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创作“垄断”重塑文化生态——舞蹈学者资华筠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访谈录论文,舞蹈论文,学者论文,生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子：问题的重新提起
近日，《文汇报》以《“文化包工头”垄断舞台剧制作》为题刊发系列文章，批评文化演出市场盲目押宝“名家大牌”，为“博奖”排演新戏，各种大制作的舞台剧、主题晚会场面盛大、包装豪华，成本动辄几百、上千万元，并在利益的驱使下形成制作环节上一连串的“垄断”等怪现象。相关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让这个话题重新成为被关注的文化焦点。
其实，早在十年前，著名舞蹈学者资华筠就以职业批评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并关注这一问题。她曾多次撰文（如《遏制大型综艺晚会过多过滥》、《文艺评奖机制有瑕》等）对上述问题提出尖锐批评，长篇评论《繁荣中的忧思》更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提出疗救的方法。在其1997年发表的《遏制大型综艺晚会过多过滥》一文中曾指出：
“不知何时起，似已形成了一股风，每有重大节日、事件，必搞‘大晚会’，且大都是另起炉灶，高投入、大制作，短期效应……一事一搞，同一个主题不同系统重复地搞，中央搞了地方搞，‘晚会大战’遂愈演愈烈，欲收不能，近乎失控！”
资华筠针对浮躁心态影响下的舞台剧创作通病，归纳为“大晚会”综合症，并列举了六大“症候”：1、制作替代创作。此类晚会大都是任务篇、急就章、重复性、拼接型制作，长期运作形成一套熟能生巧的“制作流程”。如此“创作”犹如批量生产的物件，很难成为具有保留价值的艺术佳作。2、“艺术激素”替代创作激情。生活孕育和艺术积累的先天不足，使创作者、表演者缺乏蕴积内心的真实激情，只得借助夸张无度的煽情、造势来填充，“为舞造情”，掩盖不了作品的虚空、矫饰和苍白。3、假招子替代真功夫。此类作品的“总导演”基本是不“掌勺”只“拼盘”，甚至采取“飞行”指导，通用性技巧的堆砌和豪华包装的滥用，看似花哨，却没什么真东西。4、套用、抄袭替代适度借鉴。缺乏生活孕育和艺术积累必然导致想象力、创造力的贫乏，结果是套用、抄袭和懒汉式的复制。5、媚俗化的感官刺激和掺糅进低级歌舞厅的“佐料”成为一些作品追求“观赏性”的妙方。6、舞蹈本体的萎缩……
进而鞭辟入里地分析道：“‘大晚会’综合症犹如感染力极强的流行病，侵蚀到诸多地区高投入的‘精品工程’舞目中。某些主抓创作的领导对其缺乏识别力，审美品位趋同化；一些‘腕儿’级主创人员疲于接活，严重艺术透支，并有赖于此种模式走捷径。由此而逐渐形成非良性‘创作生态’的蔓延，众人熟视无睹，不觉有害。”
她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上述诸多现象有违艺术创作规律：
“创作模式化导致艺术作品的雷同化；形式混杂导致各类艺术本体特质的萎缩；任务过多过密导致编创人员艺术透支，‘无孕分娩’；艺术生产（运作）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某种‘垄断’现象和一揽子承包制，更滋生了不正之风。”
事实上，透过“大晚会”现象所揭示出的种种问题，绝不仅仅存在于舞蹈界，而是蔓延在包括戏曲、话剧等各类演艺领域。十年前舞蹈界能率先发出如此振聋发聩的批评声，令我们感慨良多。目前，我们重拾这个话题，感到当年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今天读来更加切中时弊和具有警醒作用！我们在敬佩之余，专门就此话题采访了资华筠老师。
记者：目前，由《文汇报》引发的关于演艺市场的“文化包工头”现象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其实您十年前就开始关注此问题，并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今天重读您当年的文章，真是感慨良多。都说舞蹈界批评滞后，外界有这样的印象，我们自己也常常这样认为，但事实并非如此。眼下的这个话题，以及您提出过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话题，比如在经济全球化情势下的“文化围城”现象；比如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诸多思考等，都说明舞蹈界对很多文化问题的思考是走在理论前沿的。作为舞界的主要媒体，《舞蹈》杂志为有您这样的声音感到骄傲！十年前您提出的问题，今天再次引起批评界的广泛热议，对此您有何感想？当时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
资华筠：你过奖了！如果说，十年前提出这个问题时，在某种意义上确有人微言轻的“孤独感”，今天在更大的范围内，再次谈论这个话题，并在强势媒体的支持下，引发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我感到很欣慰。《遏制大型综艺晚会过多过滥》，是我在1997年全国政协第九届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提出的，不仅指出了现象，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应该说当时曾引起过比较热烈的反响，甚至主管的中央领导同志还做过批示。当时引用的一些材料，也是来自《文汇报》。今天这个问题再度引起各方关注与警觉，而且提出问题的力度更大，说明中央和文化主管部门在不同时期对此问题的一贯态度，也说明这些现象让更多的人感到憎恶。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有悖于艺术创作规律，劣化文艺创作生态，阻碍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记者：今天提及的许多问题，比如“越来越多的大制作、高投入，舞台奢靡成风”；比如“飞行导演”满天飞，押宝“大牌”助长“垄断”；比如相关利益群体形成“利润流水线”等等，您在当年的文章中都曾进行过思考和分析，而且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改进意见和思路。
