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工商会馆的市场化进程——以山陕会馆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馆论文,为例论文,明清论文,进程论文,工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02）06-073-04
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作为商人“贸迁有无，杩祀燕集”的场所，本身是传统市场发展的产物。但它与“公车试馆”和“移民会馆”不同之处在于，工商会馆更多地带有市场化因素，表现出更多的市民社会的特征。这些市场化因素和特征，最终导致了一部分工商会馆向各级市场的转变。这是会馆史研究中被人们忽视的问题。（注：关于会馆史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全汉升先生所著《中国行会制度史》为代表，认为全馆是“同乡行会组织”；后来，吕作燮先生的论文《明清时代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认为“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有扩大研究视野的意义，但当时人们仍然多从经济方面论及会馆。改革开放以来，以王日根先生所著《乡土之链》为代表，认为会馆是“易籍同乡人在客地设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对会馆的研究有所深化。但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明清时期工商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也没有论及部分工商会馆向各级市场的转化。）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明清工商会馆的时代进步性质。本文仅以山陕会馆为依据，探讨工商会馆运动变化的历史规律，揭示一部分工商会馆最终向市场转化的历史轨迹。
一、明清工商会馆是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产物
会馆产生于明盛行于清绝非偶然，它本身是明清时代传统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首先，工商会馆最初是适应地域商帮贩运商品坐地经销的需要而产生的储货之所和藏身之地。明清之际，中国人口迅速增加到4亿，市场容量急剧扩大，为满足急剧增长的人口基本生活所需，传统市场商品结构从奢侈品转变为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这些关系到千百万人生活的“养生送死之具”，具有面广量大的特点，数量动辄以亿计，绝非个别商人所能流转，这便促使各地商人以地缘乡土关系为纽带，组成集团化商帮在全国从事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活动，形成北柴南米、北棉南布的区域商品流通局面。这些异地商帮在贩运商品的经过地或目的地，由于携带商品数量巨大，就需要有一个贮存货物的场所和旅居藏身之地，以便集中地开展商业经销活动，最初的工商会馆就是适应这一市场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乾隆四十一年《吴县永禁官府占用钱江会馆碑》中就说：“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集商交易时不可缺之所”，（注：彭泽益.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卷）[C].北京：中华书局，1995.12.）以山陕会馆为证亦是如此。乾隆六年《苏州全秦会馆碑记》就指出，修建会馆的目的是为了使“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陴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375-376.）而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中，把会馆设立的原因说得更具体，”聊摄为漕运通衡，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故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太汾两府尤伙，自国朝初，来者锺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有志诚解事者，议立公所。”（注：竟放.山陕会馆[M].南京：金陵书社，1997.3.）安徽毫州山陕会馆的设立亦是如此，该会馆《重修大关帝庙碑记》中载明，会馆设立的原因是，“首事王壁、朱孔影，皆籍系西陲，而行于毫，求财谋利，联袂偕来，亟谋设会馆，以为簪盖之地。”（注：海开远.花戏楼[A].毫州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M].167.）由此可见，最初工商会馆的设立，完全是为了满足同籍商人在异地储存货物、寄居藏身的需要而设立的。只有当他们在客地站稳脚跟，业务开展起来以后，会馆才发展了“联乡谊，敬神庥”的其他功能。
