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定位、理论承继及特质
——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
张郭男，曾祥云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200433）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将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放置在马克思主义所指认的共同体演进的语言系统中进行解读的产物，其实质是一种全球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其理论使命是在批判、否定与扬弃现实的同时积极创造未来。这一理念在“事实界—可能界—价值界”的动态生成过程中处处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承继：依托辩证思维把握全球化及其本质规律，依托“分娩论”与“逆向研究法”发现新世界秩序的“潜在”，依托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创建实践观念，依托全球治理的现实实践推动实践观念的自我检验、修正、调整与完善。在“理论观念—实践观念”的形态跃迁过程中，它还展现出诸多理论特质：认识内容的综合统一性与系统开放性，认识功能的实践趋向性与现实超越性，认识资源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色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们应当长期坚守并努力使其取得现实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观念；事实界；可能界；价值界
著名哲学家冯契曾经指出：“从中国近代来说，一直在讨论古今中西问题，中西哲学有合流成为世界统一哲学的潮流……中西哲学合流的工作很可能要中国人来做。”［1］232而要推进中西哲学合流，形成一种“世界的一般哲学”，就必须进一步推动从中国近代至今的哲学革命到一个新的高度，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把握时代的中心问题，不断变换其历史地平线。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语），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语）。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时代的中心问题已经从“中国向何处去”的革命问题，转变为“如何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建设问题、改革问题，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一建设问题、改革问题又与“世界往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紧紧关联纠缠在一起。哲学只有牢牢把握住这一时代问题，才能实现认识上的飞跃与有价值的理论创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这样的认识飞跃与理论创制，因此迅速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焦点并产生了极其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试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谈谈我们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定位、理论承继与特质的一种整体性认知和理解，以期用一种创新的方法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理论定位：全球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并将其具体运用于中国的外交与全球治理实践的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实质是全球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基于这一生成逻辑和理论定位的认识论解读，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联系”得以确证。
从理论概念的创制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次概念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人将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放置在马克思主义所指认的共同体演进的语言系统中进行解读的产物。理论与现实的交汇、互生、互促在这一新概念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首先，这一概念所反映的是在“虚幻的共同体”这一大的历史阶段，由于国际社会依存程度大大提升、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人类未来可能形成的一种相对特殊的关系样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对这一特殊关系样态进行抽象并予以概念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从认识主体的思维进程来看，认识世界可以分为感觉、抽象、概念化、推理四个环节，一个新的理论概念的出现，是对特定的抽象过程予以概念化的结果。概念化过程不仅是为了“给抽象一种语言形式而使之更容易被理解和记忆”，而且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在该名字所属的语言系统中理解这个抽象”［2］183。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概念的出场体现了人类对于自身生存困境及应对之策的理论自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灵活运用。其次，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型理论概念的创制，当代全球化深入推进、世界历史进程加速的时代特征得以呈现，全球化中相互依赖而非相互争斗的矛盾主要方面得到了强调。通过把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创建新话语、产生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进、保持时代性的根本形式。奥尔曼指出：“马克思自己成就的特色有时是通过引入新概念，如‘剩余价值’，而实现更加充分的理解，从而体现出来的。”奥尔曼以马克思对“剩余价值”概念的发现为例，指出虽然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与社会主义者都认识到了劳动产品分配的不公平，但是他们“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3］，因此不能认识到贯穿于不同经济形式中的共同脉络。同样道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概念正确地抽象出了贯穿于相互依赖理论、国际社会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多元安全共同体理论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共同脉络”并将其概念化，实现了对现时代的“更加充分的理解”与“重新思考”，深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维度中去了。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扮演了一个全新的理论“生长点”的角色，其意义也必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与现实实践的双重支撑下不断得到完善、扩充与细化。概念化过程“意味着通过已经赋予有关概念的意义——尽管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来扩展它的意义”［2］143。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共同体演进的发展规律中得出的理论概念，这一抽象与概念化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和学习的对象，使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细致的认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基石”。当然，这还只是下一步研究的开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它（指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显然还处在一个初创性的阶段。”［4］
