵，与道覆连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与贼战，败绩，弃船，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贼所虏，辎重盈积，皆弃之。毅走，经涉蛮晋，饥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参军羊邃竭力营护之，仅而获免。刘裕深慰勉之，复其本职。从上述记载看，刘毅抱病出征卢循，显然是受到刘裕北灭南燕的刺激，急于立功，取得与刘裕相抗的军事资本。而刘裕在南归途中，对刘毅西征力加阻挠，要求刘毅停止相关计划，等待自己回师后出征。对此，刘毅极为气愤，二人之间的对抗之势充分地暴露出来。(15)
刘毅在此役中遭到失败，刘裕返师后在建康击溃卢循、徐道覆，稳定了局势，迫使卢、徐退师江州、荆州。这时刘毅为挽救颓势，要求再次领兵追袭，遭到刘裕的阻止。《宋书》卷五二《王诞传》载：“卢循自蔡洲南走，刘毅固求追讨，高祖持疑未决，诞密白曰：‘公既平广固，复灭卢循，则功盖终古，勋无与二，如此大威，岂可余人分之。毅与公同起布衣，一时相推耳，今既已丧败，不宜复使立功。’高祖从其说。”刘毅在失败之后企图再次征卢循以立功，刘裕当然“不宜复使立功”，断然拒绝。在这一轮的军事斗争中，刘裕北灭南燕，内定卢循，声势浩大，而刘毅则受挫于卢循，无论在实际功业，还是在声望上，都失去了对抗的资本。《晋书·刘毅传》载刘毅“及败于桑落，知物情去己，弥复愤激”。可以说，两相比较，二刘之间此消彼长，其间的势力均衡完全被打破了，这也决定了刘毅在未来必然受到刘裕镇压的失败命运。
（三）刘裕、刘毅在人事任用方面的斗争
随着刘毅与刘裕在军政权力方面的对抗不断激化，他们在人事任用方面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这方面的事例颇多，最典型的是刘毅反对刘裕重用刘穆之。刘穆之是刘裕的主要军政参谋，《宋书·刘穆之传》载：“从平京邑，高祖始至，诸大处分，皆仓卒立定，并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动止咨焉。穆之亦竭节尽诚，无所遗隐。”辅政之外，刘穆之还为刘裕收集各方面的信息，“穆之外所闻见，莫不大小必白，虽复闾里言谑，途陌细事，皆一二以闻。高祖每得民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皆由穆之也”。他广交宾客，特别注意收集刘裕对手的军政情报，“布耳目以为视听，故朝野同异，穆之莫不必知。虽复亲暱短长，皆陈奏无隐”。对于刘裕而言，刘穆之既是其决策的主要参谋，又是他行政的辅佐，更是他与政敌斗争的智囊。因此，《宋书》本传中称“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刘毅等人视为眼中钉。前述刘毅设计阻止刘裕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正是刘穆之提醒刘裕识破了其计策，由是，刘毅极力反对刘裕重用刘穆之。《宋书·刘穆之传》载：“从征广固，还拒卢循，常居幙中画策，决断众事。刘毅等疾穆之见亲，每从容言其权重，高祖愈信仗之。”此中可以推测刘毅等人对刘穆之恨之入骨，一再要求刘裕降低其权力地位，但从刘裕而言，他须臾不能离开刘穆之辅助，因此，他非但不能听从刘毅等人的建议，而且必然不断委以重任。
其次，刘毅反对刘裕优遇、重用刘敬宣，双方对立情绪甚浓。据《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刘敬宣是北府兵前辈领袖刘牢之之子，其父叛桓玄失败自杀后，他北奔南燕，没有机会参与刘裕等人组织的新北府兵集团的义举，后来返回东晋。刘裕曾为刘牢之部属，当年刘裕在浙东镇压孙恩之乱，“累破妖贼，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凭结，情好甚隆”，刘裕先后任之为辅国将军、晋陵太守、江州刺史等军政要职。对此，刘毅表示激烈反对：“初，刘毅之少也，为敬宣宁朔参军。时人或以雄杰许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当别有调度，岂得便谓此君为人豪邪？其性外宽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当以陵上取祸耳。’毅闻之，深以为恨。及在江陵，知敬宣还，乃使人言于高祖曰：‘刘敬宣父子忠国既昧，今又不豫义始。猛将劳臣，方须叙报，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后。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论资语事，正可为员外常侍耳。