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企业论文,为例论文,政治论文,中国民营企业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08)04-0005-10
一、引言
企业的成长环境包括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其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又是非市场环境的最主要构成部分。与企业采取市场战略应对市场环境以树立竞争优势一样，战略管理研究者认为，企业的政治战略对企业的成长与市场战略具有同等重要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市场战略更为重要(张建君，张志学，2005)。不同国家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异，企业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和政治行为亦不相同。在美国民主代议制的体制下，企业主要通过形成利益集团以政治捐款、游说等形式实施政治策略，影响政府决策以获得对企业有利的公共政策；而在印尼、马来西亚，企业的政治策略主要通过与关键政治人物之间的政治联系(Political Connection)而得以实施(Faccio，2006)。
企业实施政治战略和政治行为所获得的政治关系(政治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一是企业政治关系是否对企业价值产生显著影响？二是企业政治关系影响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为何？针对第一个问题，Faccio(2006)对47个国家的20202家公司的研究表明，企业政治关系影响企业价值是一个普遍的事实。研究发现，当公司大股东或公司高层进入政治领域时，公司价值显著增加。而Johnson和Mitton(2003)对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政治关联企业(Politically-Connected Firms)以及Fishman(2002)对印尼与苏哈托家族相关企业的研究表明，与关键性政治人物的政治联系是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比如，Fishman发现，苏哈托执政期间，苏哈托身体状况直接影响与苏哈托家族相关企业的价值。至于作用机制，大量的研究表明企业的政治关系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企业价值：Faccio，McConnell和Masulis(2006)认为，企业的政治关系通过影响企业面临财务危机时得到政府救助(Bailout)的可能性而影响企业价值，与政府联系越密切，公司面临债务危机时得到政府救助的可能性越大；Faccio(2006)发现，相对于那些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企业具有更高的资产负债率、更低的税赋和更高的市场势力，这表明企业政治关系通过政府信贷支持、税收优惠和提高市场进入壁垒而增加企业价值。
虽然企业的政治策略和政治行为影响企业发展具有共性，然而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Faccio，2006)。在中国特定的转轨条件下，企业的政治战略对企业成长和发展有何影响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部分学者分析了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实施政治策略和政治行为来谋求和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政治环境，进而取得经济利益(卫武，田志龙，刘晶，2004；卫武，2006)。
相对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天然“血缘”关系，政企关系对转轨期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在转轨条件下，除了具备传统的企业家能力外，企业家的政治活动能力(主要指处理好与政府关系的能力)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汪伟，史晋川，2005)。虽然许多研究强调企业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性，然而他们没有对企业政治关系影响企业成长机制作深入分析。本文则从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对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影响的角度，分析了政企关系影响民营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认为在中国转轨环境下，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影响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和民营企业多元化策略选择。以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民营企业500强(2004)为样本，以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表示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对我国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对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与多元化投资：理论假说
1.民营企业政治资源的含义
本文把民营企业拥有的参与政治活动、发挥政治影响力、便于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政治渠道和途径定义为企业的政治资源，这种政治资源包括民营企业家获得政治身份或地位(比如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营企业成为工商联会员或民营企业家在各级工商联担任职务、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等。上述定义不同于从战略管理角度对政治资源的定义，战略管理强调企业用于实施政治策略和政治行为的资源为政治资源，如卫武(2006)把企业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所拥有的能够用来影响政府决策或获得政治承诺以实现企业特殊政治目标的各种资源要素组合定义为政治资源。而本文则认为企业实施政治策略和政治行为的结果表现为获得政治资源，这与田志龙、高勇强、卫武(2003)持有的观点类似，他们认为企业实施政治策略最基本的政治绩效就是获得与政府的关系资源，它是获得其他资源的基础。此外，本文的政治资源概念也类似于西方学者(Faccio，2006)提出的政治联系(Political Connection)的含义。
2.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由于研究对象和切入视角的不同，对企业多元化动因和多元化价值效应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美国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主要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分析企业多元化的动因及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认为企业管理层通过多元化达到如下目的：扩大企业规模进而增加自身报酬、降低自身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增加企业对其特定技能的依赖。由于企业多元化多出于管理层的自利而非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因而多元化降低了企业价值，众多经验证据支持上述论断(Montgomery，1994)。
