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国音乐的思考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一世纪论文,中国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音乐是两种音乐体制的集合并存
众所周知，中国音乐在19世纪的下半叶已无法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更不能满足民族振兴的要求，经过一系列痛苦的思考、激烈的批判和冷静的分析，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西方，引进了以多声部音乐结构和简谱、五线谱记谱法为代表的作曲与理论的技术体系；引进了以交响乐为代表的器乐表演形式与器乐演奏技术体系；引进了以歌剧为代表的声乐表演与技术理论体系；引进了以钢琴和小提琴为代表的西方乐器体系与音乐价值评估体系。也正是自那时起，“中国音乐”成了一个两种不同音乐体制的集合概念，出现了两种不同音乐体制并存的格局。人们开始把中国本土固有的音乐称为“传统音乐”或“民族音乐”，把从西方引进的音乐称为“新音乐”。
“传统音乐”无法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不能满足民族振兴的要求，但音乐毕竟不是仅仅为社会变革和民族振兴而存在的。所以，当社会变革和民族振兴运动趋缓的时候，传统音乐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最适合其生存的本土文化土壤里复兴发展起来，以致20世纪上半叶，以戏曲为代表的声乐表演形式和以丝竹乐为代表的器乐演奏形式曾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直到20世纪的下半叶，传统音乐才逐渐退出了社会主流音乐的位置，而成为“民间音乐”。
“新音乐”是19世纪末为适应社会变革和民族振兴的需要而引进的西方音乐，但新音乐又不等同于西方音乐，新音乐之“新”是相对传统音乐而言的全新的音乐形式，然而如同引进其它艺术、宗教、哲学一样，引入中国的西方音乐也有一个被改造、被接受、被认同的过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碰撞、融合、排异、认同，新音乐终于成为一种以西方音乐为躯体，以中国音乐传统为灵魂的新的中国音乐艺术形式，并且在20世纪的下半叶成为我国的社会主流音乐。
新音乐成为中国社会主流音乐之后，传统音乐既没有消失也没有进入博物馆，而是在民间伴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交织着人们的喜怒哀乐，默默地繁衍着、流变着。当人们为伴随某生活或某生产方式的音乐随着这种生活或生产方式的消亡而消亡深感痛惜的时候，伴随另一种生活或生产方式的音乐又诞生了，传统音乐就是这样生生不息地变化着、发展着。然而，传统音乐对西方音乐基本上是排斥的，迄今为止，除了使用或部分地使用西方音乐的记谱法外，还很难看到西方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所以，作为社会主流音乐的新音乐和作为民间音乐的传统音乐迄今仍是两种不同体制的音乐，21世纪的中国音乐也将是两种体制并存的音乐。
二.两种音乐体制在21世纪的应有姿态
中国的新音乐与传统音乐将会以怎样的姿态展现在21世纪？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依据是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存在。20世纪后期，以计算机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它冲击着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撼动着人们千年不变的价值观念，打乱了社会原有的秩序与节奏，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时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里，随着全球信息、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的经济、教育将进一步面向世界，加入到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之中，所以，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艺术也将出现总体趋同的发展态势。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看，20世纪工业经济的那种标准化大生产所占据的主要位置，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将由非标准化的集团或个人的技术创新所占据，创新思维、创新技术和富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方面。21世纪的地球将可能只有一个经济体，一个市场，竞争已没有国界，信息与知识将成为首要的，最珍贵的资源，这便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总体趋同中的个性膨胀。这种总体趋同中个性膨胀的社会存在又将决定21世纪包括音乐在内的世界艺术将会是总体趋同中的个性膨胀的整体姿态。
