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收入分配、金融资产增长与消费需求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需求论文,变动论文,收入分配论文,金融资产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3）04－0003－09
一、消费需求的决定因素及其与金融市场的关系
在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中，居民的消费需求取决于当期的收入和消费倾向两个变量。由于凯恩斯同时认为，对一个社会而言，消费倾向具有很大的惯性，在短期内，消费需求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当期收入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当期收入是劳动报酬，不包括金融资产收入，因而消费需求的大小与金融市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在凯恩斯之后，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和弗里德曼分别提出了生命周期说和持久收入说。它们被统称为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
生命周期说认为，个人追求的是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效用的最大化，个人的消费函数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的大小，还取决于他的财富拥有量。这里的财富不仅包括物质财富如房产，而且包括金融财富如股票和债券。生命周期说的消费函数为：
C＝αWR＋βYL（1）
式中WR为实际财富；α为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YL为劳动收入；β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很显然，当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α为一定时，随着财富的增加，消费需求将随之扩大；当财富减少时，消费需求也将随之下降。其它因素不变，财富量的变动会引起经济的波动。
持久收入同生命周期说一样，认为消费需求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是与长期估计的收入相联系的。在持久收入说看来，居民个人和家庭在作出消费决策时，不仅会考虑当前的收入，还会考虑未来的收入。他们不仅预计到他们在未来时区有收入，也会预期到在其有生之年，收入会有起伏。他们需要将高收入时区的一些资源转移到低收入时区，以便满足他们相对稳定的消费需求；他们在低收入时则可以向未来的高收入时区借贷。因此，居民的消费取决于长期的或者平均的或者持久的收入。持久收入说的消费函数为：
C＝αYP（2）
式中YP为持久的收入，α为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持久收入说假设消费品价格和利率不变，强调的是消费需求特别是边际消费倾向的稳定性。
上述两种理论都认为消费与长期收入的某种估计相联系。两者的不同点在于，生命周期理论比较注重消费与财富的联系，而持久收入说更加详细地考察了个人形成他们未来收入预期的方式。现代消费函数理论认为这两个理论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互补的，因而将它们综合起来，构成了如下的消费函数：
C＝αWR＋βθYD＋β（1－θ）YD[,－1]（3）
式中YD为可支配劳动收入，βθ为当期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β为长期平均消费倾向。式（3）既体现了财富对消费的作用， 又反映了持久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在生命周期说的消费函数中，财富可分为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两大类，而金融资产又可分为银行储蓄、保险、债券和股票等多种类型，这为研究金融市场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提供了可能。在持久收入说的消费函数中，持久收入是个人在一生中的平均收入，它与各期收入的差依赖于储蓄和借贷加以调节。这样，持久收入说实质上已隐含了金融市场对消费需求的调节作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生命周期说，还是持久收入说，都是高度抽象的理论模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消费与收入、财富关系等，而并不在于揭示消费与金融市场及金融资产积累的关系，因而舍弃许多与金融有关的因素。为了说明消费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为便于分析，我们可将消费函数改变为下面的形式：
C＝F（WR[,1]，WR[,2]，WR[,3]，L，YD）（4）
式中WR[,1]为非金融资产；WR[,2]为居民储蓄、债券和保险资产；WR[,3]为股票资产；L为居民消费信贷；YD为当期劳动收入。 从公式（4）中可以看出， 金融市场对消费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如下一些因素：居民财富中银行储蓄、保险、债券资产所占比例；财富中股票资产所占比例及价格；消费信贷的数量。
二、银行储蓄、债券投资、保险与消费需求
