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学界亟待补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界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3)06-0095-05
尽管新中国历尽艰辛，迎来科学的春天，推动科学技术获得迅猛发展，然而还是不得不遗憾地说，50多年来，原创性科学理论凤毛麟角，国际一流科学大家出之甚少。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学术腐败的不断升温，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的学术事件屡屡发生，从博士研究生到教授、博导都有人染指其中。究其原因，除了沉闷幽闭的文化氛围、心浮气燥的学术环境、薄弱无根的科技基础、缺漏不全的法规体制，以及相对保守的国民性和民族性等诸多因素外，关键就是我们的研究传统和思维方式中，一种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僵硬狭隘、顽固守旧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归纳主义和消极、被动的“反映论”始终笼罩着科技人员，束缚着他们的思想，堵塞着他们的思维，压抑着他们的智慧，障碍着他们的技术发明和理论构成；使他们普遍缺乏驰骋天宇、自由翱翔的想像，纵横捭阖、精深幽邃的沉思，以及“疯癫醉狂、摧毁一切”的酒神意识。因此中国科学要想振翅高飞，除了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关键还是要加速培养科学家们的发明创造能力，否则花再多的钱，也不会从一个僵死、生硬的脑袋里进发出或构建出那超越自然万物、跨越无限时空的科学理论来。
至于如何培养和锤炼科学家的理论新能力，当然要首先去除急功近利、沽名钓誉和投机取巧等自私自利的不轨之为，要认识和确立不论是科学、艺术还是哲学，都是一项需要献出毕生精力和全部心血的高尚事业；但关键还是要在思维方式、思考方法和研究途径等基础层面狠下功夫。这就需要中国的科学家进一步修习真正的哲学，而不是信仰和教条；补习真正的辩证法，而不是变戏法和诡辩论；汲取极具开放型的后现代思维，采纳各种有实效的文化思潮和非理性主义；在科学实践和创新活动中来一次彻底的方法论革命；要使科学家们普遍地觉识；中国人要想创立革命性的科学理论，特别是要想摘取诺贝尔奖这个科学王冠，非得远离冗杂琐碎、呆板僵死、只限于感性表面和外在现象的经验不可。
事实上，科技发展史早已经证明：伟大科学家的成功都离不开对客观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强烈批判。特别是经验归纳方法，至少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就开始受到激烈抨击。比如罗素就曾讥笑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经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卡尔纳普等人认为基于经验归纳的科学真理充其量只具有相对性、或然性、概率性和约定性。波普尔的反归纳否证论，把科学定义为是基于问题和直觉的“大胆猜测和假设”；库恩认为科学来自科学家的灵感、顿悟等发散式思维。特别是当代对于“混沌、复杂性、生命起源、宇宙结构及虚拟现实的研究”，许多反经验论者都认为，人类决不可能从经验上在“了解客观世界和描述创生过程方面作出重大进步”，只能获得或创造一些“隐喻”性概念，诸如“蝴蝶效应、分形、人工生命、混沌边界、自组织临界性”等。[1]为此，美国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彻底否定经验论和归纳法，主张非理性和“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认为没有什么科学理论是源自经验，不论是“日心说”还是“相对论”，都是源自人类高超的心智。
而要想提升人的心智，科学家们除了需要熟知自己的专业知识之外，还要博古通今，熟知相关非专业知识。科学是一个整体系统，其核心部分是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层次，各门科学都已经接近一般意义的本体论，就像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多纳·皮奎特的《空间和时间的描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and Time)、刘易斯·托玛斯的《细胞的生命》(The Lives of a Cell)、戴维斯·布朗的《原子的幽灵》等，都可以说是本体论著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科学哲学家邦格才说，科学和本体论不可区分；科学是局部的本体论，本体论是总体的科学。“好的形而上学与深刻的科学之间没有鸿沟；每一种广泛的科学性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哲学的，而每一种带有科学成果并作了概括的本体论理论，或者在合理化科学理论背景上出现的，都可以称作为科学。”[2]
既然如此，科学家们就非得在其研究活动中，有效地利用各种哲学思维和本体论的观点与见解，才能有所作为。这一点对于一个哲学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在这里，一个人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家，仅在方法论上就需要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尔的《方法谈》、彭加勒的《科学与方法》、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科学革命的结构》、加藤五郎的《科学与独创》、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迈卡恩的《科学的游戏》、哈勒的《伟大的科学实验》、哈茨霍恩的《创造的综合》、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范·弗拉森的《科学想像》、鲍登的《创造性头脑》、芬克的《创造性认识》，以及达特奈尔的《人工智能和创造》等大量著作。这些论著陈述的都是有关理论创新的方法、途径、方式，以及各种相关的条件要素、环境背景和创新机制问题。只是在20世纪前，哲学家们主要探索的是一条理论创新的逻辑道路；20世纪后，则更突出的是各种非理性因素，其中包括：反实证论的“试错法”，想像、猜测、假设、直觉、灵感、顿悟等创造性思维，发散式思维，“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科学虚构，塞博虚构，以及经验建构等创造性方法和原则。