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流音乐虽然仍将以交响乐为代表的器乐形式与技术和以歌剧为代表的声乐形式与技术作为高雅音乐或严肃音乐的典型，但是以西方摇滚乐为外在组织结构形式，将中国民歌唱法与之相结合的流行音乐将会与高雅音乐或严肃音乐平分秋色地占据社会主流音乐位置。特别是以计算机网络、电视和卡拉OK为代表的现代音乐传媒会进一步增强，传统的剧场音乐会式的传媒会进一步萎缩。在这种音乐传媒情势下，无论是严肃音乐还是流行音乐，社会对其作品的数量需求不仅不是扩大而是大大缩小了；在这种音乐传媒条件下，社会对作曲家、演奏家、歌唱家或歌星的容量同样也不是扩大而是大大缩小了。这是因为新的音乐传媒系统可以在同时让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听众欣赏到第一流作曲家的作品和第一流演奏家、歌唱家的表演，从而有可能使众多的二三流作曲家、表演家失去职业位置或生存空间。由此也可以向音乐文化决策机构提出这样的预报：21世纪中国音乐的创作、表演团体和职业音乐家在数量上将会有较大收缩。同理，也可以向旨在培养作曲家和音乐表演家的专业音乐院校提出类似的预报，其办学规模与招生数量不仅不能无节制地扩大，而且要适当控制与收缩；而对期盼子女或本人成为作曲家或音乐表演家的众多家长及学生们来说，他们对音乐艺术的投资与专业、职业的选择更要持审慎的态度。
与社会主流音乐情况相反的是21世纪的非社会主流音乐——中国传统（民间）音乐在“个性膨胀”的社会条件下将会有新的重大发展。首先，21世纪的中国公民将生活在更加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之中，依附于各种民俗活动的中国传统音乐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将有较大的扩展；民俗活动对音乐的强大需求会使一批职业的或半职业的音乐社团应运而生，这些音乐社团既有宗教团体内部的专职专类社团，也有民间自发组织的以获利谋生为主要目的的兼职兼类社团，还有从社会主流音乐队伍中分流出来的以获利或开拓新的经费来源的专职兼类社团，后者如县级以下的众多专业文艺演出团体化整为零地参与民俗活动中的器乐演奏，和那些无专项经费拨款的企业、机关、部队、学校的业余乐团、乐队也都会将触角伸向民俗活动，以临时的商业性演奏达到“以团养团”或“以队养队”的目的。林林总总的民俗活动中的音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决定曲目与表演形式的是音乐活动的雇主而不再是音乐社团。为顺应雇主的要求，敲军鼓吹铜管的乐队改打中国锣鼓，吹小号、长笛、单簧管的改吹唢呐、管子、笙，这些看似奇怪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其次，21世纪中国人将过着更加富足、闲适的生活，民众个人的审美需求开始向“被审美”需求的方向转化，反映在音乐方面，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音乐审美听众，而是要求参与音乐实践活动，在音乐实践活动中希望自己成为音乐美的体现者而得到社会群体或其他个体的注意和欣赏，从而满足“被别人审美”的心理需求。“被审美”心理需求的增长，一方面导致可参与的流行音乐的扩张，使流行音乐跃升为社会主流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社会个体为达到自己“被审美”的目的会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和周边社会群体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向选择自己的音乐表现形式，由此将导致中国传统音乐实践在另一基础和另一层面上的发展与流变。
需附带指出的是，20世纪末中国城镇出现的未成年人学习以钢琴为代表的西方乐器热潮的功利性目的：家长为子女另辟高考蹊径或为子女将来进入上流社会准备条件等等。进入21世纪后，虽然这种功利性短期内仍有强劲的走势，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与普及，其走势将逐步趋缓。而较少具体功利性目的，只为了实现“被审美”愿望的成年人学习乐器与歌唱则有可能升温，他们可能会更偏于选择中国传统乐器和戏曲唱法与民歌唱法，有可能不再是动辄钢琴、美声。
三.社会主流音乐在21世纪的发展走向
