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南昌起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昌起义论文,周恩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八一南昌起义70周年。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在这里，我们对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的业绩作些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以志缅怀和纪念。
呼吁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1927年，正当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工人武装斗争和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革命形势却发生了严重的逆转。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汪精卫害怕工农革命运动，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建立了反动统治政权。面对白色恐怖，中共党内坚持革命斗争和实行妥协投降两条路线的较量尖锐激烈，以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共产党人，主张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径坚决予以反击，而陈独秀等人却顽固坚持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一味妥协退让。在这危急关头，为了挽救革命，坚持正确主张的共产党人决心开展武装斗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这就是南昌起义的政治历史背景。
对于陈独秀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时存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广大共产党人极为不满，周恩来也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周恩来根据他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切身体会，看透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多次向中共中央建议，趁蒋介石建立的南京反动政权尚未巩固之时，加紧组织武装力量，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4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为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决定成立）会议上发言，强调“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从四一二事变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汪精卫、陈独秀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二、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方面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1]
会后，周恩来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同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发出。意见书分析了当时军事势力的状况，强调趁蒋介石东南政权还没稳固，“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意见书针对陈独秀的妥协投降主张，着重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怎样迅速出师讨伐，意见书从军事战略上进行了分析，建议“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2]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是在当时政治军事条件下，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也为酝酿决策南昌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紧接着，4月18日，周恩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上说：“我主张我们要有一个结论”。随后，他提出了五点意见，着重指出：“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他要求，“唯中央的错误，应有根本解决的办法。”并建议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共五大。“此次大会应提出上海与广东两次的错误，中央完全承认才能指导全国”。[3]中共五大虽然比较集中地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的错误，但没有作“根本解决”，仍然忽视掌握军队的领导权。
提议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
从4月下旬起，周恩来在聂荣臻的协助下处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善后工作，并部署江浙一带地下武装斗争。5月下旬，周恩来才到武汉。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此后，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工作，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他努力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转移到军事斗争上来，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上，做好应付突发事变和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
在这一时期，为加紧酝酿决定组织武装暴动，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过许多意见和建议。在5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周恩来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在6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三省救各省，东南讨蒋”的斗争方针。在6月17日和20日，周恩来先后两次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前往指挥这次湖南暴动。后来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反对，这个计划没能实行。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确定了新政策，一方面，着手制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计划；另一方面，以中共所掌握和所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这时，周恩来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委员，和张国焘等一起主持共产党的机关和党员紧急疏散撤离和隐蔽工作，把聚集在武汉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地，掌握工农武装力量，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并将一些从事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于南昌、九江一带，做联张（发奎）返粤的准备工作。在这期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经提出：“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4]。新政策打破了一直笼罩在共产党内的沉闷空气。
正是在这种新政策的指引下，7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聚集在九江、南昌一带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周恩来当晚就向军事部的同志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5]传达完后，他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先到九江去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他还交代说：“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6]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谈话会。鉴于张发奎日益右倾，谈话会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7]会后，委托正在庐山的瞿秋白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都同意这些意见。7月24日或25日，周恩来在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上发言提议：中央从速决定南昌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共产国际迅速接济军火物资。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举行第二次北伐。根据周恩来等同志的提议，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果断地作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就当时形势，‘南昌暴动’已经是我党必然应取的政策。”[8]南昌起义是在极端危急的形势下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
指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举行南昌起义的决策确定后，周恩来立即紧张地进行组织准备和军事部署。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赴九江，向正在这里讨论起义问题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针对讨论中是否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起义政纲的争论，周恩来明确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会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作出了决定。随后，研究组织起义部队向南昌集结的部署，并派聂荣臻设法把在马回岭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住在朱德家里。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接着，前委会详细研讨了有关起义的各种事项，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当天，驾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先后到达南昌。