资华筠：但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说十年前还只是某种苗头和局部现象，现在则涉及的范围更广，卷入的人数更多，浪费掉的资金更大，获益群体似乎已形成某种“行业强势”和潜规则……如照此愈演愈烈地发展下去，它对文化创作生态的劣化作用是非常可怕的。
记者：的确如此。您曾在文章中援引《文汇报》当年公布的央视1997年的一项统计：全国各省市电视台的大型综艺晚会年平均数量在100台左右，总耗资数千万元。而今天一台演出耗资千万元者比比皆是，仅《舞蹈》杂志对全国各地07-08年度主题晚会及大型舞剧创作的粗略统计，就有近百台。应该说大多数人都有追求“精品创作”的愿望，但在实现过程中，为“博奖”而急功近利和短期效益的行为，特别是过频、过滥的“主题晚会”绝不在少数，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有效地遏制呢？
资华筠：我认为，改变思维定式形成的“流行病”，关键在于具有决策力的各级领导。我们实在不必非以“大晚会”来配合“大任务”，也不一定非要“大制作”才能体现“艺术水平”与“政绩”。更无需每换一茬领导，必“另起炉灶”，“抓出”一批新作。艺术创作需要足够的孕育与生活积累，各种舞台剧问世后更需在演出中经受检验，不断修改、磨炼，精益求精。回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总理亲自过问的许多重大节庆演出，形式多样，精品荟萃，以各艺术院团的经典节目为主体，大、中、小相结合，优中选优，适当编串，投入不多，效果很好。历史的经验可资借鉴，重视保留剧目的加工、积累，可避免一边是获奖即入库“冷冻”，一边是突击性地不断重起炉灶搞模式化的“新作”。另外，以法规和经济手段遏制“大晚会”的频率，加强民主论证与决策，克服违反创作规律的种种不明智之举，让艺术家有更多的精力深入生活、进行艺术积累等等也很重要。即使是“大腕”在“艺术透支”、“无孕分娩”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创作优秀作品，更不要说精品了！
记者：对于创作“垄断”和制作环节的“利润流水线”问题，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吗？
资华筠：我认为自己十年前提出的建议，至今仍可供参考。首先，必须打破“垄断”。最彻底的方法就是实行全面公开的招标制，特别是对重大主题晚会和重点剧目。所谓“全面”，就是真正实现“创作人才机会平等”的原则，实行公平竞争。不仅要求竞标者将创意、结构、体现手段提交台本，而且要有实现任务的基本报价；不仅要“择优”，也要注意“择俭”，要有成本控制意识。另外，要严格实行创作、排练、制作经费专项专用，不采取总导演、总设计“一揽子”承包制，改善机制，须从源头遏制损艺肥私的不正之风。
记者：现在许多院团创作新剧多是为了“博奖”，与官员政绩、打造地方“文化名片”有关，急功近利，创作心态浮躁，往往不惜重金聘请“名导大腕”，形成创作、比赛、评奖、大制作、艺术“垄断”等一连串的怪圈，如您前面所说，严重劣化了文艺创作的生态。但这些现象错综交织，如乱麻一般，怎样能抓住要害让问题迎刃而解呢？
资华筠：我始终认为经济、政令、权威评判对于审美消费的培育和引导，对于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三者的理想关系应该是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从本质上看，社会—历史的选择作用对于文化艺术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它是以“受众”——长远的审美消费选择为驱动力的。而任何朝代、任何社会，这种“驱动力”都不可能是纯粹自发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制约下，实施某种政策的后延性结果。因此，如果我们能适度调整检验“文化政绩”的标准及相关政策，不过多强调以获奖论英雄，而是向各级文化主管要“累积性”、“后延性”成果——把目光投向更具长远意义的专业队伍素质培养、文化消费的审美导向，有更大的耐心孕育精品自然分娩；如果在经济投入上强化科学论证，有效遏制“形象工程”的盲目上马；如果“主管领导”、“权威评判”之间能建立起坦诚相见、探讨真知的正常关系，克服现时存在的相互“号脉”、“依附”、“驾驭”的不健康因素；如果对文化消费、文化市场的培育具有更长远的自觉意识，对名目繁多的不正之风有所治理，对赞助文化事业的企业家的审美品位予以积极有效的引导，相信将会形成遏制“浮躁病”的良性生态环境……上述见解大都在《繁荣中的忧思》中发表过，是比较理想化的主张，真正付诸实践需在制度、机制、法规上下一番工夫。