闻已授其郡，实为过优；寻知复为江州，尤所骇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解职。于是散彻，赐给宅宇，月钱三十万。高祖数引与游宴，恩款周洽，所赐钱帛车马及器服玩好，莫与比焉。”(16)由上述，可见刘毅与刘裕对刘敬宣的任用态度截然不同，从表面上看，因为他们与刘敬宣的个人感情有亲疏之别，但这不是关键所在。刘裕重用刘敬宣，首先在于刘敬宣父子在北府兵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重用刘敬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收拢人心。而刘毅反对刘裕的决定虽不无道理，但主要出于惧怕刘裕利用刘敬宣来削弱自己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围绕刘敬宣的使用，双方一直存在分歧和冲突。《宋书·刘敬宣传》载：“高祖方大相宠任，欲先令立功。”于是义熙三年，命刘敬宣率五千兵众伐蜀，结果大败而归，遭到免官削封的处分。当时刘毅想乘机严厉处置：“初，敬宣回师于蜀，刘毅欲以重法绳之，高祖既相任待，又何无忌明言于毅，谓不宜以私憾伤至公，若必文致为戮，己当入朝以廷议决之。毅虽止，犹谓高祖曰：‘夫平生之旧，岂可孤信。光武悔之于庞萌，曹公失之于孟卓，公宜深虑之。’毅出为荆州，谓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为长史、南蛮，岂有见辅意乎？’敬宣惧祸及，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无过虑。’”可见在对待刘敬宣的问题上，二刘之间始终针锋相对，刘敬宣是依附、忠心于刘裕的。(17)
此外，据《宋书》卷五二《庾悦传》，卢循之祸平定后，刘毅上书“求都督江州，以江州内地，治民为职，不宜置军府”，要求解除江州刺史庾悦“都督、将军官，以刺史移镇豫章。毅以亲将赵恢领千兵守寻阳，建威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摄严峻，数相挫辱，悦不得志，疽发背，到豫章少日卒”(18)。庾悦与刘毅有宿怨，更主要在于庾悦党附刘裕，而刘毅解除其军事都督的权力，可以扩大自己豫州西府的统辖范围和军政实力。对刘毅的这一举动，刘裕未予立即反击，究其原因，诚如《晋书·刘毅传》所载：“毅刚猛沈断，而专肆很愎，与刘裕协成大业，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顺之。”所谓“每柔而顺之”，实际上是欲取先予之道。
刘毅之所以反对刘裕重用刘穆之等人，主要感觉到刘裕利用他们来压制自己。根据其他相关情况，刘裕确实利用相关的人事安排，在刘毅身边安插了一些亲信，形成了对刘毅的反制。如刘怀肃，《宋书》卷四七《刘怀肃传》载义熙二年，“领刘毅抚军司马，军、郡如故。……江淮间群蛮及桓氏余党为乱，自请出讨，既行失旨，毅上表免怀肃官”。刘裕以刘怀肃佐刘毅，肯定有制约刘毅的用意，因此刘毅寻机将其免职。又，《宋书》卷四五《刘粹传》，刘粹字道冲，沛郡萧人，“迁建威将军、江夏相。卫将军（刘）毅，粹族兄也，粹尽心高祖，不与毅同。高祖欲谋毅，众并疑粹在夏口，高祖愈信之。及大军至，粹竭其诚力。”又载刘毅叔父刘镇常谓毅曰：“汝必破我家”，以致“毅甚惮之，每还京，未尝敢以羽仪人从入镇之门”。又，《宋书》卷四八《毛修之传》，毛修之为刘毅部将，刘毅镇姑孰，“修之领毅后军司马，坐长置吏僮，免将军、内史官。毅西镇江陵，以为卫军司马、辅国将军、南郡太守。修之虽为毅将佐，而深自结高祖。”可见刘裕或在刘毅身边安插亲信，或策反其部属。
当然，刘毅也在朝廷中安排亲信，刺探相关情资。据《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郑鲜之为御史中丞，“义熙六年，鲜之使治书侍御史丘洹奏弹（刘）毅曰：‘上言传诏罗道盛辄开笺，遂盗发密事，依法弃市，奏报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辄复停宥。按毅勋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杀之非己，无缘生之自由。又奏之于先，而弗请于后，阃外出疆，非此之谓。中丞鲜之于毅舅甥，制不相纠，臣请免毅官。’诏无所问。”可见刘毅在朝廷中安插亲信罗道盛，寻机“辄开笺，遂盗发密事”，随时了解朝廷权力斗争的动向。
（四）刘毅组织高门士族政治集团，力图与刘裕相抗