居民将一部分当期收入存入银行是为了应付未来之需要而延迟消费的行为。银行储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调节生命期内各时期收入与支出的差额，或是为了防病、养老、教育子女以及遗赠。储蓄的利息收入通常远低于股票投资的收入，而且利率通常是预先固定的。债券有固定利率债券、非固定利率债券和可转换债券等，固定利率债券中政府发行的公债因有政府信誉保证，利率可能低银行同期储蓄存款利率；银行和公司发行的债券利率通常高于银行同期储蓄存款利率。投资购买政府债券的目的主要是规避财产贬值的风险，对消费起延期作用；投资购买银行和公司债券，通常可以获得高于同期储蓄存款的收益，在债券到期时可能增大投资者的消费，但投资购买银行和公司债券本身也会产生延迟消费的作用。非固定利率债券的投资可能获取较高的收益，但也可能承担较大的投资风险，它对消费作用的双重性与固定利率没有大的差别。至于可转换债券，其对消费的作用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债券转换为股票，这时投资可转换债券对消费的作用就类似于投资于股票；另一种可能是债券到期后还本付息，这时投资可转换债券对消费的作用就与投资于一般债券相同。银行储蓄与债券通常都是固定收益的，持有这两种金融资产的目的具有相似性，这是我们将两者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的原因。
就居民个人而论，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债券利息和保险收入可以构成其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随着这部分金融资产数额的增加，收益率不变，可支配收入的总量增加。在这部分金融资产收入边际消费倾向不变的条件下，其收入的增长会带来消费成比例的增长。但是，银行储蓄、债券和保险资产的积累有两种来源：劳动收入的积累；金融资产收入的积累。在财富积累的初级阶段，银行储蓄、债券和保险资产的积累主要来自劳动收入的积累，只有少部分来金融资产收入的积累。在劳动收入一定时，消费和银行储蓄、债券投资即为彼增此减的关系：当期劳动收入用于银行储蓄和债券投资的比例越大，用于当期消费的量就越小；当期劳动收入用于银行储蓄和债券投资的比例越小，用于当期消费的就越多。
居民个人将多少收入用于银行储蓄和投资于债券，主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一是现期劳动收入的高低。只有在满足了当期的生活必需后才会有银行储蓄和债券投资；现期收入越高，银行储蓄和债券投资越多。二是未来时期消费的基本需求，人与动物的基本差别就在于人具有预见性，而动物只有本能的反应。每个人生命期内各个时期的消费需要与当期可支配收入是不匹配的，最为典型的是，当他或她达到退休年龄时，可能失去劳动收入，但却一天也不能停止消费。这是居民进行储蓄和债券投资的基本动力。三是银行储蓄与债券的利率。这涉及到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效益比较问题。银行储蓄和债券投资的利率弹性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当期收入与当期基本生活需求的比较。如果当期收入仅够吃饱穿暖，即使利率再高，居民个人也难以增加银行储蓄和债券投资。二是现有银行储蓄和债券资产额与应付未来之最低生活需求的数额的比较。如果现有的储蓄额还没有达到应付未来防病、养老、教育子女的最低需求量，即使利率下降，居民仍会增加储蓄。只有在当期收入超过当期基本生活需求额且现有银行储蓄和债券资产额超过应付未来之最低生活需求的数额后，银行储蓄和债券投资才会具有明显的利率弹性，也只有在这时储蓄、债券资产收入用于当期消费的比例才会逐步提高。
从社会的角度看，银行储蓄和债券投资的比率与收入的分配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由于收入水平高的居民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当人均收入为一定时，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社会储蓄率越高；相反，收入分配的差距小，社会储蓄率就低。同时，银行储蓄和债券投资的比率还与人口的构成有关。一般而言，处于青年期的居民，收入水平较低而消费需求较大，因而很少储蓄；处于老年期的居民，一旦达到退休年龄，收入水平下降，要保持原有的消费水平，通常要动用以前年度积累的财富或财富收入；处于中年期的居民收相对较高，消费需求相对稳定，而未来消费需求的压力较大，通常是进行银行储蓄和债券投资的主要社会群体。
保险有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之分，尽管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性质及资金来源不尽相同，但都会减少当期劳动收入用于现期消费的比例，在这方面与银行储蓄并无分别。但是，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与银行储蓄及债券投资在满足未来消费需求方面具有替代性。当未来时期的消费需求为一定时，居民参加社会保险或购买商业保险后，就可以相应减少为满足未来需求而进行的储蓄和债券投资。其次，社会保险具有福利性，政府财政提高用于社会保险的支出比例，从而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可以相对减少居民为满足未来需求而支出的总量。再次，无论是社会保险还是商业保险均有互助性，满足未来时期同样的养老、医疗的需求，即使没有政府的投入，参加社会保险或购买商业保险的社会平均成本远低于单个个人为养老、防病而进行储蓄或投资购买债券的成本。因此，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发展，可以降低为满足未来基本消费需求的储蓄必要量。值得指出的是，社会保险是带有强制性的。按社会保险条例规定，无论收入高低，企业和职工都要按标准交纳保费。对低收入者而言，参加社会保险的费用支出可能会大于他或她意愿的为满足未来需求而支出的数额。
保险对社会储蓄的影响不同于对个人储蓄的影响。就商业保险而言，商业保险收取的保费收入必须大于当期的保险支出，否则它们的业务就难以为继。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商业保险的增长，将会提高社会总体的储蓄水平。就社会保险而言，如果采取现收现付制，当期的保险费收入全部用于当期的保险支出，社会总储蓄水平不变；如果采取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当期的保险费收入大于当期的保险支出，其它条件不变，社会总储蓄水平提高。
三、股票财富及价格的变动与消费