记者：制度、机制、法规固然非常重要，但上边有好的方针、政策，做起来变味儿的例子也不少，许多事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资华筠：这也正是我想强调的。虽然“道德、良知”不是万能，但我们今天仍须不懈地呼唤良知、道德，提倡对这方面的追求与坚守。艺术家应该有对核心价值观的明确追求，对道德的坚守，这样才会形成对艺术规律的自觉践行。应该说我们的名导大腕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和社会影响，尤其是回想他们的“成名作”，无不来自于他们长期的艰苦探索、积累和创造性的艺术才华。但审视他们的“后续”动作，特别是那些“频繁接活儿”、“飞行指导”、只“拼盘，不掌勺”的“营生”，实在不敢恭维。而每有“名片性”的“大制作”出台，无论其质量如何，往往配合以“大手笔”的宣传、评论，刊物上整版的“专家座谈纪要”，几乎没有批评只有“颂歌”。而发言者私下里却另有一番见解……如此这般，劣性创作生态链和劣质艺术产品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批评、遏制，不切实际的吹捧反倒成为不正之风的“帮凶”。但创作主体的内因是决定因素。任何“大腕”如果只顾接活，不顾作品质量，首先是不尊重自己，既不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名声，也不尊重自己的未来。长此以往，不仅坑了投资者和观众，也会劣化创作生态，到头来吃亏、受损的还是艺术家自己。艺术透支、无孕分娩必将导致江郎才尽，更不要奢谈为这个时代留下经典之作。除去艺术家自身要抵制各种“诱惑”和“人情、面子”，那些以重金盲目邀请大腕儿的主管领导，也要尊重艺术规律，爱惜人才，对事业负责（这方面问题是否也应考虑“问责制”？）
最近文学界在纪念已故作家路遥的60诞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与他有一面之交，读了近期缅怀他的文章，更深受感动。他的成名作《平凡的世界》当年曾在全国引发热潮。为写这部长篇他准备了3年，写作了3年，动笔前阅读了近百部长篇名著，翻阅了10年间的各种主要报刊，他是把心和生命都融进写作的人。为此，他忍受了常人忍受不了的孤独、寂寞和艰辛，而他笔下的那些人物，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命运和情怀，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中国社科院和一家知名网站分别做的两项读书调查中，青年人最爱读的书之一就有《平凡的世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作品的“市场”和“艺术品位”应该是辩证统一的。我们不要小看了“平凡”，平凡是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而敛财和自我膨胀，即使有“快乐”也是暂时的、低劣的！希望“名导们”有时间读读路遥的书，修炼一下自己的性灵，在同行中树立起榜样，坚守自己心中的理想，并在这样的坚守中追求和享有高尚的快乐。做“飞行导演”，靠别人“打工”制造作品，靠“老本”、靠“公关”、靠钱堆……搞出泡沫型、模式化的东西，难道自己内心不痛苦、不惶恐吗？这样说，绝非把问题通通归咎于“大腕儿”，而是对他们寄予更高的期待，也可说是“爱之深而虑之远”吧！他们理应成为这个时代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而不应走向“其实难副”的境地。此外，我始终追求艺术家和批评家之间平等对话和真诚的诤友关系。对待今天的采访也依然坚持这样的态度。
记者：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关于大制作的弊端和问题，但有人说“奥运”也是大制作，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大制作……
资华筠：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非常成功，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它是百年圆梦的大事件。开闭幕式的设计与呈现，是呕心沥血、流血、流泪之作，不是光靠“大”成功的。我认为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创作，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起码有三点：一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敬畏之心和深入求索、尽力弘扬它的热忱；二是在艺术创造上不竭的激情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三是在排演、制作等艺术实现过程中的精益求精和不惜牺牲的敬业精神。而恰恰不是不计工本的“超豪华制作”。自古以来，艺术作品从不以题材大小论高低。唐诗宋词、《天鹅之死》都非“大”制作，它们却是具有永恒魅力的经典。被确认为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中的大多数作品，也不是“大制作”，它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曾是“国家形象”的象征，但遗憾的是这些经典作品我们没能很好地传承。当然，事物是辩证的，我们今天谈论“大制作”，并非一概反对大型作品。我们反对的是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种种倾向。
记者：您在不久前的“舞蹈大师班”讲课中，曾经提到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应注意“节能减排”，舞蹈创作也应如此。能在此简略谈谈吗？
资华筠：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关系到文化战略。我想，“节能减排”不仅和经济相关，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对待精神财富、人才资源也需有“节能减排”的理念。我准备就此写篇文章，还在进一步思考中。
记者：文章一定在我们《舞蹈》杂志上首发，我提前向您约稿了……
资华筠：上面谈的只是个人管窥之见，但是真心话。谢谢《舞蹈》杂志给了我发表意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