为加强和巩固其地位，刘毅也注意发展自己的势力。对此，《通鉴》卷一一六《晋纪》三八安帝义熙八年有记曰：“毅性刚愎，自谓建义之功与裕相埒，深相矜伐，虽权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顺之，毅骄纵滋甚，尝云：‘恨不遇刘、项，与之争中原！’及败于桑落，知物情已去，弥复愤激。裕素不学，而毅颇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杨尹郗僧施，深相凭结。”从这一记载看，刘毅主要的交结对象是谢混、郗僧施等人，而诸人皆出自东晋高门士族，故可说在刘毅周围形成了一个士族名士的政治集团。
谢混，据《晋书》卷七九《谢安传》，谢混字叔源，为谢安孙，谢琰子。“少有美誉，善属文”，晋孝武帝女婿，“历任中书令、中领军、尚书左仆射、领选。以党刘毅诛”。谢混出自陈郡谢氏家族最显赫之房支，是当时谢氏家族和士族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载“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19)《南史》卷一九《谢晦传》载“时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关于刘毅与谢混结党的具体情况，史籍并无详细记载，从前述义熙三年刘毅推荐谢混任扬州刺史等情况看，二人之间关系甚为密切。(20)
由于谢混党附刘毅，陈郡谢氏其他一些人物也任职刘毅幕府。如谢纯，《宋书》卷五二《谢景仁传》载：“景仁弟纯，字景懋，初为刘毅豫州别驾。毅镇江陵，以为卫军长史、南平相。王镇恶率军袭毅，已至城下，时毅疾病，佐吏皆入参承。纯参承毕，已出，闻兵至，驰还入府。左右引车欲还外解，纯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败众散，时已暗夜，司马毛修之谓纯曰：‘君但随仆。’纯不从，扶两人出，火光中为人所杀。”可见谢纯长期为刘毅部属，并最后心甘情愿地为其献身。又，谢灵运也曾为刘毅之属吏，《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知爱之。……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以为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毅伏诛，高祖为太尉参军，入为秘书丞，坐事免。”谢灵运作为谢混最赏识的侄子，参加刘毅幕府，而且长期追随刘毅，也许正是谢混的有意安排。
郗僧施，《晋书》卷六七《郗鉴传》载郗僧施为东晋前期名臣高平郗鉴之曾孙，为郗超继嗣，“僧施字惠脱，袭爵南昌公。弱冠，与王绥、桓胤齐名，累居清显，领宣城内史，入补丹杨尹。刘毅镇江陵，请为南蛮校尉，假节。与毅俱诛，国除。”郗僧施与刘毅的具体交结详情少有记载，但从刘毅西镇江陵并有反抗之心，特别要求以郗僧施为其南蛮校尉，可见郗僧施对其十分重要。郗僧施本为丹杨尹，为品高位优的京官，他甘愿出任南蛮校尉，完全是为了辅助刘毅，说明其间关系甚深。《晋书·刘毅传》载刘毅谓郗僧施曰：“昔刘备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今吾与足下虽才非古贤，而事同斯言。”刘毅自比刘备，而以郗僧施为诸葛亮，可见刘毅是以郗僧施为谋主的。
当时刘毅集团是否还有其他士族人物呢？尽管史书无明确记载，但应当肯定不止以上几位，刘裕曾说“往年郗僧施、谢邵、任集之等，交构积岁，专为刘毅谋主”云云，可见谢邵等也为刘毅之“谋主”。又，《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载：“丹阳尹刘穆之权重当时，朝野辐辏，不与穆之相识者，唯有（谢）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为恨。”刘穆之是刘裕的谋主，与刘毅势不两立，谢混、郗僧施为刘毅主要支持者，他们自然不与刘穆之往来，而谢方明、蔡廓二人与之相同，应当也是党附于刘毅的士族名士。《宋书》卷四六《张邵传》载：“刘毅为亚相，爱才好士，当世莫不辐辏，独邵不往。或问之，邵曰：‘主公命世人杰，何烦多问。’刘穆之闻之以白，帝益亲之，转太尉参军，署长流贼曹。”又，《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载：“外甥刘毅，权重当时，朝野莫不归附，鲜之尽心高祖，独不屈意于毅，毅甚恨焉。”可见当时高门士族子弟归附刘毅者甚多，而不与刘毅交结的则是极少数。