7月28日，周恩来到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向他转达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中共前委关于起义的行动计划。一见面，周恩来就坦诚地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贺龙爽快地回答：“好极了，我洗耳恭听！”周恩来风趣地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洗耳恭听怎么成？还是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9]听完周恩来的转达，贺龙立即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10]
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7月29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给中共前委接连发来两封密电，提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达南昌后再决定。周恩来立即同其他前委成员商定，起义决不能停止，继续进行准备工作。7月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一致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坚决表示：“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11]张国焘看大家都强烈反对他的错误主张，就声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拍桌子气愤地说：“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12]经过几小时争论，会议没能解决问题。第二天早晨，周恩来主持中共前委紧急会议，又继续争论了几个小时，直到得知张发奎已参加庐山反共会议，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指挥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黎明时分战斗结束，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胜利了。起义军歼灭敌军三千多人，缴获机枪八百多挺、步枪四千多支、子弹七十余万发、大炮数门。当天，聂荣臻、周士第率领在马回岭起义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和第七十五团共三千多人赶到南昌。这两个团是以北伐时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有很强的战斗力。周恩来见到他们后，十分高兴地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13]
率领起义军南征受挫
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决定，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参谋团委员会议，研究南下行动方案。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沿赣江南行，直下广东；另一是主张由赣东直取东江。会议决定，取道临川（今抚州）、宜黄、广昌，直下东江。8月3日起，起义军陆续出发南征。周恩来向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了解沿途各地情况，并写信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昌起义情况后，于8月5日撤离南昌，踏上南下征途。炎夏在山路行军，又携带大批弹药辎重，途中困难重重，起义军官兵患病和脱逃现象严重，蔡廷锴所率第十师突然脱离起义军。7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临川，周恩来和中共前委其他成员研究决定，部队在临川休整几天，正式组建第二十军第三师，当地农军和青年学生纷纷参军。为解决部队给养困难，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实行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或罚款的新政策。为稳定部队和提高战斗力，周恩来把追赶上起义军的原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委书记的陈毅，派到第七十三团任政治指导员。周恩来对陈毅说：“派你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豪爽地回答：“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14]
8月12日，起义军进抵宜黄。周恩来指示总政治部起草印发《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向农民宣传土地革命。起义军进占瑞金后，从缴获敌军文件中得知敌军准备在会昌集结18个团兵力同起义军决战，周恩来即主持召开参谋团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先击破会昌敌军。30日，第二十军从东北面向会昌发起攻击，吸引敌军主力；第十一军从西北面向会昌发起攻击，攻占会昌城。周恩来、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来到第十一军阵地前沿，指挥主攻战斗。周恩来询问因夜行军走错路才赶来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部队是很疲劳，可是会昌一定要打下来。你们有没有把握呀？”他们坚决表示：“我们向党保证，一定打下会昌。”[15]经起义军英勇冲杀，当天下午5时许，起义军攻占会昌城，歼敌6千多人。
在会昌，从报纸上得知原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叛变投敌，出卖了起义军南征的部署，周恩来立即召开中共前委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为减少行军阻力，决定部队改由长汀、上杭进军东江。
9月5日，起义军进驻长汀。在这里，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写了南昌起义后的第二封信，汇报离开南昌后起义军在瑞金、会昌作战经过。信中说：“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信中要求，“望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16]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信中强调南征的目的是“建立工农政权”、“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在长汀，周恩来还召开中共前委会议，详细研讨攻取东江的行动计划，会上有两种意见。周恩来和叶挺“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盖料敌人恐慌已极，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败。”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为代表则“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17]当时起义军经过长途行军作战，十分疲劳，盼望能早有个安定的地方休整。因此，大多数官兵赞成后一种主张。于是，会议决定采纳后一种主张。后来的作战事实证明，这次分兵的决定是导致起义军南征失败的直接原因。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领起义军一个团先进驻上杭，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罗明汇报，并向他介绍起义军南征的任务。当得知闽西地区有党的组织和农会组织时，周恩来要他们积极配合起义军，并拨给一些枪弹供开展农民武装斗争用。在上杭，周恩来等还决定没收地主土地，但第二天收到中共广东省委的一份政纲，又改为只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实际上，都没来得及实行。19日，起义军进占三河坝。按照长汀会议决定，起义军在这里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等部留守三河坝，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部队进军潮汕。三河坝分兵，把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五师拆开，使起义军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23日，起义军顺利攻占潮州。24日晨，起义军进驻汕头。26日，起义军在汕头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周恩来在会上讲演，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但这时敌军正分三路在潮汕周围集结。经过几天激战，起义军于30日晚撤离潮州，汕头随之放弃。
周恩来这时已重病缠身，撤离汕头就被担架抬着行军。10月3日，中共前委机关和从前线撤退下来的起义军部队在普宁县的流沙会合。在这里，周恩来和其他起义军领导人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二十多人召开了决策性会议。后来，郭沫若回忆说：“主要是恩来作报告，他是在发着疟疾的，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把这些失败因素检讨了之后，接着又说到大体上已经决定了的善后的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了好些当地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18]会议还决定，不再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会议进行中，发现村外山头上有敌人，于是匆忙结束会议。这时，周恩来高烧达40℃，同志们劝他离开部队。周恩来坚决表示：“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持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19]会后，起义军余部由流沙经钟潭向去海陆丰道上的云落前进，进入乌石地区时遭敌军重兵截击，周恩来、贺龙、叶挺等指挥部队还击，被敌军截为两段，部队失控，被冲散了。第二十四师余部1000多人经甲子港赴海陆丰，第二十军余部2000多人由云落赴海陆丰，以同当地农民结合。这时，周恩来发着高烧，常处在昏迷状态，还在喊：“冲啊！冲啊！”叶挺、聂荣臻守在他身旁，几个人只有一支小手枪，已无自卫能力。后来，由一位当地党的负责人杨石魂帮助他们隐蔽下来，并找来一条小船，送周恩来、叶挺、聂荣臻一行人去香港。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20]