与主要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分析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企业多元化不同，许多文献强调制度环境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多元化动机和后果的影响，并认为多元化是企业对所处制度环境理性适应的结果，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Khanna和Palepu(1997，2000)认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法律制度不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缺乏发达的外部资本、劳动力和中间产品市场，企业剩余资源难以在市场中顺利转让，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过组建多元化企业集团(Diversified Business Group)，形成企业内部要素市场来替代外部市场失灵，进而通过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增加企业价值。
与Khanna和Palepu强调外部市场制度缺失对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多元化动因的影响不同，还有一些文献强调政府政策对企业多元化的影响。Chung(2004)认为在以大型多元化企业著称的日本和韩国，企业多元化是国家工业化政策的产物。在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阶段，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需要成功企业家的支持；相应的，政府给予这些企业以必要的资本、优惠税收政策、行业准入许可支持，从而使这些企业能够进入更多领域实现多元化经营。Ghemawat和Khanna(1998)认为企业多元化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政策扭曲有关，比如，以销售额而非增加值计税的税收政策将容易诱使企业进行垂直一体化。
本文认为，在中国的转轨条件下，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目标主要体现在追求新的企业价值增加机会①。然而民营企业通过多元化实现企业增长的策略能否实现既受制于企业内部资源，又受制于企业外部环境。而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对克服企业多元化过程中的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约束具有重要影响。正如Chung(2004)所指出，企业从政府获得相应的资本、优惠税收政策、行业准入许可以促成企业多元化的重要原因。因而，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多元化所必需而为政府所控制的资源。此外我们注意到，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影响企业多元化程度；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规模越大，民营企业获得更多政治资源的可能性更高。因为在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的规模越大，对当地GDP增长和就业贡献越大，就越可能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包括得到追求政绩的地方官员的青睐、当选人大代表等。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投资作为一种扩大企业规模的手段，将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政治资源。换而言之，企业多元化本身具有实施政治策略、获取政治资源的功能。为此，提出理论假设1。
假设1：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尽管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一般竞争性产业，较少进入基于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的垄断产业(王劲松，史晋川，李应春，2005)。民营企业所处的产业竞争激烈、成长空间有限造成它们有动机进入新行业寻求新的发展机遇。由于我国存在所有制歧视和许多行业的准入面临政府的行政壁垒，获得政府的行政许可是民营企业进入相关行业的提前。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将影响企业获得相关行业许可资格的可能性。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越多，政治影响力越大，与政府关系越紧密，其获得相关行业行政许可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对民营企业多元化策略的影响表现为：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越多，民营企业进入需要政府行政许可的行业进行多元化的可能性就越高②。胡旭阳(2006)对浙江万向集团的案例分析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浙江万向集团拥有了其他民营企业难以比拟的政治资源，其创始人鲁冠球具有较高的政治影响力，为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与此相对应的是，万向集团先后获得政府管制比较严的金融行业的准入资格，进行多元化投资：包括设立集团财务公司、投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为此，提出理论假设2。
假设2：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进入政府管制行业进行多元化的可能性正相关。
从与原来业务的相关性来看，多元化策略可以分为相关多元化和非相关多元化。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组织资源(包括企业家能力、分销渠道等)是异质和难以转让的，也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当上述资源出现过剩时，企业通过多元化使这些组织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而相关多元化主要指企业围绕上述核心资源实施的与企业原来业务具有相关性的多元化。以企业的核心资源为基础，相关多元化可以通过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增加企业价值(Montgomery，1994)。Rumelt(1982)发现那些进行相关多元化的企业，其经营业绩高于那些非相关多元化的企业。因此，对于那些拥有政治资源比较少的民营企业，由于获得政府管制行业的行政许可比较困难，且进入其他不相关行业进行多元化将可能面临效率损失(Almeida and Wolfenzon，2006)，因而在多元化策略选择上，要么继续专注于原来的主业，不进行多元化投资，要么进行与原来主业有关的相关多元化，利用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通过分享企业的组织资源而获得竞争优势；相比之下，由于拥有政治资源较多的企业更可能选择进入政府管制行业进行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往往可能是与企业原主业不相关的非相关多元化。为此，提出理论假设3。
