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之洋”——地缘战略视角下的印度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洋论文,地缘论文,视角论文,战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08年以来，索马里海盗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焦点。海盗事件频频发生的地域，即索马里—亚丁湾—红海海域的航运安全问题，也举世瞩目，以至于包括主要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纷纷出动军舰展开护航行动。结果，冷战后本身就不平静的印度洋，再次掀起了新的波澜。特别是随着主要大国对印度洋西北和西南两个区域——即海湾地区和马六甲海峡控制权的明争暗斗的日趋激烈，国际社会关于印度洋作为地缘战略核心区域之一的认识进一步被强化。以至于在论说印度洋的重要性时，人们很自然地引证现代海权理论奠基人马汉的预言：“谁掌握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亚洲。印度洋是‘七个大洋’的关键。二十一世纪将在印度洋上决定世界的命运。”①从地缘战略视角出发，本文全面阐释了印度洋鲜明的地理构造和主要战略支点的战略价值，进而论说印度洋在世界政治版图中特有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位。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剖析了新时期印度的印度洋安全战略与海军角色的基本定位、美国印度洋战略的转折性变化，以及中国的基本战略选择。
一、印度洋的地理构造与主要战略支点的战略价值
要认清印度洋的地缘战略地位，首先必须对这个“世界第三大洋”在地理上有具体的认识。印度洋位于亚洲、非洲、南极洲和大洋洲之间，西南以通过非洲厄加勒斯角的东经20°线与大西洋为界，东南以通过塔斯马尼亚岛的东经146°51′线为界，与太平洋相接。在这个地区，总共有47个国家，其中36个国家直接通向印度洋。这一地区的人口数量占世界总量的1/3，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的人口数量都超过1.4亿。②
作为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交通枢纽，印度洋南北最长约1046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9655公里。印度洋约占世界海洋面积的20.6％，③平均深度约为3643米，已知最深点位于阿米特兰群岛西侧的阿米兰特海沟(Amirante Trench)，深9074米。据测算，印度洋总共蕴含约2.9亿立方千米的水资源。④
印度洋地区自然资源相当丰富，矿产资源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主要分布在波斯湾地区。此外，澳大利亚附近的大陆架、孟加拉湾、红海、阿拉伯海、非洲东部海域以及马达加斯加岛附近，都发现有石油和天然气。波斯湾海底石油探明储量为120亿吨，天然气储量7100亿立方米，油气资源占中东地区探明储量的1/4。印度洋海域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石油产区，约占海上石油总产量的1/3。此外，印度洋的矿产资源和海洋生物资源也非常丰富。除去最南端以外，印度洋还是一个温润的大洋。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大洋都是平静的，风暴罕至，也没有变幻莫测的洋流。⑤这些特点使得全年在印度洋上航行成为可能。
在印度洋的大洋中脊，一座广阔的海底山脉一直从南亚次大陆延伸到南极，将整个印度洋从地理上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地理上看，印度洋东、西、南三面海岸陡峭而平直，没有突出的边缘海和内海。与亚洲濒临的印度洋北部，因为受亚洲西部和南部岛屿、半岛的分隔，形成许多边缘海(阿拉伯海、安达曼海)、内海(红海)、海湾(孟加拉湾、波斯湾)和海峡(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此外，印度洋中还分布着南北走向由大洋中脊突出形成的三串岛链：西部群岛(索科拉岛、马达加斯加岛、塞舌尔群岛)、中部群岛(拉克代夫群岛、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东部群岛(安达曼群岛、尼科巴群岛、苏门答腊岛)。⑥
印度洋独特地位的形成是因为陆地从三个方向把这片水域同其他大洋隔离开来。亚洲南面成为一道屋脊，非洲大陆成为西墙，而缅甸、马来西亚和连绵的海岛保护它的东面。跟其他诸洋相比，这个特点显得很突出。与印度洋不同，环绕两极的北冰洋和南极洲，与有人居住的陆地没有联系；而太平洋和大西洋则从南到北，像两条大道，没有隆起的陆地，也没有大面积的陆地伸入大洋中间。所以，从地理上看，尽管印度洋的面积辽阔，水流和风向都带有海洋性质，但它的绝大部分无疑具有一些被陆地包围的海洋的特征。⑦
正因为陆地包围的特征，结果使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向上的四个进出印度洋的通道被赋予了极大的战略价值。这四个门户分别是：位于澳大利亚南部和南非好望角以南两个开阔的进口，位于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曼德—红海—苏伊士通道，以及位于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岛屿空隙(包括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
