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小说的情境反讽与意象反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情境论文,当代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3)03-0113-04
经历了从古希腊喜剧、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到新批评文论的递嬗生衍，反讽由戏剧中的一个角色名称发展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原则，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通过悖逆对立的两项昭示出一种哲学思考和人生态度。反讽往往具有滑稽、荒唐、调侃、戏谑等喜剧性美学表征。波德莱尔就认为喜剧的组成部分最终也是反讽的组成部分，但他认为反讽的滑稽和一般的滑稽不同，在《笑的本质》中，他特别用“绝对滑稽”来指称反讽，以示与单纯意义上的滑稽（喜剧）的区别。[1](P.31)D·C·米克在《论反讽》一书中也把喜剧因素视为反讽的要素之一。实质上，反讽具有严肃的批判性精神内核，喜剧的外观下潜藏着对生存境遇和人生价值的深层探求。反讽也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一大显征，本文主要从情境反讽和意象反讽两个方面探讨当代小说的反讽艺术。
一、情境反讽
特定情境中，人朝着追求的目标努力，却由于命运的乖戾、人生的无常，使他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反倒变成了阻碍成功的绊脚石；为避免某事发生而采取的防范性举措恰恰又导致了不希望发生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甚至希望中的盾牌变成了当胸刺来的长予。这样，他的计划、企盼、渴望被始料不及的事态变化所干扰，遭遇挫折并走向了愿望的反面。这种目标与实现的南辕北辙，主观努力与客观实情的事与愿违就构成了情境反讽。当代小说艺术情境中的情境反讽通常具有以下四种表现形态：
其一，现实性情境反讽。梦幻成影、美梦如烟、事与愿违的故事每天都在生活中上演着，因而，小说可以通过反映现实生活常态的艺术情境来体现反讽意味。刘震云的《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人》，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一波三折》等小说都是在日常现实生活的情境中展现人物所面对的人生无法回避的矛盾，如情感与理智、主观与客观、社会与个人、理想与现实。小说中的人物在挣扎、抉择、奋斗，却越努力越远离希望，越渴望解决矛盾，越深陷于矛盾的漩涡，最终落入种种难以言明的困窘境遇。
其二，历史性情境反讽。当作者将反讽视线投向历史生活情境时，我们在反讽视境中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会获得新的体验与发现。我们从陆文夫的《唐巧娣翻身》、张炜的《古船》、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对“文革”那段貌似严肃、革命、热情、纯洁的特殊历史年代的描述中，能够读解出充斥其间的荒唐、可悲与无奈的实质。
其三，虚拟性情境反讽。小说也可以通过虚拟出具有假定性的情境或事件来制造情境反讽。如王蒙的《冬天的话题》、《球星奇遇记》，王朔的《顽主》、《一点儿正经没有》、《你不是一个俗人》，邓刚的《全是真事·出差》等。谌容的《减去十岁》、《生前死后》是这类情境反讽的出色之作。一纸文件令时光倒转，人们可以重新安排生活（《减去十岁》），林大江阴差阳错地被当成死者的哥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生前死后》）。小说以荒诞离奇的背景和事件为起点，在人物、情节“顺理成章”的进展中，折射出世人的种种心态，凝聚了对人生的感喟与品味、对生命的困惑与追求，淋漓尽致地暴露了现世人生中普遍存在的乖张与谬误。