其次，交换商情，评议市价，规范市场行为的需要，是工商会馆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如果会馆仅仅是作为商人的储货仓库或旅居馆舍，工商会馆就不会在明清时代发展到那么繁盛的局面。事实上，推动会馆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交换商情、评议市价、规范市场行为的需要。地缘商帮在客地以会馆为根据地，业务开展起来以后，必然会与本地商帮和牙行脚行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和业务矛盾。同时，利益刺激下本帮商人内部的不规范市场行为也会不断增加；而中国官府历来对市场运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不过多干涉。这便迫使商人为了维护本帮商人的利益，维持市场运作的正常秩序而自发组织起来，以会馆作为固定的办公场所，在会馆召集众商评议市价，沟通商情，制定行规业律，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证本帮商人业务在客地的正常发展。这是工商会馆作为商帮常设机构获得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如陕西丹凤（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和驮帮会馆，就是为了摆脱牙行的阻挠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明代龙驹寨，“水走襄汉，陆入关辅，千户成廛，万蹄通货，巨镇也。古维任民投主，往来熙攘，后……百姓收客为牙；稍征逐未以备行户，嗣又以争利构讼，希令图赖”，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迫使船户、脚夫以会馆为依托，告议官府，“申元任客投牙，每小船抽银一钱，头区三分，刻石为令。”（注：康熙《续修商志注》，卷二，“村落”。）又据该会馆现存的《铝铜脚价古例碑》载，由于奸商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撒，给钱而不给银”，使众脚夫骡客“狼狈含冤”，后朝邑、咸阳等六县骡客，通过会馆集议，联合行动，制裁张善，迫使其交出侵吞钱财，并勒石为记，（注：碑刻抄件，谊碑现存陕西丹凤县船帮会馆内。）保证了过载业务的正常开展。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也是因为，“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密，开张买卖者二十余家，期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者，独往其利。”为了维护公平买卖的市场秩序，“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会集关帝庙公议，制定规矩，称足十两，戥以天平为例……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有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注：河南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37.）充分表现了会馆在整顿市场秩序、维护正当竞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三，工商会馆是为了加强对市场上流动商人的管理而建立的社会管理组织和商人自治团体。明清之际，在经商浪潮的挟裹下，大量商民为利益所驱使，抛妻别子，走出家门，服牛格马，周流天下，形成较大规模的商人区域流动。如何加强对市场上走南闯北、浪迹天涯商人的管理，是传统市场发展对社会提出的新问题。尽管明清政府试图通过“占籍”制度来加强对流寓商人的管理，但仍不能使寄籍客地的商人从心理和行为上融入当地市民社会的文化氛围。为此，便需要有一个以乡土地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官府行使对本籍商人的管理，以整合官商不相交接所形成的社会管理空白。会馆作为官府与商人之间的中介社会管理组织便登上了历史舞台。会馆对内作为官府特许的准官方组织，代替官府加强对本帮商人市场行为的约束和管理；会馆对外又代表本帮商人的根本利益与官府周旋，以免去本帮商人受官府的欺诈和勒索。凡此说明，明清之际的工商会馆完全是适应传统市场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明清工商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正因为明清工商会馆是适应传统市场发展需要而创立的易籍客地商人的社会组织，因此，它比“公车试馆”、“移民会馆”更多的带有市场化因素，更多的反映和容纳了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某些市民社会的特征。这便是工商会馆比“公车试馆”、“移民会馆”更有生命力、更富有与时俱进品格的地方，因而成为工商会馆在明清时代500多年里蓬勃发展，并在科举制度消亡后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明清工商会馆所具有的市场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商会馆作为商货停积之所，本身会发展成为交易之所。其著名的例证为寄居北京的山西商人所创立的临襄会馆。该会馆《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载：“油市之设，创自前明，后于清康熙年间，移至临襄会馆，迄今已数百年。该馆极宏敞，可容数百人，最宜建为商市。然实因管理得人，苦心筹划，力为布置，用多数之金钱，成宽阔之地基，使同行无不称便，实为吾油市之幸。油市成立，距今数百余年，履蹈信义，弊端毫无，足证当初定法良善。”（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5.23.27.）河南泌阳山陕会馆在修筑会馆时已充分考虑到贸易的需要，“祠内宽畅，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注：（注：道光《沁阳县志》，卷二，第5页。）说明一些工商会馆本身就是为商市而设立的。