从西方进入印度洋有两条重要的海上航线，分别是“苏伊士航线”与“好望角航线”。苏伊士航线通过苏伊士运河、苏伊士湾、红海和曼德海峡，将地中海和阿拉伯海连接在一起。自1869年苏伊士运河建成以后，这一航线就成为连接“三洋”(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和“四海”(地中海、黑海、红海、阿拉伯海)的重要海上生命线。特别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封闭苏伊士运河，对西方国家影响深远。结果，从西欧、黑海港口开往亚洲、非洲、远东和澳大利亚的船只，不得不绕行1000多海里，通过好望角航线进出印度洋。虽然运河不能够容纳20万吨级以上的超级油轮，但作为从大西洋经地中海进入印度洋的最近通道，苏伊士航线依然保持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
另外一条连接大西洋与印度洋的海上通道就是好望角航线——沿非洲大陆海岸线在南非的好望角进出印度洋。自1496年达·伽马第一次通过好望角开始，几百年以来通过好望角航线来往于东西方之间的船只络绎不绝。即使在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因为运河的吞吐能力有限和运河两岸的政治动荡，好望角航线依然是很多大型远洋运输的首选，特别是对于欧美国家运送石油、矿石和食品的油轮和散装货轮来说，更是如此。
马六甲海峡地区(Straits of Malacca)⑧和澳大利亚南部巴斯海峡(Bass Strait)是从东方进入印度洋的重要的海上航线。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数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之间，长度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的安顺(Telok Anson)约300海里，整个海峡东窄西宽呈漏斗状，平均宽度约30海里。马六甲海峡之所以有这样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是因为它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最短、最经济和最便捷的海上航线。⑨马六甲海峡不仅仅连接了东南亚国家、远东太平洋国家同印度洋地区国家(IOR)，对于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国来说，马六甲海峡同样是重要的地缘战略支点。日本约90％的石油需要从中东进口，这些石油都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而对于美国来说，马六甲海峡是其全球战略中的关键环节，是美国海上机动兵力运输战略物资的重要通道。美国在印度洋地区发动的历次战争中，马六甲海峡对美国舰艇部队快速集结和后勤保障都起着重要作用。⑩
上述四个战略通道构成了印度洋区域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支点(choke point)。控制这四个进出印度洋的通道，就能够控制整个印度洋地区。历史上，英国正是因为在这四个地区均享有战略优势地位，所以一度将印度洋变成了“不列颠内湖”。同时，控制任何一条咽喉要道，都能够对世界局势产生影响，因为关闭或者拒绝同意使用其中任何一条咽喉要道，都会对许多国家的经济带来消极作用。正因为如此，马汉才将印度洋称为“21世纪的大洋”。
二、印度洋独特的地缘战略与地缘经济地位
在世界大洋之中，印度洋作为一个地理中介，其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从地缘上把各国分割开来而不是联系在一起，结果使得辽阔的印度洋涵括了几个各不相同的战略区域，并导致主要的国际战略利益都聚焦于印度洋西北部的海湾地区和东北部的马六甲海峡。实际上，如果说人们关注印度洋的战略地位，那也是指印度洋北部边缘从红海到马六甲海峡这一弧形的辽阔地带。这一弧形地带包括许多现有的和潜在的冲突区，如海湾地区、阿富汗、印巴边界等。自然地，世界主要大国的印度洋战略视野与印度洋的这一地缘特质密切相关。(11)
在印度洋的北部，沿红海海岸，经过阿拉伯半岛、波斯湾、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直到马六甲海峡的弧形地带，以及分布在邻近区域的相关岛屿，构成了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一条弧形战略地带。在这条弧形战略地带上，囊括了波斯湾、伊朗、南亚和东南亚西部等重要的地缘战略核心区域，也有着苏伊士运河、红海、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重要的海洋交通要道。就国家构成而言，除了印度、伊朗等区域性大国和一些“枢纽国家”都处在这一关键性区域外，该弧形战略地带还几乎涵盖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即便是作为世俗国家的印度，也拥有占人口总数11.4％的穆斯林)，所以这是一条“伊斯兰之弧”(arc of Islam)。(12)结果，在“9·11”事件之后，该战略区域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反恐力量与恐怖主义势力缠斗的主战场。
从全球地缘战略格局来看，印度洋北部弧形战略地带构成了欧亚大陆柔软的腹部，是欧亚大陆唯一面向温水海洋的地区。所以，控制这一地区，不仅意味着从海洋方向上掌控整个印度洋，而且还意味着在陆地方向从“边缘地带”向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渗透。所以，虽然这里气候温润，资源丰富，但是气候和资源的优势并没有为这一地区带来繁荣与稳定。相反，纵观这一弧形战略地带，从埃及、索马里到伊拉克、伊朗，从巴基斯坦、印度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大国，(13)从而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在“欧亚大棋局”中，该地区总是充斥着外部大国利益的交汇与斗争，并尤为明显地表现在该弧形战略地带的两个顶端。所以，在国际政治的权势斗争中，脆弱往往成为这一地区的代名词。