从理论运用于实际的困境来看，构建一种全球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具体运用于全球治理实践的必要中介环节。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普遍真理，这三点决定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指导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然而，一些学者早已敏锐地发现，面对“在内在结构、运行方式、发展内涵和问题困境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的今天的人类社会，历史唯物主义已经面临严重的解释困境，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多样化的“微观解读和微观叙事补充”［5］40。从更高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层次来审视这一洞见，可以发现，这其实就是理论观念形态的实践困境问题。这一困境是由理论观念所固有的、不受特殊时空限制的超越性所决定的。抽象性的理论观念应用于具体性的实践活动必须转变其理论形态，必须与现实实际的情况相结合，通过“具体化与现实化”的方式跃迁至实践观念形态。否则，以抽象形式反映客体的科学理性认识就无法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令和方法，无法完成事实的知识向价值的知识、理论的体系向具体的方法的转化，无法对实践活动起到现实、具体的指导作用。理论观念向实践观念跃迁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主体运用想象力，使概念寄托于意象而具体化，取得其理想形态从而发挥规范作用的过程。工程师制定工作程序、建筑师设计蓝图也都是这样一个概念图式化或曰模式化的过程。因此，尽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6］3，但是当代全球治理中西方文明陷入困境、复合型全球风险的加剧、类总体生命道德意识的苏醒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规律”所不可能涵盖的。李达曾经指出：“要获得那种客观的正确的指导的理论，就必须把捉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地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7］同样，要想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全球治理实践中保持正确的方向，至关重要的正是李达所说的“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这种理论必然是隶属于实践观念形态而非理论观念形态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全球治理现状的“有机的结合”而非机械的结合，必然是要抓住当前全球治理的“特殊的形相和固有的特征”，而绝不能走向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于当前的全球治理实践来说，这一实践观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从理论构建的内容层次及使命来看，根据认识运动的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社会认识层次：现实认知的层次、前瞻性认识层次和社会理想的层次。冯契把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的辩证运动过程描述为：“由本然界化为事实界，而事实界的规律性的联系提供可能界，人根据这种可能的现实与人的需要来创造价值，故有价值界。”［1］307套用这一论述，则现实认知的层次、前瞻性认识层次和社会理想层次依次分别隶属于事实界、可能界和价值界三个认识阶段。其中，获取对现实的认知和一定的前瞻性认识是社会理想层次建构的基础与必经阶段，现实认知层次的深入与完善又是前瞻性认识层次得以实现的理论前提，而获取现实认知也离不开一定的历史认识积累。从这一区分可以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新理论创新，其时代使命绝不仅仅停留在以“解释世界”为任务的“事实界”、“可能界”层次上，而是已经迈入了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价值界”层次，致力于通过超越理论形态的新理论形态的创建与付诸现实实践，在批判、否定与扬弃现实的同时积极创造美好未来，以推动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观念变革，实现文化自信与民族心理结构的更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是在不断以理想意图和理想力量的方式，在观念上实现着主客体之间两种存在方式、运动形式和发展逻辑之间的交织融会与能动转换。在这一理念的理论视角下，即便是认识主体对所谓“社会现实”（或“社会历史现实”（socio-historical reality），或“社会实在”）的认识，也绝不是出于纯粹好奇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产物，而是既包含着“人类实践活动和历史活动中所凝聚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领域、社会要素、社会关系等所构成的社会整体和运行机制”［5］41，又蕴含着它们对于建设世界和平、维护国际秩序、推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内在关联，具有强烈的价值指向。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不仅有“真”的要求，还有对“善”的追求与对“美”的向往。这也决定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决不是简单的平列关系：前者以后者为基本依据并按照实践活动的要求将其部分内容包含在自身之中，同时还包含着前者所没有的内容。这一新型理论的创建与不断完善，意味着人类对于自身生存处境及其应对的理论自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既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的超越，是人们认识的深化、丰富与发展。
长白猪第一胎和第二胎的初生窝重与第三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大白猪第一胎与第二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第三胎与第二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长大二元猪第一胎与第三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长大二元猪第二胎有显著高于第三胎的趋势（P=0.07），长白猪第一胎和第二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依托“分娩论”与“逆向研究法”发现新世界秩序的“潜在”性，实现“事实界”向“可能界”的认识飞跃。推动“事实界”向“可能界”的认识飞跃，重要的不是列举出无限的世界发展的诸种可能性，而是要找出事物发展具有内在根据的可能性，即“潜能”。根据“潜能”，寻找出“未来存在于现在之中的形式”（奥尔曼语），即“潜在”。在这一认识环节，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依托马克思的“分娩论”，确认了当前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母体中的“新社会因素”的存在，以及它们向新的更具包容性、公正性的世界秩序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否定了部分资本主义学者所宣告的“历史的终结”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的永久落成，为世界设置了理想性的维度。其次，依托马克思主义的“逆向研究法”（即“现在—过去—未来—现在”的研究方法），通过将“事实界”中所得到的规律性联系、尤其是当前全球化下国际社会特有的、有机的相互作用的主要线索理解为“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当前国际社会的矛盾斗争与解决过程中，现实地、清晰地勾勒出了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与文明形态。这一人类生存方式的现实性早已在当前全球化模式的诸多侧面展露出来，例如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新科技革命的高歌猛进、世界历史不断走向深入、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等等。这一新的文明形态的出现尽管不是“必然的”，但却是“必要的”和“高度可能的”。正如奥尔曼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看到我们的巨大财富和创造更多财富的能力并预见到物质欲望的终结，或者看到我们有限的和运转不灵的政治民主并预见到每个人都民主地管理全社会，或者看到不断增加的失业并预见到这样的可能性，人们共同负担所要完成的工作、工作更少的时间和享受更多的自由时间等等”［2］206。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不断有效传播、各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增强，这一全球价值观凝聚人心、引领潮流、改善全球治理、推动合作共赢的作用将更加显著地发挥出来，它所预示的包容普惠的“新世界秩序”的轮廓也将更为清晰可见。