股票不同于银行储蓄、保险、债券，没有固定的收益，其市场价格受上市公司业绩、银行利率、股票市场资金供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随着股票价格的波动变化，居民股票资产的价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动，由此会对居民的消费产生两种效应：
1.财富效应。股票作为一种财富可以带来收入，股票价格上升可以增加投资者的实际收入，或提高投资者的收入预期，因而可以刺激消费；反之则反。一般而言，当股票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变时，股票资产价格与消费量呈正方向变动，即股票价格上涨将拉动消费上升；股票价格下降则可能导致消费成比例地减少。
2.流动性效应。企业或居民持有何种资产会考虑流动性的要求。股票可以很容易地按完全市场价值出售而收回现金。当消费者持有的金融资产与负债相比为数很多时，他们对财务困难的可能性估计会很低，因而较为乐意去购买耐用消费品。因此，当股票价格上升时，金融资产的价值提高，发生财务困难的概率估计也很低，耐用消费品支出会增加；反之反是。
一般而言，由于股票资产价格具有不稳定性，股票资产的比例越高，金融市场波动对消费的影响越大；相反，股票金融资产的比例越低，金融市场波动对消费的影响越小。但是，股票财富效应与流动效应的高低也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首先，股票财富对消费的影响与股票财富的构成有关。股票财富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居民将劳动收入用于投资所形成的；另一部分则是由股票收入再投资形成的。当期劳动收入用于股票投资的越多，可用于消费的就越少。因此，股票投资与股票财富对消费的总体影响，取决于股票财富效应、流动性效应与股票投资效应的比较，只有当前者的正效应大于后者时，股票投资所形成的股票财富才会带来社会总消费的增加。相反，如果大量的资金进入股市，而股票收入很少用于消费，股票资产的投资效应大于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还会减少社会的总消费。新兴股市和成熟股票相比，前者由居民劳动收入投资所形成股票财富的比重一般高于后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股市对消费的影响可能与股市发展的阶段有关。
其次，股票财富对消费的影响与股票财富收入的构成有关。股票财富收入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来自上市公司的红利收入；另一种是股票的转让交易收入。两者对社会消费的效应是不同的：前者来自上市公司创造的利润，如果居民将它用于消费，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消费；而后者来源于其它居民的投资，即使将它全部用于消费，也只是将其它居民的当期收入转化成了消费，并不一定增加社会的总消费。股票红利收入的多少是取决于上市公司质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股市对消费的影响与上市公司质量不无关系。
再次，股票财富对消费的影响与股票持有者的结构有关。如果股票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偏好通常低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偏好，如果股票财富的增加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它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也将缩小。
最后，股票财富对消费的影响与居民财富积累的阶段有关。股票财富收入的增加，为消费的增长提供了可能性，但它对消费的影响还取决于它的流动性以及如何使用财富收入，也就是取决于股票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居民将股票投资收入用于股票再投资的比例越高，股票对消费的财富效应就越小。股票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与投资者财富积累的阶段及总额有关。如果财富积累尚未达到满足未来需求的必要量，居民就可能将股票收入全部或绝大部分用于股票再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股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就低；只有达到满足未来需求的必要量后，居民才会逐步增加股票收入用于现期消费的比例。
四、消费信贷与消费需求
消费信贷主要是银行为居民购买价值数额较大的耐用消费品如住房、汽车等而提供的信贷，也有为居民支付子女教育费用、旅游等费用而提供的信贷。对个人来说，消费信贷的基本功能就在于通过信用杠杆使一部分居民未来时期才具有的消费支付能力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对社会而言，消费信贷的作用则是将一部分居民的储蓄转化为另一部分居民的现期消费。
消费信贷对现期消费的拉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消费信贷支出指定用于消费支出，从而直接构成社会总消费的一部分；其次，居民在使用消费信贷时通常必须有一部分自有资金用于消费，消费信贷可以拉动居民现期收入的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信贷增长速度越快，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越强。值得注意的是，对消费信贷作用的评价可能会受到统计方法的影响。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居民购买商品房等的支出并未计入当期消费额中，而是被计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入当期消费的只是商品房产的折旧价值。这会缩小消费信贷对消费的实际作用。