红海—马六甲弧形战略地带的西部顶端从红海沿岸经阿拉伯半岛延伸到伊朗高原，也就是传统上的中东地区。该地区位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交汇处，是陆上地缘战略的支点，是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必须控制的地区。同时这里也是印度洋的西北门户，阿拉伯半岛的南北两端分布着苏伊士航线和霍尔木兹航线两条国际海上生命线，而由阿拉伯半岛和亚洲大陆环抱形成的波斯湾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产区，所以，相应的亚丁湾和阿曼湾也就成为交通繁忙的“海上高速公路”。
与中东地区相比，该弧形战略地带的东部在地缘战略的重要性方面也可谓旗鼓相当。以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东部弧形战略地带中，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和南洋群岛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也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亚洲和大洋洲的战略枢纽。该地区的许多港口、海峡、岛屿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新加坡港已超过著名的鹿特丹港成为目前世界第一大港，越南的金兰湾是世界一流的可作为海空军基地的海湾，马六甲海峡处于南海通往孟加拉湾的出口处，扼印度洋和太平洋海上交通咽喉，被誉为“东方的直布罗陀”。龙目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中部，虽然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但可通过巨型船舶，成为联系两大洋交通的又一重要通道。正是因为该区域地缘位置的极端重要性，结果也就使得东南亚地区成为21世纪大国权力斗争的中心舞台，以及亚洲的“海上心脏地带”。(14)
处于该弧形战略地带中部的南亚地区，随着其地缘位置的重要性被重新发现和区域内热点问题的不断展现，其战略地位也随之不断提升。这一地区包括南亚次大陆、斯里兰卡以及分布在附近的重要岛屿。特别是南亚次大陆深入印度洋，将印度洋分为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而斯里兰卡和位于西部的马尔代夫群岛、拉克沙群岛以及东部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则控制了横穿印度洋中部的海上航线。所以，控制了南亚也就意味着控制了印度洋本身。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印度洋北部的弧形战略地带是一条重要但却充满冲突和利益纠纷的地缘战略弧。随着全球能源需求量和海上贸易的逐年递增，该区域将不仅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区域之一，而且还将因为区域内根深蒂固的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而成为世界上冲突爆发最频繁的地区之一。
毫无疑问，就当今国际政治而言，印度洋在全球地缘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其在能源安全方面的重要地位。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能源一直是变化中的大国地缘政治游戏中的关键因素，并在当今的世界地缘政治中继续居于主导地位。(15)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能源安全已经不能像通常理解的含义那样仅仅是指保护进口的能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装载、运输和储存等防御性措施，能源安全概念实际上涵盖着更为广阔和复杂的问题。用一位研究者的话说，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能源安全的内涵，即“保卫直接或间接受与能源利用相关因素影响的国家利益，而这些可利用的能源影响着国家的发展进程，并将确保总体经济在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16)
显然，就传统意义上的能源安全即能源的开采和运输而言，印度洋北部弧形战略地带，特别是中东地区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拥有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65％和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的34％，其中波斯湾地区的能源储量大约占该地区总储量的90％。根据国际能源组织(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的估计，世界能源需求从2001-2025年将增长58％。而另一项调查也显示，2006-2030年，能源需求量将增加45％。期间，亚洲国家对于能源的需求将大大提升，几乎占增长总量一半的需求来自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亚洲最迟将在2020年左右超越北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群体。(17)巨大的需求量和单一的来源使得中东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成为影响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亚洲——中东地缘战略联系日益紧密，亚洲国家开始意识到自身能源安全的脆弱，虽然大多数国家开始在其他地区寻找新的能源选择，但是在短期内，无论是从俄罗斯还是非洲中部进口石油，都无法减轻对于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程度。
