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边境贸易对民族区域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边境论文,民族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漫长的内陆边境线上，聚居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边境贸易蓬勃发展，一个以通贸兴边为中心的东进西出、南联北开的全方位开放边境贸易的格局初具规模，这无疑对民族区域经济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就此略述管见。
一、边境贸易促进了民族区域经济的形成
区域经济研究，是近几年才兴起的崭新的研究领域。我国学者在该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但对民族区域经济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事实上，任何经济活动，都是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从生产力的角度看，人和物两大要素构成了一定经济活动的基础。一定的区域或“空间”，以一定的土地、生态环境和各种自然资源构成了生产力物的要素的直接载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们一定经济组织和一定经济成果的表现客体。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群集团，即一定地域上的不同民族体，则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因此，我们在研究区域经济时，是不可忽视不同民族这一因素的。
我国内陆9个省、自治区与12个国家接壤，内陆边境线长达2.2万多公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为1.9万公里，占90%；在内陆边境线的143个县、市、旗中，少数民族自治县、旗为134个，占93.7%；边境人口约2000多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800万，占40%，分属33个民族，跨境而居的民族达20多个。正是这种地缘、血缘关系，使边境贸易在民族区域经济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边境贸易加强了中国与邻国间的经济交往。边境贸易是相邻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在我国历史上，这种交往可谓源远流长。沟通中西交流的著名古道“丝绸之路”，自秦汉起就有，发展到隋唐时期，丝路上“职负不断，商旅相继”，贸易十分繁荣。西南边陲的“蜀身毒道”，是我国西南各族人民与相邻的缅甸、印度及南亚各国人民保持互通有无、友好往来的大通道。我国北疆也有不少传统的边民互市点。18世纪时，恰克图就成为中俄边境贸易的中心，19世纪中叶边境小镇绥芬河，由于地处中、日、俄及太平洋沿岸各国多边转口贸易的中心位置，被誉为“国际商业都市”，俄、日、德、美、英等19个国家的客商云集这里，各类商号、货栈多达数百家。因商号、货栈旗帜林立，绥芬河曾有“旗镇”的别称，小镇人口曾达4-5万人[1]。此外，黑河、同江、满洲里、二连浩特等，都成为对俄边境贸易的重要口岸。西南地区的边境贸易在整个近代一直以西藏的亚东、帕米里、樟木，云南的腾冲、畹町、思茅、河口，广西的龙州等为重要的边贸口岸。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滇缅沿边不仅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边贸区，而且其意义超越了地方性范围，成为支撑全国抗战的一条重要的国际物资通道[2]。由此可见，古代以来我国沿边少数民族边境贸易的渐次展开，对各国之间在商品交换、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友好往来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边境贸易为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民族经济形成了“中心-边缘”的分布格局。古代边贸的发展，都曾最早地推动了我国边境少数民族对外贸易关系的发展。当时“丝绸之路”上输出品中主要是丝绸，还有其他商品；输入的则有名马、明珠、文甲、殊方异物等。相传葡萄、胡桃、菠菜、胡椒、西瓜等蔬果，也是由此输入的。“蜀身毒道”的开创比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还早200多年，中国输出的有丝绸、瓷器、茶叶等，输入的有宝石、翡翠、珍珠、棉花等。17世纪中叶，中朝两国边境贸易交易以中方的小青布和朝方的海产品、白纸、盐等为主要内容。18世纪恰克图边贸主要是中方的绸缎、棉布、药材、茶叶等，同俄方的毛皮、畜皮等相交换。在18世纪下半叶，平均每年交易量达224.9万卢布[3]。这种对外经济关系的形成和扩展，一方面推动了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经济的开发；另一方面又使边疆各少数民族经济体成为沟通中原内陆与外部世界相互交往的重要桥梁，为中国多民族多元一体化经济体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边境贸易促进了民族区域经济的初步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关系的剧变，使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边境贸易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和反复。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向外封闭状态，使其经济的发展与交往失去重要的一翼。80年代后，国际经济关系日显开放与合作趋势的引导，以及国内改革开放的全面推动，中国少数民族的边境贸易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全面发展时期。经过10多年开发，已初步形成各有重点、各具特色的三个区域类型的民族区域经济市场。