消费信贷是必须还本付息的，银行向居民提供消费信贷的前提条件是借贷人具有还本付息的可能，而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能力归根到底取决于他或她预期收入的高低。因此，消费信贷的增长速度受预期收入的制约，与预期收入的增长呈正方向变动。同时，消费信贷到期后，借款人还本付息，会减少借款人当期收入可用于消费的数量。如果还本付息期的实际收入低于预期水平，或者因贷款所购置的房产价值贬值，借款者资不抵债，这将导致债务对消费的紧缩效应。还必须指出的是，消费信贷不仅受需求方——消费者的影响，还直接受贷款供给方——银行的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风险偏好、贷款利率和服务水平等都会影响到消费信贷的增长。
五、经济周期与消费需求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影响居民消费的基本因素是劳动收入，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居民的金融资产日趋增加，消费的影响因素也日趋复杂。我们只是一般地分析了金融资产对消费产生影响的各种可能性，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实际作用在经济周期的各个不同阶段是不同的：
在经济上升阶段，居民收入通常增长较快，居民对未来收入的增长预期良好，即使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但居民用于消费的绝对量仍然增长较快。在经济景气的刺激下，股票价格上涨，由此会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银行在经济景气的鼓励下，通常也会增加消费信贷的投放。总起来看，在经济上升阶段，金融市场对消费需求增长具有加速器的作用。
在经济衰退阶段，居民收入通常增长放慢甚至下降，居民对未来收入的增长预期悲观，即使居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上升，但居民用于消费的绝对量增长放缓甚至下降。在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下，股票市场行情向下，股票价格下跌，由此会引起消费需求的萎缩。银行在经济景气影响下，通常也会减少消费信贷的投放。随着房产和金融资产价格的下降，居民资产的价值将大幅度“缩水”，借款者可能资不抵债，居民必须按预先的约定偿还银行债务，而资产的流动性已经下降，即使勉强折价售出，其收益也可能不足以偿还银行债务，居民必须将一部份现期收入用来偿债，这将导致债务对消费的紧缩效应。总起来看，在经济衰退阶段，金融市场对消费需求下降也具有加速器的作用。
六、我国的金融市场与消费
在改革开放前的“短缺经济”时代，我国消费品供给严重不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消费品供给逐渐增多，消费需求与消费品供给的对比关系先于生产资料发生了由供给不足到需求不足的变化。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反映居民消费需求大小的两个重要指标。一般而言，消费需求大于消费品供给，会引起这两个指数上升；相反，消费需求小于供给，则会造成这两个指数下跌。1998年以来，我国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出现了持续性的下降，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到2000年才止跌转升，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于2001年才止跌回升。2002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继2001年第四季度的下跌态势后继续下滑。这表明我国消费需求仍然不旺。从居民消费支出的实际看，居民消费指数于1997年出现下降后，近年来虽然有所回升，但回升幅度不大。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呈现走低的趋势。1991～1998年，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1.05、0.65、0.80、0.82、0.85、0.73、0.58、0.35，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下面我们将从四个方面分析我国消费需求不旺的原因：
1.消费需求与居民收入及其分配状况。造成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下降甚至萎缩的重要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和收入差别的拉大。我国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城镇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在1994年达到35.6％峰值后，逐年下降，至1999年才开始回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在1994年以后也连续4年在低位徘徊，1999年才超过1994年的增长速度，2000年又有所下降；全部职工工资总额增长速度于1994年达到35.4％的峰值后，逐年下降，到1998年仅增长了0.2％，近年来职工工资总额增长速度有所提高，远比1996年以前低。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别也呈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由1967年的0.15上升到2000年的0.458，已处于警戒线（美国为0.4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按5等分组分析，我国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之比，1990年为4.2倍，1993年为6.9倍数，1998年为9.6倍；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20％高收入人均年收入与20％低收入组的分配差距是10倍。同时，行业间的差别已由1990年的1.72倍扩大到2000年的2.63倍。农村居民占我国人口的比例近70％，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无疑可以提高社会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但是，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在1994年达到32.5％的峰值后，逐年下降，至2000年仅增长1.9％。