（二）沟通商情；评议市价，使工商会馆成为交流市场信息，调剂城市商品买卖的市场运作场所。工商会馆作为工商行帮常设的办事机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同帮商人在此集会，交流市场信息，计有无，权损益，制定各行价格，以指导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使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运营不可或缺的场所。北京《颜料行会碑记》中指出，“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5.23.27.）佛山《参药会馆重修碑记》中更明确说明，修建会馆是为了“明其约，释其疑，主客交孚，民物充赖”，（注：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141.）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营。湖北应山县陕西会馆《会议布帮条规》中规定的更详细，该条规“公议庄码价目”条规定，“开庄之后，就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二册）[C].242.242.）而湖北沙市的十三帮公所对这种会馆挂牌开市的市场运作制度有更具体的规定。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十三帮商人，共同推举总会首一人，办公的地方在旃檀庵十三帮公所，“当时各行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第二册）[C].242.242.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A].湖北沙市文史资料（第3辑）[C].1985.4.）这些充分说明，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倾向已十分明显。
（三）工商会馆的资金运作也使会馆与市场发生密切的联系。工商会馆的资金分为常年经费和临时经费两种。常年经费来自本籍商人、学徒所缴纳的会员费；临时经费来自各商号的捐纳银两或对过往商品所抽取的厘分。这些集腋成裘的资金，数量很可观，常常在维持会馆日常开销后，有大量结余。清同治年间，甘肃布政使恩麟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就指出：“陕甘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核拨一半，借供兵饷。”（注：《清穆宗实录》，卷一一三，第52页。）这说的基本是实情，如汉口山陕会馆，结余的会底银两数量就十分巨大，该会馆仅春秋楼开光一项各商号捐银就共计249 066.8两，而常年支出才每岁“银110两，钱2 033 600文。”（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5页，第35页，第67页。）这些会底银两常常被会馆经营者运作起来，投资生利，使会馆与市场直接联系。其方式有三：
一是投资本帮商号，分取利润。会馆将会底银两作为投资，与本帮商号合资经营，使接受投资的本帮商号成为会馆的“领东掌柜”，由会馆按时提取盈金。其著名者如新疆乌鲁木齐最大的国药店“凝德堂”，就是由“乌鲁木齐的陕西会馆会底银两投资支持的，它每年带给会馆的收入，亦属可观。”（注：簪玉林.会馆漫记[A].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八辑）[C].8.）
二是存号取息。如青海西宁的山陕会馆规定，加入会馆的商号，“每家要交会馆银24两，并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在本号营生，但每月按本银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注：《清末民初—1929年建省首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油印本。）
三是购买街房，出赁收租。如汉口山陕会馆《纪产续置》条便记载：“会馆重建，较前壮观，以房租之收入，供会馆之所出，终岁沛然而有余——仅将续买浮屋六所略录姓名，价值基地五段，改置市屋，照契详录。”该会馆每年仅房地产收入就高达“银964.3两，钱828 900文。”（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5页，第35页，第67页。）这里“改置市屋，照契详录”是会馆直接经营市场的有力例证。凡此均说明，工商会馆在明清之际，本身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营运，其市场化因素清晰可鉴。
四是工商会馆把“联乡谊，叙乡情”、开发同乡人际资源，与经商谋利相联系，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商人在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之际观念的变化，以及对会馆功能所进行的相应整合。工商会馆作为商人的同乡组织，以“敦乡情，联桑梓”为基本功能，这同当时的“公车试馆”、“移民会馆”的功能并无二致。但问题在于，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已开始把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人际资源，促进工商活动联系起来，使同乡联谊活动更多地带有商业运作的色彩和满足商务活动需要的新时代变化的特征，使工商会馆越来越具有“商人俱乐部”的市场化因素。清代北京山西商人兴办的仙城会馆“碑记”中已显露出商人对同乡联谊活动的经济思考，“厥馆所由，李子曰：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间，利不相谋，则何为利？故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5.23.27.）