在能源运输方面，作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欧洲和亚洲航程最短的关键性战略通道的印度洋，更是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即使在今天，在喷气飞机和信息时代里，全球商业贸易的90％和石油总量的65％都通过海洋运输。低成本和便捷的海洋运输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其中印度洋提供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集装箱运输通道。此外，占石油制品运输总量70％的货物通过印度洋由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这些货物在运输的过程中，途经包括亚丁湾和阿曼湾在内的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海上航路，以及诸如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对全球贸易有重大影响的战略要点。40％的全球贸易运输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而占总量40％的原油则从霍尔木兹海峡输出。(18)从中东通过苏伊士运河航线或好望角航线前往欧洲的货船和油轮也是络绎不绝，西欧进口石油的35％以上来自中东地区。(19)可见，印度洋及其关键的战略要点构成了全球最主要的航线之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印度洋都已经成为“海上生命线”。
三、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与海军角色定位
印度洋是世界上唯一以其中一个沿岸国家名称命名的大洋。(20)所以，提到印度洋的地缘构造，就不得不提到印度，以及印度在这一区域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印度“海权之父”潘尼迦曾指出：“印度洋和太平洋、大西洋不同，它的主要特点不在于两边，而在于印度大陆的下方，它远远深入大海一千来英里，直到它的尖端科摩林角。正是印度的地理位置使得印度洋的性质起了变化。”(21)从传统的大陆视角来看，印度处在明显的孤立状态，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断了次大陆与亚洲其他部分的联系，而南部的印度洋形成了不可跨越的屏障。但是从海权的角度来看，印度在东侧的孟加拉湾和西侧的阿拉伯海的环绕下，位于印度洋的中心，所以也就处在了欧洲与远东地区贸易航线的中心。作为自然选择的结果，印度必然在印度洋地区扮演重要角色。换句话说，印度广阔的海疆和在印度洋中心的地缘位置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22)
历史上，海洋带给印度光荣的同时，也曾经带给印度巨大的灾难。乔治·C·汤姆森曾指出：“印度次大陆的海岸线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航道，它和印度大陆边境一样长，但更易遭受袭击。”(23)正因为如此，当欧洲殖民者从海上对印度发动攻击时，印度就失去独立地位，开始陷入了长期的殖民统治。被海上强国征服的历史命运，直接激发了独立后印度的海洋安全意识。1958年，独立后的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一艘轮船上发出了这样一番感慨：“从这艘船上，我瞭望印度，思考这个国家和它的地理位置。它三面环海，第四面是高山。实际上，我们国家可以说恰好处于大海的波涛之中。在这种环境里，我沉思我们与大海的紧密联系。……无论是谁控制了印度洋，首先将导致印度的海上贸易受人摆布，其次便是印度的独立不保。”(24)
“海权之父”潘尼迦也认为，印度在未来不可能成为一个亚洲陆上强国，因为它只是同控制着世界心脏地区——中亚——的苏联有着很小的附属性利益诉求。所以，印度必须与“海洋体制”结盟。(25)他还说：“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上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26)最后，潘尼迦提出了现代印度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大战略问题：“印度能否在一定时期内，不靠外援成为海权国？”(27)
显然，基于南亚地缘政治构造，印度在思考和制定安全战略时，无不同时注意到了陆上和海上两大方向，尽管对这两大方向的战略关注由于诸多限制性条件而无法在现实中做到起码的平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印度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所具有的天然的战略缺陷。
根据一项著名的研究，陆海复合型国家多处在陆海势力的夹击之下，面临两个方向的战略压力和吸引，资源、力量因此配置分散。其普遍的战略特点是：(1)民族(国家)的基本倾向是决定这类国家发展方向和前途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海洋民族和大陆民族的特点是内在生成的、无可改变的话，陆海复合型国家走何种道路则是可以选择的。故此，不同的民族特性使陆海复合型国家有了不同的命运；(2)陆海复合型国家通常面临着战略选择方向上的两难。历史表明，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很难长期做到双料强国，因为战略集中是在国家竞争中生存和取胜的前提；(3)双重易受伤害性，因为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它们在海上和陆上都易受到攻击；(4)服务于战略目标的国家资源分配分散化。出于国家防御的基本需要，它们必须努力在海陆两个方面的发展保持一定平衡，有限的资源因此被分散使用。(28)
