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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蛮、于越
中国是个土地广袤的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不过，作为国名的“中 国”和作为族名的“中华民族”，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而出现的，古代的情 况并不如此。
我在拙作《我对清史编纂的管见》[1]中，曾经回忆1981年5月在北京香山参加中国民 族史讨论会的往事。事前因谭其骧先生之嘱，要我在会上作关于“中国”源流的发言。 为了这四五十分钟的发言，我曾遍索资料，引经据典，颇花了一番功夫。其实，凡是文 化较高、人民较多的民族，在古代都有把其所聚居的地区视为中心的思想。例如在印度 ，今恒河中游就有一个“中国”，梵文作Madhyadesa，艾德尔在《中国佛教手册》中解 释：“中国，印度中部的王国”[2]。《水经注》卷一《河水》也记及这个“中国”， 称其“人民殷富”。“人民殷富”，大概就是他们自视为“中”的原因。同样，古希腊 人也认为他们居于世界之“中”，因为亚洲(Asia)和欧洲(Europe)这两个地名，按语源 学研究来自古代希腊文，前者意为“日出之地”(The region of the rising sun)，后 者意为“日落之地”(The region of the setting sun)[3]。这类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我当年的发言，因为没有留下底稿，早已忘了，不过还记得曾经引及《诗·大雅·民 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劳》的“中国”，无非是 今豫、晋、陕三省的一小部分，不过是古代汉人聚居的一个区域地名，《民劳》的“四 方”都是很大的。《礼·王制》把这“四方”称为蛮、夷、戎、狄。以本文讨论的南方 为例，“蛮”，既是族类之名，也是地名。《山海经·海内东经》：“浙江出三天子都 ，在蛮东。”浙江就是今钱塘江，“三天子都”指的是今皖南诸山，这个地区的地名， 古代汉人就称为“蛮东”。
由于越人文化落后，又没有文字，所以有关越史和越文化的早期记载，都出于“中国 ”汉人文献。从这些文献中获悉，早期越人是南蛮与“中国”最早沟通的族类，显然也 是南蛮中的最大族类。所以今天对于越文化研究这个课题，首先必须从先秦“中国”的 汉人文献中探索。
我国史籍最早记录越人活动的是今本《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1世纪末 )：“于越来宾”。必须说明的是，《今本竹书》为宋人所搜辑，学术价值不能与《古 本》相比。王国维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首《自序》说：“始知《今本》所载， 殆无一不及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所以我们对此书要作一点分析，因为 “于越来宾”这一条，恰恰就在“百分之一”以内。按《今本》所载关及越事者共18条 ，亦惟此条不见于其他古籍记载。特别重要的是，《论衡·超奇篇》说：“白雉贡于越 ”。《异虚篇》说得更清楚：“周时，天下太平，越尝献雉于周公。”王充撰《论衡》 之时，《竹书》尚深埋于汲冢之中，他无疑是根据当时越地传说写此“献雉”之事的。 周公于成王七年归政，但由于其声名甚高，越地传说仍称周公，并不矛盾。所以今本《 竹书》的这一条可以视作信史，其时距良渚文化的下限不过一千年。
按照先秦人物的年代排列，管仲是最早提及这个地区的人：“越之水，重浊而洎，故 其民愚疾而垢”[4](《水地》第三十九)。几句话，把当时越地的自然环境和越人的低 劣素质和盘托出。我们宛如看到了公元前7世纪的一幅图画：在一片潮汐出没、沮洳泥 泞的沼泽地上，一批断发文身、又脏又羸的蛮子，在那里挣扎生活。
以后是墨翟，他在世稍晚于越王句践，所以听到一些句践练兵的残暴传说：“昔者， 越王句践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知其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进之，其士偃 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能胜数也”[5]《兼爱下》。越人好勇，这是普遍流行于“ 中国”的南蛮故事，类似的记载不少，甚至现今还有人认为“越”学从“戉”，是一 把砍杀的刀斧，以证明这个民族称“越”的渊源，其说虽谬，但也不必厚非。
