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看中国式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理学者很早就关注管理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比如GONZALEZ等在1961年即根据美国管理在南美地区的应用情况指出，美国管理哲学是一种特殊案例，而不具有跨国的普遍应用性。其后，管理学界伴随管理原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有过一系列讨论，管理与文化的关系确实构成了一个纠缠的难解之“结”。随着近些年研究的进展，学者们也已经基本上在以下几点达成共识：①文化是影响管理实践的重要变量；②管理理论具有一定的情境嵌入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中国管理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在历经30多年引进、消化、吸收西方管理理论之后，开始呼吁进行根植于中国文化背景的管理理论创新，以切实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然而，一些研究者却就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文化无法影响管理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并认为中国式管理等研究是在管理与文化的关系处理上误入歧途，管理学是无所谓美国管理和中国管理的。这一论点是值得商榷的，笔者将从管理知识的分类入手，探讨管理与文化的关系，并认为中国式管理不仅存在，而且应是中国管理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
1 文化对管理的影响
有关管理是否受文化影响的争论可分为3派观点：
(1)文化无限制论 持此观点的学者又有3派：①经济学万能主义，即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理论是普遍适用的，而不同国家的特定条件倾向于被视为对市场体制有效运行的制约，而不是赋予特定组织形式的文化偏好，以及不同程度的制度合法性的特征；②技术主导主义，即认为不同的技术决定了不同的组织与管理，工业化逻辑中的技术扩散必然伴随组织与管理的内在发展逻辑，只要采取了特定的生产技术，都会对组织设计与架构方式产生相同的影响与结果，而不管当地的文化情境；③心理学万能主义，即认为人类具有共同的需求与动机结构(比如马斯洛的5层次需要理论、麦克莱兰的成就动机理论等)，因而也就形成了共同的组织行为与经济效用分析，即便考虑文化影响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者，也主张首先关注普遍化的学科目标要求，文化仅在心理学者的研究中被视为偶然性因素，而不是基础性因素。
(2)文化特定论 主要包括文化学派以及制度学派。他们的观点是管理与组织具有文化和制度的嵌入性，国家间文化与制度差异会对不同国家的管理与组织产生重要影响。
(3)整合论 与前2种极端观点不同，整合论力图对这2类观点加以整合，例如CHILD采用马科斯·韦伯的物质意识互动框架来进行整合；PUDELKO则采用国家竞争力体系来进行整合框架的建构。
文化无限制论与文化特定论均反映了一定的现实情况，然而却均无法完全说服对方。因此，整合论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可。不能说文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文化具有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提法是：文化是特定管理模式产生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入手考察文化与管理的关系，不难发现文化对管理实践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已有研究证实：管理实践和民族文化的契合程度与其财务业绩成正相关。因此，不应再纠缠于文化是否影响管理，而应该去研究文化究竟如何影响管理实践，以及如何在管理理论中考虑文化要素。由于已有很多文献对文化影响管理实践的途径进行描述，本文将重点分析文化与管理理论建构的关系。
2 文化与管理知识体系的建构
文化对管理理论的建构是一种怎样的影响方式呢?苏东水认为：“管理学是以各种管理工作中普遍适用的原理和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刘文瑞认为：“管理学研究管理，目的在于找出管理活动中的普遍性规律或趋势，尤其是寻找其中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和概率分布，以求对同类问题做出有效的同类解释，进而采取有效的同类行为。”显然，“管理学研究普遍规律”这一看法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同，然而是否就可以说文化无法影响管理学的内在发展逻辑?答案是否定的。
任何知识领域均包括2套知识体系：普遍性知识体系与地方性知识体系。所谓普遍性知识，即能在不同国家情境中用同样的预测变量去解释某个因变量变异的研究发现。普遍性知识能应用于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中。地方性知识则不仅指地方、时间、阶级与各种问题而言，并且指情调而言——事情发生经过自有地方特性，并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尽管不宜过分夸大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与价值，但其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普遍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之间也存在一定关联，它们同时并存，并可相互转化。对于普遍性知识而言，其必须能包容各种“地方性”，才能得到其普遍价值；对于地方性知识而言，则必须持有一种开放心态去接受普遍性知识的启示，才能彰显其独特性。