2.消费需求与储蓄。与居民消费不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我国于1996年先后8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 但居民储蓄始终保持稳定快速的增长势头。2001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73762亿元，增长14.7％，现已突破8万亿元。除此之外，居民用于购买国债、商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社会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的支出也增长迅速。尽管国债发行额在2000年已达4000多亿，但每次公开发行便被居民抢购一空，可见需求十分旺盛。在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储蓄与消费是此增彼减的关系，边际储蓄率的提高意味着边际消费率的下降，消费需求不旺与储蓄的高速增长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我国居民储蓄迅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收入差别的扩大不利于消费的增长。近年来我国收入水平提高幅度较高的主要是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和上市企业的经理人员；科研、教学和卫生部门的职工；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这部分人原来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其收入增加后，消费并没有同比例地增长，主要部分可能转化成银行的存款。相反，一部分农民和下岗工人收入水平不仅没有提高，还有下降，其消费水平也可能随之下降。我国80％的银行储蓄存款集中在20％的储户手中，同样表明我国收入差别是巨大的。其二，近几年推出的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制度改革，提高了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支出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也提高了未来消费需求的预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318元，比1995年增长188.9％，年平均增长率为23.7％，其中医药支出比重在70％以上；人均教育支出364元，比1995年增长119.5％，教育、文化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995年的8.8％提升到12.6％；人均购房支出455元，比1995年增长150.8％；人均居住支出500元，比1995年翻1倍，居住消费比重由1995年的7.1％提升为10％。随着改革的深入，这方面的消费支出还有增长的趋势。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以3口之家为主，住房达到100平方米，以每平方米价格2000元计算，为购置住房需储蓄20万元；一个子女的教育费用（含学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仅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两阶段就需约10万左右；为防病治病所需的资金也要10万左右。如此算来，40万元的储蓄并不算多，而超过40万元的储户不多。其三，社会福利制度的缺失和扭曲不利于消费的增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维护社会公平，社会福利供给主要应针对低收入阶层。在我国，高收入阶层享受的住房补贴多，公费医疗条件好，其子女享受高水平教育的机会大且不需多支出费用。城市与农村之间社会福利供给差别更大：在城市，现在有了“三条保障线”，但农村居民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基本上全靠自己，几乎没有任何保障可言。
3.消费需求与消费信贷。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鼓励各商业银行积极发展个人信贷业务，为此还于1999年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并且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在按同档次固定资产贷款减档执行的基础上又下降10％。同时，还将消费信贷的范围从住房扩大到助学贷款、汽车贷款等。2001年我国金融机构消费贷款余额6990亿元，增加2755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5598亿元，比上年增加2282亿元，比1997年的190亿增长了28倍。如果以消费信贷比率为30％计算，2282亿元的消费信贷可以带动5325亿元的配套购买住房支出；再以房价的30％计算装修费用，还将拉动2282亿元的支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信贷的覆盖范围及其在促进消费中所起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消费信贷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仅为6.22％，其中住房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为4.98％。