二、理论承继：基于“事实界—可能界—价值界”的辩证运动
据了解，在十一连共有20户民族贫困家庭，每逢少数民族节日，郭恒信都要亲自到这20户困难家庭走访、慰问一遍。
依托辩证思维把握全球化及其本质规律，实现“本然界”向“事实界”的认识飞跃。“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6］210“事实界”由无数事实构成，是知识经验的领域，对“事实界”的认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大厦的基础与根据。在这一认识环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式，在观念中再现了矛盾、发展的复杂社会现实。具体来说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点：首先，通过关系思维把握国际社会的共生性。“把事物作为关系思考，仅仅是为了使这种相互依存成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对社会要素所做的那样——事物本身的内在部分。”［2］40通过对马克思的这一内在关系哲学的继承，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国与国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科学论断，驳斥了原子论的、狭隘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立场，超越了“单极霸权主义”与“个体还原主义”，树立起了人类主体层次的责任与义务。其次，通过整体思维（或系统思维）提炼出人类共同利益的思想。私有制造成的人的“愚蠢而片面”，使得“全人类共同利益”始终处于西方学者的视线盲区之内，他们“既不关心甚至也不明白这些把它们与整体联系起来使它们具有了相对的和历史的特殊性的关系……如此放弃观察，更大的背景就容易被忽视，或者即使看到了也被当成无关的东西而摒除了”［2］19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看到了这一“整体”与“更大的背景”，因此才能够自觉站在“人类社会”的高度，统筹兼顾解决全球性问题。再次，通过矛盾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切实将国际社会当成矛盾统一体来把握，深入到社会经济的物质层面。因此，它能够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上的变化看到“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从“杰文斯悖论”、“技术解决方案”的困境中触及全球治理问题的本质，从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的历史功绩中看到更加突出的“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从层层掩盖的厚重意识形态烟幕之下寻找到“世界到底怎么了”的真正答案。最后，通过和谐思维提炼出生态共同体、多元文化共同体等先进理念，认识到全球治理实践中人与自然和谐、国际社会和谐、文化交往和谐的重要性，积极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
“要是残疾了，哥，你这下辈子可就…。”何西早就想说了，在医院，自杀的他可见多了，当时就挂的，好说。就怕真把自己致残的。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视角下，无论是从理论概念的创制、理论运用于实际的困境，还是从理论构建的内容层次及使命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应该被视为一种全球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这一理解进路从根本上说明了二者的内在一致性，指认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代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同时，这一理论定位也为我们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系统考察该理念所面对的独特历史地平线、与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的关系、生成过程中各类思想因子的不同作用等问题打开了理论通道，提供了理论框架。从这一认识论视角的理论定位出发，我们还可以较好地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常用的宏观视角与西方学术界相对实证化、具体化的研究风格和中观、微观的视角，避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空泛的指责，避免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的先验论与经验论陷阱，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中的方法自觉、理论自信以及研究中的学术性。
依托全球治理的现实实践检验认识科学性，推动实践观念的自我检验、修正、调整与完善。实践观念到实践的转化过程并不是单向的、一蹴而就的，而是双向的、反复的。“社会生活是在实践中生成、存在、发展和演变的，任何对社会生活的理解都必须放到实践中去，任何社会生活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放到实践中去。马克思主义反对预设的理论理性，主张生成和建构的实践理性。”［10］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继承了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拿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则、现成的概念去对当代现实做“生搬硬套”，而是要在现实实践的选择与创造中，在对“虚假共同体”的有效治理中去完成观念和现实、批判和建构、观念批判与实践批判、观念建构与实践建构的交互作用，实现理论的创新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它必然要在实践中不断自我检验、修正、调整，不断使自己符合当今世界的客观实际以及全球治理实践的现有水平，必然要不断吸取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全球治理实践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和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经验等，从而不断增强自身的感召力与吸引力。
依托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创建实践观念，实现“可能界”向“价值界”的认识飞跃。对“可能界”的认识达到一定程度后，实现“潜能”以符合实践主体的自身需要，以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就提上了日程。这一“结合”就是实践观念的实际创制与价值的创造过程，也是认识转化为实践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世界历史性’现实需要就是新哲学视野或哲学世界观诞生的基本动力和基本杠杆。”［8］在这一认识环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继了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主要体现在：首先，需要是“人的需要”，要关注人本身的发展、承认人的幸福生活的终极目的性。价值有相对价值与终极价值、手段价值和目的价值、认识价值与实践价值之分。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价值领域中‘人’普遍地居于最高的、主导的地位，是‘普照的光’，在任何时候说价值，都意味着这一点”［9］。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人的需要”作为主体性特征的集中表现和价值现象的本质特征，将其理解为对好的生存状态的需要、对幸福生活的需要，反对“控制社会”中“资本的需要”依靠现代社会形态的命令机制对个人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控制，反对“生物性的政治权力”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反对资本的需要为“人的需要”代言，并将人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产品，继承了马克思需要理论的观点。其次，要在客观存在中具体地、历史地把握实践主体的需要。以“需要”而不是“想要”为尺度建立价值关系，才不会落入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泥潭。抽象的“人的需要”是不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这一点。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代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上，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形成世界范围内公共需要的整合机制，把握住世界人民对于共同体的需要、对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对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需要，以及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际政府机构之间缺乏明确的劳动分工、功能的重叠和命令的冲突、决策的低效与不公平等深层次问题。