其四，异常性情境反讽。这是相对于生活常态而言的。小说还可以在生活常态中加进某些变态性的东西，如冯骥才的《三寸金莲》就是在常态世相中给香莲的“三寸金莲”笼罩上了某种神秘、荒诞的奇异色彩，在常态与变态情境的背离中，营造了反讽情境，深刻揭示和批判了这种耽沉于猎奇、热衷于怪癖的文化痼疾和民族病态心理。
当情境反讽成为贯穿整个小说的基调时，在小说情节结构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意旨的凸显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
1.设置小说情节结构
反讽对小说情节结构的安置往往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小说的情节结构呈现出对称、平行、逆转等特点。反讽作用于情节的发展一般有两种情况：
其一，小说蓄势颇足，直到结尾收束时，才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戏剧性结局陡转收尾，卒章显志，在情节的顺势发展与意外结局的强烈悖逆中，反讽意义顿时不言自明。贾平凹的《龙卷风》中，钱一仁与阿嫒在村里人眼中是恩爱和睦的幸福夫妻，但钱一仁临终前向妻子忏悔时才吐露真相，当年他为返城而故意做了手脚，致使阿嫒失足落水，自己再救她生还，企图以立功英雄的名义招工返城，孰料命运多舛，因其父酒醉后大骂知青下乡政策而使他的回城梦想又一次化为泡影，从此才安心在村里娶妻生子。钱一仁忏悔之后撒手人寰，阿嫒也对着他的尸体忏悔，原来阿嫒当初是在与表哥同居又被考上了大学的表哥抛弃之后才嫁给钱一仁的。救人者原是害人者；忏悔者忏悔的对象也是要向他忏悔的人；恩爱夫妻却是互有隐衷欺瞒终生的负疚者……种种相悖构成了情境反讽。完满婚姻的形象轰然坍塌，倒是应了村里人那看似荒谬的判断：夫妻打闹是正常的，才能够天长地久，钱一仁与阿嫒如此恩爱必不长久。
其二，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但迥异于我们熟知的传统情节小说的结构模式，它不再是历经磨难，终能如愿以偿的好事多磨，而是人物费尽周折，愿望仍然一次次落空，而且愈来愈远离愿望。何申的《穷人》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穷人的令人深思而又心酸的故事。穷人范老五好不容易支撑老大、老二上了大学，老三又考了个全区文科状元，欣喜之余，却为万余元学费犯愁。此时，喜从天降，县里有好心人捐款两万元。范老五狂喜之余，担心钱被人偷了、抢了，于是提前回村，不巧又遇上发大水，只好将钱先放在河边柳树洞里。第二天，范老五几次想偷偷取回钱，却为一桩桩事情阻隔，未能去成，最后终于得空去取时，竟发现柳树已连根带土被大水卷走了，两万元捐款也随之影踪全无。作者还特意设置了一系列充满反讽意味的事件：村民听范老五说没拿到捐款时，自发从大水中捞东西为他凑学费，而得知捐款一事，嫉恨之余，纷纷偷走捞来之物；城里人捐款本为解决范老五的困难，村长却授意范老五大办酒宴以示答谢，村长媳妇则趁机推销自家小卖部里的陈年罐头；村小学校长也来向范老五索要五千块捐款……城里人的捐款非但未能减轻范老五肩头沉重的负担，倒一再地成为他的心理负担，最终一无所获还生出了额外的经济负担。范老五式的中国农民既艰韧又狭隘的性格，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在反讽视境下纤毫毕现。
2.塑造人物形象
小说也可以通过人物行为的悖谬或表里的反差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祥林嫂看似勇毅坚韧的反抗，究其实质，却是对封建伦理的膺服，其悖谬的行为反映了深受封建宗法思想箝制和毒害的妇女的悲惨境遇。王蒙的《一嚏千娇》中，老喷外在优雅迷人的风度和内在卑下猥琐的灵魂形成了巨大的表里反差。小说还可以通过人物自身前后矛盾抵牾的言行，不动声色地展示人物的性格。王蒙的微型小说《常胜的歌手》写了一位歌手参加的两次演出和四次会议。这位歌手未赢得掌声时，在会议上大肆攻击、贬低掌声的价值；当掌声雷动时，她又在会议上大谈文艺要为群众喜闻乐见；当音乐工作者会议提出要疏导演出中不健康的倾向和提高群众的趣味时，她以未赢得掌声的那次演出为例，宣称自己“顶住了”；当音乐工作者会议提出受群众欢迎的歌曲太少，要进一步努力时，她又以大受欢迎的演出为例，标榜自己“早就做了”。时而吵闹，时而炫耀，先言之振振有词，后辩之亦凿凿有据，凡事取其有利于自己的“常胜将军”的丑恶而可笑的嘴脸暴露无遗。