一是东北民族区域经济市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及内蒙古东部的满、蒙、朝鲜、达斡尔等民族地区，通过绥芬河、黑河、满洲里、二连浩特、珲春、丹东等主要边境口岸，开拓朝鲜半岛、日本、蒙古和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市场，并与周边国家合作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该区域我方轻纺工业比较发达，加工食品和工业消费品供应充足，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俄罗斯等国食品和轻纺工业消费品供应紧缺。加之地缘优势，交通畅通，与其他邻国相互间生产要素也具有高度互补性，因而经贸合作正在迅速发展，市场潜力很大。
二是西北民族区域经济市场，包括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内蒙古西部的维、回等穆斯林少数民族和蒙古、俄罗斯等民族地区，通过喀什、伊犁、博乐、塔城等通向中亚的边贸口岸，向西亚和中东地区辐射，拓展中亚区域市场。中亚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这些国家对前苏联依赖性很大，独立以后，都在积极进行改革，发展本国经济，大力开展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引进设备，调整产业结构，尽可能进口一些轻纺工业产品。因此，该区域应通过穆斯林这一特殊的民族联系纽带，以民间贸易为先导，促进边境贸易的发展，使我国的优质轻工业品打入中亚及中东等国市场，打开通向世界市场的新丝绸之路，振兴大西北。
三是西南民族区域经济市场，包括云南、贵州、西藏、四川及广西西部的黎、苗、藏、壮、傣等民族地区，通过凭祥、河口、东兴、瑞丽、畹町等口岸，面向印度、尼泊尔、缅甸、不丹、越南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该区边贸我方进口以农、林、矿、土畜产品为主，出口以日用工业产品、机电产品和钢材等工业原料为主。近几年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现在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越南、缅甸等国正在采取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吸收国外资金，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南亚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市场开发潜力很大。
这就为我国该民族区域利用边贸渠道，推进工业发展提供了较好条件，为该区各少数民族工商企业开通外向型发展渠道提供了有利契机。
二、边境贸易推动了民族区域经济的发展
随着“扩大开放沿边地区，加快内陆省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战略的实施，我国边境贸易迅速发展，规模更大，边贸内容也突破了在边境两侧狭小范围内互通有无的边民互市的传统局限，向经济合作与开发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技术贸易、边境合作经营、劳务合作等更深层次的经贸形式。1995年云南、新疆、广西的边贸出口总额均比1994年增长30-40%；8个民族省区的外贸出口总额28.7亿美元，利用外资总额近5亿美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增幅最快的一年。边境贸易推动了民族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边境口岸城市化成为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辐射点。据统计，我国已有开放边境口岸200多个，其中地方级边境口岸180多个，国家级边境口岸30多个。前些年，我国边境口岸总的来说基础比较差，不仅装卸能力不足，而且其他配套服务项目，诸如交通、运输、邮电、信息、仓库货栈、交易场地以及旅游服务设施等，都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影响了口岸作用的充分发挥。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坚持以口岸养口岸，以边境贸易发展边境贸易的原则，加快了口岸建设，推动了重要边境口岸城市化的进程。仅以内蒙古满洲里市为例，满洲里市总面积696.3平方公里，人口14万，居住着汉、蒙、满、达斡尔、鄂温克、俄罗斯等15个民族。1988年，满洲里口岸修建了大型货场和油库及与之配套的宽轨铁路2.5公里，铁路换装能力从300多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1992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俄边民互市贸易区——满洲里与后贝尔加尔斯克互市贸易区，总面积为20.96万平方米，分为贸易区、管理区、服务区、免税区和游乐区；通讯方面可承办电报、电话、传真等业务。1993年开通了国际国内程控电话系统和微波通讯。水电供应充足，年发电量3亿度，日供水3万吨。现在口岸设施完备，涉外部门健全，是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还有黑龙江的绥芬河市、黑河市，吉林的图们市、珲春市，辽宁丹东市，新疆喀什市、博乐市、伊宁市，广西凭祥市，云南畹町市等，市政建设发展也很快。边境口岸城市化，产生了强烈的经济辐射力，贸易范围日益扩大，不仅对边疆民族地区经济产生了启动作用，而且对内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带动作用，为内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这就有效地改变了以往国内经济中心向边疆少数民族经济单向辐射扩散的发展格局，使边疆少数民族区域可能会成长为新兴的经济中心，而有望最终能成为向远离国内经济中心的一些偏远的内地区域发挥辐射作用的又一经济发展极，从而使内地少数民族后发展区域获得多个经济发展极交叉辐射的带动。