为何诸多士族人物多归附刘毅，而不依附军政权势更高的刘裕呢？究其原因则主要在于二人的文化修养与气质存在一定的差异。就学术文化而言，刘裕的修养极差，对士族社会所崇尚的学术文化，如清谈、诗赋、书法、音乐等，不仅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在心理上极端排斥，表示鄙薄，显示出典型的“素无术学”的寒门特征，这必然妨碍了他与文化士族名士的感情沟通与交流，从而引起士族名士阶层的不满。不仅如此，刘裕掌权后，对一些士族名士还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魏书·刘裕传》载：“裕本寒微，不参士伍，及擅时政，便肆意杀戮，以威惧下。初以刁逵缚之之怨，诛其兄弟；又以王愉、谢混、郗僧施之徒并皆时望，遂悉害之。”确实，刘裕义熙年间所害士族名士甚多，上述人物之外，著名者至少还有殷仲文。刘裕诛戮名士，除推行打压士族豪强的政治政策外，主要在于士族名士瞧不起他。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谢混的事例。《建康实录》卷一○《晋安帝纪》有一段记载：“时刘裕拜太尉，既拜，朝贤毕集，混后来，衣冠倾纵，有傲慢之容。裕不平，乃谓曰：‘谢仆射今日可谓旁若无人。’混对曰：‘明公将隆伊、周之礼，方使四海开衿，谢混何人，而敢独异乎？’乃以手披拨其衿领悉解散，裕大悦之。”在刘裕的进位典礼上，作为士族的代表，谢混如此表现，显然是为了出刘裕的洋相，表示对其进位的不满和抵制，至于通过谢混的一番调侃，刘裕“大悦之”，实际是颇为无奈。对于谢混，刘裕也曾委曲求全，尽力拉拢，据《南史·谢晦传》，谢混与谢晦曾同时进见刘裕，刘裕夸赞“一时顿有两玉人耳”。义熙六年，刘裕任谢混为尚书左仆射、领选，在人事任用上注意征求其意见。《宋书》卷六○《范泰传》载：“时仆射陈郡谢混，后进知名，高祖尝从容问混：‘泰名辈可以比谁？’对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为太常。”但从谢混的角度而言，其门第身份与文化性格，与粗鄙的刘裕无论如何都难以融洽相处，而从内心深处轻视“素无术学”的寒门军阀刘裕。
谢混如此，其他士族名士也多如此，刘裕对士族名士的拉拢收效甚微。因此，在士族社会及其文化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环境中，刘裕不能不时常感到孤寂。有一则材料可以对此充分说明。刘穆之是刘裕的心腹之臣，刘裕的一举一动皆依赖其指导，故刘穆之死后，《南史》卷一五《刘穆之传》载：“及帝受禅，每叹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理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光禄大夫范泰对曰：‘圣主在上，英彦满朝，穆之虽功著艰难，未容便关兴毁。’帝笑曰：‘卿不闻骥
乎，贵日致千里耳。’帝后复曰：‘穆之死，人轻易我。’其见思如此。”刘穆之不仅具有处理实际军政事务的能力，更是刘裕生活中的主要帮手。所谓“穆之死，人轻易我”，正反映出刘裕常遭士族人物轻视所产生的孤寂心情。
相较而言，刘毅的文化修养要好一些。《南史》卷一七《胡藩传》载有胡藩谓刘裕曰：“夫豁达大度，功高天下，连百万之众，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于涉猎记传，一咏一谈，自许以雄豪，加以夸伐，缙绅白面之士，辐辏而归，此毅不肯为公下也。”这里说刘毅“涉猎记传，一咏一谈，自许以雄豪”，具有较高的接近士族社会的文化修养，因此士族社会人物“辐辏而归”。胡藩是刘裕的死党，他为刘裕分析士大夫“辐揍而归”刘毅的原因，绝非为了赞誉刘毅，因而与前文所引材料相参，可见刘毅确实具有较高的士族社会的文化修养。对此，仔细考索，有实例可以说明。刘毅爱好书法，据《法书要录》卷二所录虞龢《论书表》，“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刘毅常读史，《晋书》本传载：“毅骄纵滋甚，每览史籍，至蔺相如降屈于廉颇，辄绝叹以为不可能也。尝云：‘恨不遇刘、项，与之争中原。’”刘毅亦能赋诗，《晋书》本传载：“初，裕征卢循，凯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显然，他是以风流名士自居，崇尚“正始风流”的。他善书法，能作诗赋，好读史，亦能谈论，这与士族名士人物的文化爱好和基本修养相一致，而与刘裕的粗鄙言行形成了鲜明对比。刘毅自来好与士大夫交往，前引《宋书·庾悦传》载：“初，毅家在京口，贫约过常，尝与乡曲士大夫往东堂共射。”可见刘毅少时在乡里即喜好与地方名士游集，附庸风雅，模仿士族名士的生活方式。刘毅初当政，即与名士代表殷仲文等人交游，殷仲文曾依附桓玄，刘裕予以压制，“常怏怏不得志”，又外放为东阳太守，“意弥不平”，但刘毅“爱才好士，深相礼接，临当之郡，游宴弥日”(21)。刘毅对士族名士如此“爱才好士，深相礼接”，加上其个人的文化修养等因素，自然深得士族名士的推崇。