“印度来日的伟大，在于海洋。”(29)基于这种理念，印度从独立之日起，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就决心发展一支强大的“蓝水海军”，将印度洋变为“印度的海洋”。然而，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选择，首先深受国际战略环境特别是印度洋海洋战略环境的影响。随着围绕海洋资源和控制海洋战略要点的竞争的日益加剧，作为全球战略要点集中的印度洋地区，自然充斥着多方利益的交汇，结果使得地区内和地区外的诸多国家在印度洋上都有力量存在。这种态势，使得印度非常有必要采用一种海洋安全政策或战略，来确保印度在印度洋区域内发挥主导性的影响。(30)另一方面，在国际形势持续和平的总体氛围下，存在着大量的地区性冲突与危机，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发生在印度洋地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高技术武器的扩散、海上恐怖主义的兴起，都对这些冲突与威胁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所以，像其他国家一样，应对多样化的外部威胁、维持印度洋的海洋秩序，也是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之一。
印度的大战略目标是印度形成和贯彻其海洋战略的基本依据。从印度独立的第一天起，印度就确定了争做“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大战略目标。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提出，“在将来，太平洋很可能取代大西洋而成为世界的一个神经中枢。印度虽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必定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及直到中东，印度也将发展成为经济与政治活动的中心。”正是在这一大战略目标的导引下，第三次印巴战争后，随着印度陆上威胁的明显缓解，这个有着久远海洋传统的陆地国家开始在海洋上追求其大国梦想。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执政后不久便直言不讳地宣称：“印度应在控制与其邻近的五大海峡基础上，继而控制从地中海到太平洋之间的广大地区。”(31)而2003年11月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指出：“印度的安全环境从波斯湾跨越印度洋一直延伸到马六甲海峡，包括西北部的中亚和阿富汗、东北部的中国和东南亚。印度的战略思想也应该扩展到这些地区。”(32)
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还为其自身的安全需求所推动。一套系统、完整的海洋安全战略，有助于印度更好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其在印度洋上的利益并有效应对各种威胁。所以，有印度学者强调指出，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就是要在经济繁荣和海军力量方面形成鲜明的联系，从而保护印度巨大而多样的海洋利益。(33)正因为如此，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尤其关注印度的能源安全，因为印度即将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日本的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费体，石油约占其所需能源的33％，其中65％依赖进口，而进口的石油中又有90％来自于波斯湾地区。另一方面，随着印度能源需求的增长，单纯从莫桑比克进口煤已不能满足印度国内市场的需求，印度已经开始从南非、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印度洋国家进口煤。此外，不断增加的装载液态天然气的船只经由非洲南部海域驶向印度，而印度也从卡塔尔、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继续进口液态天然气。(34)所以，对印度洋的利用以及确保印度洋海上航线的畅通，对于印度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35)
2004年4月25日，印度海军首次公布了指导性文件《印度海洋学说》(Indian Maritime Doctrine)，对新时期印度海军角色和任务有了明确规定。具体地讲，就是军事角色(military role)、外交角色(diplomatic role)、维稳角色(constabulary role)和人道主义角色(benign role)。海军的军事角色分为平时任务和战时任务，平时任务就是对区域内国家进行常规和战略威慑，在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以及在进出印度洋的战略要点行使海上控制，在平时或战争期间为海上交通线(SLOC)上的商船队和海上贸易、为印度的海岸线、岛屿和近岸设施提供安全保护；而其战时任务则包括在敌人的领土、领海或领空进行战斗，当需要在相关的利益范围内进行登陆时进行力量投送、应对低烈度海洋军事威胁(LIMO)、提供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以及同陆军、空军协同作战保卫并促进印度的国家利益。