贸工农服务一体化是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边境贸易的发展，有利于边疆民族地区人才、技术、资金流入，改变过去“农工贸”的传统观念，实行“贸工农”的新机制，以流通为导向，以边境贸易为突破口，带动工、农、商、交通运输、旅游服务等产业的发展，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以云南德宏州为例。边贸的发展带动起来了一批以进口物资为主要原料和以国内原料生产面向出口的加工工业。目前，该州产品销入国外或复出口的企业已有62家。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水泥、橡胶工业中，40%的水泥产量和60%的胶鞋产量都销入缅甸市场。边贸的发展还明显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自1985年以来，前来该州从事贸易、洽谈投资项目、参观考察、旅游探亲的流动人口每年增加，最高时达800万人次，有力促进了商业、饮食服务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的发展。到80年代末，全州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已超过1/3[4]。边境贸易所发生的多重产业效益，使全州产业结构得到初步的合理调整。
边境民族地区经济实力增强是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显著标志。边境贸易加快了边境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增强了自身经济发展的实力。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发展边境贸易是扶贫的一条现实途径，或者说是一个突破口，它可以发挥地理位置的优势，把远离内地偏居一隅的少数民族地区变成开放的前沿，在较短的时期内收到较高的经济效益，甚至跻身先进地区的行列。1989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800美元（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达到小康水平的36个城市中，云南省同缅甸开展边境贸易的前哨阵地的畹町市即是其中的一个。毗邻越南的广西凭祥市隘口街群众从1990年恢复边境贸易的两年内，收入万元以上的户数占总户数的96%，其中1-10万元的160户，收入10-100万元的10户[5]。又如西藏亚东县，1980年全县人均收入265元，而边贸发展的带动在1986年已使其提高到718元[6]。边境贸易不仅使边疆各族人民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且开拓了地方和国家财源。近几年，有些边境地区通过发展边贸，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逐步改善了财政困难局面。如西藏自治区1987年上半年，仅对尼泊尔的边境贸易出口创汇就达136.6万美元，占自治区出口创汇总额的51.55%。云南省“七五”期间边境贸易创汇5000多万元，1990年边境贸易直接创汇和转口贸易创汇约占全省创汇总额的10%[7]。这些都表明了边境民族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反映了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三、边境贸易与民族区域经济的国际化
边境贸易在少数民族开放性经济体系的确立，建立内陆民族经济特区，以及民族经济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过程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边境贸易的发展为少数民族开放性经济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对外开放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潮流，只有开放，经济才能得到迅速发展，社会才能得到长足进步。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的开发，同样有赖于其开放性经济体系的确立，藉以获得多元投资源流，得到多个发展极的交叉辐射，并促进少数民族经济中商品经济要素超越地域性的发展。我国在对外开放中，从1982年至1983年正式恢复边境贸易以来，逐步形成了对周边各国开放的八大内陆边境口岸，使之成为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取得了很大成绩。在东北地区，从1983年我国与前苏联恢复边境贸易以来，边境贸易成倍增长，其中黑龙江省的边贸增长最快，1983年至1987年边贸进出口总额为1.4亿瑞士法郎。1989年增至3.5亿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14.16亿元）。云南德宏州自1985年全面开展边境贸易以来，边贸进出口总额到1990年计达35亿元，迅速推动了全州经济的超常规发展。边境贸易发展的实践证明，民族地区应实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不仅要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吸引外资，引进高精尖的先进技术，也要向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开放，引进适用的先进技术，利用产业互补发展出口商品，同时也要扩大向第三世界的开放，在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下，大力增进和加强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往来和互助合作，建立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因此，目前兴盛于各少数民族中的边境贸易，其本质意义并不在于边境贸易本身，而在于边境贸易的发展对少数民族开放性经济体系确立的贡献。