据统计，美国全部商业银行贷款中，消费信贷约占15％；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中，消费信贷约占50％。我国消费信贷发展面临着诸多障碍，随着消费信贷业务的推进，一些问题日渐突出：其一，预期收入的制约。目前已获得消费信贷的主要为预期具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中高收入阶层，大量的低收入居民特别是下岗工人以及广大的农民难以从商业银行获得消费信贷，这将从根本上制约消费信贷的扩张。我国部分中高收入者为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优惠向银行贷款购房，同时将自有资金用于投资购买股票，这又使消费信贷带动消费的效应大打折扣。其二，个人信用制度缺失的制约。西方发达国家消费信贷的大规模发展是以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基础的。在美国，通过将消费者的“社会安全保险号码”输入计算机网络，银行可以迅速查实申请人的信用状况。在我国，由于缺乏健全的个人信用制度，银行缺乏征询和调查借款人资讯的有效手段，加上个人收入的不透明和个人征税机制的不完善，银行难以对借款人收入的完整性、稳定性和还款意愿等资讯状况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且，当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本付息时，由于保护银行债权的法规不健全，加上实际司法过程的困难及抵押物品变现的困难，银行的债权难以得到有效保护。这些既加大了银行办理消费信贷的成本和风险，又使一些具有偿还能力和借款意愿的人不能获得贷款。其三，银行产权制度、组织结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和资产负债状况的制约。至今为止，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家独资的，普遍存在自有资本金不足、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和风险随能力较差的问题；在强化风险管理后，银行管理层普遍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虽然几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均遍布全国，但均按行政区域设置，消费信贷发放与收回在跨地区的合作方面困难重重。
4.消费需求与股票市场。从1990年以来，我国股票市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2002年6月，境内上市公司数（A、B股）为1178家， 市值总值为47736.46亿元，投资者开户数达6804.17万户。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股市与消费的关联程度不高，股市的财富效应不明显，其原因有如下一些：其一，股票投资投资者占人口比例不高。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开户数已达到6804.2万户，剔除机构投资者和家庭重复开户数，投资于股市的居民住户约3500万个，以3 口之家计算，股市价格变动影响的人口约为1亿人左右，不到总人口的1／12，而美国1998年有41％的家庭持有股票。从地区分布看，据深交所2001年的统计，而江苏、上海、深圳、广东、山东、辽宁、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和海南等东部地区投资者开户数占总开户数的比例超过60％；广西、新疆、甘肃、云南、内蒙、贵州、青海、宁夏和西藏等9省、 自治区的投资者开户数仅占总开户数的6.31％，比不少东部地区一个省市的开户人数还要少。我国的股票投资者绝大多数为城市居民或机构投资者，极少有农村居民购买股票。在城市居民中，高收入阶层的投资额远远高于低收入阶层，而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远远低于农村，城市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阶层。因此，当股票价格上涨时，因为财富效应的影响，股票投资者的消费可能有所增长，但对全社会消费支出的增长作用不大。其二，股票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大。我国股市发展的时间总起来看还很短，由于法规制度不健全，法规政策的执行不规范，上市公司的质量普遍较差，股市价格的变动与上市公司的业绩相联性不强，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的变动。从1999年开始，股价一路上涨，主要是受我国实施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多次调低利率等因素的影响；而2001年股价急剧下降，直接原因是受实施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影响；2002年宣布国有股减持暂停之后，股价便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其三，投资者大多还处于财富保值与积累的阶段。在我国的投资开户者中资金额大的“大户”并不多，大量的是资金量不大的“散户”，一些下岗工人也在散户的行列之中。这些人将积蓄投资于股市，首要的原因是因为银行储蓄存款和购买国债的利率较低，希望通过股票投资实现财富的保值；其次则是为应付未来养老、医疗及子女教育的支出需求而积累财富。他们在投资获利后通常会加大对股票的投入，而很少将所得收入抽出股市用于消费。其四，还必须看到的是，资本市场具有集聚社会财富的功能，将社会财富向高收入阶层集中，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别。