海军的外交角色是将海军作为有效的外交手段，以增进印度的国家利益，具体包括发展健康的海洋伙伴关系、能够协助联合国维和部队、有能力同多国部队一起执行军事行动。维稳角色是印度海军执行海上警察任务时所扮演的角色，在担负这一任务时，需要在印度的专属经济区保卫印度的国家利益、对附近毗邻地区施行常规监视、在利益核心区宣示存在并进行巡逻。而人道主义援助、救灾、海上搜索与援救和救助作业，是印度海军扮演人道主义角色时需要面对的任务。(3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深受地缘战略环境的影响甚至束缚，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实际上就是其印度洋安全战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印度的这一战略规划已经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其海军力量建设在印度洋地区也有目共睹。但是，从战略态势上看，尽管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曾对南亚小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一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但在整个印度洋地区，印度依然处于一种战略守势，在加强自身力量建设的同时，印度还有赖于区域性海上合作，其中特别是与美国的合作。(37)
四、新时期美国和中国的印度洋战略谋划
很显然，在印度洋地区，具有重要战略影响力和巨大利益关切的大国，除了印度外，主要就是美国、中国以及日本。它们的印度洋政策及其力量部署，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印度洋的海洋秩序，以及相互间的关系。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将主要讨论美国和中国的印度洋战略，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美国的印度洋战略从属于其全球战略。美国在其2008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指出，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保护美国及其盟友免遭袭击和胁迫的危险，促进国际安全以减少冲突、加快经济增长、保护全球共有利益并保护世界市场和资源流通顺畅。为了追求这些利益，美国需要发展军事能力，形成可靠的联盟，参与并支持国际安全和经济组织，运用外交和软实力来塑造其他国家的行为和国际体系，并在需要时使用武力。美国认为，美国的安全与更广阔的国际体系的安全密不可分。(38)
美国的印度洋战略正是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指导下形成和贯彻实施的。虽然美国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仅仅占其石油进口总量的两成，但并不是说对于美国印度洋地区就显得无关紧要。可以说，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目标就是在保证西方盟国(包括日本)能源安全的同时，保证中东—波斯湾这一关键性战略区域始终控制在美国的手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印度洋战略，除了能源安全关切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有效地掌控以波斯湾地区为核心的大中东事态的发展。所以，无论是阿富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抑或伊朗核危机，都直接影响着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整体战略态势。
无疑，美国对中东地区的高强度控制和在印度洋上的强大军事存在，为美国主导印度洋地区事务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冷战期间，美国一度取得了印度洋霸权。但随着中国和印度实力的飞快上升和印度洋持续升温，美国的印度洋战略必然要发生根本性改变，即从以前的控制战略转型为灵活的均势战略——结盟优先战略(coalition builder supreme)。所谓的结盟优先战略，就是美国在保持自身作为印度洋地区最为强大的海上力量的同时，同所有希望合作的国家共同应对威胁和挑战、管理印度洋事务。(39)这样既可以有效减轻美国的负担、化解地区冲突，也可以多方面遏止挑战美国地区领导权的国家。但是，结盟优先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印度洋上的力量收缩。在一份名为《2025年海军陆战队前景和战略》(Marine Corps Vision and Strategy 2025)的文件中，美军认为印度洋及其毗邻水域将成为本世纪全球冲突和竞争的中心。美国海军暗示，他们一直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寻求进一步的前沿存在。显然，这是对美国总体海洋战略影响深远的一次转变。
印度洋不仅是印度和西方国家的海上生命线，对中国来说它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首先，随着中国能源需求量的不断增长，从中东横跨印度洋途经马六甲海峡的航线，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脉。中国进口的原油主要来自中东、非洲和亚太地区，其中大部分是经马六甲海峡运输的，每天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近六成是驶往中国的，其中绝大部分是油轮。现有数字表明，中国对于原油的需求从1995年到2005年十年间翻了一番，并且在接下来的15年中，这个数字将再次翻一番；预计在2020年，中国每天将进口约730万桶原油——占沙特阿拉伯计划输出石油的一半。而输往中国的石油和石油制品中，有超过85％的货品要跨越印度洋并通过马六甲海峡。(40)所以，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安全都紧密地同印度洋联系在一起。