还有一位庄周，他是公元前4世纪人，当时越国已经败亡，南北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当然 较前趋于发达，所以他举了做生意的例子：“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 所用之。”[6](《逍遥游》)说明到战国中期，这个地区确实还很落后。
最后还可以举《吕氏春秋》的例子。吕不韦虽然入仕于秦，但是生活于战国后期，也 算得上是个先秦人物，而《吕氏春秋》记叙之事，多半也是他听到的早年传说，此书《 遇合篇》说：“吹籁工为善声，因越王不喜；更为野声，越王大说。”这无非是一种比 喻，说明“中国”人和南蛮之间的文化差距。《吕氏春秋·知他篇》中记及吴、越二国 的话：“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这是先秦“中国”人 提及南蛮语言并且指出吴越同语的惟一文献。至于南方人操的是什么语言?《孟子·滕 文公上》有一句话概括：“南蛮
舌之人”。用现代意思表达是：与“中国”人相比，这些人说的是像鸟叫一样的外语。
讨论越文化研究，我写这一段发端，主要是为了说明，在先秦时代，“中国”是“中 国”，“南蛮”是“南蛮”，汉人是汉人，越人是越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类，界 限是截然分明的。但由于汉人在文化上显然大大超越当时的“四夷”，势力强大，所以 不仅可以稳坐自居其“中”的位置，而且提出诸如“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 中庸》)之类的绥靖口号，是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 正是因为“中国”的文化高，有文字，才有可能为“四夷”的先秦史和先秦文化积累宝 贵的资料，于越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我们研究古代越史和越文化，从文献资料上说，大 多要依靠先秦的汉人著作。例如“于越”这个名称以及越人第一次到“中国”朝聘—— 这是于越从传说时期进入历史时期的标志。
此后，事情逐渐起了变化，南蛮人开始强大起来。首先是与于越“习俗同，语言通” 的句吴，他是南蛮中最早崛起的一族。但从现存的文献记载看，它与“中国”的沟通比 于越要晚得多，一直要到吴王寿梦元年(前585)才“朝周适楚”(注：《吴越春秋·吴王 寿梦传》。但《左传·宣公八年》已记及吴，故“寿梦元年，朝周适楚”以前当有漏记 。)。却随即向“中国”动武，《左传·成公七年》(前584)：“春，吴伐郯，郯成。季 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后来又发生了这“一族 两国”[7]多次战争，最后是《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前473)：“冬十一月，丁卯，越 灭吴。”越王句践于是挥军北上，迁都琅邪，称雄“中国”。这一番过程，在先秦的汉 人文献《春秋经传》中都有明确记载。如我在《论句践与夫差》(注：原载《浙江学刊 》1987年第4期，收入于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一文中所说 ，越国是在战国七雄之前最早称雄的国家。它囊括了从今山东东翼直到今钱塘江以南越 故地的大片领域，政治、经济、文化必然都有较大发展，可惜我们很难从文献资料中检 获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先秦的“中国”文献中，只记及它的武功，如《墨子·非攻下 》：“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而《吕氏春秋·顺民篇》记及齐庄子以攻 越之事问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