3.凸显主题意旨
情境反讽不仅在小说的情节发展、结构安排、人物性格的塑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上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藉此升华至主题反讽，更深刻地揭示出主题意旨。“黑色幽默”的经典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将人与世界的紧张对峙夸大、扭曲、变形，突出了人生的荒诞不经。这种荒诞悖谬的情境也显示出了浓郁的反讽意味。小说以二战期间美军某飞行大队的生活为背景，设置了一种由根本不存在却又无所不在的神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控制下的既可笑又可怕、既荒谬又真实的情境。在这一荒诞情境下，军人们一个个被异化成了非人，“像中了圈套的老鼠”，一系列荒诞不经的故事也接踵而至。作者有意使用"catch"这个本身就有“诡计”、“陷阱”、“圈套”意思的词语来指称“军规”，通过这个词语的双关语义，喻指“第二十二条军规”是运用自相矛盾的推理逻辑形成的诡计多端的圈套，这也是荒诞、冷酷、阴暗、丑恶的人生境遇的真实写照。在方方的《一波三折》中，为了某种利益，小人物的尊严、法律的权威遭受了肆意的践踏与侮辱，众人却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小说在令人震惊的悖逆中昭示了严峻的反讽意义。余华的《河边的错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疯子被证实为杀人凶手，法律对之却无可奈何，面对着一个个无辜者的被杀，刑警队长在两难中决定以身试法，擅自击毙疯子，为免受法律制裁，自己又不得不装成疯子了度余生。小说不仅在反讽中质疑了法律的公正性，也对人类自我制定的理性准则的合理性进行了严肃的思考。
二、意象反讽
意象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常用术语，对它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一般地，意象至少包含以下四个层面的意义：物象（自然之象）；心象（意中之象）；形象（艺术之象）；意境或境界（象外之象）。我们这里谈论意象时择取的是艺术形象这一层意思，它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在艺术作品中相应契合、交融统一的产物。意象具有多种品格，其中，象征品格是其内在的一个重要特性。萨特曾经说过：“意象的功能是象征性的”，并认为这种象征功能并非从外部附加到意象之中的，而是“意象在本质上，在其本来的结构上就是象征性的”。[2](P.154)意象是由“意”——观念情思和“象”——物化形式这两项构成的。这就与由象征体和象征义构成的象征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意象与象征两者的结合就形成了“象征意象”。我们可以把象征意象看作由意象的象征义和意象的象征体两项构成的。前者指意象的象征内容，通常是某种抽象的哲理、情感或精神意蕴，后者是承载意象的象征意旨的物质载体，多是由语言文字、线条色彩、声音旋律、姿态动作等物质媒介构成的实体形象。当然，这两项实际上并非彼此孤立、畛清域明的，而是主客统一，水乳交融的统一体，我们只是为了分析的简便，才作出了上述的相对区分。
意象的象征体和象征义结合时有两种不同的构成方式。一种是意象的象征体与象征意旨几乎完全相应相契、表里一致。我们在艺术作品中接触的多数情况都属此种。如生活中人们约定俗成的橄榄枝、白鸽与和平，狮子与勇敢，鲜花与少女，玫瑰与爱情等意象的象征体与象征意旨之间就是应合关系。艾略特的《荒原》以“荒原”象征着西方现代文明中信仰的迷失、价值的沦丧和情欲的泛滥，以史诗时代的英雄品格来讽喻西方现代都市生活的堕落。李国文的《月食》中的“月食”意象，象征的就是左倾路线带给主人公伊汝和人们的不幸，但这种惨淡阴冷的日子是暂时的，如同月食一样，虽然一时间天昏地暗，但月食过后，仍将充满光明，月亮仍将“亮堂堂地照着我们”。意象的象征体与象征意旨的这种互相应合的构成方式具有象征体形象鲜明、象征意旨彰显易睹的特点。