中国在印度洋上巨大的利益关切，造成了以印度和东盟国家为首的印度洋地区国家的担忧和疑虑，“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洋地区甚嚣尘上。结果，中国在巴基斯坦援建的瓜达尔港、在缅甸修建的公路等，尽管是基于互利共赢的经贸目的和发展援助计划，但印度却囿于其传统的“印度主义”战略思维，从安全和战略视角来曲解中国与其他国家间正常的经济合作关系，以至于有人炮制出了所谓中国旨在包围印度的“珍珠链战略”(“string of pearls” strategy)。(41)毫无疑问，对中国印度洋战略意图的曲解和战略猜忌，给中国在该地区维护正当合法的国家权益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也造成了所谓的“马六甲困局”(Malacca dilemma)。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就成为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与美国和印度力图主宰或有效控制印度洋的战略图谋截然不同，在维护合理的海洋权益方面，中国政府强调了“和谐海洋”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和谐的海洋秩序，是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正当海洋权益的最有效途径。实际上，海洋秩序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发展的观念，这不仅体现在各主要海上强国权力分布的变化和海上贸易的发展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现代海洋利益的争夺已经从历史上通过海洋争夺陆地转变为争夺海洋本身，各国海洋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海洋权益也更加重视，人类开始进入大规模全面开发利用海洋的新阶段。在确认各国对领海拥有绝对主权的同时，国际海洋法还就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做了明确的区分和界定。无疑，随着海洋意识和海洋开发探索的进一步发展，海洋秩序还会根据有关各方的利益和要求做出更完善、更合理的调整。(42)所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指出，中国在维护和拓展合法的海洋权益的同时，并不排斥其他国家合理地追求各自的国家海洋利益。
在维护海洋权益过程中，中国还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努力建设一支能够有效维护自身海洋利益的海上投送力量。虽然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能具有保卫自身远洋利益的实力。实际上，当今中国尤为需要一支“蓝水海军”来维护能源安全和航运安全，以及为“和谐海洋”秩序提供强大的力量保证。2008年底中国政府应索马里政府和联合国邀请派出舰队到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和谐海洋秩序的有力证明。
注释：
①关于马汉的这一预言，吉多霍罗萨在其作品《欧洲》中曾引用过，该书于1970年11月收入《地图集》中重版。转引自A·J·科特雷尔、R·M·伯勒尔编：《印度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08页。
②A.R.Tandon,"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in K.K.Nayyar ed.,Maritime India(New Delhi: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2005),p.24.
③K.P.Misra,Quest for an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he Indian Ocean(New Delhi:Allied Publishers,1977),p.2.由于对其最南端的界限一直没有定论，所以印度洋实际面积在不同的研究机构的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的说法，而联合国所采用的7500万平方公里的说法，是被广泛采用并比较可靠的数据。关于印度洋面积的争论，参见Auguste Toussaint,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p.6; Alan Villiers,The Indian Ocean(London:Museum Press,1952),p.15; Victor Showers,The World in Figures(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73).
④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Vol.9(Chicago:Helen Hemingway Benton,1974),p.507.
⑤A study group of the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Defence and Security in the Indian Ocean Area(New Delhi:1958),p.9.