可见，虽然刘裕、刘毅同出自次等士族的北府兵武将，但个人的文化修养、性格、气质不同。对于高门士族名士阶层而言，他们处于门阀政治格局已经破败的困境之中，面对寒门武将势力的不断兴起与当时社会的深刻转型，他们根本无力扭转历史变革的大势，只能企图在北府武将中挑选与他们在思想感情、文化心态上更为接近、便于沟通的具有一定权势的代表人物，以充任将来新政权的统治者。从门阀士族社会的立场看，显然刘毅比刘裕更为合适。于是，殷仲文、谢混等一流士族名士代表与刘毅交结，甚至出现了士族社会“当世莫不辐辏”、“朝野莫不归附”的情况。高门士族代表在寒门武将中寻找代理人，看中了刘毅，抵制在文化修养上更为粗鄙的刘裕。
就刘毅与刘裕的权力与地位的斗争而言，义熙三年以后双方的矛盾已逐渐激化，义熙六年以后则日益表面化、公开化，甚至在日常游娱活动中二人都格格不入，针锋相对。二人都喜好樗蒲赌博，因此，樗蒱也成为二人竞争的一种方式。《晋书·刘毅传》载一事曰：“后于东府聚樗蒱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唯刘裕及毅在后。毅次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坐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铁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见借！”又，《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载：“刘毅当镇江陵，高祖会于江宁，朝士毕集。毅素好樗蒱，于是会戏。高祖与毅敛局，各得其半，积钱隐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掷得雉，高祖甚不说，良久乃答之。四坐倾瞩，既掷，五子尽黑，毅意色大恶，谓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与人！’鲜之大喜，徒跣绕床大叫，声声相续。毅甚不平，谓之曰：‘此郑君何为者！’无复舅甥之礼。”由此二则樗蒱游戏故事，可见二人之间关系紧张之状态。
义熙八年四月，刘裕以刘毅为卫将军，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刘毅本为豫州刺史，驻镇历阳，距首都建康甚近，可以干预国家军政要务，故有“亚相”之地位，而出任上游，远离建康，实际上是削弱了刘毅的地位。甚至刘裕集团中有人建议在送别宴会上刺杀刘毅，《宋书》卷五○《胡藩传》载：“毅初当之荆州，表求东道还京辞墓，去都数十里，不过拜阙。高祖出倪塘会之。藩劝于坐杀毅。高祖不从。”《南史·胡藩传》载刘裕说：“吾与毅俱有剋复功，其过未彰，不可自相图。”刘裕这样做，是很理智的。他调离刘毅，必然刺激刘毅变乱；而刘毅离开长期经营的下游之地区，在荆州上流并无任何社会基础，较容易解决问题，胡藩想乘隙而入，获得刘裕的赏识，刘裕当然不会因此破坏大局。果然，刘毅出刺荆州后，心态进一步失衡，开始谋划割据对抗。《晋书·刘毅传》载其“既出西藩，虽上流分陕，而顿失内权，又颇自嫌事计，故欲擅其威强，伺隙图裕，以至于败”。关于刘毅在荆州谋反，《晋书》本传载：“毅至江陵，乃辄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万余，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请（刘）藩为副。刘裕以毅贰于己，乃奏之。”这说明刘毅在荆州调拨其旧地豫州西府和江州的部属，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不仅如此，刘毅又要求扩大其对广州等地的军事都督权限，而这都是刘裕所预料到的。因此，刘裕于义熙八年九月派大军西征，刘毅措手不及，兵败被杀。在此前后，刘毅集团中的士大夫人物谢混、郗僧施等人也相继被诛。至此，义熙年间北府兵势力中的刘裕与刘毅之争结束了。
综上，东晋末期，在北府兵集团崛起过程中，其内部出现了刘裕、刘毅两个代表性人物，虽一度合作，但随着北府集团控制了东晋皇权，其间矛盾也日益明显，冲突加剧，明争暗斗，形成了两支军事、政治势力。他们都想直接控制东晋朝政，围绕着内外军事战略、人事安排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刘裕在推翻桓玄、恢复东晋过程中具有首倡之功，在北府集团中具有更高的威望和地位，而在与刘毅的军政权力的争夺中，总是处于优势地位，而刘毅则凭借其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和名士化气质，获得了以谢混为代表的一批高门士族人物的拥戴。高门人物面对次等士族武将控制政局，并力图改朝换代的时代状况颇为忧虑，又无力改变这一历史格局，而寄希望在北府集团中寻找在文化与感情上与他们更为接近的人物，刘毅则是他们觉得合适的人选，谢混、郗僧施等高门名士就这样成为了刘毅的谋主。因此，义熙年间刘裕与刘毅之间的斗争，就其起因及性质而言，除两人性格修养方面的因素外，还暗含着高门士族与次等士族武将之间的社会阶层的冲突，交织着晋宋之际社会急剧转型和深刻变革的多重社会矛盾。