因此，“管理学就是研究管理活动中的普遍规律”这一认识是站在普遍性知识立场而言的，其目的就是要建构普遍性知识体系的“管理学”。由于其必须将各种特殊性摒弃在外，所以不妨称之为“一般管理学”。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存在和作用。地方性知识体系之所以存在，是文化要素在其中作用的结果。“文化恰恰是特殊的”。作为一种特殊性，其所涉及的知识体系仍然是特殊的。文化是建构地方性管理知识体系的基点。
既然“一般管理学”的实质是研究管理的普遍原理，其切入点在于研究各种文化情境下管理实践的共同点。因此，普遍原理的探索必须基于各种文化情境下管理模式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而决不能以某一种文化情境下发展出来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等同于普遍原理。“一般管理学”的构建需要多种资源。我们不能将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或者中国管理理论与方法就等同于一般管理理论与方法。
然而，现在的问题也就在于研究者们普遍将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等同于一般管理理论与方法：①这是由于西方经济在近2个世纪飞速发展后，基于其文化背景的西方管理学随着西方政治经济力量的扩张而在全球迅速取得话语霸权，挤压了其他管理学发展空间的结果。非西方国家由于长期引入西方国家的管理学而使得其管理学知识的再生产表现出了严重的西方路径依赖，丧失了研究的自主性，进而沦为西方管理学的注脚，对本国管理实践起不到多大的指导作用。②管理研究者也有着天生的偏好将自己的理论说成是普遍适用的原理，然而任何研究均受到一定条件的约束，若对这些约束条件(如研究者的文化心智、研究对象的文化情境等)丝毫不加以关注，则很可能会失去这些理论的真正价值。③毕竟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提法源自西方，使得研究者将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相提并论。作为一个地方性知识体系，西方管理学既包含了一般性的原理，也有其文化背景之下的特殊性知识。
西方管理学是构建“一般管理学”的重要资源，中国管理学、日本管理学等其他地方性知识体系同样是构建“一般管理学”的重要资源。它们均是包含了普适性的特色化的管理学内容。这种特色就体现在管理与文化的融合之上。管理与文化的融合拉近了普遍原理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使得包容了普适性的特殊原理得以存在，也使得普遍原理能够在实践中加以应用。
事实上，这里所设定的“一般管理学”仅仅是要建立在更大数据库基础上的管理学。“一般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的区别在于作为研究基础的数据库不仅包括西方各国，而且也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国。数据库的扩大常引起某些人的质疑，他们会质问：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孙子、老子等的管理思想能叫管理学吗?中国尚未形成一批真正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统治力的企业，能有称之为中国式的管理么?然而，实际情况是当前很多企业实践人士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去吸取智慧来解决当下的问题，中国管理也成为国际管理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其实，他们在提出质疑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前提假设：只有西方管理学的概念体系与框架才是管理学的基本范式。这样，凡是与西方管理学范式不同的思想体系，则只有乖乖地待在门外，或者就是削足适履、改头换面，用西方管理学的话语来重新诠释，以获得他人的认同。如此一来，其他任何国家的管理学均成了西方管理学的“注脚”。
3 管理研究对文化的处理
文化虽然不影响普遍性知识的建构，却影响地方性知识的建构。对在具体的管理研究中如何对文化变量进行处理这一问题，也已有一些研究者进行了详细描述。比如ADLER在1983年就详细描述了对文化处理的不同管理研究类型，她区别了地域(单一文化环境的研究，比如美国人进行的研究，即美国管理研究)、民族中心(研究者尽力在其他国家复制美国管理研究)、多元中心(研究者聚焦于描述、解释和诠释其他国家的管理和组织模式)、比较(研究者尽力去识别不同文化或者国家背景下组织管理的异同)、全球中心(研究者聚焦于研究在多种文化环境下运营的组织，比如跨国公司)以及综合(目前最少，其聚焦于普遍性，探索跨文化的互动，强调积极利用文化的异同，创造出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文化特殊性的管理模式)六大类型，见表1。
中国的管理研究应包括3种途径：①管理中国化研究，即将“一般管理学”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中国化，实践诉求是其基本驱动力。由于西方管理学非常发达和精深，因此必须借鉴西方管理学。对西方管理学的借鉴过程也并非简单地将中国元素加入到西方管理理论中，其完整过程应包含2个步骤：先将西方管理学进行一般化处理，然后再将一般管理理论原理与中国文化情境进行结合。可见，在管理中国化研究之中，文化被视为一种可操弄的自变量。应注意的是，管理中国化研究所“化”的对象不应仅包括西方管理学，从理论上讲任何国家的管理精髓均是“化”的对象。比如将日本管理进行中国化。管理中国化研究可类似为徐淑英等所言的情境嵌入性研究。②中国管理研究，即基于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情境，对中国管理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进行萃取、提炼，对中国管理实践中遇到的独特问题进行研究，发展出契合中国文化背景的本土管理理论和方法。本土契合性可以作为此理论的判断标准。中国管理研究类似徐淑英等所言的情境依赖型研究。③管理普适性研究，即力图在中国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对普遍适用的管理规律和方法进行研究。这走的是一条从特殊到一般的路子，类似于“情境独立型研究”。