⑥R.N.Misra,Indian Ocean and India's Security(Delhi:Mittal Publications,1986),p.3.
⑦[印]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德隆、望蜀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4页。
⑧这里的马六甲海峡地区指包括马六甲海峡(Strait of Malacca)、巽他海峡(Strait of Sunda)、龙目海峡(Lombok Strait)和望加锡海峡(Makassar Strait)在内的诸多海峡。
⑨Bhabani Sen Gupta,T.T.Poulose and Hemlata Bhatia,The Malacca Straits and the Indian Ocean:A Study of the Strategic and Legal Aspects of a Controversial Sea-lane(Delhi:Macmillan Co.of India,1974),p.12.
⑩方永刚、唐复全：《大国逐鹿：新地缘政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11)宋德星：《南亚地缘政治构造与印度的安全战略》，《南亚研究》，2004年第1期，第21页。
(12)Robert D.Kaplan,"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9,Volume 88,No.2,p.17.
(13)V.P.Nedunchezhiyan and A.S.Chandrashekaran,"Andaman and Nicobar Group of Islands,"in K.K.Nayyar ed.,Maritime India,p.98.
(14)See Robert D.Kaplan,"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15)Rakesh Chopra,"Energy Security for the Asian Region 2020 and Beyond," in K.K.Nayyar ed.,Maritime India,p.112.
(16)Rakesh Chopra,"Energy Security for the Asian Region 2020 and Beyond",in K.K.Nayyar ed.,Maritime India,pp.116-117.
(17)See Rakesh Chopra,"Energy Security for the Asian Region 2020 and Beyond," in K.K.Nayyar ed.,Maritime India,pp.113,120; Robert D.Kaplan,"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18)Robert D.Kaplan,"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pp.19-20.
(19)陈建民：《当代中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0)R.N.Misra,Indian Ocean and India's Security,p.1.
(21)[印]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第14页。
(22)R.N.Misra,Indian Ocean and India's Security,p.10.
(23)乔治·C·汤姆森：《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问题》，1970年版，第4页。转引自诺曼·D·帕尔默：《南亚和印度洋》，载科特雷尔、伯勒尔编：《印度洋》，第303页。
(24)转引自Kousar J.Azam ed.,India's Defence Policy for the 1990s(New Delhi:Sterling Publishers,1992),p.70.
(25)Quoted in Karunakar Gupta,Indian Foreign Policy:In Defence of National Interest(Calautta:The World Press,1956),p.Ⅱ.
(26)[印]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第1～2、89页。
(27)[印]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第89页。
(28)邵永灵、时殷弘：《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国家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第50页。
(29)[印]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第96页。
(30)Sangram Singh,"Maritime Strategy for India," in K.K.Nayyar ed.,Maritime India,p.197.
(31)Dick Sherwood,Maritime Power in the China Seas:Capabilities and Rationale(Canberra:the Australian Defense Studies Center,1994).转引自郑励：《印度的海洋战略及印美在印度洋的合作与矛盾》，《南亚研究季刊》，2005年第1期，第117页。
(32)Rakesh Chopra,"Energy Security for the Asian Region 2020 and Beyond," in K.K.Nayyar ed.,Maritime India,p.111.
(33)Sureesh Mehta,Freedom to Use the Seas:India's Maritime Military Strategy(New Delhi:Integrated Headquarters Ministry of Defence,2007),p.10.
(34)See Robert D.Kaplan,"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p.20.
(35)A.R.Tandon,"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in K.K.Nayyar ed.,Maritime India,p.23.
(36)Chief of Naval Staff,"Indian Maritime Doctrine".http://indiannavy.nic.in
(37)Donald L.Berlin,"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Spring 2006,Vol.59,No.2,p.83.
(38)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p.6.
(39)Robert D.Kaplan,"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p.28.
(40)See Robert D.Kaplan,"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 p.20.
(41)Robert D.Kaplan,"Center Stag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ower Plays in the Indian Ocean",p.22.
(42)宋德星、程芬：《世界领导者和海洋秩序——基于长周期理论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5期，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