注释：
①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310页。
②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关于刘裕之性格，吕思勉先生在《论度量——论宋武帝与陈武帝》（收入《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一文中指出：“若宋武帝，则实在并不是什么度量大的人。”（第148页）
③田余庆：《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收入《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④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2页。
⑤以上参见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5～69页。
⑥祝总斌：《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原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收入《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上编），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
⑦⑧田余庆：《北府兵始末》，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9、371～372页。
⑨《晋书》卷八五《檀凭之传》载：“义旗之建，凭之与刘毅俱以私艰，墨绖而赴。”
⑩《晋书》卷八五《刘毅传》载刘毅在攻打桓振余党桓山客、冯该等城防堡垒时，“躬贯甲胄，陵城半日而二垒俱溃，生擒山客，而冯该遁走。毅进平巴陵。”可见刘毅亲自出战的情形。
(11)《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三六“安帝义熙元年”条。
(12)《晋书》卷八五《刘毅传》。
(13)《宋书》卷一《武帝纪上》也有刘毅斥责王谧，而刘裕“深相保谧”的记载，内容大体相同。
(14)(15)李磊先生在《六朝士风研究》（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中已论及两事之性质，分见第142～143、144页。
(16)《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关于刘裕对刘敬宣的赏赐，《宋书》卷四八《毛修之传》载毛修之北伐时，修理洛阳，“高祖既至，案行善之，赐衣服玩好，当时计直二千万。先是，刘敬宣女嫁，高祖赐钱三百万，杂采千匹，时人并以为厚赐”。可见刘裕一贯以赏赐来拉拢人心。
(17)《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载后来刘裕西讨刘毅，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军事，与刘敬宣书曰：“盤龙狠戾专恣，自取夷灭，异端将尽，世路方夷，富贵之事，相与共之。”这显然是想与刘敬宣结盟，刘敬宣委婉拒绝，刘裕说：“阿寿故为不负我也。”
(18)《晋书》卷八五《刘毅传》载刘毅“于是解（庾）悦，毅移镇豫章”，误。对此，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正史类·《晋书》”部分有一则札记明确指出此点。
(19)《宋书》卷六二《羊欣传》、《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均载谢混与诸人交往的情形。
(20)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谢混事迹及年岁”条有言：“谢混于晋末为重要人物，刘裕、刘毅之争，混实阴为刘毅谋主，以此于义熙八年为刘裕所杀。”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6页。
(21)《晋书》卷九九《殷仲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