4.计算技术。现有干部学习平台较多使用云计算技术，而较少使用大数据计算技术。学员多是从相同的课程界面选择课程，平台缺少对学员行为数据的记录，从而推出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难以实现按需施教、因材施教。
总之，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理论脉络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过程进行细致考察后，我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观念的建构处处都展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继承，这一继承不是表面层次的而是深层次的，二者具有根本的内在一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习主席提出的重要治国理政方针理论，完全符合党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或认识路线。从认识论的视角看，这一理念本身即是中国共产党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准确把握与始终坚持正确思想路线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
三、理论特质：形态跃迁下的重构与拓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理论观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跃迁至实践观念形态的产物。这一形态跃迁的实质与目的是对“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范式重构与理论拓新，以使其适应新时代全球治理的理论需求。其理论特质有下面三点：
“农业新品种的发现，有偶然性、也有科技人员的功劳。”谈起红江橙的起源，红江农场副场长陈树华介绍，1971年，红江农场职工管理的橙园中发现一株桔红色果肉自然变异株。翌年春，从此树上截取芽条进行嫁接繁殖了700多株亩木，建设了农场第一代红江橙园。几年后，橙园开始初产，充分显示出优良特性。经专家鉴定，认为红江橙是嵌合体变异株，是一个优良的柑橙新品种。农场指定科技人员和工人进一步进行筛选、纯化繁殖，经过13年4代定向培育，终获成功。
从认识的内容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综合统一性与系统开放性的有机统一。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观念具有综合统一性与现实形式上的动态多样性。在这一庞大的复合式理论—实践体系中，既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整体、全面、相互依存”的世界观，又孕育出“合作共赢”、“共谋发展”等方法论要求；既囊括了“人类共同体”、“天下大同”等悠远的价值理想，又包含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正确义利观”等具体的价值原则；既找到了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中坚、以全人类为参与对象的最广大实践主体，也确立了重建世界秩序、破解西方文明困局这一最为宏大深远的实践目标。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观念实现了主体和客体、必然与应然、目的和手段、物质与精神、理想和现实的综合统一，展现出惊人的理论容量、广阔的认知宽度与相当的理论深度。这是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所不具备的特征，这一特征突出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人与外部世界交互作用“转换器”与“桥梁”的特殊地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全球治理实践的把握与认知已经到达了较为成熟与体系化、系统化的总结提升阶段。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观念具有系统开放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不断建构，也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工具，对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客体必然性进行不断探索的过程。只要这一探索过程不停止，作为理性认识与未来实践“中介环节”的实践观念就必须不断超越原有的层次与水平，不断进行着层次的跃迁与深化、内容的丰富与完善。举例来说，根据信息化和全球化高度融合、国际互联网治理困境逐渐凸显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根据不同国家与地区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程度，适时提出“中阿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根据全球治理实践中的领域扩展状况，适时提出“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新理念。可以预见，随着各领域、各地区、各层次“分图样”的不断绘制与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总图样”的细节将会越来越丰富，层次将更加多元，兆示的人类文明远景也将更加清晰。
从认识的功能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实践趋向性与现实超越性的有机统一。首先，作为观念化、意向化的实践模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基本特性就是实践趋向性，这主要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人民谋幸福的“改造世界”的目的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化、现实化，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共同体理论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将关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事实性知识，转换成为服务于实践的“预见性目的”和“实践性方案”，使之具有务实性、操作性、意向性的色彩等等。具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实现的实践主体的扩展（由无产阶级为主转向作为“类存在”的人）、实践方式的转换（由偏重于批判性逻辑到偏重于建构性逻辑）、实践层次的深入（从最基本的“安全共同体”发展到“责任共同体”等）、实践路径的拓新（由注重制度更迭发展到注重全球治理）等理论突破，都是依据当前全球治理实践的现实需要来确定的。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具有现实超越性的理论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诞生是建立在批判、否定与超越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基础之上的，其目的就是要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固有模式的弊端进行纠偏。作为一种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理想状态的观念预设，它所勾勒的“愿景”与“蓝图”还不是“现存”，是历史及当代的社会现实中还未出现或实现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出现过的。例如习主席提出的“四个世界”理论：建设“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以及“三个未来”的理论：齐心创造“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等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战略思维，充分体现出“理想的意图”超越现存、引领实践、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