说明商人已把设立会馆、呼朋唤友同谋求商业利润相联系，对设立会馆的目的赋予了新的谋求利益的市场化功利色彩，深刻反映了明清商人对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时敏锐的市场目光。而苏州《嘉应会馆碑记》则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唯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聚，此不易之理也。矧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350）这里已经十分清晰的道出了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同乡人际资源求财谋利之间的内在联系。“人情即商情，商情即人情”，说明明清时代的商人已给工商会馆的同乡联谊活动深深打上了商业运作的社会变迁烙印，显示出商人们开始把工商会馆的单纯同乡联谊活动，向适应市场需要的商务联谊活动整合的发展趋向。
三、明清时代部分工商会馆向市场的转化
正因为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包含着市场化新因素，容纳了某些市场经济行将到来时的市民社会的特征，所以这些因素和特征最终导致了部分会馆向市场的转变。这种工商会馆向市场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特征。而这也正是人们在研究明清工商会馆时所忽略的问题。
明清时代工商会馆向市场的转化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是工商会馆本身即市场。如明代以来北京山西商人兴办的临襄会馆，本身就是油市。该油市设于明代，清康熙年间移到临襄会馆，已数百年，直到民国仍是北京著名的食油市场，后来因“恐宵小及未挂号之家，混杂其间，致市内秩序紊乱，会同决议，特创标志，以便来市佩带，俾资识别。”（注：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26.5.23.27.）又如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庙前乃牲畜市场。（注：彭大海.周口会馆纪略[A].周口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C].96.98.）再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将馆墙四周搭建雨棚，召商开店营业，使会馆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这种市场格局。
二是会馆成为定期的集市市场。由于山陕会馆多祭礼关羽，成为当地的著名庙宇。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或其他祭祀日，会馆与当地民众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成为定期庙会集市，成为当地农业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这种会馆即庙会，是明清工商会馆转化为市场的主要途径。其著名者如：
河南泌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有大会，百货灿陈，商贾鳞集”，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当日的交易盛况是，“千年广厦群回廊，百货喧陈大会场；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人浆列行；最是城西逢九月，开棚九日醉梨殇。”（注：道光《沁阳县志》，卷二，第5页。）
山西浮山山陕会馆，因“浮邑地处僻壤，商贾不通，购置货物甚艰……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逢会，召集远近商贾，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注：《浮山县志》，卷四二，民国24年刻本。）
河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所演之腔，乃山西北路帮子，与蒲陕大调大同小异，偶演秦腔，声悲音锐。”（注：《阳原县志》，卷一八，民国24年铅印本。）
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良好之机遇，故今会馆者皆庙宇也。”（注：彭大海.周口会馆纪略[A].周口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C].96.98.）
乌鲁木齐陕西会馆，“过会象庙会一样……卖小吃的卖零星物品的商贩，在会馆前摆的水泄不通。”（注：簪玉林.会馆漫记[A].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八辑）[C].8.）
三是会馆直接转化为市场。典型的如河南正阳的山陕会馆，1935年后转化为粮食贩运市场。（注:阮紫滨.正阳县山陕会馆[A].正阳文史资料选集（第2辑）[C].171.）山东方城拐河镇的山西会馆后来也转化为粮食市场。（注:林永旭.拐河镇山西会馆[A].方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C].12.）湖北当阳之山陕会馆，“市井中货迁服贾者大多来自远方，侨居既久，各建祠宇以为恭桑敬梓之地，耸翠流丹，足令山川增色矣。旧志止山陕、江西会馆，兹推而广之，附于古祠之后，亦见商贾辐辏，为民物滋丰之一助也。”（注:民国《当阳县志》，卷九，“祠宇”。）可见会馆的一部分亦转化为市场。汉口山陕会馆的附产马王庙市，“先由庙僧及骡市店经营……后由汉阳县断归西会馆”，（注：《汉口山陕会馆志》，第25页，第35页，第67页。）成为当地著名的骡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