南昌起义军经过两个多月英勇奋战，南征终于失败了。南昌起义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历史性转变关头，无论是实践经验还是思想认识，都很不够，需要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正如毛泽东评价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时所说：“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苛求于前人的。”[21]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总结过。早在筹备召开中共六大期间，1928年3月14日和5月16日在莫斯科召开过“南昌暴动讨论会”，周恩来、刘伯承、邓中夏等12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当事人在会上发言。周恩来在5月16日会议上作了总结发言，讲了8个问题，其中讲到：“前委到九江时，对土地革命观点模糊，二百亩没收根本没有执行”；“国焘错误在开始时动摇”；“主力下潮汕是错误的，到汕时忽略军事”；“叶挺主张调二十五师是对的”；等等。[22]7月9日，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对南昌起义作了结论，既肯定“南昌武装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又指出了造成失败的客观原因和主观错误。[23]1944年3月，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说：“‘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24]1957年，周恩来在审阅修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撰写的《八一起义》说明稿时，在“起义军胜利后”加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行动向南挺进的方针……结果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25]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讲《对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时，再次强调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就是“没有就地革命”。他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25]“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的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27]这是对南昌起义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开辟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不能由此而低估它的伟大政治意义。巴黎公社革命、辛亥革命都失败了，不是在历史上永放光辉吗？”[28]萧克说得很在理，南昌起义如同巴黎公社革命和辛亥革命一样，在历史上永放光辉。
对于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中共中央以及党、军队的一些领导人都作过评价。早在1927年10月24日，南昌起义刚刚失败，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现在叶贺虽然是失败了，而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只有决定四省民众武装暴动，以及率领叶贺军队暴动反抗武汉反动政府之政策，是算党抛弃机会主义而走上布尔什维克道路的新纪元。”[29]周恩来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说过许多，但对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说得很少。他甚至谢绝观看歌颂南昌起义的话剧《八一风暴》。他说：“我那次领导失败了，你又不批评我，我就是不看。”[30]他仅肯定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31]这充分显示了周恩来谦虚的品德和严格自省的精神。
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意义，它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一个闪光的标志。
第一，南昌起义标志着开辟中国革命的新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是摆在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面前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失败教育了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一条革命的新路。李立三曾经深有体会地说过：“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它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32]以南昌起义为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二，南昌起义标志着开展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直到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举起屠刀，血的教训才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毛泽东在论述战争和战略问题时就这样说过：“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33]贺龙也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指出：“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高举起中国革命斗争鲜明的军帜，坚决进行武装斗争”。[34]这些论述都是当事人的真知灼见。
第三，南昌起义标志着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南昌起义集中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所影响的军事力量，起义军经过战争的锻炼和考验，虽然大多数人牺牲了或失散了，但起义军余部却成为创建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董朗、颜昌颐率领的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余部约三千多人，陆续进入海陆丰，同当地农民结合，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创建了海陆丰根据地。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余部约一千多人，转入粤赣湘边区，于1928年2月举行湘南暴动后，4月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创建人民军队的中坚力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支持下，贺龙、周逸群等回到湘西后，按照中央决定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实行“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1928年3月在桑植创建了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工农政权。同时，经过南昌起义和南征战斗洗礼的起义军官兵，提高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积累了作战经验，从而为创建人民军队培养训练了一批得力的军事干部，其中很多人成为我军的帅才和将才。建国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就有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林彪等六人是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如果加上积极策应过南昌起义的叶剑英则有七人。正因为南昌起义在我军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和作用，1933年7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批准中革军委的提议，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建军纪念日。接着，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周恩来发布了关于纪念“八一”的训令。
注释：
[1][3] 1927年4月16日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4月18日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
[2][24]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6—7、173页。
[4]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117页。
[5][6][13][20] 《聂荣臻回忆录》上卷第60、60、66、74页。
[7][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06页。
[9] 《贺龙传》第60页。
[10][25] 《南昌起义资料》第2、3页。
[11][12][16][17][29] 《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29、81、4—5、33、16—17页。
[14] 转引自粟裕：《激流归大海》第344—345页。
[15] 《周士第回忆录》第144页。
[18] 《革命春秋》第227页。
[1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24页。
[21]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5页。
[22] 《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4期第12页。
[23][28][32] 《南昌起义》第168，272，172页。
[26][27] 《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手稿）、讲话记录稿。
[30] 周恩来1962年2月17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
[31] 《对我们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手稿）。
[33]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8页。
[34] 1951年8月1日《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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