但“猛虎”并不持久，《古本竹书》魏武侯十七年(前380)，即越王翳三十三年：“于 粤子翳迁于吴。”由于王族内部篡杀相继，如我在拙著《于越历史概论》(注：原载《 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一文中所述，周显王三十五年( 前334)，越王无疆(或作彊)伐楚大败，为楚人所杀。《越世家》说楚“尽取故吴地至 浙江”。越国的世系从此断绝，但浙江(钱塘江)以南的故越地仍为越所有，《越世家》 说：“越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按《古本竹书》魏 襄王七年(前312)：“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 、象齿焉。”派公师隅北上的这位越王是谁?史籍没有记载，当时距无疆败亡不过20多 年，这位不在越世系记载之中的越王就能以这样一大批物资远送“中国”，说明于越的 世系虽绝，但还有较大的潜在力量。
《越绝书》及其他
前面讨论的越史与越文化，都是根据先秦的“中国”文献，对于于越来说，这些文献 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些由远离越地的汉人按当时流行的传说写 成的文字，对于越史特别是越文化，后世的研究者不免有一种了望和鸟瞰的感觉。因为 从这些文献中，人们看到的于越，还仅仅是一个并不清晰的轮廓。所幸于越自己还留下 了一宗重要的文化遗产，即越地越人的先秦文献《越绝书》。此外还有少量在东汉之初 身居越地的学者们的著作，成为后人研究越文化的重要源泉。
对于《越绝书》，我在中学时代就已经接触，虽然饶有兴趣，但一直感到从文字到内 容都有许多不解之处。以后随着年龄增加阅读面的扩展，才对此书逐渐有所理解。从20 世纪40年代起陆续做点笔记，探索一些问题，如作者、卷篇、版本、佚文等等方面。到 50年代开始撰写论文，却因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和最后的“十年浩劫”而搁置。 70年代末期，因学校学报索稿才发表了这篇《关于<越绝书>及其作者》(注：原载《杭 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的论文。由于《四库提要》循 明人之说，以此书卷末几句隐语定其作者为东汉袁康、吴平，后人多深信不疑，所以我 撰此文加以驳正。其实我所提出的观点前人也已有议及，我只是作了一些解释，认为此 书应为先秦著作，但东汉初人对此书作了整理和补充。
此文甚得学报的重视，为了刊物卷首的英文目录，他们特请当时外语系主任鲍屡平教 授与我商量翻译之事。鲍先生精于英语，但疏于这类冷僻的古籍。由于文中提及清李慈 铭对此书之名的解释(注：《越缦堂日记》三函十二册，同治九年三月十一日。)，他很 认真地去查了《越缦堂日记》。而我实在并不赞同李氏的意见，所以最后他还是按我的 理解，把书名英译作The Lost History of Yue。在当时，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译法 ，所以并不介意。但以后几次去日本讲学，却有好几位日本学者与我谈及，说他们原来 对此书书名颇有不解，看了这个英译，才使他们豁然开朗。让我很感谢鲍先生的处事认 真。所以后来在点校本《越绝书序》[8]中，我又重提了此事。
前面说到《四库提要》因循明人而把作者定为东汉初人，对此我是很早就不苟同的。 上述此书书名的英译就表达了我长期来的见解。东汉去春秋已远，虽然于越传说如“献 雉”之类在越地流传的还有不少，但若无一样底本或其他成帙的素材，怎能写出如此一 部大书来?特别是像《吴地传》和《地传》两篇，单凭传说是绝对拼凑不出来的。此书 之所以称“绝”，必然是于越世系断绝以后，越人虑越史之绝而撰写的。所以写作年代 必在无疆败亡，越人返回浙东故越地以后。当时，越人中的上层人物受汉文化熏陶已深 ，汉字在越人中流行已久，所以越人已能捉笔作书。而从书中记吴地、越地甚详，而未 及句践北迁后定都200余年的琅邪，说明作者是无疆败后从吴返越人物，并不熟悉琅邪 之事。
《史记·孙吴列传正义》引《七录》，称《越绝书》有16卷，隋唐《三志》著录同。 但从宋代起已经缺佚，今本作15卷，共19篇，与宋以前的本子相比，缺佚已逾十分之二 。但与前述先秦“中国”人的几种文献相比，其内容显然要丰富得多。此书《吴地传》 和《地传》两篇，记载今苏州和绍兴一带的山川地理、风土民俗甚详，因而被称为是地 方志的鼻祖(注：万历《绍兴府志》卷五十八。)。此书有多篇记叙句践与夫差之间的错 综复杂关系以至最终灭吴等史事，因而被认为是“复仇之书”。(注：小万卷楼本《越 绝书》清钱培名《跋》。)此书记及军事、战略、兵器的篇幅不少，所以有人认为是“ 兵家之书”(注：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卷七。)。此书又记及许多农田水利，畜牧养 殖，旱涝灾异，并涉及各种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所以也是一部经世致用之书。《越 绝书》[8]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与前述各种先秦“中国”人所撰的文献相比，许多资料 都是此书所独有，所以值得珍贵。可以随手举个例子，前已提及，越人没有文字，而古 代越语也早已消亡。先秦汉人提及南蛮语言的唯有《孟子》的“舌”。但此书中却保留了不少古代越语。如我在《绍兴方言序》[9]中指出的：“除了含句、乌、 朱、姑等属于人名和地名的专门名词外，还记及了‘越人谓船为须虑’，‘越人谓盐曰 余’，‘夷，海也’，‘菜，野也’，‘单者，堵也’等几个普通名词。”所有这些， 我在点校本《越绝书序》中已叙其详，这里不再赘述。