意象反讽是意象的象征体与象征意旨结合的另一种情况。象征体与象征意旨之间不是应合关系，而恰似悖逆乖离，正是通过象征体与象征意旨两者之间的悖反，在矛盾统一体中体现了浓郁的反讽意味，生成了强大的艺术张力，并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憾，从而更好地传达意旨，贾平凹的《油月亮》中数次提到盛着饺子的碗里漂浮着半圆如小月的“油月亮”意象。小说的最后，“夜空清静，半轮月亮一派银辉”，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狂尤佚人道出了饺子店卖的是人肉饺子这一令人发指的事实。这与盈盈的油月亮意象，以及夜静月明的恬美景致所具有的清新浪漫韵味完全悖离，给人以巨大的震动与冲击。这种悖逆和冲突也深刻地反映了在美好光环下潜隐着人性丑陋邪恶的一面，让人掩卷深思。
方方的《桃花灿烂》也是意象反讽的一个显例。《桃花灿烂》主要写了粞和星子这对平民出身的青年的爱情悲剧。粞对星子一往情深，但父亲的成分问题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觉得难以得到星子的爱，自尊心又进一步阻碍他追求星子。粞在苦闷与彷徨中，自戕自贱地与水香发生了性关系。而这深深地伤害了星子的感情。星子其实也深爱着粞，甚至说过“永远爱他”、“他是我的生命”，但又无法排谴粞与水香的逢场作戏给她留下的心理阴影，因而决心不嫁给粞。星子后来嫁给了亦文，心中仍然深恋着粞。伴随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始终的是“桃花灿烂”的意象。水香向星子详细讲述自己与粞如何经历了第一次性生活时，她们正走到仓库大门口，看到“门口一大排桃花正开得十分粲然”。从此，这些灿烂的桃花便连同水香讲述的那一切一起深深地烙在星子的脑海里，成为笼罩星子心头的阴影和妨碍她和粞真情发展的障碍。此后，每当粞要与她亲近时，星子心里便一再地出现桃花灿烂的意象。“一树树的桃花，那一年的桃花开得分外灿烂，如云如霞，如火如荼。那颜色的印象仿佛被镶嵌在脑际间，永远也难以消散。”“一片很大很大的阴云迅速地覆盖了星子的心，星子仿佛看见，那是成团成簇的桃花汇集成的云影。在那阴云之上，如火如荼地开放着无数艳丽的桃花。”虽然，在粞弥留人世的最后时刻，星子和粞第一次做爱时，“如火的桃花在星子的脑海中为一片空白所代替”，一切颓唐、消沉、失望、痛苦刹那间烟消云散，充盈在他们心中的是生命回归的美丽动人与充实饱满。可是，当星子在粞的追悼会上，一眼看到水香时，“桃花如火，迅速蔓延了她的整个身心”。桃花灿烂的意象依旧是笼罩着她心灵的阴云。琐屑的生活，平淡的人生，脆弱的爱情，这便是生活的现实处境，与如云如霞、如火如荼、温情脉脉、诗意盎然的桃花灿烂意象相去甚远。桃花灿烂的亮丽意象唤起的却是女主人公痛苦的回忆，而阻碍男女主人公恋情的发展并酿成爱情悲剧的根源并非外在力量，而是人性自身的弱点。这一切都与温馨浪漫的桃花灿烂意象相悖乖离，在意象反讽中促使人们更深刻地反省人性的弱点与人生的真切境遇。
在小说中还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反讽性意象的独特意象，极易与意象反讽混淆。张抗抗的《红罂粟》中的“红罂粟”就是反讽性意象。小说的主人公祝融是一位女团干部，她老练圆滑并以歹毒的政治手腕，靠诬陷、诽谤、告密和掠夺他人成绩发迹，却又善于伪饰，并以正面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故而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不明的特殊时代里官运亨通，甚至在“文革”结束之后，她还能掩盖昔日的丑行，当上了团委书记。“红罂粟”的意象一直伴随着故事的发展和祝融形象的丰满。作品开头便交代了艳丽迷人的“红罂粟”，是恶之花，故而兼具“虞美人”和“大烟花”的雅俗别称。