21世纪中国社会主流音乐将出现新音乐与流行音乐共同构建的总体姿态，将会出现与世界主流音乐的走向趋同的发展态势。就新音乐而言，以西方音乐为躯体以中国音乐传统为灵魂的总体状态将会相对稳定。新音乐的器乐部分，20世纪的那种以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作曲技术为核心技术规范，以功能和声理论为基础理论规范的技术理论体系将有所动摇20世纪中后期西方器乐音乐写作出现的讲究序列序进，追求音色对比变化的作曲思维，与中国传统器乐组（作）曲的序列结构思维，以曲牌为基本单位的拼贴组曲思维和打击乐的音色组合思维等等殊途同归于21世纪，为趋同态势中的世界主流音乐添上一笔浓浓的中国色彩。
如果说中国新音乐器乐作品的作曲家们一直在苦苦地探索中国的音乐传统与西方音乐的“躯体”相结合的最佳方式，那么中国新音乐声乐作品的作曲家们则似乎找到了一条中西结合的大道。这或许因为中国声乐作品创作与表演似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那就是为中国人而写为中国人而唱的。所以，21世纪中国新音乐的声乐会比器乐有更大更快更顺利的发展。在声乐技术理论方面，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在规范声乐技术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但三种唱法的划分对声乐技术与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由于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除了共鸣和咬字吐字的方法略有不同外，其呼吸、发声等主体技术并无实质的不同，如用“歌剧唱法”概括则较为恰当。真正意义的中国民族唱法应为“戏曲唱法”和“民族唱法”。以京剧唱法为代表，包括各地方戏唱法和曲艺唱法在内的“戏曲唱法”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是我国社会主流音乐的歌唱技法，自80年代起，它才开始走向衰落。但是，随着中国戏曲向音乐化（仅仅为了唱、听某唱段而不以演故事、看故事为目的戏曲表演活动）、世俗化（在普通民众中传唱，练唱某些戏曲唱段的社会雅集性活动）和民间化（民间自发组织的季节性戏曲表演）方向的发展，“戏曲唱法”可能会进一步拓展、推广，有可能再度进入社会主流音乐领域。我国民歌歌种繁多，歌唱方法也十分多样，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多偏重于民歌、戏曲、曲艺的结构理论和背景理论研究，而较少注意歌唱的技术理论研究，21世纪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成果的积累，中国“民歌唱法”也可望部分地进入社会主流音乐。所以，中国21世纪社会主流音乐的声乐技术有可能出现“歌剧唱法”、“戏曲唱法”、“民歌唱法”三足鼎立共存的走向。
流行音乐作为社会主流音乐的一部分在21世纪会进一步拓展其生存空间，以摇滚乐为外型特征的所谓“劲歌”会进一步缩小与世界主流流行音乐的距离，而体现出更多的共性：以哀怨、诉说为典型的所谓“柔歌”将会与传统音乐的民歌发生更紧密的联系，而体现出更加丰富的个性。“通俗歌曲”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速兴起，其原因虽然是多样的，但其中有两点不容忽视：第一，通俗歌曲的歌词贴近生活，当被大量地创作、制作以后，处于各种情感状态的人们都可以从这个庞大的作品群中找到适合表达、发泄、寄托自己情感的作品。第二，大部分通俗歌曲的旋律具有口语化民歌化的特点，并采用了一些“民歌唱法”，从而满足了不同社会个体的需要。通俗歌曲的这些特性也使其部分地具有了民歌的某些属性，因此有些学者将其称为“新民歌”或“城市民歌”、“校园民歌”。由此可见，中国21世纪的流行音乐，一头连着社会主流音乐，一头连着传统（民间）音乐，从而体现出重要的存在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上可以对21世纪的中国音乐作这样的表述：中国音乐指的是社会主流音乐的新音乐与非社会主流音乐的传统（民间）音乐的集合概念；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主流音乐将由新音乐和流行音乐共同构建，新音乐在与世界主流音乐趋同的发展总趋势中继续保持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中国流行音乐一方面与世界流行音乐有趋同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又与传统音乐的民歌有紧密的联系，21世纪的中国流行音乐将向摇滚乐的世界共性和民歌化的民族个性两个方向发展；中国传统音乐随着民俗活动的开展和民众“被审美”心理需求的普遍增长将有较大范围和较深层次的发展，将会有相当一批从事社会主流音乐的专、兼职音乐人员投入到民间音乐活动之中。在中国社会主流音乐与世界主流音乐总体趋同的发展态势中，在现代音乐传媒的条件下，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对音乐家的需求量不是增加而是减少，所以，有关方面或个人对中国专业音乐表演团体建制的安排，对专业音乐教育规模的设计以及个人就学择业的计划等等都应采取节制、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