东汉初人袁康、吴平整理此书，是此书得以流传后世的一个重要机遇，是功不可没的 。而他们在整理工作中，还增加了当时流传的于越故事和补充了先秦以后的资料。所以 他们的工作，属于早期的越文化研究。从袁、吴的工作联系到东汉初期，这实在是越人 流散以后越文化研究的发端时期，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时期。从现存的成果来看，除了 《越绝书》以外，还有《吴越春秋》和《论衡》两种。从保存越文化资料的价值来看， 《越绝书》当然是首要的。但《吴越春秋》和《论衡》的价值，也都远远超过先秦的“ 中国”人著作。所以对于这几种文献，今天的越文化研究者，必须加以特别的重视和仔 细的钻研。
所以有必要把《吴越春秋》和《论衡》这两种早期的越文化研究成果也略作说明。前 者是山阴人赵晔的著作，其体例属于编年史，内容除当时越地流行尚多的先秦故事以外 ，主要还是参考了《越绝书》，所以清钱培名《越绝书札记》(注：《小万卷楼丛书》 ，又附于张宗祥点校《越绝书》卷末，商务印书馆1956年出版。)说：“赵晔《吴越春 秋》，往往依傍《越绝》。”不过从体例说，《越绝书》是以事立篇，各篇并无明显联 系。而此书是一部按年代编撰的于越(包括句吴)的完整史书，有裨于后人研究先秦越文 化的系统概念。此外，赵晔时代的《越绝书》当然还是完整的足本，今本《吴越春秋》 中有不少《越绝书》所不载的资料，除了赵晔自己的搜集以外，必然还有今本《越绝书 》的佚文，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在此书中获致许多他书所无的独家资料的原因之一。还要 指出的是，今本《吴越春秋》也并非东汉完书。《四库提要》说：“是书前有旧序，称 隋唐《经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十卷，殆非全书。”这话不错，现在我们可以从其他 古籍中检录的此书佚文不少，其中也有非常重要的资料。如《水经·渐江水注》：“《 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于越曾立都诸暨北界的埤中，这是越史和 越文化中的大事，都为今本所佚，并为其他任何古籍所未曾记及。至于万历《绍兴府志 ·序志》说它“杂以谶纬怪诞之说”，这话也不错，但是应该考虑到，赵晔撰书之时， 上述先秦“中国”人所撰诸书(包括《越世家》)他都能看到，所以此书中的“怪诞之说 ”有许多是属于“外转内”的，现在把这些文献进行对勘，大部分都能查实。由于我往 年曾撰有《吴越春秋及其记载的吴越史料》(注：原载《杭州大学报》1984年第1期，收 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一文，对此书有较详评论，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说《论衡》，此书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并非专叙越地越事，而且今本也有 较多缺佚，我往年曾撰有《论衡与吴越史地》(注：原载《浙江学刊》1986年第1期，收 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一文作过说明。虽然今本论及的越中故事不多，但由于王充 是一位博学多才、见识超群的学者，所以《论衡》中记及的越地越事，实在不同凡响。 书中也记入了一些当时在越地流行的传说，但是经过他的判断筛选，所以没有收入那些 被先秦“中国”人(包括《越世家》)检去的荒谬不经的东西。像“象耕鸟耘”这类在上 述这些文献中都有记载的荒唐故事，只有他出来作了科学的解释。特别是对于有些至今 还有人捧牢不放的如“越为禹后”和禹到会稽召开全国诸侯大会等荒谬绝伦的故事，也 都由他出头一笔否定。例如《书虚篇》的“禹到会稽，非其实也”；“吴君高说，会稽 本山名，夏禹巡狩会计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会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夏禹巡狩 此山，虚也。巡狩本不至会稽，安得会计于此山?”“禹时，吴为裸国，断发文身，考 之无用，会计如何?”在《恢国篇》中，他干脆否定了先秦时期(例如《尚书·禹贡》) 所谓的“大一统”：“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王充，他不愧是一位科学地 研究越文化的前驱。