在祝融“正如罂粟一般红得发紫，红得刺眼”时，北大荒的农家小院中也出现了“几丛惹眼的红罂粟花”，“花开得正旺盛，骄傲而又迷人”。当祝融最后再次逃脱惩罚时，破败的栅栏下又出现了一株红罂粟，“花虽小，依然娇冶而迷人。一阵风来，频频颔首，透出一股暗暗的得意…”“然而百十年过去了，又有谁会想到，那不曾散去的花魂，会在这块土地上得以复活；会在另一个遥远的角落，被善良的人们奉为良药、当作美的象征……”红罂粟本身美丑的表里不一具有反讽意味，作者用这一意象来象征祝融及与其同类型的人，由此引发我们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思考。这是一种反讽性意象，意象的象征体本身具有反讽意义，但是整个意象的象征体与象征意旨之间并不存在悖逆关系，而是契合一致的，属于意象象征体与象征义结合的第一种方式，因而不是我们这里谈论的意象反讽。
以上，我们主要从情境反讽与意象反讽两个方面探讨了当代小说的反讽艺术。其实，这两种反讽样式的有机结合，也能够产生绝妙的反讽效果。在许辉的《康庄》中，一群城市知识青年厌倦了尘世，寄希望于虚幻的彼岸世界——“康庄”，认为“到了康庄，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当虚无成为追求的目标时，实在的此岸世界就被废置漠视了。于是，他们游戏人生，生活也以同样的方式惩罚他们。一二十年后，当耽于幻想又不得不入世的他们游弋于虚缈的彼岸世界和坚实的此岸现实之间，被折腾得心灰意冷、身心疲惫时，蓦然回首，才发现康庄并不在幻想的彼岸，而就在自己身处其中的此岸。寄寓美好理想的“康庄”意象到头来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现实现世人生。同时，小说中的人物越是厌恶生活，越企冀迫近康庄这块心中的圣地，却事与愿违，愈加远离了真切的康庄。意象反讽与情境反讽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统一，人物用时间和生命付出的沉重代价使生命的价值、存在的意义等终极问题在反讽意义中不再虚妄悬浮，而是现实地促人深思。
情境反讽与意象反讽在当代小说中的大量涌现，体现了小说家们把握现实矛盾方式的转变和反讽意识的增强。很多情况下，他们不仅在美学层面的意义上运用反讽，而且提升到了哲学层面的意义。笔者认为，哲学意义上的反讽指的是在清澈澄明的视境中观照人生，对自我及周边世界进行一种哲理性反思，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精神探索和世界整体性的思考。正如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反讽概念》中，从反讽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段历程的角度所指出的那样：“反讽在其明显的意义上不是针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个别存在，而是针对某一时代和某一情势下的整个特定的现实……它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现象，而是它视之为在反讽外观之下的整个存在。”[3](P.100)当具有反讽意识的小说家洞悉到人生和世界是由多元、相悖的因素在矛盾冲突中构成的，充满着无常、悖论和荒谬时，便不再沉迷于寻求单一、确指的意义，不再热衷于以彰显的语言公开进行褒贬，而是自觉地通过荒诞悖谬的情境或逆忤背离的意象，将自我与外界“毫不动情地拉开距离，保持一种奥林匹斯神祗式的平静，注视着也许还同情着人类的弱点”，[4](P.227)在多元视境中，按照世界本真面目，客观如实地展现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真实状态，使隐而不露的价值判断在反讽视境中客观呈现。
［收稿日期］2002-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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