第二，边境贸易的发展为建立内陆民族经济特区创造了条件。1987年1月，中共中央转发《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内陆开发区和边境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在内陆边境民族地区创办经济特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80年代末，世界上已有不少国家在内陆建立了经济特区，如美国的芝加哥对外贸易区，巴西的玛瑙斯自由贸易区、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自由贸易区、奥地利的格拉茨自由关税区等。这些经济特区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墨西哥加利福尼亚自由贸易区，设区前是墨西哥最穷的一个州，设区后，建立起大批出口加工企业和商业企业，每年为墨西哥收入10亿美元，而且通过特区的辐射，外资已渗透全国，约占墨西哥外资总额的70%以上，成为国内经济的新增长点。我国民族地区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初步经验，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为例，自国务院1988年1月批准该盟为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3年中，在经济上就取得了两大突破性发展：一是对外开放取得突破，先后同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4个自治共和国、56个州的150多家企业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并同国内26个省、自治区的2000多个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使全盟边境贸易对外签约达到近7亿瑞士法郎；二是资源开发取得突破，3年农业开发投资2亿多元，工业建设重点项目投产部分已新增产值1.5亿元，新增利税4000万元[8]。两个突破给呼盟经济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带动了全盟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内陆边境民族地区闯开了一条振兴经济的道路。可见，建立民族经济特区，为我国全方位开放开辟第二战场，不仅可以利用吸引外资，为民族地区建立新的“发展极核”，形成聚集效益，向周围区域进行辐射；而且还将为丰富我国对外开放的理论和认识，并对创立我国开放型经济模式创造更完全经验。
第三，边境贸易的发展还为民族经济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开辟了道路。现代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经济体系。只有跨越地方市场的狭小局限，在与外部不断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中，才能充分汲取生存的营养和发展动力，并实现推动社会经济变革的功能。这就决定了国际交往在少数民族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基本地位。因此，中国少数民族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点，就是通过积极开拓边境贸易，以此带动和周边国家的边地民族经济的合作。近几年，边疆各民族地区根据各自实际，千方百计开拓世界市场，特别是开拓周边国家市场，寻求贸易和合作伙伴。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等省区，就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积极开拓世界市场和周边国家市场，结识了成千上万家贸易伙伴，并同他们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大大促进了与世界各国、地区以及周边国家经贸关系的发展。目前，边境贸易已成为我国各边疆少数民族向外联系、走向市场的重要手段。如自80年代末期以来，云南和西藏的边境贸易额都已超过本省区对外贸易总额的50%以上[9]。云南德宏州初步建立起一批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工商企业群体，引进资金900多万元，吸收外商在当地存款达200万元。仅据147个工业协作项目的统计，就新增产值6163万元，盈利242万元[10]。该州瑞丽市，商品转口港、澳地区，流通缅甸全境，并部分转口到泰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新加坡等国际市场，进出口商品种类达千余种。商品结构也由原来的以生活资料为主转变到以进口原料为主，出口轻化产品、机电产品、日用百货、建筑材料、中西药材等多规格、多层次商品，边贸额以年均42.7%的速度增长，其东岸的姐告被称为“西南的沙头角”。所以，可以说边境贸易全方位开放的态势已基本形成，借助于边境贸易的中介联系，为少数民族经济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创造了较好的基础条件。
注释：
[1]黄万伦、李文潮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第389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2]陈庆德：《民族经济学》，第31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3][10]李茂兴、施本植：《边境贸易理论与实务》，第21、57-58页，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4]《德宏经济》，第20期，第10、30、49页。
[5][7][8]杨德颖：《中国边境贸易概论》，第26、28-29、54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2年版。
[6]张培田：《边境贸易经营指南》，第12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9]李竹青：《西藏经济的发展与对策》，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