越文化研究的跃进
东汉以后的漫长年代里，越文化的研究没有多少成果。由于先秦“中国”人的著作流 行一时，而后来的《史记》《汉书》等在一个尊经崇儒的社会里具有极高的威望，致使 越为禹后、吴为周后等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既没有出现像王充这样 的人物，也无人继承和发展《论衡》的成果。
当然，局部的研究还是有的，而且也得到一定的收获。例如对于于越语音的研究，唐 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吴地“号曰句吴”：“句音钩，夷族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 于越也。”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四“于越”云：“《春秋·定公四年》，书于越入 吴。注云，于，发声也，《史记》又书为于越，注云，发声也。”这实在是在《越绝书 》的基础上，对“舌”语音的又一次发明，是对后人越语研究的重要启发。清李慈铭所谓“盖余姚如余暨、余杭之比，皆越之方言，姚、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无得而详”(注：清李慈铭《息茶庵日记》，载《越缦堂日记》同治八年七月十三日。)，或许就是受唐宋人启发的成果。
此外还可以举出一些秦一统以后越人流散的研究。其中首先是胡三省在《通鉴》汉纪 四十八“山越”下所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这才让 人明白《后汉书·灵帝纪》记及的“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此“山越”原来是秦驱 逐越人时就地逃入深山的。另外，明焦竑说：“此即所谓东越、南越、闽越 地。东越——名东瓯，今温州；南越始皇所灭，今广州；闽越即今福州，皆句践之裔。 ”(注：《焦氏笔乘续集》卷三。)这对秦一统以后越人流散与分布的研究，也很有参考 价值。东汉以后的漫长时期中，可以称道的越文化研究，或许就是上述几例而已。
越文化的跃进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轫的。当时出现了一批思想活跃，见识宽广， 根底札实，治学勤奋的史学家，他们既深入钻研古代有关越人的大量文献，又细致地鉴 别分析这些文献，先后提出了不少前无古人的科学创见。如顾颉刚、罗香林、卫聚贤、 蒙文通、杨向奎诸氏，都发表过在这个课题中不同于前人见解的论文。其中特别是顾颉 刚。我在《大禹研究序》(注：《大禹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此序又收 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中，一开头就指出：
我生平十分佩服科学家，特别是那些在相关科学还比较落后，利用相关科学的成果和 资料都比较困难，却能依靠自己的优厚天赋和非凡勤奋，依靠自己的观测、实验、思考 ，提出当时让人大吃一惊而事后逐渐获得证实的假设、学说、理论的科学家。因为我是 一个地理学者，在这门科学领域中，这样的科学家有两位。
我在此《序》中提出的第一位是创立“大陆漂移说”的德国科学家魏根纳(Alfred
Lothar Wegener 1880-1930)。《序》中接着说：“在魏根纳提出‘大陆漂移说’的十 余年以后，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顾颉刚(1893—1980)在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提出了一个四 座皆惊的论点：‘禹是南方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会稽(越)’。”[1 0]