从认识的资源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理性精神和“非理性”情愫的有机统一，有着浓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色彩。实践观念有着多维、复相、整合的特征，其“中间环节”的理论地位决定了它与人类掌握世界的其他诸种方式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其生成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实践主体的情感、意志、信念、习惯、潜意识等意识形式（即“非理性情愫”）的影响与制约，而呈现出特定的文化背景与人文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的理论话语。中华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合共生”、“见利思义”、“忠恕之道”等思想精髓作为中国人的“文化潜意识”、“文化基因”与“先验知识结构”，潜移默化地引导着实践主体自觉地朝向对善与美的价值追求，在更为“现代”的实践观念生成过程中起到了激活、驱动、参照、调节的作用。通过将理性精神和“非理性”情愫的融会贯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利、真、善、美的内在统一，克服了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实践观念，对西方文明中的“破坏性的激情”（罗素语）起到了平衡作用。因此，中华传统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观念生成的重要理论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与传统理念的跨时空的“呼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观念的建立与完善，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传统精神参与现代世界秩序形塑的成功范例，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强强联合”，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参与了全球总体规划的设计，焕发出勃勃生机，增进了文化自信，体现出中华文明的精神与风格。毫无疑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具有中国特色、传统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精神公共产品。
德里达指出，马克思的幽灵“其力量之强大就好像它是一个不真实的错觉或幻影，而实际上，它要比人们轻率地称作活生生的在场的东西更为真实”［1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幻影”，既是人类追求真理、获得真理的成果，也是人类追求价值、创造价值的产物。作为一种全球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它既是符合真理的价值，又是于人类社会大有价值的真理，是真理与价值的具体历史的统一。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我们只有通过现实实践将这一“理想的意图”、“理想的力量”提升并进一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才能够实现全球治理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激活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活力，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意义得以彰显。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坚持真理与对人类命运负责的统一、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与不懈争取人类福祉的统一、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统一。因此，毫无疑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们应当长期坚守并努力使其获得现实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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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Theoretical Orientation，Inheritance and Characteristic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pistemology
ZHANG Guo-nan，ZENG Xiang-yun
（School of Philosophy，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theoretical concept created by putting “the new era” in the Marxist community evolution language system for interpretation．Its essence is a Marxist practical concept of global governance．Its theoretical mission is to actively create the future while criticizing， negating and discarding the reality．This idea embodies the inheritance of Marxism 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fact-possibility-value circle”： grasping globalization and its essential law by relying on dialectical thinking， discovering socialism “potential” by relying on the “theory of childbirth” and the “reverse research method”，creating practical concept by relying on Marxist needs theory， and promoting self-examination， amendment，adjustment and perfection of practical ideas by relying on practice．It also shows many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comprehensive unity of cognitive content and the openness of the system；the practical tendency and transcendence of cognitive function；and the stro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color in cognitive resources．In general，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Marxist practical concept that we should stick to and whose realistic forms we should strive to achieve．
Key words： 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ractical concepts； facts； possibilities； values
中图分类号： B0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9）05-0039-07
收稿日期： 2019-05-06
作者简介： 张郭男（1992—），男，山西晋城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曾祥云（1962—），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逻辑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张莲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