当然，国内的学术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也普遍对科技创新问题发生兴趣，如杨沛霆的《科学技术论》、关士续的《科学认识的方法》、舒炜光的《科学认识论》、周昌忠的《创造心理学》、刘大椿的《科学活动论》、李志才的《方法论全书》，以及本人的《揭开科学的奥秘》、《科学发展机制论》等，都是有关科技创新的方法论著作。遗憾的是国内学人一直都是过分突出科学的“理性”本质，承袭的仍然是从苏格拉底到康德和黑格尔所构建起来的理性和逻辑的堡垒。因此，今天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决不可把科学只当做一种“理性的事业”，认为“只有逻辑才是发现真理的唯一道路”。这种自巴门尼德起就沿袭下来的古老方法论无疑不适用于21世纪以语言、信息、想像和虚构为特征的高科技时代，眼下我们急需进行理论创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层研究，扬弃科学创新活动中的经验论和反映论，推行建构论和游戏论，推动我国原创性理论及重大技术的发明创造活动。
为此，本人通过对科学思想史的系统考察，和对具体科技创新案例的缜密分析，发现许多重大的科学理论通常都得益于“十要”，即科学家要“开放头脑，丰富想象，长于怀疑，勇于批判，坚持反思，大胆猜想，洋溢激情，锤炼意志，积聚潜能，激发创造”。要解放思想，不唯书，不唯上，不拘泥传统，不畏惧权威；勇于尝试，敢于冒险，长于创新；敢想前人之末想，敢做前人之未做；敢于从最司空见惯的对象中发现最普遍的真理。在这里，怀疑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批判是科技进步的动力，科学家不仅要敢于批判别人，否定权威，也要敢于批判和否定自身。尤其是要想成为一个新理论的开辟者，非得具备志高胆大、自强自信等优秀品质不可。信念能使真理战胜谬误，能促动发现者坚忍不拔、顽强地去征服困难。成功者的丰功伟业总是坚强意志努力的结果。伏尔泰说，真正的天才，尤其是开辟新途径的天才，无一不具有常人所不可比拟的意志力和不可遏止的探索真理的激情。激情发于情感。其中好奇心在情感中拥有突出的地位。它常常是人类获得激情、意志、兴趣、勇气以及一切知识与能力的动力。没有好奇心，就不会有想象和创造性；离开想象，离开自由奔放的联想和虚构，人们就不可能从事科技创新活动。想象可以使人们思想纵横驰骋，摆脱逻辑思维的约束，冲破传统理念的禁锢，透过各种零乱的经验事实，自由地构建其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发现其背后隐蔽的机制和本质。
除了上述“十要”之外，科学家们还需要尽可能地做到“十无”，即“无我无物、无己无欲、无名无利、无拘不束、无法无理”。因为科学真理决不是俯拾可得之物，它需要智慧、毅力、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目标如一、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它的光彩夺目需要科学家们付出犍牛般的劳动，做出无私的奉献，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科学史上，从维萨留斯、塞尔维特、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开普勒、牛顿、拉马克、达尔文，一直到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无一不是科学真理的殉道者。他们除了给人类留下真理之外，自己几乎是一无所有。许多科学家都是死在凄凉、孤独、清贫、疾病和穷困潦倒中。因此眼下中国科学界极需提高科学道德，提升学术品性，净化被劳动异化、科学异化、物质至上主义、无限膨胀的欲望，以及各种腐败之风严重污染了的心灵；既然选择了科学，就要像许多科学大家那样，从科学中享受科学；一如哲学家和艺术家一样，完全沉醉于心智的王国，自娱自乐，自由驰骋，将自己之所爱融入“真正而又纯粹的人性”。
另外，科学家们还要特别重视理论创新实践中的“十反十立”，即要“反狭隘理性主义，反逻辑中心主义，反一元论，反客观论，反本质论，反绝对论，反经验论，反教条主义，反形式主义，反权威主义”；立“非理性主义，非本质主义，相对主义，多元论，建构论，直觉论，虚构论，解构论，否证论，以及自由意志论”。在方法论上，要能够驾轻就熟地运用那些非常规的理论创新方法，如：反归纳法、怀疑法、否证法、试错法、直觉法、虚构法、虚拟法、建构法、模拟法、反驳法、历史回眺法、理论选择法、科学游戏法、猜测假设法、特设性假说辅助法、塞博虚构、科学虚构、科学幻象、以及其他一些发散式思维、创造性思维、非逻辑思维、以及“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尤其在非理性问题上，学者们必须清楚：在科学创新活动中，正是一些非理性程序常常导致成功，而那些“理性”的程序则可能招致巨大的麻烦。科学赖以成功的经验常常只是表面，隐藏于深处的真理，更需要直觉的洞察。
特别是中国的科学家，所缺少的并不是科学实验和经验事实，而是冲动、激情和创造性。他们普遍缺少独辟蹊径和创化革新的精神；缺少批判、怀疑和反对一切权威的豪气与魄力；缺少整合与思辨的理论思维能力。他们很少有“酒神的放浪和彗星的离轨”，经常是既难开辟精神上的光明胜境，更难透过哲学上的智慧重新创造新世界。许多人都是碍于经验而只看到复杂宇宙的一个方面，不能全面把握事物的整体。人们不仅需要整合与灵感，更需要理性直观和对经验的重建。因为经验只能描述时空的局部性质，不能描述时空的整体性质；只能测量可观察对象，不能测量观察极限之外的对象。在科学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能够超越经验的辩证思维和具有远射能力的理智来把握。特别是流行于今天的各种后现代思潮，它们高扬非理性的方法和理念的实践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不仅能够摧毁机械论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论，还能够在此基础上创立新的生动活泼的思维方式，把人们从现在理性和经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启迪人的头脑，开发人的智慧，激发人的兴趣、挖掘人的潜力，培养人的创造性，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繁荣。
〔收稿日期〕2003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