顾颉刚提出这种大胆假设的年代，正是蔡元培创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时代， 学术界确实呈现出一番活跃气象，但是把这位传统的第一个朝代的开国之君置于南蛮
舌之人的神话之列，在当时显然是许多人都容不了的。如我在《大禹研究序》中所说：
那时候顾颉刚还是一个年轻人，竟敢提这样一个与中国的儒学传统挑战的离经叛道的 学说。当时，地质学、古地理学、古生物学、第四纪学和考古学等相关科学，在理论上 和检测手段上都还相当落后，他是依靠自己的笃学、慎思、明辨等功夫提出来的。此文 一出，一些人佩服他的胆识，另一些人即欲鸣镝而攻。
在顾氏提出这种假设以后十年，另一位思想开放的学者冀朝鼎，用英文在伦敦乔治· 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出版了一本《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 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1]的论著，此书第四章以《禹和洪水的传说》为题，对顾氏 的观点作了议论。虽然在那个时代，他还无法判断这种观点的是非，但是对于这种大胆 的假设，他给予极高评价：
他对这个传说的传统说法所给予的有力批判，似乎已经成功地打破了这样一种神秘的 理论：即认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开端，要归功于一个英雄神灵的仁慈和他的自我牺牲的活 动。通过宗教正统学者反复断言了若干世纪以后，这种神秘的理论已经获得了宗教教义 的权威，从而成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科学研究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只有彻底打破这个 神秘的理论，才有可能对治水活动的起源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
冀朝鼎的著作是议论中国历史上的水利事业的，所以他指出禹的神话是科学地研究历 史水利的“巨大障碍”。同样，对于越文化研究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虽 然王充在东汉初年已经打破了这个“巨大的障碍”，但是如冀氏所说：“通过宗教正统 学者反复断言了若干世纪以后，这种神秘的理论已经获得了宗教教义的权威”。这也就 是我在前面指出的，直到今天，还有人“紧紧捧牢不放”的原因。
由于旁支科学如地史学、第四纪学、古地理学、古生物学、考古学等和科学的测年手 段在这50多年中的进步，当年冀朝鼎认为“可能证实也可能推翻”的顾颉刚关于禹的神 话出于会稽(越)的假设，现在已经完全证实了。只是当年他所设想的钱塘江的洪水灾害 ，现在已经明确是第四纪晚更新世到全新世的几次海进和海退。关于这方面，我在《越 族的发展与流散》(注：原载《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 一文中已经详细说明了。而且，当年冀氏所说的“神秘的理论”还只及于“治水活动的 起源”，现在，这个“神秘的理论”的面幕已经被揭得更开。我为《绍兴史纲》(注： 百家出版社2002年出版，此序又发表于《学术界》2002年第6期。)一书所写的《序》中 ，曾经引及了《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刊载的一篇占该报一个整版的文章：《夏商 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纪实》，这是一次有关这个耗资巨大的课题的国际学者 网议，全版除了参加网议的不少国际学者的发言以外，还有此版编者刘星的按语。其中 版末的一段按语最发人深省：
关于是否有夏、二里头是否夏以及二里头文化是否步入了国家社会等问题，我们在上 述的评论中已经多少表明了我们的立场。运用“同代文字证明”的逻辑，我们只能对夏 的存在打一个问号，因为目前还没有出土文字证明司马迁关于夏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
我在拙《序》中对这段话也作了一点议论：
我真佩服刘星先生的这段话，他确实说得既科学，又含蓄。“因为目前还没有出土文 字证明司马迁关于夏的记载是真实可靠的”，所以，“我们只能对夏的存在打一个问号 ”。司马迁对夏说了些什么?《夏本记》中抄录了《禹贡》全文，这里记录了大禹移山 倒海的神功，竟把第四纪甚至第三纪的地质变迁都包罗在内。……刘星先生的含蓄就在 于此，等到那一天“同代文字”奇迹般地发掘出来以后，能够找得到司马迁记载的这些 东西吗?