假设3：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进行相关多元化的可能性负相关。
三、数据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4年度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排序前500名的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对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的影响。在全国工商联的统计数据中，①包括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由于这两类企业不同于一般的民营企业，本文把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从样本中剔除。在排名前500位的民营企业中，剔除16家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企业后，本文的实际样本数为484。②包括前500名民营企业的排名、企业名称、企业所属省份、企业主营所涉及的行业数、2004年度主营收入总额。
本文以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表示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而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数据并没有相关民营企业拥有政治资源的数据。为此，我们根据全国工商联所提供的前500名民营企业的名称，通过互联网搜寻相关数据：①找到企业的网站，或对于无企业网站的民营企业，直接进行“公司名称+董事长(或总经理)”关键词检索，获得企业董事长的名称和企业创立的时间；②把企业董事长名称、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作为关键词，再进行互联网搜寻，确定民营企业主要创始人的政治身份，获取政治资源的数据；③把通过两个搜索引擎(Google和百度)获得的结果进行比对，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2.相关变量
(1)因变量。在实证研究中一般采用以下三个指标表示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行业数、Herfindahl指数(HI)、收入熵(Entropy Index，EI)，后二者的应用是以获得公司总收入中每个行业所占比重为基础。因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仅能以行业数来表示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
此外，本文还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考察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策略。①多元化是否为相关多元化。如果民营企业多元化涉及到的行业具有上、下游关系，或者产品具有相似性，那么就属于相关多元化，否则为非相关多元化③。比如，一家原来从事机械制造的企业进入房地产行业，那么该企业的多元化就属于非相关多元化；相比之下，如果一家企业原来从事建筑安装工程，它进入房地产开发行业，我们把这种多元化定义为相关多元化。②进入的行业是否受政府管制。在民营企业的行业进入方面由于受到政府管制壁垒的限制，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有助于克服上述壁垒，为此，我们把民营企业多元化划分为管制多元化和非管制多元化，管制多元化指民营企业多元化进入了政府管制的行业；相反，如果民营企业多元化所进入的行业可以自由进出，不存在行政管制或行政许可，那么这种多元化为非管制多元化。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把房地产业、制药业、传媒业、金融业、采掘业视为政府管制行业。表1是对多元化类型的简要说明。
(2)自变量。企业可以采用多种政治策略来获取政治资源，比如直接参与策略、代言人策略、财务刺激策略等(田志龙，高勇强，卫武，2003)，并且在企业获得的政治资源中，有些是容易被观察到的，比如企业主要创始人获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而有些行为则不易被外界所观察，比如与地方官员的私人关系。从数据的可获得性角度，本文采用比较容易观测的行为来表示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即以民营企业的主要创始人和所有者是否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表示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情况。此外，借鉴胡旭阳(2006)的做法，通过不同级别的政治身份来反映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的差异程度，数值越大，表明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越多。表2为具体表示方法。
(3)控制变量。本文主要控制公司规模和公司成立时间长短对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和多元化策略的影响。此外还考虑民营企业在500强的排名和在所在省份排名的影响，比如哈尔滨黑天鹅集团在全国工商联500强的排名为407位，而在上榜的黑龙江民营企业中排名第4位。而根据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尽管某些企业在全国的排名比较靠后，但在所在省份排名靠前，从而在当地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
3.模型构建
对于理论假设1，我们构建如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对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影响：
(1)
其中，y代表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以企业主营所涉及的行业数表示；Sale代表民营企业规模，以2004年度销售收入表示，并对其值取自然对数；politic表示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具体取值见表2；setup表示企业年龄(等于2006减去其成立的年限，比如某企业成立于1980年，则其年龄为2006-1980=26)；rank1表示企业在500强中的排名；rank2表示企业在所在省份的排名。
对于理论假设2、理论假设3，我们构建如下的Logistic回归方程：
(2)
在对理论假设2进行检验时，哑变量у表示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是否为管制多元化，取值为“1”时表示管制多元化，否则为非管制多元化；
在对理论假设3进行检验时，哑变量у表示民营企业是否进行相关多元化，如果是相关多元化，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四、实证分析结果
1.变量统计描述与相关性分析