据广东中诚信公司的研究，在股票投资者比例最高的上海市，自1996年1月至2000年5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深沪两市指数正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717和0.638。但在这种相关性背后所隐含的事实是，上海、深圳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如此之大，证券交易所却只有深沪两家。每年两地所获得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其中2001年为304.7亿，一部分便留在当地财政，还不说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纷纷在两地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以及股东为获得申购股票而需将大量的资金汇往两地交易所。因此，两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总起来看，我国近年来消费需求不旺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高未来时期消费的需求，这使居民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另一方面，大多数居民的股票投资仍处在财富积累阶段，加上我国消费信贷发展滞后，这又使居民财富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且使高收入的消费剩余难以通过信贷渠道转化为低收入者的当期消费。
七、简短的政策建议
在社会总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扩大消费需求，并通过消费需求的扩张带动投资需求的扩大。在大多数居民仍处在为满足未来的消费需求而积累财富的时期，不可能通过发展股票市场来扩大消费需求，更不可能通过人为的政策刺激股价上涨来扩张消费，那样做，只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只有当居民财富积累达到一定数额，股市的财富效应才可能产生明显的作用。我国消费信贷发展处于起步阶段，采取适当的鼓励政策是可取的，但不能以行政手段拔苗助长，要预防消费信贷可能产生的债务紧缩效应。
扩大消费需求，主要应着力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分配的差别。为此，宏观经济政策应以扩大就业为首位目标。这样，在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工人的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宜在近期淡出，需要做的事是：必须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要将财政支出应优先用于对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保障支出；在适当提高起征点的同时，严格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提高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财政投资不仅要从竞争性领域彻底退出，还应避免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抑制公共基础设施的过度超前投资。
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我国是一个拥有约8亿农村人口的大国，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 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靠农村的土地革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靠农村经济的率先改革，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复兴；现在要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必须进行农村的第三次革命，这就是推动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发展。第一步必须迅速遏制城乡收入差别的扩大；第二步要逐渐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使农村居民收入逐渐赶上城镇居民。为此，应积极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取消城市企事业单位用工、教育等方面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加大政府对农村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民消费的外部条件；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政府投入；积极推进县级和县级以下党、政、人大、政协及群众性组织的管理体制改革，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从根本为减轻农民负担创造条件；彻底清理对农民的各种行政收费，并尽可能降低或在一定时期内减免农业税收入；不仅要健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还应积极启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在上述几个方面，近年来都或多或少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政策的力度和政府投入的力度远远不够，现在是该下大力气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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