科学的发展的确让人产生一种紧迫感，感到随时随地需要迎头赶上。就拿越文化研究 这个课题来说吧，王充断然否定了禹到会稽之说，但他还不敢否定禹这个人物的存在。 十几个世纪以后，顾颉刚果断地否定了禹的存在，认为这是一个起源于会稽(越)的神话 。现在，《中国文物报》又为这个由禹开创的朝代打上问号。顾颉刚的时代和今天不同 ，他没有旁支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依靠，他是凭借他的天赋和勤奋而提出这种大胆假设 的。为此，我们不得不对这位率先用“层累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史学家表示衷心的景 仰。他在80年前提出的这个假设，无疑是越文化研究中的一次跃进。
现代与展望
这里所指的“现代”，是这20年来的越文化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起，越文化研究有 了很大的发展，获得了大量的成果。要把这20年的越文化研究作一番评价和总结，这实 在是相当困难的。我只能简略地作几个方面的概括：
第一是研究者的队伍空前扩大，若干高等院校也加入了这种研究的行列，并且还建立 了几处越文化研究所，有稳定的研究人员。第二是研究成果，包括专著和论文，在这一 时期大量涌现，为了交流和讨论这些不断涌现的研究成果，曾经举行了多次学术讨论会 ，出版了论文集。
第三，这或许是这段时期越文化研究获得显著成果的重要原因，由于前面提及的相关 科学的进步，在研究队伍中，除了以往的历史学者、历史地理学者、民族学者和部分考 古学者以外，地质学、地史学、第四纪学、古地理学、古生物学者等也参与了这方面的 研究。而原来的研究者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必须依靠先进的旁支科学的研究成果。 此外，由于科学的测年手段的出现和应用，过去从文献里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往 往可以迎刃而解。
举个例子说明，顾颉刚在80年前提出的作为禹的神话背景的会稽(越)洪水，按当时的 科学发展程度，他只能假设来自钱塘江。而现在，由于第四纪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已经 明确了从晚更新世到全新世的几次海进、海退。在距今约25000年的假轮虫海退时期， 中国东部沿海的海岸线直达大陆架，沿海的大小岛屿都和大陆相连。从现代海面以下15 5米取得的贝壳堤，放射性炭素测年为14780±700年。可以清楚地知道，大约在15000年 以前，中国东部沿海海面比现在要低150多米。而这次海退以后接着发生的是从全新世 开始的卷转虫海进，在距今约7000年前，今浙江的大片平原都沦入海域。今宁绍平原和 杭嘉湖平原，在高程十余米以下，常常出现大片蛎壳层，就是这次海进的实物见证。所 有这些，我往年已在好几篇文章，特别是《多学科研究越文化》一文中阐明。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一批越文化研究者在去年进行了关于古代越文化传播分布地 域的实勘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在越文化研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值得学术界特别 是越文化研究者重视的。按照近年来的研究，古代越人的流散开始于史前，我在《越族 的发展与流散》一文中指出，卷转虫海进时期出现了越人的第一次流散，他们的足迹遍 及台湾、越南、南洋群岛、日本甚至太平洋[12]。秦一统以后，越人又出现了第二次流 散，除了遁入深山的“山越”以外，他们的流散地区遍及浙西、皖南、赣、湘、闽、两 广、海南、云贵等地。通过对古代越人流散地区的实勘调查，必然可以获得古代越文化 传播分布的实迹，这实在是越文化研究中的一条独特和重要的蹊径。《浙江日报》于20 03年9月22日以整幅版面，以《追踪古越文化的变迁足迹》的大字标题作了详细报道。 在大字标题前面，记者并对这长篇报道作了几句话的摘要：“今年夏天，12名学者冒着 酷暑在浙、闽、桂、粤、琼五省区追寻古老的越文化。在22天的实地勘察中，学者们接 触了大量越文化的活资料，实地考察了许多古越文化遗址。”这个报道发表以后，学术 界不少人来电来信，希望获得这次越文化实勘调查更为具体的细节和成果。
可以告慰于越文化研究同仁的是，去年的实勘成果现在正在加紧整理，古代越文化传 播分布地域实勘的论文集有望在年内出版。另外，这种地域实勘的工作今年还要继续进 行，实勘地域已选定滇黔二省，正在筹划之中。在越文化研究中，这是一种有创新意义 的尝试，希望得到学术界的支持和指教。
回顾以往，越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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