上述484家民营企业分布在27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但省际分布极其不均衡，其中浙江、江苏和山东位居前三甲，分别为178家、108家和44家，占总比例的68％；相比之下，后10位的省份，包括广西、江西、北京、福建、吉林、陕西、海南、宁夏、新疆、云南，只有18家公司进入前500强，比例仅为3.7％。
在总体样本中，前500强的民营企业2004年度平均销售收入为30.5亿元，平均政治资源拥有量为2.44，平均多元化程度为1.97。表3为民营企业500强的营业总收入、政治资源、多元化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本文采用三个变量来表示企业多元化情况，其中“多元化程度”表示民营企业主营涉及的行业数量；相关多元化表示企业是否进行相关多元化，该变量为哑变量，取值“1”表示相关多元化，否则表示非相关多元化；管制多元化表示企业是否进入政府管制行业进行多元化，该变量也为哑变量，取值“1”为管制多元化，否则为非管制多元化。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把房地产业、制药业、传媒业、金融业(保险、银行、证券)、采掘业视为政府管制行业。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214(在1％水平显著)，表明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拥有量越高，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越高。政治资源与管制多元化之间也存在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221(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越多，民营企业越可能进行管制多元化。而政治资源与相关多元化之间呈现负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199(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拥有量越低，政治影响力越小，企业进行相关多元化的可能性越大。可见，相关性分析结果与理论假说1—3是相吻合的。
另外，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①民营企业的规模与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288(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民营企业规模越大，民营企业创始人的政治身份越高，其政治资源拥有量越丰富。该结果与胡旭阳(2006)对浙江民营企业百强的企业家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规模的研究结论相一致。②民营企业的规模与多元化程度之间存在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120(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主营业务所涉及的行业数就越多。民营企业规模与管制多元化、相关多元化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86、-0.125(均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规模越大的民营企业，越可能进行管制多元化，而进行相关多元化的可能性越低。此外，管制多元化与相关多元化之间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485，并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进行管制多元化的民营企业，进行相关多元化的可能性就下降。多元化程度与相关多元化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31(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多元化程度越高的企业，进行相关多元化的可能性越低。
2.理论假说的检验
(1)理论假说1的检验。以上相关性分析表明，在民营企业500强中，民营企业规模、政治资源和多元化程度，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和民营企业多元化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是由民营企业规模这个共同因素所引起的。Morck，Wolfonzen和Yeung(2005)认为，企业的政治影响力与企业的经济实力相关，企业的经济实力越强，可用于政治活动的资源越多，从而使企业政治影响力与企业规模之间正相关。而Khannah和Palepu(2000)认为，在市场基础性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多元化企业集团的出现有助于解决外部市场失灵。大企业集团可以通过多元化建立内部资本市场、人力资本市场，缓解外部市场失灵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多元化程度越高。因此，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之间的正相关性完全可能是由于民营企业规模这个共同因素所引起的。为此通过模型(1)在控制企业规模和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分析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对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4。
表4中1-5是单变量回归分析结果。单变量分析结果表明，除了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外，民营企业的规模、民营企业的年龄均对企业多元化程度有显著影响，而企业的排序(变量rank1、rank2)对企业多元化程度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成立的时间越长，多元化程度越高。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6)表明，在控制企业营业收入规模、年龄等影响因素之后，变量politic的系数为0.095，大于零，并且在1％水平显著。由此可见，即使在控制民营企业的规模、企业年龄、企业排名之后，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多元化程度之间的正相关性仍是显著的，因而理论假设1成立，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是影响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的显著因素。
(2)理论假设2的检验。理论假设2认为，在我国许多行业受到政府行政管制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越多，政治影响力越大，越能协调与政府的关系，获得管制行业准入资格的可能性越大，其多元化的行业往往涉及政府管制行业，因而进行管制多元化的可能性越大。为此，本文通过模型(2)来检验理论假设2，结果见表5。由于在484家企业中，进行多元化的企业为295家，因而检验理论假设2时所包含的样本数为295(理论假设3检验与此相同)。
表5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民营企业的成立年限(变量setup)和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变量politic)是显著影响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投资是否为管制多元化的因素。变量politic的系数为0.245，并且在1％水平显著，这表明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拥有量越高，民营企业越可能进行管制多元化，理论假设2成立。