4 中国的管理研究途径选择
对于国际管理知识的累积而言，上述3类研究均十分重要。然而就目前而言，最需要的是前2种研究，即地方性知识研究，而不是管理普遍性研究。从长期来看，更需要的是第二种研究，即中国管理研究，基于中国情境发展出一些本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这是因为除了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趋势之外，中国经济的转轨、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历史、文化、制度等环境的制约，都为中国管理带来了很多独特的管理实践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套用国际上已有的管理理论加以解决，需要依靠熟悉中国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理解体制环境、熟谙中华文化的中国学者，在运用科学方法探索其背后特殊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为中国宏观社会体系和微观企业组织的科学、民主决策与管理提供坚实的管理科学基础理论支持。”然而，从中国的具体研究情况来看，大多数研究是将新知识建立在个人经验、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引进和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上，缺乏用真实案例与实际数据资料证实研究者的观点和结论。从中国管理学研究热点的来源看，研究热点一方面来自国外已经形成的热点，我国的研究主体结合国内实际进行介绍与引入；另一方面则来自国家政策的需要由政府资助扶持形成热点。从整体上来看，管理学术界对我国管理实践的关注有限，管理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存在脱节现象，一些研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使得管理理论与研究结果不能满足实践提出的需求。要知道，管理学学科的性质俨然不同于其他学科，它是一门实践性学科。其学科存在的目的或者说探索规律的目的，本身就是要为实践服务。不能为实践服务的学科何能谈得上学科?西方学者已在讨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问题，已对西方近年来过度形式化的研究逻辑进行反思，对商学院的使命和研究进行反省。比如BENNIS等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认为商学院正处于错误的轨道之上，“过分关注‘科学’研究，教授远离现实世界，而毕业生被大量复杂的争论所围绕。”“问题不在于商学院拥抱了科学的严苛，而在于它抛弃了其他类型的知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重点也明确提出管理研究要为中国企业服务，要关注情境依赖的研究。如果从这点出发，中国的管理研究不仅要研究普遍性，而且更要研究特殊性。对于中国当前的实践需求而言，地方性管理知识更为重要。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海内外已有一批华人学者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取得了不少成就。比如，成中英的C理论、曾仕强的M理论、苏东水的东方管理理论、席酉民的和谐理论、黄光国的人情-面子理论、郑伯埙的家长式领导理论等。这些成果开拓了中国管理研究的先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5 结语：进一步的讨论
管理深受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文化。管理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就是积淀成为一种独特的管理文化，这种管理文化会进一步规范、约束管理行为。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必须基于对中华管理文化的整体理解。中华管理文化有大传统，也有小传统；有追溯性的文化，也有前瞻性的文化；有南方海派文化，也有北方的京派文化。对中华管理文化的这些深入探索就成了进行中国管理研究要首先进行的工作，而决不是某些人所言的对文化的研究影响不了管理学的发展逻辑。然而，应特别注意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的研究是中国管理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中国传统哲学包含了一系列管理哲学思想，对这些管理哲学思想的提炼、萃取均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对其进行现代化的诠释。对传统管理思想进行提炼、萃取、总结的目的不是用来解释中国式管理行为，而是用来描述中国式管理行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系列竞争性假设，然后再通过实证研究、案例研究等诸种方式去证实或者证伪。惟有如此，才能将我们的研究从哲学思辨、套套逻辑中解脱出来，将中国式管理形成为一门科学。
对地方性管理知识的探索，不仅是构建普遍知识体系的基础，也是强化管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必要之举。文化赋予管理理论以特殊性，因而是地方性管理知识体系的基点。中国式管理不仅存在，而且应该成为中国管理学者研究的重点。因此，尽管文化无法影响管理普遍性的探索，却不能说文化无法影响管理的研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