(3)理论假设3的检验。理论假设3认为，对于那些拥有政治资源比较少的民营企业，由于难以进入政府管制行业，企业在进行多元化时可能选择与原来业务相关的产品或行业进行多元化；相反，拥有政治资源多的民营企业可以进入政府管制行业进行多元化，而这些行业往往与企业原来的主业不相关，从而导致这些企业的多元化为非相关多元化。因此，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企业相关多元化存在着反向关系，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越少，越可能进行相关多元化。表6为通过模型(2)对理论假设3进行检验的结果。
表6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本文考虑的影响企业相关多元化程度的三个自变量中，只有变量politic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系数为-0.201(并且在1％水平显著)。由于变量politic的系数为负，这表明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对民营企业是否进行相关多元化的影响是反向的，民营企业家拥有的政治资源越丰富，民营企业进行相关多元化的可能性就越小，理论假设3成立。
3.结论的稳健性分析
在本文分析的样本中包含484家公司，分布在27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但省际分布极其不均衡，其中浙江、江苏和山东位居前三甲，分别为178家、108家和44家，占总比例的68％。这种区域分布的悬殊是否会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呢？在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对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和多元化策略的影响方面，浙江、江苏和山东三个省份是否与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呢？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本文把484家公司划分为两个子样本：子样本1和子样本2，其中子样本1由浙江、江苏和山东三个省份的330家企业构成，其余的154家企业构成子样本2；然后利用模型(1)和(2)对理论假设1—3进行分样本检验。表7为利用模型1对理论假设1进行检验的结果，表8为利用模型2对理论假设2和理论假设3进行检验的结果。
表7的结果表明，在两个子样本中，变量politic的系数分别为0.062和0.155，其中在子样本1中的显著水平为5％，而在子样本2中的显著水平为1％。由于对两个子样本进行分析时，变量politic的系数均大于零，与理论预期相同，这说明无论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浙、鲁地区，还是其他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越丰富，企业多元化程度越高，这表明理论假设1是成立的。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在两个子样本的分析中，变量politic系数略有不同，其中子样本2的系数(0.155)大于子样本1的系数(0.062)，再加上显著程度也有差异，这表明尽管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影响企业多元化程度，但这种影响在民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比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更为显著。
而表8的分析结果表明，对子样本1和子样本2而言，解释变量politic系数的符号是一致的，只是在理论假说2检验时，显著性略有差异，子样本1的显著水平为1％，而子样本2的显著水平为5％，这说明即使我们把民营企业划分为两个样本进行检验，理论假设2和理论假设3仍是成立的。
由此可见，以上分析结果表明理论假设1—3的结论是稳健的，这说明无论是民营经济大省(如浙江、山东和山东)，还是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其他省份，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对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的影响均具有相似的效应。
五、结论
本文以全国工商联颁布的2004年度民营企业500强为样本，以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表示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分析了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越丰富，民营企业越可能进入政府管制行业进行多元化；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进行相关多元化的可能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转轨条件下，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企业的经济行为影响存在如下的作用机制：民营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通过影响企业多元化动机和多元化策略选择而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
注释：
①由于我国绝大部分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显著特征为所有者兼管理者，因而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不如美国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那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民营企业多元化是民营企业家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实施的战略，并非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而实施的。
②这并不一定是民营企业寻租的结果，因为在中国的转轨环境下，民营企业获得的政治资源(比如，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往往与民营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相关；因而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往往具有显示企业家能力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政绩的地方政府把稀缺的资源配置给这些已经显示其能力的企业家，比把资源配置给那些尚未显示其能力的企业而言，是最优的。
③对于一个企业的多元化是否为相关多元化，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缺乏一个严格的标准。本文主要从产品相似性、垂直一体化角度来判别一个企业的多元化投资是否为相关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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